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市全球化,福兮?祸兮?（论文文献综述）
鲁枢元[1]（2020）在《东方诗哲与现代性生态陷阱——从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说起》文中指出1924年泰戈尔访华,不仅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涉及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持续至今的观念之争。本文通过查阅泰戈尔当年在中国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以及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反响,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揭示了泰戈尔对东西方文化的品评、对现代性及现代化的反思、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注、对社会健康发展的期待。本文认为这对于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仍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面对"新冠病毒"引发的这场肆虐世界各国的瘟疫,泰戈尔的这份精神文化遗产就显得更为清新、明朗。
吴腾飞[2]（2020）在《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纳入其中,使其成为了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国家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子系统,指的是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多样化发展已成必然趋势,然而西方国家却自恃“文化中心论”,试图推动文化全球化向“文化西方化”发展,用西方的“普世价值”照亮整个世界。这种文化霸权主义行径正不断引发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冲突较量,也不断引起世界各国对于本国文化安全问题的高度警觉。当今中国,已经昂然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不断创造属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奇迹。身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战略性调整而产生许多新变化、新特征、新意义。概括而言,新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鉴于此,深入研究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问题,对于丰富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及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当前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此,本文围绕选题综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结构与功能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分析等研究方法,将全部内容分为六大章节进行具体论述: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国际背景与国内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现状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法、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这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奠定研究起点。第二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第一,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确定论文研究的核心目标。第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概括,选择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等五个方面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第三,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进行对比和分析,论述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软性安全”、“隐性安全”、“长期安全”,突显其有别于其它安全类型的特殊地位。这些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和详细论述,可以确保本文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第三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本章节主要运用“古今中外法”,对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挖掘: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为其理论之基;以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时期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为其创新之道;以“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萌芽、“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理念、“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政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为其历史之迹;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为其他山之石,为后续章节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具有立体多维的战略价值,如国家维度,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社会维度,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个人维度,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世界维度,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等。同时,从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外交等不同社会结构方面分析,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又具备政治保障功能、经济促进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外交导向功能等多重功能,会对国家社会整体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些价值功能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本文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价值导向。第五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从战略机遇分析,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时代化机遇、信息化机遇、经验化机遇、合作化机遇;从全新挑战分析,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网络化挑战、多样化挑战、市场化挑战、国际化挑战。此外,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存在着一些科技方面、制度方面、观念方面、利益方面、交流方面等深层制约因素。这些现实境遇的具体分析,可为后续章节的破解之法提供具体标的。第六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本文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以前文论述的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好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和历史机遇期,以铸牢思想体系保障来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以健全制度体系保障来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以夯实物质体系保障来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以完善权益体系保障来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以创新网络体系保障来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以加强对外体系保障来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从而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与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本文可能存在一些创新之处。