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检察“捕、诉、防”一体化工作机制 感召迷途少年的心灵（论文文献综述）
王崇[1]（2020）在《罪刑克制程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罪刑克制是一种理念,具体表现为公安司法机关对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可以继续追诉、定罪处刑而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轻缓化的处理。换言之,如果存在更温和的方式能够解决社会矛盾,定罪量刑需要保持足够的谦抑。强调程序的罪刑克制,就是要在实体法规定之外,通过程序授权和程序控制实现罪刑减让。罪刑克制理念通过程序机制和案件裁量得以践行。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均应设置无罪化出口,在法律适用时应将宽缓化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导向,并将宽缓化刑事政策作为程序性裁量的决定性权重因素,同时对罪刑克制的裁量权运用进行有效的程序控制。研究蕴含罪刑克制理念的程序,首先要处理好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刑法对哪些行为构成犯罪,犯罪行为如何处刑的问题已有明确规定,程序法想要突破刑法预先设定的罪刑价目表似乎与罪刑法定原则有所冲突。但是,程序法的突破始终是朝着有利于被追诉人的方向,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存在价值融通。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犯罪圈要不断缩小,避免出现“密不透风”的犯罪网;即使某种行为已经符合犯罪条件,还要在刑罚裁量时秉持“轻轻重重”的标准,尽可能避免重刑的适用。刑法谦抑性原则与程序的罪刑克制具有同向性,两者都是以罪刑轻缓为方向。强调程序的罪刑克制绝非要与实体法“分庭抗礼”,而是追求实体法谦抑之上的再谦抑,宽缓之外的再宽缓。目的刑论主张刑罚对罪犯的改造功能,很多在追诉过程中实现程序分流的案例表明,程序本身就能发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作用,它与刑罚一样,都能有效避免“未然之罪”的发生。当程序的教育作用能够充分发挥时,定罪处刑的必要性会明显降低。目前,世界范围内关于罪刑克制的法定程序和“非制度性实践”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尽管数量较多,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各种程序和“非制度性实践”影响罪刑的原因是不同的,在宽缓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国家为追求诉讼效益的最大化,或是为满足迫切的、重要的利益,亦或是在协商性司法、恢复性司法的作用下,都有可能产生罪刑克制的效果。域外罪刑克制程序的总体特点是,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程序分流的路径,各方主体间的诉讼合意能够影响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社会力量能够参与到追诉活动中,并发挥积极作用。相比较而言,我国罪刑克制程序的数量和种类仍相对较少,且“非制度性实践”大量存在。对此,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将其全盘否定,对他们的积极意义视而不见是十分武断的。在司法先于立法的情况下,司法经验会为立法完善提供可行方案。其实,很多国家的法定程序都是从“非制度性实践”逐渐演化而来的,如美国的辩诉交易、加拿大的刑事和解等,这种发展模式会为我国提供很好的借鉴。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是不断轻缓化,国家要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提供罪刑克制的空间,以此鼓励犯罪人主动降低现实危险,追求更好的诉讼境遇。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在立案和侦查时,必须坚持有罪必追。这种处理方式的直接后果是,构成犯罪的案件都要进入起诉阶段。如此一来,程序分流的阙如会增加后续办案机关的工作压力。如果在立案、侦查阶段,允许办案机关对符合条件的轻微犯罪进行非犯罪化处理,犯罪嫌疑人获得司法出罪机会的同时,有利于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酌定不起诉的裁量内容过于单一,仅考量犯罪情节和预期刑罚,与起诉便宜主义多元化的裁量要求存在冲突。犯罪嫌疑人只是不需要被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在规范层面没有要求具有预示现实危险性低的其他事由,就能够被检察机关不起诉处理,是缺乏合理性的。同时,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对象过于狭窄,适用条件过于严苛,直接导致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率一直不高。对此,有必要改良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以犯罪情节、预期刑罚、日常品行、事后表现、被害人意见等多方面因素确定不起诉条件;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类型和刑期限制要有所放宽,并扩大适用至成年人犯罪。惩罚企业犯罪可能引发的“水波效应”需要被足够重视,为避免股东、员工、债权人等无辜的人因追诉活动受到利益损害,检察机关选择暂缓起诉,并监督企业进行合规调整,是比较理想的方案。我国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罪刑从宽的最远边界是定罪免刑,这就意味着,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要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条件,无论情节轻重,宣告有罪是法官的唯一选择。审判权的能动性要求法官仅仅消极裁判是不够的,还要在处理刑事案件时体现人的灵动,当法官认为案件无追诉必要的,应当有权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构建暂缓判决制度,就是为法官行使非犯罪化裁量权提供路径。与罪的克制不同,刑罚的克制集中发生在审判阶段,法官要在刑罚裁量时格外慎重,能够免除刑罚,或是判处非监禁刑的案件,就要选择最轻缓的方式。此外,罪刑裁量要时刻注意公益因素,办案机关发现刑事追诉与国家重大利益发生冲突时,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与否,都要即时停止追诉。为鼓励公民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增加社会福祉总量,有事前功绩的犯罪分子,或参与作证交易的污点证人,获得罪刑减让的程序机制应当合法化。
叶勇明[2]（2020）在《江西省未成年人犯罪协同防控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经济持续飞速发展、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开放文化蔓延影响,由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不完整、生理心理不成熟、人格尚不健全,主观因素与社会客观环境综合作用,造成近几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总量持续居高不下、高位徘徊,并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趋势。江西省近十年未成年犯罪人数30266人,占全省犯罪总人数7.95%,未成年犯罪人员基数总量仍然较大、需矫治改造人员较多、犯罪防控面临诸多新问题。可以说,如何有效防控未成年人犯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当前政府和学者们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课题。未成年犯罪防控工作是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性工程,需要汇聚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业组织、学校家庭及个人等多元化主体的资源与力量,以期实现遵守规则、配合紧密、协作高效、共同推进的未成年犯罪协同防控格局。江西省在未成年犯罪协同防控工作方面,从结构性上和程序性上保障协同顺利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同时还存在职能定位不清晰,职责分工不明确,协同意识不积极,协同形式较随意,机制建设较滞后等现实问题。通过总结分析南昌、新余、吉安、景德镇等4个试点城市以“五类重点未成年群体”为对象,开展协同防控工作的具体案例,探索多元主体中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学校家庭等在协同防控中的职能定位、职责任务和成效作用。本文以江西省为例,来探讨未成年人犯罪的协同防控,以期能够为江西省本地及其他省份做好未成年犯罪防控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本文在学习和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江西省未成年人犯罪的当前现状、总体趋势,分析了江西省未成年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成因,针对性研究了江西省未成年犯罪协同防控工作的总体现状和存在问题,并以四个试点城市为具体案例深入分析,随后在借鉴国内外防控未成年犯罪的经验做法基础上,提出未成年人犯罪协同防控具体对策建议:加快健全完善立法、坚持社会综合治理、发挥家庭预防作用、强化学校重点教育、提升自我防护意识。
