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性心内膜炎合并瓣膜功能不全的外科治疗（附13例报告）

一、感染性心内膜炎并瓣膜功能障碍的外科治疗(附13例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郭磊磊,李天文,胡利,蔡莉娜^[1]（2022）在《以过敏性紫癜为首发表现且不伴发热的感染性心内膜炎一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提高对感染性心内膜炎非典型临床表现的认识。方法报道1例以过敏性紫癜为首发表现、不伴发热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 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该患者以过敏性紫癜为首发表现, 不伴发热, 血培养结果为草绿色链球菌, 心脏彩超检查见主动脉瓣及二尖瓣赘生物, 最后确诊为感染性心内膜炎。住院期间积极抗感染、利尿、强心及营养支持, 患者心力衰竭进行性加重并出现脑栓塞, 建议外科手术而家属拒绝, 最终患者病情恶化死亡。结论以过敏性紫癜为临床首发表现的感染性心内膜炎较少见, 初期易误诊漏诊, 及时早期识别并手术治疗可挽救患者生命。

王岳,黄辰,朱效华,黄功成,封帆,渠亚伦,徐敬^[2]（2021）在《3种不同方法再次二尖瓣置换术的临床应用》文中研究说明为探讨3种不同方法再次二尖瓣置换术的临床应用, 我们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30例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外科行心脏术后再次行二尖瓣置换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全组既往均有二尖瓣（和）或主动脉瓣置换或成形史, 再次手术中18例患者采用传统正中开胸手术, 10例采用右前外小切口, 2例采用经心尖经导管二尖瓣置换（TMVR）术。全组患者围手术期、术后3个月及1年后均生存。传统正中开胸术中游离心包时主动脉破裂出血2例, 1例出现严重低心排血量综合征, 右前外小切口及TMVR术后患者未出现术中及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心脏再次手术的难点是心脏术后心包粘连所致的解剖关系不清、手术时间长及并发症风险高, 充分的术前评估、心功能调整及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可提高手术成功率, 降低围手术期病死率。

雷浩^[3]（2021）在《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外科手术治疗临床效果回顾性分析》文中指出目的:探讨感染性心内膜炎外科手术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收集2009年6月至-2019年12月间收治43例感染性心内膜炎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查阅病历收集患者的相关信息,包括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心脏基础病史、超声心动图表现、手术方式、术后ICU情况、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将资料记录、整理,并比较分析。根据相关文献报道及指南,以收治入院治疗开始至进行手术的治疗时间,根据是否完成正规药物抗感染治疗4-6周,分为A、B两组。A组23例:术前完成4-6周抗感染,并完成手术。B组20例:术前行2-3周抗感染并完成手术者。患者内科治疗原则一致,根据术中具体情况选择手术方式。术后均送往心胸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情况稳定后转回普通病房治疗。结果:全组43例患者完成手术,无死亡病例。14例完成二尖瓣置换,13例二尖瓣修复,7例双瓣置换,8例主动脉瓣置换加二尖瓣修补,1例主动脉瓣置换。血培养阳性阳性率为34.9%,链球菌属为主。B组ICU治疗时间、术后住院时间长于A组,但总住院时间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与B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1年内复发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1例合并颈椎周围感染,内科治疗未见改善,行心脏手术后进一步内科治疗完全恢复。结论:积极外科手术治疗能有效降低IE死亡率,改善患者预后。早期手术风险可控,安全性有保障,能够改善心脏功能、降低栓塞风险,并且能为许多患者提供瓣膜手术修复的机会,提高生活质量。二尖瓣修复活动期IE临床效果确切。心外感染除急、重并发症外,保守治疗为主,疗效不佳者先行心脏手术治疗。