第一,可能在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都选择从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多为各自领域内的相关性论述。因此,本文坚定选择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所蕴含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论述,并且有机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从而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多学科融合为辅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视角创新。第二,可能在研究框架方面有所创新。目前,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会倾向于遵循“现实问题——解决对策”的基本逻辑结构,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相应的对策路径之上。因此,本文在谋篇布局方面会力求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双重路向上论证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内容,从而提升整篇文章的全面性、系统性、学理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创新。第三,可能在研究观点方面有所创新。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的学术观点,比如,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具备有别于其他安全类型的“三种特殊性质”;认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充分利用好“四大战略机遇”来积极应对“四大全新挑战”;认为可以从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加强对外体系保障等“六大保障”入手,推动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观点创新。然而,受限于写作时间和写作能力,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较为宏大厚重的理论实践问题,试图对其在两三年之内用十余万字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是一项较为困难的研究任务。加之“新时代”又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可供参考的相关资料较少,这也会导致本文部分内容欠缺准确性、深刻性、学理性,甚是遗憾。但是,若以辩证思维积极看待上述不足,将其视为不断改进、丰富、完善今后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亦可算是本文的写作贡献。
邵文卓[3]（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文中认为“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时代美中博弈的标志性策略,但能否借此占据美中战略竞争的主导优势地位,取得遏华的战略目标,是本文尝试评析的核心问题。2016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当选之时便释放令人瞠目的强硬反华主张和言论。特朗普执政以来,更是发起“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竞争,美中触发经贸战、科技战和南海军事摩擦升级,催生美中关系紧张局势骤升。在中国多次表达坚持经贸磋商意愿和美中高层密切沟通的引导下,美中双边达成磋商解决经贸摩擦的共识,用时近两年进行十三轮磋商谈判,双方签署“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美中紧张关系局部暂缓。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可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中国多领域、高频次、高强度施压,看似是以实现美中“公平贸易”的表层诉求,实际上是为了达成遏制或规锁中国的深层目标。特朗普政府着眼于政治外交层面、经贸科教层面、军事安全层面,对华采取最强硬的施压举措以达成遏华的目的。“极限施压”策略旨在遏华,策略的运用始于美中关税摩擦,力求改变对华贸易逆差恶化态势,随后扩大到政治、科技、军事等多领域,进一步磨损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赚取统合和扩大自身国内执政基础的政治资本。“极限施压”策略诉求明确,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的“极限施压”策略也具备可逆性,既能管控紧张局势出现恶化,避免崩盘发生,又意在为继续同中国讨价还价留足余地。“极限施压”策略的运用是特朗普时代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必由产物,也为美中博弈中双方局部让步,签订第一阶段贸易文本协议起到助推性作用。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仍然处于高位运行,通过发起关税战、汇率战、关税战最强力度地破坏中国经济引擎的运转,对涉疆、涉藏、涉港以及台湾地区等中国内政高频次干涉,对中国南海岛屿主权和领海肆意侵犯并多次形成军舰对峙的威胁局面,并将朝核问题与经贸战挂钩设定为博弈筹码以及在东南亚宣扬“中国威胁论”,严重冲击了中国政治稳定大局和周边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然而,也不能片面地认为中国一定会被“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所压服。作为坚持自力更生发展壮大的新兴大国,中国对于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和发展道路有着清醒认知。因此,美中博弈中需要双方进行策略性磨合,而美中紧张关系暂缓也只是阶段性表现。特朗普政府承受着“极限施压”策略的高成本运行,需要适当减负维持执政,而中国也面临内部改革攻坚的繁重任务和当前战略机遇期的外在压力磨损,双方在心理认知上初步形成适当减压的看法。所以,“极限施压”策略只是驱使中国顾全大局、做出局部让步上起到助推性作用。“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也影响到中国周边多边外交关系,形成的美中战略竞争博弈也在所塑造中朝关系、中国东盟关系、美日印澳关系,其成为严重制约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良性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特朗普执政以前,美国一直强调欢迎和接受一个繁荣的中国崛起,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也在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总体上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地区发展的机遇。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的大国竞争态势下,中国周边政治外交环境区域紧张。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替代“亚太”战略,拉拢美日印澳构建对华菱形包围圈;以“中国威胁论”渗透在东南亚渗透的名义,强化美国与东盟各国关系;以“中国责任论”的名义,将朝核问题强硬与对华经贸关系挂钩,从而实现分离中朝关系、施压中国的双重目的。可以清楚看到,“极限施压”策略在中国周边的推进,一定程度在东北亚、东南亚制造了不利于中国态势,破坏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力度也将影响美中关系大局。中国与美国当前已经进入博弈的胶着状态,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短时期内取胜,而且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的根源并未彻底消解,美中利益交织塑就的战略竞争局面在中短期内是无法调和的。同时,鉴于美国护持霸权打压对手的历史基因、维持“极限施压”的高成本、特朗普竞选连任赚取政治资本的需要,我们根据投入产出效果分析,预判“极限施压”策略的走向:情景一:降低极限施压力度,美中紧张关系局部缓解。情景二,不断加码升压,美中陷于中短期高强度竞争博弈中。情景三,维持现状,双方磨合建构新型关系。当然,中国不希望情景二的发生,如何做到争一保三,也需要清醒认识到美国将衰未衰、中国将强未强的现实,引导美中双方基于大局考量,进行良性互动。对此,中国需要从战略和战术层面考量,将压力变动力,把握战略机遇期;明确博弈底线,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密切高层沟通引领美中“正和博弈”;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赖泽华[4]（2020）在《基于机器学习与波动聚集分析的量化投资策略研究及改进》文中指出