张锋学[3]（2020）在《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增长,犯罪特点出现了新的变化,现行犯罪预防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从过分强调报复、报应的刑罚功能转变为注重教育、挽救的预防功能;从事后惩治、震慑转变为事前预防、以人为本,需要理论和实践创新。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人格预防理论,探讨一条有效的途径。从“人格刑法理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进行探讨,通过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设计我国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旨在探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新思路,降低犯罪率和社会教育、矫治成本,并为理论和实务部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内容包括: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成因和预防现状、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包括:网络犯罪亚文化和不良信息成为犯罪低龄化的重要诱因、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逐渐增多、城市社区未成年人和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增多、犯罪动机简单且手段残忍、侵犯财产和涉毒案件逐渐增多。犯罪成因为:社会不良环境容易诱发思想偏差和行为失范、传统家庭教育环境未足够重视人格塑造、学校教育环境过于看重分数、文化商业市场监管失灵、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难以解决、专门学校的运行面临困境、传统帮教制度和理念有待创新。我国目前犯罪预防现状为:网络环境的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家庭环境预防没有突出人格预防、学校环境预防不够重视人格预防、社区环境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改善、心理预防尚未成为人格预防的重点、未成年人的道德思维塑造乏力、社会团体的防治潜能尚未发挥。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要提高网络环境的预防水平。通过净化网络环境和技术创新,科学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防范网络不良行为影响未成年人的人格塑造。家庭环境预防应突出人格预防,建立以“爱”为核心的家庭环境预防模式,重视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育教育,要突出健康人格的塑造。社区应优化功能和环境条件,创新社区教育和帮教模式。农村应加强留守儿童犯罪防治,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建立强制监护制度,完善农村社会救助有效机制。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的构建新思路是:积极防范未成年人在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犯罪心理,加强未成年人社会交际的心理引导,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科学运用“认知疗法”进行教育、矫治,创造良好环境条件促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生物学治疗是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新路径,人格调查是生物学治疗的前提和基础,应当以新技术手段提升生物预防水平。道德思维水平对塑造道德思维影响较大,道德思维教育应超越犯罪本身。道德思维能力培养是道德思维教育的核心,道德思维教育应融入“爱的教育”、“平等教育”和“独立教育”。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有利于及时防治道德偏差,应当构建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创新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综合预防体系,重视体育运动干预的作用,发挥社会团体对不良行为的防治潜能,提升自我预防能力。
洪莉鸥[4]（2019）在《死刑裁量标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死刑诚严厉,标准最可贵,如若标准错,后果不堪估!死刑裁量标准随着我国死缓制度的逐步完善与细化而愈发突显其建构必要性与价值。这一标准的构建不仅体现为是否选择死刑,死刑是否立即执行,死缓是否限制减刑（或死缓终身监禁）这三个层次裁量环节的规范与统一,还体现为鼓励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妥善合理解决死刑案件应当具有的人性与科学。对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努力减少死刑立即执行,实现死刑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威慑、教育挽救,对被害方的安抚救济等功能,达致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学界及司法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缓的严格限制”等裁量规范存在的理解模糊与判断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对行为人主观方面责任认定的不清晰,通过对人格责任理论引入死刑裁量的理解以及目前立法与司法裁量现状问题的分析,死刑裁量各个具体标准的探讨在以体现行为责任的社会危害性与体现行为人责任的反社会性两大量刑根据为主线中依次展开,如下图所示。首先,在阐述死刑裁量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死刑裁量标准的立法与司法现状问题及“少杀、慎杀”发展趋势。指出量刑情节适用混乱的根源弊病,提出对死刑裁量各层次标准的区分把握关键在于对主观责任情节的功能性划分认定与综合评判。其次,梳理归纳、批判分析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就“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及“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一般规定的理解与认定,对归属主观范畴的相关概念做一比较辨析,区分适用反映行为责任与行为人责任的不同功能的诸多裁量情节。再次,引入稳定性与可变性相统一的人格因素并借鉴域外国家将人格因素纳入量刑体系考察的做法,强调国家与社会综合治理,通过人格责任理论对我国罪刑相适应原则进行全新的理解,在行为责任与行为人责任有机统一中认定行为人应予担负的罪责。复次,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作为适用死刑的基本标准,其中对支配行为人犯罪的罪过心理的把握需超脱于主观故意的心理事实,对反映情感罪过与犯罪动机相关情节进行规范性价值评判,在主观罪过的审慎认定中严格把握死刑准入的第一道关卡。最后,以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极大作为死刑具体裁量的调节标准,在教化环境中给予行为人悔改自新的机会,根据行为人人格改过迁善的良性转变决定对其判处死缓,在此基础上根据需要依其反社会人格的改造难易程度决定死缓是否限制减刑或终身监禁。
石立春[5]（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提出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苏禹铭[6]（2019）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针对未成年人刑事犯、保护未成年人刑事权利制度的研究,一直是我国检察实践者工作方向。早在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便在起诉科内设了"少年起诉组",2012年修改的刑诉法更是添加了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随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刑事检察制度改革的日益完善,加强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研究愈显重要。本文以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深层含义及其本质出发,研究该制度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基础,探讨分析国外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坚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立足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实践经验,分析现有制度的不足,系统设计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敦促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走向科学、成熟,把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事业推向一个新阶段,使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更好发挥作用,切实做好预防、感化工作,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文第一章为引言,引述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研究背景、现实意义和研究的理论基础,系统分析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研究的必要性。第二章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基本理论,主要分析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含义和内容,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概述,划定研究范围。第三章通过对美国、法国、日本三个国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研究,分析国外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研究的影响。第四章为国内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现状,从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两个方面分析,分析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案件预防阶段、批准逮捕阶段、审查起诉、提起公诉阶段工作现状。第五章详细对应第四章现状问题提出制度度完善意见。通过以上分析研究,细化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立法提供参考。
