与前锋报的日子

一、同《前锋报》相处的日子（论文文献综述）

王博^[1]（2021）在《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时期,桂林文人荟萃,人才济济,文艺团体众多,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各类演讲、话剧和讲座层出不穷,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被誉为“文化城”。而这个“文化城”的主要标志就是其发达的出版业。从1938年至1944年,短短六年时间里,桂林出版了大量的书报刊,类型多元,题材广泛,是全国闻名的出版重镇,与重庆一道占据了当时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影响全局性的历史上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出版史不能忽略地方出版史。但本应“大书特书”的桂林出版业,却没有受到当今学界的高度重视,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虽然颇有成果,但相关研究分散在出版通史中,粗略不详,专门分析出版行业的学术论文更是屈指可数,缺乏对桂林出版业总体性的考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报刊史料和后来的回忆文章,分析桂林出版业成因、变迁、经营、特点和影响,力求准确把握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发展的整体面貌。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兴起成因进行分析。从桂林的政治环境、地理环境、行业环境和受众环境四个方面,对桂林出版业的发展条件具体阐释。全面抗战的爆发、新桂系宽松的文化政策和中共的统战努力营造出行业所需的政治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省会城市地位和交通区位优势构成地理环境。纸张、印刷厂、作者、编者和资金的充足、便利塑造了行业环境。而众多的文化人、学生和公务员也是桂林出版业的天然受众,书刊需求量大,市场广阔。第二章对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动态考察。全面抗战前后,桂林出版业呈现出迥异面貌,战前桂林几为文化荒漠,战时一跃为“文化城”,战后又呈现萧瑟凋零的局面。随着抗战形势的演变,桂林出版业也产生不同变化,显示出桂林出版业发展的复杂性。这种动态变化揭示出其发展变迁的两个特性,即战时性和外源性。第三章分析桂林出版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对生产经营状况的考察包括经营管理和经营成效两方面。桂林出版业的经营管理颇为全面、有效,对组织、人员、书刊质量、发行渠道和营销手段等方面都进行管理,促使其发展壮大。由于桂林出版行业整体的营收史料难以搜集,对经营成效的探究只能以救亡日报社为例,分析其经营的销量、定价总金额和营业总收入,通过个案分析显示桂林出版业经营成效的具体表现。通过对救亡日报社的考察,本文发现除了少数官办、军办出版机构外,从外地迁桂的多数出版机构刚复刊时往往由于人力、物力的匮乏,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质量都不够好,这就导致复刊之初桂林出版机构出版的书刊销量相对较低,收支平衡困难。面对复刊之初艰难的局面,出版机构通常团结所有工作人员,力求改革,革除以往弊病,以增加销量,同时尽量削减成本,促成收支平衡乃至盈利。第四章论述桂林出版业书报刊出版的特点。皖南事变前后的桂林出版业的书报刊出版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事变前,出于宣传抗战,唤醒民众的目的,桂林出版物以短篇和社科类作品为主;事变后,为批评国民党倒退、投降和分裂行为,揭示社会丑恶现象,杂文、历史剧、译作和文艺作品又大量出版,占据桂林出版市场的绝大部分。第五章阐述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历史贡献。桂林出版业不仅促进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凝聚民众爱国热情。此外,还提供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让中外文化人的作品通过桂林的书报刊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当代中国出版业也能在桂林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吸取到有益经验。