温铁军,张俊娜[5]（2020）在《疫情下的全球化危机及中国应对》文中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时期、产业资本竞争时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产业外移而自身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形成的金融资本扩张时期。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决定着全球化危机必然爆发的规律,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催生了全球化危机。在疫情叠加金融危机的当下,中国面临输入型危机叠加内生型危机,必须对自己在世界范围的产业链重组之下被"脱钩"之可能有所准备。对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应对内外危机的"去依附"经验可供借鉴。面对当下危机,生态文明战略转型是中国应对的方案与出路,将资本杠杆投到沉没成本最深厚的乡村,形成六产融合的多元化新业态,由此产生机会收益空间,再以空间生态资源立体开发推进城乡融合形成投资和内需,从而创造化解危机的条件。
刘程[6]（2020）在《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文中研究表明股票市场扩大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政府正切实推进全面深化股票市场改革和扩大开放。股票市场对外开放,是指允许境外投资者投资于本国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对外开放有助于国内股票市场快速吸收海外市场的先进经验,这将改变我国股票市场投资生态,无疑为我国股票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长远来看可能有助于提高股票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此现实背景下,股票市场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影响问题已然成为当今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与西方发达国家国情不同的是,我国的证券市场植根于中国转型经济中,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并不健全和法治问题突出、公司治理结构尚未成熟。所以在这一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中国是否具备股票市场开放的条件,并充分发挥其带来的正面经济效用,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沪港通”政策的实施,作为我国A股与国际股票市场接轨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我国股票市场未来的改革和开放有着深远的影响。借助“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平台,本文旨在从企业投资效率的角度,全面分析我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给上市企业带来的影响,以探讨境外投资者进入如何影响股票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问题。理论上来说,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股票市场开放后,境外投资者可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一方面,境外投资者具有较专业化的投资和信息处理能力以及独特私人信息,能够促进本地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和提高股票定价效率,进而降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从而减缓投资不足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丰富的交易经验、先进的技术分析手段、较为独立的社会网络以及较强的投资者保护意识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形成监督压力,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机制,从而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是境外投资者信息劣势观也认为,与本土的境内投资者相比较而言,由于境外投资者对国内会计财务制度并不熟悉、缺乏当地信息渠道和实地调研成本较高,他们往往不具有监管的积极性,难以对公司决策起到有效的直接监管效应;此外,我国相对薄弱的产权保护制度可能导致境外投资者失去在我国股票市场进行风险套利的兴趣,而无法改善股价定价效率,因此“用脚投票”机制也将失效。基于此,我国股票市场开放是否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显着的影响?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实证研究。本文以境外投资者信息优势理论和境外投资者监管理论为基础,利用我国“沪港通”政策实施这一外生事件建立PSM-DID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对于股票市场对外开放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发现:（1）对比控制组公司,“沪港通”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地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2）对比“沪港通”标的股票交易较不活跃的企业样本而言,“沪港通”政策实施对其中标的股票交易活跃的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显着;（3）进一步考虑“沪港通”政策实施的滞后效应,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对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存在显着并且持续增强的滞后效应,即“沪港通”政策的实施对公司投资效率产生持续的促进作用,并且该作用随时间而增强。而扩展性实证研究发现:（1）本文将企业非效率投资划分为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两组样本,而对比企业投资不足样本组,“沪港通”实施后,投资过度企业样本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有了更为强烈而显着的改善;（2）另外,本文还将企业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样本组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结果显示,“沪港通”政策实施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而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并不存在显着的影响;（3）综合来看,“沪港通”政策实施的效率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改善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方面和抑制国有企业投资过度方面。第二,对于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1）基于“沪港通”政策实施这一外生事件,本文进一步实证分析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对我国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和机理以及这一政策是否通过这权益资本成本渠道,进而影响了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研究发现,（1）对比控制组企业而言,“沪港通”政策实施之后,随着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我国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经历了显着的降低;（2）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沪港通”能够通过改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这两个渠道,进而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3）“沪港通”政策正式实施后,对比控制组企业样本,那些权益资本成本改善程度更大的实验组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经历更为显着的下降。