杜君持^[4]（2021）在《三尖瓣置换术危险因素分析》文中提出研究背景长时间以来,三尖瓣被学界称为“被遗忘的瓣膜”,结构性心脏病领域关注的重点是二尖瓣和主动脉瓣,三尖瓣相对来说得到的关注较少。现在,由于结构心脏病领域的快速发展,三尖瓣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三尖瓣最常见的病变是三尖瓣反流,对于三尖瓣反流严重的患者,首选三尖瓣成形,对于无法成行或者成形失败者,可以考虑行三尖瓣置换术（TVR）[1]。但在接受三尖瓣置换术的患者中,有相当数量的患者是在晚期接受手术的[2]。由于其手术死亡率高,一直被认为是临床治疗的难题[3]。研究目的本研究结合患者的病例资料,对三尖瓣关闭不全（TI）患者行三尖瓣置换术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围手术期多种因素对三尖瓣置换术后死亡的影响,旨在明确影响患者围术期死亡的危险因素,对以后三尖瓣关闭不全患者的治疗,提供个体化策略和治疗方案,完善相关治疗的评价体系,增加对其治疗效果的有效性和可预测性,为今后在临床工作中患者的手术选择,提供相对有力的经验及依据。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2010年07月至2020年07月期间,于我院心脏外科住院并实施三尖瓣置换术共5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病人年龄在17岁至75岁之间,体重在38.5kg至105.0kg之间,55例患者中三尖瓣退行性变25例,先天性三尖瓣下移畸形15例,风湿性心脏病9例,感染性心内膜炎6例。二次手术的患者共12例,其中,二尖瓣置换术后5例,二尖瓣置换术+三尖瓣成形术后2例,二尖瓣置换术+主动脉瓣置换术后1例,二尖瓣置换术+主动脉瓣置换术+三尖瓣成形术后1例,三尖瓣成形术后1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后1例,心包剥脱术1后例。采用SPSS2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将临床资料分为死亡组与存活组,筛选各临床变量,对其进行单因素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检验其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满足条件采用两样本t检验,否则采用Mann-Whitney U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然后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所有变量全部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进行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P<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55例患者均行三尖瓣置换术,其中单纯行三尖瓣置换术33例,行三尖瓣置换术+二尖瓣置换术10例,行三尖瓣置换术+二尖瓣成形术1例,行三尖瓣置换术+主动脉瓣置换术5例,行三尖瓣置换术+CABGI例,行三尖瓣置换术+射频消融术1例,行三尖瓣置换术+二尖瓣成形术,射频消融术2例,行三尖瓣置换术+二尖瓣置换术+主动脉瓣置换术+肺动脉瓣置换术1例,行三尖瓣置换术+二尖瓣置换术+主动脉瓣置换术+射频消融术1例。其中,生物瓣膜置换术40例,机械瓣膜置换术15例。术后早期死亡（术后30天内）病例中,院内死亡5例,全组死亡共11例,早期病死率20.0%。主要死亡原因为术后多脏器功能衰竭、低心排血量综合征、心跳骤停、心力衰竭、严重感染。术后随访数据包括电话随访、术后相关检查及门诊复诊相关信息。将临床资料分为死亡组与存活组,计量资料以均数士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中,对性别、房颤、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CABG、术前三尖瓣反流情况、瓣膜种类采用卡方检验分析。对于计量资料,首先检验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满足正态性及方差齐性后采用两样本t检验,否则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发现两组病人在年龄、体重、升主动脉阻断时间、术前右心房最大径、术前右心室最大径、术前左心房最大径、术前左心室最大径、术前主肺动脉内径、术前收缩期三尖瓣瓣环最大跨瓣压、术前肺动脉收缩压、术前尿素氮、术前尿酸、术前TBIL（总胆红素）、术前DBIL（直接胆红素）、术前IBIL（间接胆红素）、术前Cho（总胆固醇）、术前ALT（谷丙转氨酶）、术前AST（谷草转氨酶）、术前CK（肌酸激酶）、术前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等指标方面两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中发现术前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术前肌酐、体外循环时间、重症监护时间上两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临床指标包括性别、房颤、肺动脉高压、肝大、右心房增大、右心室增大、术前三尖瓣重度反流等,结果发现这些方面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经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体外循环时间是本组病例行三尖瓣置换手术中有统计学意义的独立危险因素。