吴昕婷^[2]（2020）在《马来西亚华文报业跨文化传播困境研究 ——以《诗华日报》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发展。华文报纸作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承者,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论文着重采用文本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深度采访法三种研究方法,通过对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与拉斯韦尔五个基本范畴,探析马来西亚《诗华日报》所面临的困境与生存策略研究,并着重反映出华文报纸的自主意识及社会责任。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本篇论文的绪论章节,主要概括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关于海外华人媒体研究、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研究的文献综述,还有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等概述。第二部分是对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的历史及演变进行了概括,由大到小分别从海外华文报业历史的发展论述到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的发展,对华文报纸的背景大致梳理也为后文进行了铺垫。第三部分是通过一手资料对研究主体《诗华日报》进行文本分析,从华人新闻报道的总量与分布还有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用数据展现出诗华日报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两年对华人新闻的报道。第四、五、六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通过实地调研与对华文报纸相关人员的采访展现出目前困境下的《诗华日报》,详细的从政治、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三个方面分析了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在跨文化传播环境下困境产生的原因,并且根据前文分析的结果为华人报纸提供了建议与对策,同时也展现了目前《诗华日报》作为华文大报为了更好的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转型措施。本人希望借此研究结果,促进《诗华日报》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作用。本研究不同于以往对跨文化的研究,首先是在于本研究是在跨文化传播视野下分析华文报纸目前的困境,其次是在于本研究采用了实地调研法,使得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希望本研究能为以后华文报纸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胡楚悦^[3]（2020）在《牡丹社事件本末辨析》文中研究指明1871年琉球国纳贡船,因船难漂流至台湾东南岸的八瑶湾,船员登陆后误入高士佛社域,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日本在筹划2年多后,于1874年以“惩凶”为借口,派兵征讨台湾,后与清朝谈判并签订《北京专条》,该事件被称为“牡丹社事件”。此后清朝开山抚番、强固台湾海防,日本收获了吞并琉球的理据。从历史现场出发,以文献史料、口述史料、实物史料进行“牡丹社事件”的本末辨析,可知日本1874年征台决策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筹划和酝酿,日本出兵台湾是在解决琉球归属问题和殖民台湾的双重目标下进行,而清朝认知与日本“出兵台湾”背后的真正意图间存在错位。日本在台湾与原住民联络互动,试图建立长久关系;西乡从道与清朝地方官在台湾的交涉会晤,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件的走向。从台湾原住民口述中观察事件经过,可从另一角度看出“牡丹社事件”各方所扮演的角色:日本始终作为施加者,而清朝以及琉球、台湾地方无力阻止日本的扩张,只能被动应对,也成为旧秩序解体震荡中的“受害方”。“牡丹社事件”是东亚国际环境激变的一个缩影,也是撼动近代东亚格局的第一个翘板。自琉球始,出现骨牌现象,清朝的“藩属”陆续丧失,东亚“华夷秩序”难以为继。

王博^[4]（2020）在《国民大会中的回民参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通过“军政”“训政”以达成“宪政”是孙中山制定的革命路线,而国民大会是“还政于民”实施“宪政”的重要内容。1936年,国民政府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在日益高涨的民主声浪中,回民社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设置回民国大代表的要求,但在建立“国族”的民族观念影响和对日本侵华的警惕下,国民政府拒绝了回民的参政要求,回民参政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抗战胜利后,被中断八年的宪政议程再次开启,1946年,“制宪国大”召开,十七位回民代表在回协的组织和回民社会的支持下向大会提出了回民参政提案,经过一番波折,最终形成了《宪法》中“生活习惯特殊国民”的条款,回民参政取得初步成果。但“生活习惯特殊”这一模糊概念没有真正解决回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身份困境,反而使回民更加“边缘化”。在参政运动中,全国性的回民组织——中国回教协会及各地的回民舆论都在会场之外支持回民代表的提案。同时,回民社会也借助报刊等对参政运动、回民身份、回民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使得回民参政运动同时成为回民政治观念兴起的思想运动。1948年“行宪国大”召开,回民社会对参政问题逐渐由热情激愤转为冷静理性,逐渐开始由争取参政席位转向关注凝聚回民力量、推动回民社会的近代化。回民参政运动虽然最终没有给回民带来平等的参政权利,却推动了回民的国家观念、政治意识和民族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回民社会传统的“二元忠诚”在近代民族观念兴起的新特点下仍然较好保持着回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国大中的回民参政运动成为近代回族发展史和近代中国民族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