这说明“沪港通”政策通过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2）最后本文实证分析了“沪港通”政策能否通过高管薪酬激励渠道作用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1）“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显着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2）对比非国有企业,“沪港通”政策实施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为显着;（3）异质性检验发现,“沪港通”政策对那些代理冲突较为严重的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更显着;（4）“沪港通”政策的实施通过改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抑制了过度投资倾向,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这说明“沪港通”政策通过改善高管薪酬业绩激励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沪港通”政策的正式实施,作为我国A股与国际股票市场接轨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我国股票市场未来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为我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的经济效应问题提供了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证据,相关结论说明“沪港通”政策实施对股票市场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着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股票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因此,推进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于提高公司企业投资效率、实现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增强股票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孟小非[7]（2019）在《社会预警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最大的风险往往不在于风险自身,而是人们对于风险的无意识和无准备。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与各种社会风险共存共舞的阶段,因此,通过社会预警活动对社会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展开超前性认识,构成了当前哲学认识论,尤其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社会预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活动,它是人类社会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态的反思性认识,是人类追求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本质性活动。人类实践活动中实践预期与实践结果始终存在着一致与冲突两种可能性,而正是后一种可能性构成了社会风险的存在论之基。社会预警就是通过识别、分析、预测、监测、评估和反馈等一系列认知环节对这一社会风险所展开的超前性认识活动。这一认识活动的特殊性表现为时间向度上的超前性,价值向度上的批判性,认识过程上的复杂性,认识结果上的客观性;这一认识活动的根本功能在于通过划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边界,并对其逼近这一边界的可能性和程度进行评估和预测,并以警报的形式反馈给社会,以更好地规范和引导社会良性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功能的实现包含着社会现象的认识与评价、社会实践的规范和引导、社会系统的优化与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四个基本层次。从社会预警活动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不同时代的社会预警活动映现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生产方式、活动方式、世界观、认知能力、思维方式等等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因素塑造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预警活动的独特历史样式。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更多依赖于人们的感性想象能力,形成一种带有浓烈神秘色彩的神灵性预警方式,主要包括通过神话传说进行的社会预警、通过占卜进行的社会预警以及通过宗教禁忌进行的社会预警;农业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主要依赖于人们的直观经验能力,形成了通过自然经验进行的“天人感应”式社会预警,以及通过社会历史经验进行的“史鉴”式社会预警;工业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进入了科学化发展的阶段,伴随着理性的觉醒形成了理性思辨式的社会预警,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形成了实证科学式的社会预警;信息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主要是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而形成的数字化社会预警,具体表现为运用计算机仿真模型和大数据处理技术展开的社会预警活动。从社会预警活动的内在结构来看,社会预警系统就是社会预警主体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以及各种物质的、理论的中介工具作用于社会预警客体的动态的认知活动系统。社会预警主体是处在一定历史发展时期、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有着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现实的人以及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社会预警的客体是社会存在与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风险;社会预警的中介是被社会预警主体用来对社会预警客体进行识别、评估、监测并发出警报的各种认识工具、手段和方法构成的集合。从社会预警活动的现实发生来看,社会预警活动现实发生的前提既不是某种作为最高存在者的“实体”,也不是意识范围内的某个最高范畴,而是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认识活动是一个由多种相互关联的认知环节逐步展开的过程,主要包括发现和辨识各种警兆、明确和判定具体警情、反思和探寻深层警源、划定和确认明确警限、预测和监测动态警势、评估和划分不同警级、反馈和发布梯级警报、决策和生成对应预控方案等具体认知环节。并且在这些认知环节在展开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社会预警主体的有限性与社会预警客体的复杂性问题,社会预警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反射性问题,社会预警中的“偶然性”与“自风险性”问题,社会预警活动中关涉的正义问题,社会预警中警报信息社会化面临的信任问题等等。超越社会预警现实发生过程中的认知难题,科学推进社会预警活动既需要完善原有的方法,也需要探索新的方法,但无论是原有方法的改善还是新方法的发现都应该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本着“如何做到更科学地社会预警”这一总体目标,这一方法论原则至少应该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时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事实性研究、价值性研究与实践性研究相结合的原则等。运用业已获得的社会预警的理论认识来反观当前中国社会预警发生的独特境遇,是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重要环节。这就需要呈现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揭示其历史进步与现实问题,最后探索其未来发展的对策与方案,以期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推进社会预警理论研究,并为实践方向提供规范与指引。
王楠[8]（2019）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非法集资的政府对策》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集体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指出,要坚决应对打击重大社会风险,准确帮助穷人,防止污染,把预防和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运动的首位。在风险防范方面,金融风险又首当其冲。从第十九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到七届中央政府经济发展工作小组会议,从八届全国政府财政经济工作小组会议再到2018年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十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再到2019年中央政府经济工作任务报告,中央政府都要求预防和化解重大风险,并严厉打击处置非法集资活动。然而,在中国非法集资犯罪的当前形势依旧严峻,案件数量仍处于比较高水平,如目前在互联网行业中的P2P、虚拟货币等金融投资产品的爆雷。保证不出现区域性的金融风险的底线是中央赋予各级政府的政治责任。然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方式、方法层出不穷,再加上政府监管存在的各种问题,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可谓困难重重。本文从真实案例、真实数据和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出发,层层剖析原因,并给出意见和建议,以期能够提高政府执行力,更好的打击、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维护社会稳定。