张珺一[7]（2019）在《合适保证人制度研究》文中指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用工需求增加,经济发达地区的外来人口激增;省会城市及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教学质量较高,异地求学热潮高涨;长期以来就存在的社会闲散青少年数量较多等问题共同导致当前我国外来未成年人涉罪现象严重的问题。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多与监护人分离,或者即使没有分离但存在无法行使监护权的客观原因,且这些未成年人在犯罪地往往没有固定住所,又没有能力缴纳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导致犯罪后本可以避免的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被不得已采用。因而,在我国现有的取保候审制度下,外来涉罪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这对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在强调保护未成年人,落实刑事诉讼中“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基本原则的要求下,我国检察机关开始探索建立合适保证人制度,保障外来涉罪未成年人平等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权利。这一方面能降低我国的羁押率,缓解监所人满为患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落实对外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平等保护,对其日后顺利回归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共分成四个部分,共36260字。第一部分是对合适保证人制度的总体概述。在城镇化进程加快、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率增高的现实下,我国上海检察机关开始探索创新合适保证人制度。合适保证人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没有羁押必要性,但无法提供保证人、缴纳保证金的涉罪未成年人指定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履行保证人义务,且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人。这种取保候审的新型方式,既能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部分考察了域外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通过介绍域外的不同制度,学习借鉴其中的有益经验,以期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合适保证人制度。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担任少年事件中的责付者的“管辖区域内的适当之人”,就与合适保证人类似,这为我们探索合适保证人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建立该制度时可以学习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做法: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其他机构和组织提供帮助。观护基地作为相关配套措施是建立合适保证人制度时必不可少的,日本的保护观察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借鉴。第三部分介绍我国各地区合适保证人制度的实践运行状况。该制度在探索中取得了重要成效:通过建立合适保证人队伍、观护基地以及互联网等平台,拓展了帮教力量、完善了社会观护体系,最大限度保障了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降低了未成年人的审查逮捕及起诉率。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仍需要重点关注制度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如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合适保证人主体资格不明;制度运行的主导机关不明确;合适保证人权利义务不明且缺乏追责机制;制度缺乏经费保障等。第四部分则对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合适保证人制度提出相关建议。应当确立该制度在刑事诉讼体系中的法律地位,明确合适保证人主体范围、权利义务等,保证制度运行有法可依。自然人和组织都可以通过自我推荐或者单位推荐的方式,通过主导机关的考核后成为合适保证人。在履职期间,合适保证人应当积极行使保证人的权利,如知情权、监督权等;并严格履行保证人的义务,如保密义务、监督义务、报告义务等;如果其怠于履行职责,违反相关义务则应当承担相应后果。合适保证人队伍的选任是制度运行的必要人员保障,社会支持如观护基地、非羁押风险评估机制、相关激励制度的建设则是合适保证人制度运行的必要配套措施,也应当一并建立完善。
雍自元[8]（2018）在《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研究”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法学本科生,这一司法职业后备军进行司法公正观教育的专项研究,它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范畴。也是对高校在法学本科生这个特定群体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深化研究。文章从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基本概念界定、培育必要性与可行性、培育指导思想与思想资源、培育目标与原则、培育内容、路径与方法五个方面展开。司法公正观是围绕司法的宗旨与性质、司法公正的目标、内容、具体表现、评价标准、实现路径等一系列问题形成的观点与思想认识。正确的司法公正观是司法公正实践的前提,而错误的司法公正观则是导致司法不公正的内因,为此,我们应该重视司法公正观培育。从本质上看,司法公正观培育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立德树人”教育的重要组成。其培育的主阵地在高校;培育对象为可能从事司法工作的本科生;培育内容为中国特有的司法公正观,它以马克思主义司法公正观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兼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精神。培育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有现实的需要。法学本科生是法治中国的建设者、是司法职业的后备军、是司法公正的践行者,这些角色要求他们必须具有正确的司法公正观。但是,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现状堪忧,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实践薄弱,因此,强化培育是使法学本科生树立正确司法公正观的必由之路;是提升人民群众司法公正感受的治本之策;是打造高素质司法人才的应然选择;是保证法治国家建设实践方向的内在要求;也是来自司法实践部门的经验总结。司法公正观可育、法学本科生可塑、高校有培育优势,这些有利条件使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成为可能。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指导思想决定着培育的方向。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司法公正以“良法”为前提,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统一观,以及广义的“法律”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司法公正观,即以司法为民为价值目标、以追求平等为一贯主张、以依法司法为基本前提、以司法队伍建设为突出特点,以错案必究为不变态度。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精粹和西方优秀司法实践经验是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思想资源。传统司法文化强调的司法慎重、司法平等、依法司法、廉洁清明要求是应该被薪火传承的历史瑰宝;西方司法实践中,为防止司法不公正而确立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实践经验是我们应该汲取的域外借鉴。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目标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观培育实践的成败。培育目标可以分解为认知、观念和行为三个方面。认知是基础、观念是枢纽、行为是归宿。通过教育,使学生体认司法公正的政治维度,掌握践行司法公正必备的知识体系;帮助学生建构司法公正的伦理向度和“实体、程序、感受”三位一体的司法公正观;教育学生养成审慎行事、权衡判断的习惯,培养他们法律思维、释法说理以及扞卫司法公正的能力。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应该遵循时代性原则,培育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法治人才;应该遵循系统性原则,力求“整体大于部分”的培育效果;应该坚持长期性原则,实现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持续推进;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促进学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科学开展。在培育内容方面,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价值引领;以“实体、程序、感受”三位一体的司法公正观教育为核心;以司法公正内在与外在价值教育为合力驱动;以司法职业道德教育为实现载体。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路径和方法既要守正也要出新。要依托高校主阵地强化培育,挖掘专业教师、法学本科生辅导员的培育潜力,发挥法律职业伦理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培育优势,同时也要创设化育学生司法公正观的校园环境;要立足专业课堂渠道,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形式,提升司法公正观理论教学效果;要深化实践教学,汇聚社会资源促进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知行合一;要借助网络,实现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现实与虚拟培育相结合。
蒋莉[9]（2018）在《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充分运用社会资源,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帮教,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促进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该制度是贯彻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方针的必然要求,符合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和现实需要。本文拟对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予以定义,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其基本特性、价值诉求,结合我国各地关于社会帮教工作的实践情况,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运用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刑事政策学、少年法学、教育学等相关理论知识,提出完善我国社会帮教工作的建议。