研究结论1.在单因素危险因素分析中,对于存活患者和早期死亡患者来说,体外循环时间、重症监护时间、术前肌酐值、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存在统计学意义,提示长时间的体外循环可能导致心肌保护欠佳,继而加重心脏损伤,影响患者预后,术前心功能及肾功能较差的患者更容易发生围术期死亡,心功能差是左心功能不全的结果,反映左心功能状态,肾功能差是右心功能不全的结果,间接反映右心功能状态,提示围术期死亡的患者往往合并左右心功能不全,这与术后死亡患者中多数死于多脏器功能衰竭和低心排综合征结果一致。2.在多因素危险因素分析中,将差异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所有变量全部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之前在单因素危险因素分析中的重症监护时间、术前肌酐值、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无统计学差异,只有体外循环时间有统计学差异,分析原因可能由于样本量相对较少,部分数据缺失和选择偏倚所致,只能得出体外循环时间是三尖瓣置换术后患者早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的结论。3.三尖瓣置换术围术期死亡率较高,术后并发症重,死亡患者多数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和低心排综合征,提示我们应该加强围术期管理,预防围术期并发症。4.目前,三尖瓣置换术开展量相对于左心瓣膜手术开展量较少,应该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其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

赵玉玺^[5]（2021）在《升主动脉扩张合并瓣膜疾病腔内微创治疗的新器具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由于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以退行性病变为主要原因的升主动脉扩张（Ascending aortic dilation,AAD）合并瓣膜功能不全复合病变在人群中的患病率越来越高。AAD和瓣膜疾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促使病程进一步恶化,最终造成心功能失代偿、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AD）破裂甚至死亡等严重后果的发生。随着微创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不断深入,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和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TAVR）已成为主动脉及主动脉瓣（Aortic valve,AV）疾病微创治疗的主要方法,也为外科高危手术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但针对AAD合并瓣膜疾病一体化腔内治疗的研究数据仍然不足,也尚无腔内治疗的指南建议。因此,针对此复合病变人群的腔内治疗需求就尤为迫切。如何采用微创的治疗方法一体化解决AAD合并AV疾病,以及如何采用微创的治疗方法同期解决AAD合并多瓣膜疾病等问题已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和方向。研究目的:（1）获取AAD合并瓣膜疾病患者的临床分布特点及手术治疗结果;（2）探究AAD合并AV疾病的血流动力学特点;（3）分析AAD合并AV疾病的影像学形态特点,提出新型移植物及输送系统的设计方案;（4）通过体外与体内实验,探究新型主动脉瓣窗型腔内移植物系统的早期可行性及安全性;（5）通过体外实验,初步探索经导管同期治疗升主动脉瘤（Ascending thoracic aortic aneurysm,ATAA）合并主动脉瓣返流（Aortic regurgitation,AR）及二尖瓣返流（Mitral regurgitation,MR）的可行性。研究方法:（1）临床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从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因AAD入院接受外科手术患者的治疗情况,分析不同病变类型的分布特点和手术预后情况。（2）血流动力学研究:基于计算机X线断层摄影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数据建立AAD模型,通过流固耦合的数值仿真方法,对相关参数进行分析,探讨其血流动力学特点。（3）基于影像学分析的移植物研发:对AAD合并AV疾病的38例患者与按照年龄、性别匹配同期行CTA检查且升主动脉形态正常的患者进行影像学解剖形态对比。依据解剖学数据设计并研发符合病变形态并达到同期腔内治疗目的移植物装置。