赵一凡[9]（2019）在《美国现代性的三轮危机》文中研究指明自从托克维尔写下《论美国的民主》,关于美国的研究就一直存在争议与修正。笔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确认美国史上有过三组"反民主精英":一是挑起内战的南方蓄奴派,二是导致1929年大萧条的垄断资本家,三是冷战中坐大的军工利益集团。基于在哈佛大学所学,笔者将美国建国后的240余年历史粗略切分为三段,每段长约80年。换言之,美国每经历约80年迅猛发展,就会遭遇一次严重危机。譬如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美国度过了85年的少年发育期。而从内战结束到二战胜利,期间也有一个80年的青春骚动期。美国人民仰仗林肯和罗斯福,两次度过难关。第三轮危机在特朗普上台后始露端倪。笔者认为,美国现代性的第一轮危机——南北战争是政治危机,第二轮危机——1929年大萧条是经济危机,目前这一轮则是美国霸权的危机。
王立锋[10]（2018）在《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优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经济学说史,可以发现各经济流派演变背后隐藏着一对古老的关系:政府与市场。政府和市场各有优势,又都会出现失灵,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们辩论的焦点。实践证明政府和市场都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之“手”。金融监管是政府干预经济金融活动的一种行为,与商品市场失灵一样,金融市场也会出现失灵,并且更具脆弱性,因此,金融监管具有必要性。金融监管也面临一对古老的关系:效率和稳定。是追求金融效率,还是注重金融稳定?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过程正是不断平衡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之间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监管框架也在不断调整。金融监管框架是金融监管的“骨架”,也是决定金融监管方式和效果的根本性因素,而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监管要求的调整又影响着金融监管框架的变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很多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带来重创,危机过后,这些国家开始反思金融危机背后的监管问题,并开始对金融监管框架进行改革或完善。我国也对金融监管框架进行完善,2013年国务院设立部级联席会议,2015年底人民银行宣布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但一直到2017年底都未对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作较大调整。2012年以来,为了更好地适应金融发展需要,我国金融政策较为宽松,金融经营模式开始向混业经营趋势转变,创新型金融产品发展迅速,互联网金融企业数量急剧增长。在金融业发展欣欣向荣的同时,股市异常波动、险资举牌、资管乱象和高杠杆率等风险不断涌现。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十三五”规划建议作说明时指出,“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就金融监管问题而言,从根源上来看,金融风险不断涌现的原因在于,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与金融发展状况、现实监管要求和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不匹配。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之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也进入了新时代改革阶段。2018年3月,银监会、保监会合并成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管管理委员会,运行16年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宣告结束。这是16年来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的第一次大幅度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完成。相反,本文认为这恰是新时代我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起步。那么,金融监管框架下一步如何优化?“鉴以往可以知未来。”本文详细梳理了我国金融监管框架历史演进和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实践。在纵向分析中,本文将1948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的历史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并从中总结出我国金融监管框架变化所遵循的四个共同特点。在横向比较中,本文选取了典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研究了后危机时代这些典型国家的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实践,并总结了改革经验。在对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现状研究中,本文并未直接就问题谈问题,而是另辟蹊径,从我国近几年出现的金融风险出发,通过分析金融风险出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来剖析我国金融监管框架存在的问题。综合国内外金融监管改革实践经验和总结,本文提出了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优化需要坚持的五个原则,根据已有监管模式对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优化的可能路径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可能路径的两次筛选,筛选出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的最优路径。金融监管框架的优化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因此,本文提出新时代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优化路径“三步走”方案:第一步是已完成的“一委一行两会”监管框架;第二步是“一委一行两会一局”监管框架,这是向第三步监管框架的过渡阶段;第三步是搭建“一委一行‘双峰’”监管框架。
二、股市全球化,福兮?祸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股市全球化,福兮?祸兮?（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 |
| 2.1 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 |
| 2.1.1 安全 |
| 2.1.2 国家安全 |
| 2.1.3 国家文化安全 |
| 2.2 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 |
| 2.2.1 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 |
| 2.2.2 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 |
| 2.2.3 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 |
| 2.2.4 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 |
| 2.2.5 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 |
| 2.3 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 |
| 2.3.1 比“硬性安全”更柔和的“软性安全” |
| 2.3.2 比“显性安全”更复杂的“隐性安全” |
| 2.3.3 比“短期安全”更持久的“长期安全” |
| 第3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 |