王钶媃（Ong Ke Rou）^[5]（2019）在《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来西亚族群关系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传统且经典的研究课题,但以传播学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尤其重视媒介化社会下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族际交往的研究却并不多。严格来说,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是一种共生状态,即冲突又和谐。外界认为的族群团结一致,其实对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笔者而言是一种客气却不敢逾越的互动关系。这引发了本研究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一系列思考:何为冲突与和谐并存的族群共生状态?其上层建构与日常互动中的族际交往又有何规律与区别?民间族际互动如何解构族群冲突走向共生关系?本文基于以上考虑,紧密围绕“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际交往如何达到共生关系”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研究是一项质性研究,笔者用了两年的时间进入田野调查,在学校、职场、网络等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同时也选择了 80位不同年龄与性别等特征的马来人与华人,来作为主要的访谈对象,重点关注两族之间的接触、互动、交往与矛盾关系,具体考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族群认知与偏见、交往模式和规律,以及互动关系中和谐与冲突的动因和过程,通过对日常与网络社会的族际交往这一动态过程进行深入观察,挖掘隐藏在其中的内在关系逻辑。本项研究意欲回答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其一是日常互动中族群间的隔阂与客气交往是何以造成与建立的?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如何影响日常族际交往?两族间存在一条不容挑战也不可逾越的线又怎样解释?其二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很有默契地不去挑战这条线,到底这条线是什么?其深层内容与交往规律为何?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一条线?日常生活的这条线又如何对应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从这两个问题出发,本研究将从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是民间叙述中日常语态的族际交往是怎样的关系过程,其上层建构的矛盾冲突如何透过日常族际交往得到消解与重构?接着是媒介化社会语境下代际差异的族际交往有何异同,这变迁的族群关系如何走向阈限性族际边界与族别认同?最后则阐释族群间复杂而动态的共生关系如何形成并影响族群冲突的产生、建构、转换、消解与重构?研究发现,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关系,是被上层政治精英作为阶级集团利益共同体所建构的,事实上日常互动中两族的交往模式消解了冲突并达成“互不侵犯”的相处之道。与此同时,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关系是嵌入与脱嵌于日常和网络社会的双重交往,即日常族际交往中是嵌入心理而行为脱嵌,而网络中的族群互动则是行为嵌入而心理脱嵌的。此外,从日常场域转向网络社会的族群交往将因时空压缩和时空延伸而得以消解上层建构的族群偏见,并将其重新编码让新一代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趋向融合。这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为何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更多呈现出是一种“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总是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共生关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容易在日常互动中被解构,但即便物理距离接近,心理距离上仍遥不可及,双方都不愿意跨过界限,就像彼此之间有一道墙,或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谁都不会轻易挑战这条线。研究分析认为,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隔阂,这条所谓的不可逾越的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族群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上层建构的是安全“虚线”,间歇性发生且影响力不足,而日常互动中的族群交往也消解了被建构的冲突关系。“虚线”虚无而虚假,但日常互动中的安全“实线”则实在而真实。实线与虚线相互交叠,显示出族群共生关系,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体现出一种不愿主动挑战“安全线”的共处状态、相处之道与交往规范。“隐形的安全线”具有根本性、复杂性与流动性。其根本性在于上层建构了“他族寄生于我族”的优越感与认知偏差、我族因沉默的螺旋而产生了外显与内隐的族群尊严,以及媒介尤其媒体因“把关人”的议程和情绪设置,而将族群关系导向冲突或和谐。其二,安全线的复杂性体现在“离心与向心双倾向”相互牵制,及其因程度长短与选择高低而产生的四种交往维度。最后,安全线的流动性是基于族群交往转向网络社会时,其缺场交往的时空属性赋予了阈限身份,即随时切换族群身份与国族认同的可能性。于此同时,马来人与华人在族群认知中出现了传播断层,过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将因受众的自主选择,而陷入失衡的螺旋,导致新生代一旦接触有别于既定印象的他族认知,则将产生传播休克。这种短暂的文化休克将出现四种反应:惊讶、不接受、努力接触与最终快速适应。研究分析也认为,安全线之所以流动性高,是因符号延异过程中漂浮的能指的任意性,尤其语言成了两族深交与绝交的重要因素。简单来说,安全线的根本性保证了两族之间的安全距离,而其复杂性与流动性导致共生状态得以长久延续。但这条安全线必须是隐形的,因为只有隐形才安全,才能消解上层刻意建构的族群矛盾,同时,隐形的安全线是日常互动中一种仪式化交往的社会规范。“隐形的安全线”虽然是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中的本土化概念,但却也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尝试打破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补充族群边界理论的内涵,重视交往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双重性”,以及高语境化的时空属性。全球化时代下,跨文化传播赋予了文化体之间更多碰撞与交流,而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解释了多个文化体之间在日常与网络社会的不同互动,安全线虚实交叠恰恰体现上层与民间的跨文化对话,其复杂性与边界的流动性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适应过程。