（4）移植物体外及体内实验:通过20例猪心-主动脉标本体外模拟实验,经心尖导入新型主动脉瓣窗型腔内移植物系统,进一步规范移植物系统的操作流程,探索该新型移植物系统的效能和可操作性;在6头成年健康家猪中完成新型移植物系统的体内释放,并通过CTA、心脏彩超、心电图、大体标本以及病理学检查,评估该新型移植物系统的早期安全性和可行性。（5）经导管同期腔内修复ATAA合并AR及MR疾病模型的体外研究:在10例猪心-主动脉标本中建立ATAA合并AR及MR疾病模型,通过体外模拟系统经心尖导入主动脉瓣窗型腔内移植物和二尖瓣（Mitral valve,MV）腔内移植物,探索同期治疗ATAA合并AR及MR理念的可行性。结果:（1）在纳入的342例患者中,退行性病变（162/342,48.8%）仍然为主要发病原因。在疾病分布方面,单纯AAD的占比最小（12/342,3.5%）。AAD合并AV疾病占比最高（129/342,37.7%）,其中AR最为常见（51/342,14.9%）。AAD合并双瓣膜疾病中,AR合并MR的占比最高（67/342,19.6%）。围手术期死亡率为2.1%（7/342）。单因素分析显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CHD）（P=0.012）,术前射血分数（Ejection fraction,EF）<40%（P=0.007）和手术治疗（P=0.040）三个因素与手术死亡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CHD和术前EF值<40%是手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CHD,（OR=8.657,95CI=1.73-43.09,P=0.008）;EF值<40%（OR=0.075,95CI=0.01-0.04,P=0.002）】。术后并发症较为常见（115/342,33.6%）。有17例晚期死亡。术后2、4、6年生存率分别为93.9%、93.0%、93.0%。随访期共有40例并发症发生,术后2、4、6年无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58.8%、58.2%、58.2%。（2）在血流动力学参数方面,正常组、AAD+AS+AR组和ATAA+AR组模型AV的有效开口面积（Effective orifice areas,EOA）为2.67 cm2、2.17 cm2和4.13 cm2,最大跨瓣压差为14.65 mm Hg、18.63 mm Hg和13.82 mm Hg。正常组和AAD+AS+AR组模型的峰值流速均出现在AV处。ATAA+AR组模型中峰值流速出现在升主动脉末端处。在舒张期流场分布方面,AAD+AS+AR组模型AV处存在小片高流速区域,提示轻度至中度反流。ATAA+AR组模型AV处发现了大片高流速区域,提示存在严重反流。对于AV形态而言,正常组模型AV的开口边缘在收缩期呈近似圆形,舒张期无反流。在AAD+AS+AR组模型中,AV的开口边缘在收缩期呈三角形,EOA偏小,舒张期表现为明显返流。对于ATAA+AR组模型,AV的开口边缘在收缩期呈三角形,EOA增大,舒张期表现为严重反流。三组模型的峰值应力均出现在舒张期。高应力区域分别集中在瓣膜的联合边缘、瓣膜自由边钙化区域与联合边缘和无冠状动脉瓣上。（3）AAD组相比正常组在主动脉瓣环平面、瓦氏窦平面、窦管交界（Sinotubular junction,STJ）平面、升主动脉中段平面、升主动脉远心端平面、左颈总动脉（Left common carotid artery,LCCA）近心端主动脉平面以及左锁骨下动脉（Left subclavian artery,LSA）近心端主动脉平面扩张明显（P<0.05）。双侧冠状动脉开口的直径无统计学差异（P=0.239;P=0.066）。双侧冠状动脉开口在周向角度的测量中,AAD组大于正常组（127.3±26.8°vs 115.8±13.5°,P=0.031）。在左冠状动脉（Left coronary artery,LCA）开口、右冠状动脉（Right coronary artery,RCA）开口和STJ至瓣环中心线距离的测量中,两组无统计学差异（12.8±4.5mm vs 13.4±3.1mm,P=0.663;20.0±4.2mm vs 19.5±2.0mm,P=0.501;26.9±5.0mm vs 27.8±3.3mm,P=0.492）。而在升主动脉长度的测量中,AAD组在STJ至升主动脉远心端大弯侧、小弯侧以及中心线距离均大于正常组（P<0.05）。根据解剖学测量结果完成了新型移植物和输送系统的研制。（4）在20例猪心-主动脉标本,通过经心尖入路模拟了新型主动脉瓣窗型腔内移植物系统的体外释放。技术成功率为100%,平均释放时间为37.3±8.2 min（25-59min）。开窗高度和直径均为1.25 cm时,双侧冠状动脉的流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RCA流量的减少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4）,而开窗高度1.25 cm+直径1.5 cm,开窗高度1.5 cm+直径1.25 cm,以及开窗高度1.5 cm+直径1.5 cm三组中,双侧冠状动脉的流量均无明显减少。内窥镜观察提示人工AV启闭正常,MV前叶活动无明显受限。大体解剖结果显示移植物均释放完全且形态良好,冠状动脉开窗对位准确。在6头动物体内成功植入腔内移植物,术中造影显示双侧冠状动脉显影良好,人工AV功能正常。