| 3.1 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1.2 列宁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2 创新之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 |
| 3.2.1 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新萌芽 |
| 3.2.2 建设探索时期:扞卫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新胜利 |
| 3.2.3 改革开放时期:打开国家文化安全发展的新局面 |
| 3.2.4 新时代时期:标示国家文化安全强盛的新方位 |
| 3.3 历史之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 |
| 3.3.1 “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国家文化安全萌芽 |
| 3.3.2 “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国家文化安全理念 |
| 3.3.3 “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国家文化安全政策 |
| 3.4 他山之石: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 |
| 3.4.1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 |
| 3.4.2 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 |
| 3.4.3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
| 第4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 |
| 4.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当代价值 |
| 4.1.1 国家维度: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 |
| 4.1.2 社会维度: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 |
| 4.1.3 个人维度: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 |
| 4.1.4 世界维度: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 |
| 4.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功能 |
| 4.2.1 政治保障功能 |
| 4.2.2 经济促进功能 |
| 4.2.3 社会整合功能 |
| 4.2.4 外交导向功能 |
| 第5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 |
| 5.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战略机遇 |
| 5.1.1 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 |
| 5.1.2 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 |
| 5.1.3 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 |
| 5.1.4 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 |
| 5.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全新挑战 |
| 5.2.1 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 |
| 5.2.2 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 |
| 5.2.3 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 |
| 5.2.4 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 |
| 5.3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深层制约 |
| 5.3.1 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有待提升 |
| 5.3.2 文化制度的改革进程有待加快 |
| 5.3.3 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有待开发 |
| 5.3.4 文化权益的现实矛盾有待化解 |
| 5.3.5 文化开放的交流互鉴有待深化 |
| 第6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 |
| 6.1 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 |
| 6.1.1 坚决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
| 6.1.2 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 6.1.3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 |
| 6.2 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 |
| 6.2.1 牢牢掌握党对国家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权 |
| 6.2.2 科学构建国家文化安全综合决策管理系统 |
| 6.2.3 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
| 6.3 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 |
| 6.3.1 促进国家文化产业的创新性生产 |
| 6.3.2 倡导国家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
| 6.3.3 推动国家文化市场的规范性转变 |
| 6.4 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 |
| 6.4.1 发展现代国民素质教育体系 |
| 6.4.2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6.5 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 |
| 6.5.1 加快构建融合式媒体传播体系 |
| 6.5.2 不断健全引导式舆情处理体系 |
| 6.5.3 大力创新综合式网络治理体系 |
| 6.6 加强对外体系保障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 |
| 6.6.1 引进来:促进文化吸收搞好中国转化 |
| 6.6.2 走出去:扩大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
| 6.6.3 新秩序:重塑文化格局做好中国方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有助于正确认知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本质 |
| (二)有助于中国有效应对冲击,延伸战略机遇期 |
| (三)对推动美中战略磨合有重要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文献综述 |
| (一)美国官方文件、政府相关声明及听证会 |
| (二)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原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策略的新变化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策略的调整 |
| (二)美国护持霸权对冲意识空前 |
| (三)竞争施压模式升级 |
| 二、美国维护霸权的历史基因 |
| (一)美国护持霸权施压对手的基因或传统 |
| (二)特朗普政府对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与实践 |
| (三)特朗普政府对护持霸权策略的调整 |
| 三、遏华崛起:美国改变对华战略的新共识 |
| (一)美国形成对华战略新共识的背景 |
| (二)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极限施压新共识 |
| (三)新共识涡陷中美中关系新变化 |
| 四、美国对华极限施压目标靶向的新定位 |
| (一)“规锁”中国发展势头 |
| (二)维持长期执政 |
| (三)阻止结构权力转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多维度实施及收益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运用 |
| (一)政治外交维度上密集介入中国内政及周边地缘政治 |
| (二)经贸、科技领域对华高频次施压 |
| (三)安全维度上军事施压升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效益评估 |
| (一)一定程度上暂缓了对华贸易逆差恶化态势 |
| (二)磨损了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
| (三)统合和扩大了国内执政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走向预判及中国应对 |