段永建^[6]（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黄薇诗（Wong Wai shee）^[7]（2019）在《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大马净选盟运动》文中研究表明

LIAW SIAU CHI（廖朝骥）^[8]（2018）在《马来（西）亚左翼政党发展与沿革：从大马计划到印马对抗（1961-1965）》文中认为本文追溯了二战前左翼思潮在马来亚半岛、新加坡、婆罗洲三邦传播的历程。1960年“紧急状态”结束,马共武装已不再是独立后的联盟政府担忧的对象。同时,左翼政党因具有的反殖民、跨族裔以及对社会正义的追寻的特点,成为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后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对联盟政府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大马计划”被左翼政党斥为英国政府实行的“新殖民主义”,实际上是以“反共围堵”为名,剥夺北婆三邦追求自身独立的权利,抑制左翼政党的发展。这个对抗局势原本是政党间的对抗。但在1962年12月8日文莱人民党的武装事变发生后,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左翼领袖背上“武装颠覆”的罪名,遭到联盟政府、新加坡政府的逮捕与镇压。随着印尼对抗的外交与政治行动的开始,马来亚砂拉越左翼政党的抗争,也受到印尼与冷战因素的影响。苏加诺的对抗政策涉及到边界的游击战、宣传战、特工的渗透和对泛马来民族情意的召唤,希望在三邦内掀起一股足以威胁东姑领导的联盟政权的反风。砂盟青年越界到西加里曼丹,得到印尼外交部与军方的协助,参与了北加里曼丹人民解放军在边境的游击骚乱,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左翼政党原打算借印尼对抗的局势,彼此呼应反对“新殖民主义”以维护北婆罗洲与砂拉越的“人民自决权”为由,反对大马计划。印马边界的武装骚乱、新加坡的爆炸事件,使得马来西亚笼罩在一片战争的乌云中。这一系列的局势变化导致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中左翼政党的政治抗争陷入通共与叛国的指责。左翼政党全面溃败的大选结果显示出印尼“粉碎大马”的行动,不单没有粉碎大马,反而让马来西亚左翼政党被各个击破。苏卡诺对抗马来西亚的行动不仅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而且让马来西左翼陷入“国家认同”与“效忠”的困境中,进而导致左翼领袖纷纷被逮捕,重创了左翼政治,埋下了 1965年以后马来西亚左翼政党内部分裂的火种。