肖姗姗[10]（2018）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与未成年人相关的议题均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如虐待儿童、未成年人监护权事宜、未成年人犯罪等。从现行的研究来看,多从刑事法领域予以探讨,缺乏对未成年人司法的体系性探索。文章从体系构建的角度入手,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双重理念下,构建以刑事为主导,兼顾民事、行政的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文章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概述。我国自古以来便有“恤幼”的传统,现今已经开启了专门立法的进程,如颁发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专门法。然而,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相比体系性、全面性、实用性为主导特征的世界三大未成年人司法体系而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存在立法分散、缺乏系统性、附属于传统成人司法、缺乏独立性、受理范围狭窄,缺乏全面性、以刑事处罚为主,缺乏健全的保护处遇体系等问题。可喜的是,一体化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研究视角。一体化指导下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不仅涉及未成年人实体法规定,还应当包括程序法、组织法与执行法的规定;不仅涉及未成年人为行为人的案件,还应当对未成年人为被害人的案件予以处理;不仅涉及刑事法领域,还应当涉及民事法与行政法领域。第二章主要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未成年人司法的思想理念,探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基本理念的选择。“国家亲权”理念促进了西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形成,“儿童利益最大化”思想推动了其进一步发展。从“国家亲权”理论来看,它起始于英格兰,与封建土地制度密切相关,从开始对未成年人监护案件的适用扩大到现今诸多领域的适用,“国家亲权”成为了西方国家司法活动的重要根基。从“儿童利益最大化”来看,虽然其存在概念模糊性的问题,但这一理念逐渐得到了国际认可,并成为了国际社会、诸多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司法的一项基本准则。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发展来看,显然不能将“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两大舶来品照搬到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中,但两者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而言,必须坚持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双向保护的立场,不仅需要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予以规制,同时也需要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保护。因此,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应当选择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未成年人权权利保护并重的基本价值理念。第三章主要介绍未成年人司法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司法构建的前提在于对适用对象的厘清。虽然“少年”概念和“未成年人”概念经常被混淆使用,但从我国近年来颁布的法律规定来看,“未成年人”这一概念更具有中国特色,能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所用。然而,“少年”概念在某些领域仍可保留使用,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始发展至今的“少年法庭”、比较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相关“少年”概念。同时,结合我国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将十八周岁以下的所有公民归于未成年人的范畴。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建立的另一个前提在于对管辖行为的厘清。文章根据调研和案例分析,认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行为予以类别区分。从一般预防入手,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的抽烟酗酒、校园欺凌、旷课逃学、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不良交往、不良触网等现状,对未成年人的典型不良行为予以规制;从临界预防入手,取消传统的严重不良行为规定,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寻衅滋事,扰乱治安行为、涉赌行为、涉毒行为以及性交易行为等触法行为予以规制;从特殊预防入手,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如暴力犯罪、财产性犯罪以及性犯罪等行为予以重点规制。第四章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组织的体系性构建。十九大的召开,宣布着我国已经步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新的阶段,我国诸多方面面临着新的矛盾、困难与挑战,如未成年人司法组织。我国的少年法院、未检部门、未成年人警务部门和司法社工都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部门经历数年的发展后取得的成效仍不容乐观。经过三十余年发展的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少年法庭,出现了价值理念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组织形态不一、专业化队伍缺乏等问题。我国在第一个少年法庭成立之后,开始寻求公安机关内部设置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相关探索。然而,这种专门化、专职化的探索并未形成特有制度。作为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一部分,我国未成年人警务制度成为了司法体系构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在法律上明确未成年人警务的地位,并在县级公安机关设置未成年警察机构,在地市级公安机关无需设置未成年人警察机构,并进一步对未成年人警察的职能予以调整。作为对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审查、起诉,以及对相关司法程序进行法律程序的监督的机关,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是未成年人司法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出现了未成年人保护理念并不清晰,缺乏明确性、稳定性、职能范围过于狭窄、名称混乱,缺乏统一性、专业化队伍落后等现象。基于借鉴比较与现实考量,文章提出对未成年人检察机制予以调整和重构,主要从统一称谓、规定层级设置、调整职能范围、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入手,构建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制。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社会工作在未年成人司法活动中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者在未成年人司法活动中具有角色优势,他们在基本价值理念与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相契合,具备承接未成年人审判、检察、侦查等司法人员延伸工作的能力,也符合符合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特殊要求。毋庸置疑,社会工作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国特色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加大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将其运用到未成年人司法工作中。第五章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审理制度的探索。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不同,诉讼程序中案件的审理也不尽相同,对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区别于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因此,我国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时,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兼顾保护的依据,并以全面调查与迅速简易为基本原则性指导。同时,应当注重对不公开审理、合适成年人到场以及社会调查等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从而,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程序、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审理程序、未成年人行政司法保护案件的审理程序入手,探索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体系性构建。第六章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遇机制的构建。