| 一、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走向预判 |
| (一)不断加码升压 |
| (二)维持现状 |
| (三)降低极限施压力度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中国应对 |
| (一)压力变动力,把握战略机遇期 |
| (二)明确博弈底线,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
| (三)密切高层沟通引领美中“正和博弈” |
| (四)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 |
| (五)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5）疫情下的全球化危机及中国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全球化危机的本质 |
| （一）前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全球化 |
| （二）产业资本全球化 |
| （三）金融资本全球化 |
| 新中国早期“去依附”战略：当下应对全球化危机的借鉴 |
| （一）民国早期的短暂“脱钩”成就了“黄金十年” |
| （二）西方1929—1933年大危机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三）新中国怎样化解民国大危机 |
| 应对全球化危机及被“脱钩”的战略准备 |
| （一）大国竞争中发生对抗性冲突的可能性 |
| （二）疫情之下中国所面临的全球化危机 |
| （三）中国须有强大的政策毅力和战略耐心：生态文明战略转型或是出路 |
（6）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 |
| 2.2 境外投资者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 |
| 2.3 “沪港通”政策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境外投资者信息优势理论 |
| 3.1.2 境外投资者监管理论 |
| 3.2 我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的制度背景 |
| 第四章 股票市场对外开放与企业投资效率 |
| 4.1 引言 |
| 4.2 文献简述与研究假说 |
| 4.2.1 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献 |
| 4.2.2 研究假说 |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 4.3.1 企业投资效率定义与度量 |
| 4.3.2 实证模型设定 |
| 4.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倾向得分匹配的检验 |
| 4.4.2 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回归结果 |
| 4.4.3 扩展性实证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股票市场对外开放、权益资本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 |
| 5.1 引言 |
| 5.2 文献简述与研究假说 |
| 5.2.1 文献简述 |
| 5.2.2 研究假说 |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 5.3.1 权益资本成本的度量 |
| 5.3.2 实证模型设定 |
| 5.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4 股票市场对外开放与权益资本成本 |
| 5.4.1 基本实证结果分析 |
| 5.4.2 影响机制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股票市场对外开放、权益资本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股票市场对外开放、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 |
| 6.1 引言 |
| 6.2 文献简述与研究假说 |
| 6.2.1 文献简述 |
| 6.2.2 研究假说 |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 6.3.1 实证模型设定 |
| 6.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4 股票市场对外开放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基本实证结果 |
| 6.4.2 产权属性的影响 |
| 6.4.3 异质性检验 |
| 6.5 股票市场对外开放、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陆港通”的实证检验 |
| 附录B:股票流动性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社会预警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2 社会预警的基本规定 |
| 2.1 社会预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2.2 社会预警内涵的多维界定 |
| 2.3 社会预警的特殊性规定 |
| 2.4 社会预警的功能性规定 |
| 3 社会预警的历史形态演进 |
| 3.1 社会预警历史形态演进考察的维度 |
| 3.2 原始社会的社会预警 |
| 3.3 农业社会的社会预警 |
| 3.4 工业社会的社会预警 |
| 3.5 信息社会的社会预警 |
| 4 社会预警的系统结构 |
| 4.1 社会预警主体 |
| 4.2 社会预警客体 |
| 4.3 社会预警中介系统 |
| 5 社会预警的现实发生 |
| 5.1 社会预警现实发生的实践根基 |
| 5.2 社会预警现实发生的认知过程 |
| 5.3 社会预警现实发生的认知难题 |
| 6 科学社会预警的方法论原则 |
| 6.1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原则 |
| 6.2 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时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
| 6.3 事实性研究、价值性研究与实践性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
| 7 社会预警的当代中国境遇 |
| 7.1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
| 7.2 当前中国社会预警的历史进步与现实问题 |
| 7.3 当前中国社会预警未来发展的对策与方案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非法集资的政府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论文选题的背景 |
| 1.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有关研究的现状 |
| 1.2.1 国外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2.2 国内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3 主要指导研究内容及主要课题理论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重点 |
| 1.4.2 难点 |
| 1.4.3 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界定和研究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非法集资 |
| 2.1.2 互联网金融及P2P |
| 2.1.3 公共管理 |
| 2.1.4 公共危机 |
| 2.1.5 政府管理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3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非法集资的管理现状 |
| 3.1 我国非法集资案件情况 |
| 3.1.1 新发案件“双降”转为“双升”,陈案积案存量大 |
| 3.1.2 案件区域分布集中,跨省案件高发 |
| 3.1.3 行业分布广泛,部分领域风险集中 |
| 3.1.4 集资手段不断翻新升级,网络化、职业化特征更加明显 |
| 3.2 我国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非法集资及管理总体现状 |
| 3.2.1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非法集资的犯罪构成要件 |
| 3.2.2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非法集资的主要手段及案例 |
| 3.2.3 我国政府对非法集资的管理总体现状 |
| 3.3 海南省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非法集资及管理现状 |
| 3.3.1 海南省非法集资现状 |
| 3.3.2 海南省政府对非法集资的管理现状 |
| 3.3.3 海南省重点案例分析 |
| 4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政府对非法集资管理的困难障碍 |
| 4.1 海南省政府对非法集资管理存在的问题 |
| 4.1.1 政府重视程度不够 |
| 4.1.2 机构、人员、经费保障不达标 |