通过动物实验进一步验证了体外实验所得到的开窗最适参数。5头动物在随访期存活,1头因感染在术后第12天死亡。超声心动图显示人工瓣膜启闭功能正常,未见明显狭窄、返流及瓣周漏（Perivalvular leakage,PVL）。CTA及心电图未见异常。大体解剖结果提示:移植物在位,无冠状动脉梗阻及组织损伤。（5）在10例猪心-主动脉标本中成功建立了ATAA+AR+MR疾病模型,并成功模拟了主动瓣窗型腔内移植物和MV腔内移植物经心尖入路释放,技术成功率为100%（10/10）。术后造影提示瘤体隔绝完全,移植物位置及形态良好。术后双侧冠状动脉血流均无明显减少（LCA:289.4±10.2 ml/min vs 330.4±12.1 ml/min,P<0.001;RCA:350.0±14.5 ml/min vs 376.8±10.5 ml/min,P<0.001）。内窥镜显示人工瓣膜启闭功能良好。超声心动图未见明显返流及瓣周漏。AV和MV的跨瓣压差无明显增加（6.0±0.6 mm Hg vs 5.5±0.9 mm Hg,P=0.076;5.4±1.0 mm Hg vs 4.9±1.0 mm Hg,P=0.094）。左心室流出道（Lef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LOVT）的梯度压差也无明显增加（2.0±0.5 mm Hg vs 1.9±0.5 mm Hg,P=0.154）。术后大体解剖结果提示移植物均在位良好,冠状动脉开口位置对位准确,无梗阻现象。结论:AAD合并瓣膜疾病人群已成为AAD患者中的主要人群。经过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的探索,初步验证了新型主动脉瓣窗型腔内移植物系统的可行性及安全性。通过体外实验初步探索了经导管同期治疗ATAA合并AR及MR的可行性。以上研究将为AAD合并瓣膜疾病提供新的微创治疗思路和科学数据。

张伯瀚^[6]（2020）在《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患者心脏手术的预后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及目的:自身免疫性（Autoimmune disease,AD）和炎症性疾病（Autoinflammatory disease,AID）曾被分为两大类疾病,但目前来看二者密切相关,可以将其看做一组自身免疫内环境失调为因,以自身组织炎症致病,临床表现各异的系统性疾病。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类风湿性关节炎（RA）、大动脉炎（TA）、白塞氏病（BD）等。药物治疗是系统性疾病的基石,但当系统性疾病累及心脏病变较重,内科药物治疗难以控制病情时,这些患者需要接受心脏手术以改善症状然而,系统性疾病患者手术的难度以及围手术期的管理对于外科医生而言极具挑战:手术难度大,术后易复发,治疗效果不理想。既往研究认为,术前的药物治疗,手术方式的选择会影响患者的预后,但碍于病例数较少结论并不确切。另外,也鲜有对于术前非特异性炎症指标或其他特异性指标对于手术预后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总结、分析术前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以及手术情况与预后的关系,从而寻找与预后密切相关的因素。研究方法:通过查找病历系统中记录的病历、病程记录、辅助检查等资料,回顾性收集每一患者的信息,包括临床信息、实验室指标、超声心动图结果、手术信息。通过短期结局、术后住院时间、电话随访远期结局三个维度评估临床结局,共入组91例患者。对照组根据暴露因素选择组内自身对照。统计学应用EXCEL记录数据建立数据库,用SPSS对病例资料进行分析,根据自变量和因变量性质选择应用曼-惠特尼U检验,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及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1.术前CRP升高增加了术后事件的发生率（P=0.028,OR=1.023,95%CI1.002-1.044）,体外循环时间也与术后事件的发生显着相关（P=0.039,OR=1.008,95%CI 1.000-1.016）2.无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死亡率为10.4%,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死亡率高达50%,二者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30）。3.SLE患者出现术后不良事件的患者的血红蛋白与其它患者的血红蛋白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0）,其术前平均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也均低于术后恢复良好的患者。4.APS患者发生术后不良事件的患者术前hs-CRP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8）。恢复良好的患者有着更长的PT和APTT以及更高的INR。5.