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文章此部分主要探讨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以及犯罪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机制。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中,未成年人被害救助的研究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探讨对这一特殊主体的救助制度,是基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避免未成年人遭受“第二次伤害”的需要,也是基于被害人恶逆变的考量对未成年被害人予以犯罪预防的需要。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建主要从被害补偿、司法援助、被害社会援助入手,同时倡导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致力于被害预防机制的构建。对于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机制而言,这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薄弱环节,现行的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和强制性戒毒等保护处分措施的实际功效显得十分苍白。因此,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对触法未成年人适用多样化的社区性保护处分措施,重视中间性保护处分措施的运用,并对我国的工读学校予以改革。当然,对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措施也应当设置从调查——决定——审理与裁判——执行的严格程序规定。对待犯罪未成年人的刑罚适用而言,当前的主流观念为禁止死刑、限制自由刑、鼓励非刑罚处罚为基本适用原则。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已经明文禁止死刑的适用,但是对于自由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来看,仍有待进一步调整。基于犯罪预防和权利保护的需要,文章认为除禁止适用死刑外,无期徒刑、没收财产、政治权利的剥夺也应当禁止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未成年犯罪人拘役、管制、有期徒刑、罚金刑的适用应当予以特殊化规定。就未成年人刑罚的执行而言,应当从监禁执刑和社区矫正入手,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力度,对未成年人进行及时有效的帮助和矫治,帮助其早日回归社会。
二、刑事检察“捕、诉、防”一体化工作机制 感召迷途少年的心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刑事检察“捕、诉、防”一体化工作机制 感召迷途少年的心灵（论文提纲范文）
（1）罪刑克制程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范围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的难点 |
| 1.5.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罪刑克制程序之基本问题 |
| 2.1 罪刑克制之概念 |
| 2.2 罪刑克制之程序化保障 |
| 2.3 罪刑克制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
| 第3章 罪刑克制程序之理论依据 |
| 3.1 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贯彻 |
| 3.1.1 罪刑法定之价值内涵 |
| 3.1.2 我国罪刑法定的双重含义 |
| 3.1.3 消极罪刑法定与罪刑克制的价值融通 |
| 3.2 刑法谦抑性之程序保障 |
| 3.2.1 刑法谦抑性之内涵分析 |
| 3.2.2 犯罪范围与刑罚限度之二分 |
| 3.2.3 程序的罪刑克制是刑法谦抑之上的谦抑 |
| 3.3 刑罚目的的程序载体 |
| 3.3.1 目的刑论强调刑罚对罪犯的改造 |
| 3.3.2 程序教育有助于刑罚改造提前实现 |
| 3.3.3 程序教育的方式多样性 |
| 3.3.4 程序教育的主体多元性 |
| 3.4 程序法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 |
| 3.4.1 诉讼经济 |
| 3.4.2 尊重人的尊严与主体地位 |
| 3.4.3 满足最大多数人幸福的功利需要 |
| 第4章 罪刑克制程序之比较法考察 |
| 4.1 程序出罪机制比较考察 |
| 4.1.1 警察对轻微犯罪的终局性处分 |
| 4.1.2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处理 |
| 4.1.3 暂缓判决 |
| 4.1.4 作证交易豁免 |
| 4.2 刑罚减让程序机制比较考察 |
| 4.2.1 辩诉交易 |
| 4.2.2 刑事和解 |
| 4.3 罪刑克制程序之延伸:前科消灭 |
| 4.3.1 法国的前科消灭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 |
| 4.3.2 俄罗斯关于前科消灭的规定比较完善 |
| 4.3.3 日本前科消灭表现为刑的宣告失效 |
| 4.4 域外程序对我国的启示 |
| 第5章 我国罪刑克制程序之既有状态 |
| 5.1 立案侦查阶段严格依照实体法罪刑规定 |
| 5.1.1 犯罪轻微不是不立案和撤案法定事由 |
| 5.1.2 认罪认罚案件公安机关无独立撤案权 |
| 5.1.3 刑事和解案件公安机关只能建议从宽 |
| 5.1.4 公安机关有罪必追的原因及后果 |
| 5.2 审查起诉阶段的程序性罪刑克制机制 |
| 5.2.1 酌定不起诉 |
| 5.2.2 附条件不起诉 |
| 5.3 审判阶段的罪刑克制机制 |
| 5.3.1 司法解释允许法官突破有罪必定 |
| 5.3.2 我国的犯罪记录封存与相关实践 |
| 5.4 合意机制中的罪刑克制实现 |
| 5.4.1 刑事和解 |
| 5.4.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
| 5.5 有关的“非制度性实践” |
| 5.5.1 作证交易豁免 |
| 5.5.2 审辩交易 |
| 5.5.3 暂缓判决 |
| 第6章 我国罪刑克制程序之完善 |
| 6.1 侦查机关轻微犯罪处分程序 |
| 6.1.1 立案阶段不立案处理 |
| 6.1.2 侦查阶段撤销案件 |
| 6.2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 |
| 6.2.1 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多元化 |
| 6.2.2 提高酌定不起诉适用率 |
| 6.2.3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扩大化 |
| 6.2.4 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 |
| 6.2.5 企业犯罪暂缓起诉 |
| 6.3 人民法院的罪刑裁量 |
| 6.3.1 审判能动性与非犯罪化的价值融通 |
| 6.3.2 法官接受量刑建议即时宽缓用刑 |
| 6.3.3 构建人民法院暂缓判决程序 |
| 6.4 公益因素的罪刑克制 |
| 6.4.1 维护公共利益是停止追诉独立事由 |
| 6.4.2 事前功绩影响罪刑减让 |
| 6.4.3 作证交易豁免的合法化 |
| 6.5 前科消灭程序 |
| 6.5.1 前科消灭的必要性分析 |
| 6.5.2 前科消灭的设想方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江西省未成年人犯罪协同防控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未成年人犯罪 |
| 2.1.2 协同防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未成年人犯罪成因理论 |
| 2.2.2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理论 |
| 2.2.3 未成年人犯罪矫正理论 |
| 2.2.4 协同防控理论 |
| 3 江西省未成年人犯罪现状、特点与成因分析 |
| 3.1 江西省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与趋势 |
| 3.1.1 江西省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
| 3.1.2 江西省未成年人犯罪趋势 |
| 3.2 江西省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
| 3.2.1 未成年人犯罪向低龄化趋势发展 |
| 3.2.2 未成年人犯罪结伙性作案特点明显 |
| 3.2.3 未成年人犯罪以侵财性犯罪为主要形式 |
| 3.2.4 未成年人犯罪有较强的报复性逆反心理 |
| 3.3 江西省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分析 |
| 3.3.1 家庭环境因素 |
| 3.3.2 社会风气因素 |
| 3.3.3 学校教育因素 |
| 3.3.4 未成年人主观因素 |
| 4 江西省未成年犯罪防控现状、问题及试点分析 |
| 4.1 未成年人犯罪协同防控的总体现状 |
| 4.1.1 组建了临时工作机构 |
| 4.1.2 制订了防控工作方案 |
| 4.2 未成年人犯罪协同防控存在的问题 |
| 4.2.1 政府部门间协同还不到位 |
| 4.2.2 学校、家庭沟通未形成常态 |
| 4.2.3 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不高 |
| 4.2.4 工作机构及机制建设较滞后 |
| 4.3 未成年人犯罪协同防控试点经验分析 |
| 4.3.1 南昌市:协同矫治“不良行为未成年人” |
| 4.3.2 新余市:探索“社会闲散未成年人”就业协同服务 |
| 4.3.3 吉安市:打造“留守未成年”协同帮扶机制 |
| 4.3.4 景德镇市:协同服务管理“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 |
| 5 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的国外经验和国内实践考察 |
| 5.1 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的国外经验 |
| 5.1.1 构建完备的法律保护体系 |
| 5.1.2 各具特色的教育感化措施 |
| 5.1.3 逐步强化的惩戒处罚措施 |
| 5.2 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的国内实践 |
| 5.2.1 广东江门“三位一体”协同观护帮教 |
| 5.2.2 北京海淀开展“临界预防”观护 |
| 5.2.3 湖北省统筹协调推进犯罪防控 |
| 5.2.4 吉林长白建立协同帮教“绿色家园” |
| 6 推进未成年人犯罪协同防控对策建议 |
| 6.1 加快健全机构完善立法 |
| 6.1.1 完善未成年保护的系统性立法 |
| 6.1.2 健全成立未成年保护综合性机构 |
| 6.2 坚持全社会综合协同治理 |
| 6.2.1 完善协同管理机制 |
| 6.2.2 强化社会环境治理 |