雷小华^[9]（2018）在《南海周边国家海洋权益维护与海洋执法体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研究南海周边国家海洋权益维护与海洋执法体制,开展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及时掌握东盟国家海洋权益维护的一般动态和基本特征,从而为国家推进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积极有效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提供科学参考依据。本文主要是以海洋权益和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南海周边国家（其中主要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4个国家）为重点分析对象,在具体分析其海洋权益维护的主要行动与举措以及各国海洋执法力量与体制的基础上,总结出各国海洋权益维护与海洋执法体制的一般规律与执法特征。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海洋权益和相关概念的理论内涵和界定。重点分析海洋权益、海权、海洋战略等概念的界定及联系与区别。指出海洋权益是国家管辖海域内,或者其他国家管辖海域内,但依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的总称。海权是维护海洋权益的力量基础,海洋战略是维护海洋权益的谋略。海权建设和海洋战略的目标是维护和实现海洋权益。海洋权益的维护依赖于海洋战略的成功实施。二是具体分析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维护。重点分析南海周边国家（其中主要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4个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具体分析其海洋权益维护的目标、目的、策略、主要行动与举措等等,探索找出南海周边各国海洋权益维护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分析其基本特征与一般规律,从而为我国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参考依据,同时,针对特定的国家制定特殊性对策,实施“一国一策”等。三是具体分析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执法体制。重点研究南海周边国家海洋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出台、海洋执法力量与执法部门间的关系与协调等内容,同时分析其优缺点并总结其各自特征。四是对南海周边国家海洋权益维护与海洋执法体制进行比较分析。尽管国家国情不同,其海洋权益维护也各具特色,但他们也确实存在某些共同点和规律性,包括各国海洋战略目标各有侧重、目的不谋而合、手段与策略大致相似,各国都非常重视海洋执法,最大限度维护海洋权益,但各国法律法规仍需完善,执法协调能力有待提高,执法水平与能力亟须提升。

卞梁^[10]（2018）在《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广泛搜集及阅读诸多近代赴台西人所着文本的基础上,尝试较为清晰、全面地分类概括近代西人所见台湾的方方面面,提炼出具有普遍共性的西人“台湾印象”;结合十九世纪西方文化背景及中西交往环境,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进行解析;在行文中,注重对樟脑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等关键历史节点进行论述,以西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台湾发展轨迹所产生的影响;综合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东方学、西方优越论等学科方法,分析影响西人台湾印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并进行一一例证,最终将十九世纪西人眼中台湾的大致面貌呈现出来。本文认为,由于十九世纪赴台西人一方面长期处在西方优越论与西方中心主义裹挟之下,一方面又对神秘的东方文明充满着好奇,因此来台后,他们始终处于一个矛盾的心态中,他们在深深着迷于台湾的美景风物的同时,又试图以自己所认同的文化观点来定义台湾,获得对台湾的所谓话语权。这也决定了他们常用微观与直观的手法来记录台湾的客观事物,而对台湾的文化层面多进行主观评价与臆断,有时甚至以公然伤害乃至于出卖台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这种主客观并存的论述基调正是其矛盾心态的外在表现。近代西方人在建构其“台湾印象”的背后,是复杂的西方优越论、东方主义、基督教“救世”心态等观念的作用。当然,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不断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的过程中,西人又受到台湾当地文化的渲染与影响,这使得他们逐渐产生了台湾认同,大力向西方介绍台湾。因此,近代西人眼中对台湾“矛盾”的解读或许便是“他者”眼中近代西方“殖民霸权”的另一种解释。最后,西人所留叙台文献在近代台湾史研究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同《前锋报》相处的日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同《前锋报》相处的日子（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来西亚华文报业跨文化传播困境研究 ——以《诗华日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牡丹社事件本末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4）国民大会中的回民参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来（西）亚左翼政党发展与沿革：从大马计划到印马对抗（1961-1965）（论文提纲范文）

（9）南海周边国家海洋权益维护与海洋执法体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论文提纲范文）

四、同《前锋报》相处的日子（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研究[D]. 王博.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2]马来西亚华文报业跨文化传播困境研究 ——以《诗华日报》为例[D]. 吴昕婷. 贵州民族大学, 2020(08)
• [3]牡丹社事件本末辨析[D]. 胡楚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国民大会中的回民参政问题研究[D]. 王博. 山东大学, 2020(12)
• [5]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D]. 王钶媃（Ong Ke Rou）. 南京大学, 2019(02)
• [6]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大马净选盟运动[D]. 黄薇诗（Wong Wai shee）.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8]马来（西）亚左翼政党发展与沿革：从大马计划到印马对抗（1961-1965）[D]. LIAW SIAU CHI（廖朝骥）. 厦门大学, 2018(07)
• [9]南海周边国家海洋权益维护与海洋执法体制研究[D]. 雷小华. 厦门大学, 2018(07)
• [10]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D]. 卞梁.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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