初次手术前已诊断并开启免疫治疗的白塞氏病患者4例中仅1例出现二次手术（25%）,而既往未诊治直接手术治疗瓣膜病变的患者中,远期不良结局的发生率高达85.7%,其差异在α=0.1水平下有统计学意义（P=0.088）。6.初次手术单纯进行主动脉瓣手术可能导致预后不良（P=0.055）结论:1.对于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患者的心脏手术,术前hs-CRP的升高,以及术中更长的体外循环时间都会显着增加术后并发症的风险。2.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患者行心外科手术,手术时年龄越小可能说明病变越危重,风险越高。3.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将显着增加死亡风险。4.SLE患者行心脏手术时,血红蛋白的降低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的风险。5.hs-CRP增高可以增加APS患者心脏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抗磷脂抗体包括抗心磷脂抗体、抗β 2-GP1抗体、狼疮抗凝物阳性组比阴性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更低,不显着。6.白塞氏病在术前诊断并启动治疗可以显着减少瓣周漏和死亡的风险。尽早诊断并开始免疫抑制治疗也能改善预后。初次手术行范围更大的主动脉根部置换术可以减少死亡和二次手术的风险。

李珊珊^[7]（2019）在《经胸超声心动图评价先天性心脏病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应用价值》文中提出目的:通过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探讨TTE对诊断及鉴别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ous endocarditis,IE）的临床价值,以及TTE对其治疗及预后的指导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2011年3月至2018年6月诊断为CHD合并IE的85例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及TTE检查结果。收集的资料有:（1）患者年龄、性别、发热情况及出院诊断等常规资料。（2）患者手术前及手术后TTE检查结果:心脏室壁收缩运动情况、赘生物大小及活动度、瓣膜开幅及关闭情况、LVEDD、LAESD、RVEDD、LVEF。结果:1、85个CHD合并IE患者中,心脏基础病变以室间隔缺损最为常见共31例（36.5%）,赘生物附着位置以主动脉瓣最为多见21例（32.3%）。2、对心内结构异常、赘生物的位置、大小及附着位置等方面的对比,TTE检查结果与手术结果存在较好的一致性。经统计患者手术前后LVEDD、LAESD、RVEDD及LVEF值的变化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CHD合并IE患者合并出现并发症,以瓣膜关闭不全41例（47.7%）、心包积液35例（40.7%）)出现最多,单因素分析心功能ⅢⅣ级组与心功能Ⅰ级Ⅱ组对比,并发中度及中度以上瓣膜反流更多见（54.8%比27.9%,P=0.016）,心包积液发生率更高（40.5%比18.6%,P=0.001）;其余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温、发热时长等方面的比较,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并且在存在心内分流、LVEDD、赘生物大小、赘生物活动性、LVEF等心脏超声数据方面的比较,差别亦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多因素logistic分析得出,中度及以上的瓣膜反流以及心包积液是引起患者心功能严重受损的危险因素。4、本次研究1例患者成功进行微创介入治疗,术后随访3年无栓塞并发症发生,另有2例微创介入术后并发IE患者。结论:1、CHD合并IE患者中心脏基础病变以VSD最为常见,瓣膜损害以主动脉瓣损害最多。2、TTE对赘生物的检出具有较高敏感性,并能对赘生物的位置、大小做出详细观察,对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3、CHD合并IE患易出现严重的心功能受损情况,中度以上的瓣膜反流以及心包积液是引起患者心功能严重受损的危险因素。

许彪,王永刚,田雅茹,牟劲松^[8]（2018）在《沙门菌感染性心内膜炎1例病例报告及文献回顾》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沙门菌感染性心内膜炎在我国与国外相同,是一种少见病例。50多年来我国有文献报道的沙门菌感染性心内膜炎12例。文章报告1例猪霍乱沙门菌感染性心内膜炎,并对50年来我国报道的沙门菌心内膜炎进行综述,初步分析此病的发病特征及相关诊断、治疗特点。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9]（2014）在《成人感染性心内膜炎预防、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文中提出感染性心内膜（infective endocantitis,IE）的发生是一个复杂过程,包括受损的心瓣膜内膜上可形成非细菌性血栓性心内膜炎;瓣膜内皮损伤处聚集的血小板形成赘生物;菌血症时血液中的细菌黏附于赘生物并在其中繁殖[1-2];病原菌与瓣膜基质分子蛋白及血小板相互作用等。近十多年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老年退行性心瓣膜病患者增加,人工心瓣膜置换术、植入器械术以及各种血管内检查操作的增加,IE呈显着增长趋势。静脉用药等又导致