| 6.2.3 坚持惩治与教育并重 |
| 6.3 发挥家庭预防作用 |
| 6.3.1 合力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 |
| 6.3.2 形成良好的教养方式 |
| 6.3.3 正确处理家庭结构变化 |
| 6.4 强化学校重点教育 |
| 6.4.1 协同开展针对性教育 |
| 6.4.2 强化日常跟踪管理 |
| 6.4.3 畅通家校沟通渠道 |
| 6.5 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
| 6.5.1 主观上要坚定 |
| 6.5.2 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
| 7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实证分析法 |
| 二、图表综合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文献分析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与人格刑法理论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犯罪概述 |
|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界定 |
|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人格刑法相关理论 |
| 一、人格概述 |
| 二、犯罪人格的一般理论 |
| 三、人格刑法理论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人格刑法理论 |
| 一、刑法人格化有利于制定合理的刑事政策 |
| 二、刑法人格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公正性 |
| 三、刑法人格化有利于评估人身危险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成因和预防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 |
| 一、网络犯罪亚文化和不良信息影响较大 |
| 二、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逐渐增多 |
| 三、城市社区未成年人和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增多 |
| 四、犯罪动机简单且手段残忍 |
| 五、侵犯财产和涉毒案件逐渐增多 |
| 第二节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 |
| 一、社会不良环境容易诱发思想偏差和行为失范 |
| 二、传统家庭教育环境未足够重视人格塑造 |
| 三、学校教育环境过于看重分数 |
| 四、文化商业市场监管失灵 |
| 五、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难以解决 |
| 六、专门学校的运行面临困境 |
| 七、传统帮教制度和理念有待创新 |
| 第三节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现状 |
| 一、网络环境的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
| 二、家庭环境预防没有突出人格预防 |
| 三、学校环境预防不够重视人格预防 |
| 四、社区环境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改善 |
| 五、心理预防尚未成为人格预防的重点 |
| 六、未成年人的道德思维塑造乏力 |
| 七、社会团体的防治潜能尚未发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与基本理念 |
| 二、美国的“转向处遇”制度 |
| 三、美国的“零容忍政策”和“恢复性政策” |
| 四、美国的“圆桌谈话” |
| 第二节 日本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日本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立法概况 |
| 二、日本的“非行少年程序” |
| 三、日本的“家庭裁判所” |
| 四、日本的“少年司法体系”和司法理念变迁 |
| 第三节 英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英国的“国家亲权主义”制度 |
| 二、英国的儿童福利保护 |
| 三、英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
| 第四节 意大利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意大利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模式 |
| 二、意大利的“‘帮助身边的人’核心计划” |
| 三、意大利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教育和矫治 |
| 第五节 韩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韩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 |
| 二、韩国的“保护处遇制度” |
| 第六节 德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德国的少年儿童立法概况 |
| 二、德国的“社会调查制度” |
| 第七节 国外共性的经验与借鉴 |
| 一、重视通过立法手段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
| 二、重视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教育和矫治作用 |
| 三、重视家庭环境预防和学校环境预防的作用 |
| 四、重视心理预防和避免标签效应 |
| 五、坚持“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 |
| 第一节 加强网络环境预防 |
| 一、科学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 |
| 二、防范网络不良行为影响人格塑造 |
| 三、提升网络环境的预防水平 |
| 第二节 优化家庭环境预防 |
| 一、家庭环境预防应当突出人格预防 |
| 二、建立以“爱”为核心的家庭环境预防模式 |
| 三、围绕人格预防加强亲职教育 |
| 四、重视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
| 第三节 创新学校德育教育 |
| 一、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育教育 |
| 二、学校德育教育应当突出健康人格塑造 |
| 三、创新德育教育的内容、方法和体系 |
| 四、德育教育的成败应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 |
| 第四节 提升社区功能和综合防治能力 |
| 一、优化社区功能与环境条件 |
| 二、创新社区教育和帮教模式 |
| 三、社区防治应结合专门学校的改革进行 |
| 四、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社区帮教工作 |
| 第五节 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防治 |
| 一、加强农民工就业政策调整 |
| 二、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
| 三、改善农村学校教育环境 |
| 四、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强制监护制度 |
| 五、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救助有效机制 |
| 六、整合社会资源与加强综合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之构建 |
| 第一节 人格预防的重点在于心理预防 |
| 一、积极防范未成年人形成犯罪心理 |
| 二、加强未成年人社会交际的心理引导 |
| 三、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
| 四、科学运用“认知疗法”进行教育、矫治 |
| 五、创造有利于心理健康的环境条件 |
| 第二节 犯罪人格的生物预防 |
| 一、犯罪人格的生物因素分析 |
|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生物性原理 |
| 三、生物学治疗创新预防新思路 |
| 四、人格调查应作为生物学治疗的前提 |
| 五、新技术手段提升生物预防水平 |
| 第三节 实践以道德思维为导向的人格预防 |
| 一、道德思维概述 |
| 二、神经学视域下的道德思维干预 |
| 三、道德思维水平对塑造道德思维的影响 |
| 四、道德思维教育应超越犯罪本身 |
| 五、道德思维能力培养应作为道德思维教育的核心 |
| 六、道德思维教育应融入三种教育 |
| 第四节 构建犯罪思想道德监测体系 |
| 一、犯罪思想道德监测的内涵和原则 |
| 二、监测犯罪思想道德的指标体系 |
| 三、构建犯罪思想道德监测体系的具体实践 |
| 第五节 加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防治 |
| 一、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概述 |
| 二、未成年人不良行为防治的理论基础 |
| 三、创新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综合预防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死刑裁量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背景与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方案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死刑裁量标准概述 |
| 第一节 死刑裁量标准的内容与价值 |
| 一、死刑裁量标准的具体内容 |
| 二、死刑裁量标准的作用价值 |
| 第二节 死刑裁量标准的现状分析 |
| 一、死刑相关罪行的立法梳理 |
| 二、死刑裁量实践问题及症结 |
| 第三节 死刑裁量的发展趋势 |
| 一、减少死刑的执行 |
| 二、限制死刑的适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传统死刑裁量标准分析 |
| 第一节 “罪行极其严重”的判定标准 |
| 一、客观说 |
| 二、主客观说 |
| 第二节 “应当判处死刑”的认定要件 |
| 一、死刑适用的积极要件 |
| 二、死刑适用的消极情形 |
| 第三节 “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含义与适用 |
| 一、死缓适用标准理论纷说 |
| 二、死缓适用的事实根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死刑裁量标准中人格责任的引入 |
| 第一节 人格刑法中强调犯罪人格 |
| 一、刑法中的反社会性人格 |
| 二、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分担 |
| 第二节 死刑裁量标准中的人格因素 |
| 一、相对稳定人格的行为征表 |
| 二、可予改造人格的挽救教育 |
| 第三节 人格责任与刑罚相适应原则 |
| 一、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相统一 |
| 二、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并重 |
| 三、行为责任与行为人责任相结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死刑裁量适用基本标准的提出 |
| 第一节 行为的客观危害极大 |
| 一、犯罪性质及附随情状 |
| 二、危害后果极其严重 |
| 三、危害行为特征与表现 |
| 第二节 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极大 |
| 一、主观罪过的心理状态 |
| 二、行为责任的规范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死刑裁量调节标准的深入与细化 |
| 第一节 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的界限 |
| 一、死刑犯求善教化的康庄大道 |
| 二、死刑犯反社会人格向善评价 |
| 第二节 一般死缓与特殊死缓的界限 |
| 一、死缓制度严格模式及适用根据 |
| 二、反社会人格改造难易程度评判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研究背景 |
| 1.2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现实意义 |
| 1.3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理论基础 |
| 1.3.1 刑罚个别化理论 |
| 1.3.2 国家亲权理论 |
| 1.3.3 少年宜教不宜罚理论 |
| 第2章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概述 |
| 2.1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含义 |
| 2.2 我国未年成人刑事检察制度的内容 |
| 第3章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现状与不足 |
| 3.1 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组织体系 |
| 3.1.1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 |
| 3.1.2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人员的选任 |
| 3.2 具体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制度 |
| 3.2.1 预防阶段现状与不足 |
| 3.2.2 批准逮捕阶段现状与不足 |
| 3.2.3 审查起诉阶段现状与不足 |
| 3.2.4 庭审阶段现状与不足 |
| 第4章 国外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 |
| 4.1 美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 |
| 4.2 法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检察制度 |
| 4.3 日本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 |
| 4.4 国外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启示 |
| 第5章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建议 |
| 5.1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组织体系的完善 |
| 5.2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制度的完善 |
| 5.2.1 预防阶段的完善 |
| 5.2.2 批准逮捕阶段完善 |
| 5.2.3 审查起诉阶段完善 |
| 5.2.4 庭审诉阶段完善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后记 |
（7）合适保证人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合适保证人制度概述 |
| (一)合适保证人的内涵 |
| (二)合适保证人制度产生的背景 |
| (三)合适保证人制度的价值评析 |
| 二、合适保证人制度域外考察 |
| (一)台湾 |
| (二)英国 |
| (三)美国 |
| (四)澳大利亚 |
| (五)日本 |
| (六)对域外相关制度的评析 |
| 三、我国合适保证人制度的运行状况 |
| (一)我国对该制度的初步探索 |
| (二)合适保证人制度探索取得的成效 |
| (三)合适保证人制度运行出现的问题 |
| 四、我国合适保证人制度构建设想 |
| (一)合适保证人的主体范围及选任 |
| (二)合适保证人的权利与义务 |
| (三)合适保证人违反义务的后果 |
| (四)配套制度的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重难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基本概念 |
| 第一节 “公正观”厘定 |
| 一、“公正”释义 |
| 二、公正观的维度 |
| 第二节 “司法公正观”阐释 |
| 一、司法公正观界定 |
| 二、司法公正观的主要范畴 |
| 三、司法公正观的功能 |
| 第三节 “司法公正观培育”解析 |
| 一、司法公正观培育的理论依据 |
| 二、司法公正观培育的价值旨归 |
| 三、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构成要素 |
| 第四节 “法学本科生”及其特性 |
| 一、法学本科生是法治中国的建设者 |
| 二、法学本科生是司法职业的后备军 |
| 三、法学本科生是司法公正的践行者 |
| 第二章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必要性 |
| 一、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现实状况堪忧 |
| 二、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实践薄弱 |
| 三、强化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意义 |
| 第二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可行性 |
| 一、正确的司法公正观能够培育 |
| 二、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有可塑性 |
| 三、高校有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优势 |
| 第三章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指导思想与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指导思想 |
| 一、马克思主义司法公正观 |
| 二、中国共产党司法公正观 |
| 第二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司法公正思想精粹 |
| 二、西方司法公正观的有益经验 |
| 第四章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的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目标 |
| 一、认知目标:引导学生体认司法公正的政治维度与知识体系 |
| 二、观念目标:指引学生建构兼顾多元的司法公正观 |
| 三、行为目标:培养学生践行司法公正的习惯和能力 |
| 第二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原则 |
| 一、坚持时代性,培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法治人才 |
| 二、坚持系统性,力求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整体效果 |
| 三、坚持长期性,实现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持续推进 |
|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培育科学开展 |
| 第五章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内容、路径与方法 |
| 第一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内容 |
| 一、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 二、核心内容:“三位一体”的司法公正观教育 |
| 三、合力驱动:司法公正内在与外在价值教育 |
| 四、实现载体:司法职业道德教育 |
| 第二节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的路径与方法 |
| 一、依托高校主阵地,内部挖潜强化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 |
| 二、立足专业课堂渠道,提升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理论教学效果 |
| 三、深化实践教学,汇聚社会资源促进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知行合 |
| 四、借助网络,实现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现实与虚拟相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访谈提纲1-6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特性 |
| (一)基本概念 |
| (二)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的基本特性 |
| 二、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的适宜对象与价值诉求 |
| (一)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的适宜对象 |
| (二)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的价值诉求 |
| 三、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的法律依据 |
| 四、各地对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的实践 |
| (一)上海：社会化帮教模式 |
| (二)北京海淀：4+1+N模式 |
| (三)江苏：从社区托管到观护帮教站、观护帮教基地的转型 |