陆双政^[10]（2012）在《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外科诊治现状》文中研究表明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为心脏内膜表面的微生物（细菌、真菌和其它微生物）直接感染而产生心瓣膜或心室壁内膜的炎症,容易累及心瓣膜,赘生物形成是其特征性病理损害。临床表现常不典型,但发热为绝大多数患者的第一症状,而听诊有心脏杂音为第一体征[1]。由于IE可对心脏、动脉、神经系统、肾脏造成很多严重的并发症,如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心肌脓肿、化脓性心包炎、心

二、感染性心内膜炎并瓣膜功能障碍的外科治疗(附13例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感染性心内膜炎并瓣膜功能障碍的外科治疗(附13例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3）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外科手术治疗临床效果回顾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三尖瓣置换术危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升主动脉扩张合并瓣膜疾病腔内微创治疗的新器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患者心脏手术的预后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经胸超声心动图评价先天性心脏病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应用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8）沙门菌感染性心内膜炎1例病例报告及文献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0）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外科诊治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四、感染性心内膜炎并瓣膜功能障碍的外科治疗(附13例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以过敏性紫癜为首发表现且不伴发热的感染性心内膜炎一例[J]. 郭磊磊,李天文,胡利,蔡莉娜. 中国医师杂志, 2022(01)
• [2]3种不同方法再次二尖瓣置换术的临床应用[J]. 王岳,黄辰,朱效华,黄功成,封帆,渠亚伦,徐敬.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2021(12)
• [3]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外科手术治疗临床效果回顾性分析[D]. 雷浩. 山西医科大学, 2021(01)
• [4]三尖瓣置换术危险因素分析[D]. 杜君持. 山东大学, 2021(12)
• [5]升主动脉扩张合并瓣膜疾病腔内微创治疗的新器具研究[D]. 赵玉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21(01)
• [6]自身免疫性和炎症性疾病患者心脏手术的预后因素分析[D]. 张伯瀚.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05)
• [7]经胸超声心动图评价先天性心脏病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应用价值[D]. 李珊珊. 广西医科大学, 2019(08)
• [8]沙门菌感染性心内膜炎1例病例报告及文献回顾[J]. 许彪,王永刚,田雅茹,牟劲松. 中国社区医师, 2018(29)
• [9]成人感染性心内膜炎预防、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J].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4(10)
• [10]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外科诊治现状[J]. 陆双政. 右江医学,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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