| (四)重庆“莎姐”模式 |
| 五、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法律保障欠缺 |
| (二)地区发展不均衡,导致帮教差别化适用 |
| (三)帮教主体职能不清、衔接配合不畅 |
| (四)帮教专业性、针对性不强 |
| (五)临界犯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存在真空 |
| (六)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 |
| 六、完善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的建议 |
| (一)健全相关立法,强化法律保障 |
| (二)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帮教合力 |
| (三)提高帮教工作的专业性与针对性 |
| (四)强化临界预防工作 |
| (五)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我国需要研究的问题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未成年人司法的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与现状 |
| 一、中国对未成年人特殊规定的历史沿革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困境 |
| 一、未成年人法律规定缺乏体系性 |
| 二、未成年人司法缺乏独立性 |
| 三、未成年人案件的受理缺乏全面性 |
| 四、未成年人保护处遇体系缺乏健全性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司法在全球的发展及特征 |
| 一、世界三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的发展 |
| 二、现代未成年人司法的三大特征 |
| 第四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路径选择—体系化 |
| 一、体系化作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研究方法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化的基本构想 |
| 第二章 体系化未成年人司法的思想理念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司法产生的基础——“国家亲权”理论 |
| 一、国家亲权的起源 |
| 二、国家亲权在美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延伸 |
| 三、国家亲权的基础:家长主义 |
| 第二节 国际未成年人司法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理论 |
|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的沿革与发展 |
| 二、儿童利益最大化在发展中的困境与应对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 |
| 一、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评析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 |
| 三、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实质要求 |
| 第三章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适用范围 |
| 第一节 法律适用的主体 |
| 一、“未成年人”概念的选择 |
| 二、未成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 |
| 第二节 法律适用的侵害行为 |
| 一、我国现行未成年人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二、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 |
| 三、未成年人的触法行为 |
| 四、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
| 第三节 法律适用的被害案件 |
| 一、当前我国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主要特征 |
| 二、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主要情形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组织的体系性构建 |
| 第一节 少年法院的构建 |
| 一、中国少年法庭的起源与发展 |
| 二、中国少年法院创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三、中国特色少年法院的基本构思 |
| 第二节 未成年人警务机制的构建 |
| 一、域外未成年人警务制度 |
| 二、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作用及职责 |
| 三、中国未成年人警务机制建立的必要性分析 |
| 四、中国构建未成年人警务制度的设想 |
| 第三节 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构建 |
| 一、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困境 |
| 二、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调整与重构的可能性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检察机制的构建 |
| 第四节 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机制的创建 |
| 一、社工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角色优势 |
| 二、社区工作与未成年人犯罪 |
| 三、社工与未成年人保护 |
| 四、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机制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 |
| 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兼顾保护原则 |
| 二、全面调查原则 |
| 三、迅速简易原则 |
| 第二节 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特殊制度 |
| 一、不公开审理制度 |
|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
| 三、社会调查制度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的基本程序 |
|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 |
|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 |
|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 |
| 第四节 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的审理 |
| 一、中国关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的现行规定 |
| 二、中国当前未成年人民事保护案件审判机制的缺陷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制度的构建 |
| 第五节 未成年人行政司法保护案件的程序性探索 |
| 一、中国未成年人行政案件审判的基本情况 |
| 二、中国未成年人行政审判的现状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行政审判机制的构建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遇机制的构建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被害救助制度的构建 |
| 一、未成年人被害救助的概念及基本理念 |
| 二、未成年人被害救助机制的构建 |
| 三、未成年人被害预防机制 |
| 第二节 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 |
| 一、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的界定 |
| 二、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实践与问题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的完善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 |
| 一、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基本理念 |
|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适用 |
| 三、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刑事检察“捕、诉、防”一体化工作机制 感召迷途少年的心灵（论文参考文献）
- [1]罪刑克制程序研究[D]. 王崇. 辽宁大学, 2020(07)
- [2]江西省未成年人犯罪协同防控研究 ——基于试点城市的考察[D]. 叶勇明.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4)
- [3]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D]. 张锋学.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4]死刑裁量标准研究[D]. 洪莉鸥.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5]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6]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研究[D]. 苏禹铭. 吉林财经大学, 2019(03)
- [7]合适保证人制度研究[D]. 张珺一.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8]法学本科生司法公正观培育研究[D]. 雍自元. 安徽师范大学, 2018(01)
- [9]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研究[D]. 蒋莉.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10]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D]. 肖姗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