| 4.1.3 处非制度机制尚不完善 |
| 4.1.4 监测预警手段不足 |
| 4.1.5 宣传形式单一 |
| 4.1.6 缺乏合格金融机构引导投资行为 |
| 4.2 原因剖析 |
| 4.2.1 从投资需求的角度分析 |
| 4.2.2 从融资渠道的角度分析 |
| 4.2.3 从行业监管的角度分析 |
| 4.2.4 投资者心理分析 |
| 4.2.5 从基层监管政府的角度分析 |
| 5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对政府治理非法集资的对策建议 |
| 5.1 政府要提高认识,重视非法集资管理工作 |
| 5.2 加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责任的落实,做好保障工作 |
| 5.3 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制度规章管理体系建设 |
| 5.4 加强监测预警,推动早防早治 |
| 5.5 强化非法集资宣传和教育,提高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意识 |
| 5.6 妥善处置大案要案,积极化解风险 |
| 5.7 加大对陈旧积累的案件处理速度的力度 |
| 5.8 推广线上信贷业务,扩充企业融资渠道 |
| 5.9 加强银政信息共享,形成案防联合机制 |
| 5.10 推动设立合格境内外金融机构,帮助优化资产配置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美国现代性的三轮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 一、第一轮危机 |
| 美国现代性：一股时代精神 |
| 美国现代性：杂乱起源 |
| 美式帝国主义：扩张与霸权 |
| 二、第二轮危机 |
| 我老师的总统段子 |
| 哈佛神童小阿瑟 |
| 杰克逊：银行之战 |
| 大萧条，旧秩序，罗斯福新政 |
| 美国民主：现代转型 |
| 三、第三轮危机 |
| 美国历史的讽刺 |
| 美国世纪，最大疑案 |
| 美国世纪：一组浮世绘 |
| 美国历史的周期 |
| 美国的分裂 |
| 总统段子的启示 |
（10）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金融监管 |
| (二)金融监管框架 |
| (三)优化路径 |
| 三、研究思路及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本文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必要性与质疑 |
| 一、金融监管必要性 |
| 二、金融监管的质疑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理论演进 |
| 一、金融监管雏形阶段 |
| 二、注重安全稳定阶段 |
| 三、崇尚效率自由化阶段 |
| 四、效率和安全并重阶段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模式综述 |
| 一、以监管客体为标准的模式 |
| 二、以监管主体为标准的模式 |
| 三、以监管理念为标准的模式 |
| 第四节 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我国金融监管框架存在问题的研究文献 |
| 二、关于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优化路径的研究文献 |
| 三、关于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研究文献的评述 |
| 第二章 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阶段的金融监管框架(1948-1978年) |
| 一、新中国金融监管的萌芽 |
| 二、金融监管从高度集中到失控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框架探索阶段(1978-1992年) |
| 一、金融机构的设立和金融市场的构建 |
| 二、人民银行职能恢复和改革 |
| 第三节 分业监管框架建立阶段(1992-2003年) |
| 一、证监会设立 |
| 二、保监会设立 |
| 三、银监会设立 |
| 四、人民银行监管职能的规范与剥离 |
| 第四节 分业监管框架发展稳定阶段(2004-2017年) |
| 一、完善人民银行监管职能 |
| 三、完善银监会监管职能 |
| 四、完善证监会监管职能 |
| 五、完善保监会监管职能 |
| 第五节 新时代我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阶段(2017年至今) |
| 一、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
| 二、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 |
| 第六节 我国金融监管框架历史演进的基本特点 |
| 一、以人民银行职能的变化为主线 |
| 二、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
| 三、寻求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平衡 |
| 四、国际经验借鉴与国内监管实践结合 |
| 第三章 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实践与经验总结 |
| 第一节 典型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实践 |
| 一、美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 |
| 二、英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 |
| 三、澳大利亚金融监管框架改革 |
| 第二节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实践 |
| 一、巴西金融监管框架改革 |
| 二、印度金融监管改革框架 |
| 三、俄罗斯金融监管框架改革 |
| 四、南非金融监管框架改革 |
| 第三节 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经验总结 |
| 一、更加注重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 |
| 二、更加注重金融监管的协调 |
| 三、更加注重金融消费者保护 |
| 四、更加注重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 |
| 第四章 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下出现的风险及根源探究 |
| 第一节 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下出现的风险 |
| 一、股市异常波动风险 |
| 二、保险资金举牌风险 |
| 三、资产管理乱象风险 |
| 四、高杠杆率的风险 |
| 第二节 金融风险出现的根源探究 |
| 一、金融监管框架与我国金融发展状况不匹配 |
| 二、金融监管框架自身结构与监管要求不匹配 |
| 三、金融监管框架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不匹配 |
| 第五章 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优化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优化路径原则 |
| 一、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
| 二、不能让金融脱离服务实体经济本质 |
| 三、以国内外金融发展改革趋势为基础 |
| 四、以平衡金融发展和金融稳定为方向 |
| 五、以更好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抓手 |
| 第二节 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优化的可能路径 |
| 一、“一委一行两会”的监管框架仍需优化 |
| 二、三种可能路径及其筛选 |
| 第三节 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优化路径设计 |
| 一、优化当前“一委一行两会”监管框架 |
| 二、金融监管框架优化路径“三步走”方案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股市全球化,福兮?祸兮?（论文参考文献）
- [1]东方诗哲与现代性生态陷阱——从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说起[J]. 鲁枢元. 当代文坛, 2020(05)
- [2]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D]. 吴腾飞. 吉林大学, 2020(01)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D]. 邵文卓. 吉林大学, 2020(06)
- [4]基于机器学习与波动聚集分析的量化投资策略研究及改进[D]. 赖泽华. 上海财经大学, 2020
- [5]疫情下的全球化危机及中国应对[J]. 温铁军,张俊娜. 探索与争鸣, 2020(04)
- [6]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D]. 刘程.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7]社会预警论[D]. 孟小非.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8]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非法集资的政府对策[D]. 王楠. 海南大学, 2019(05)
- [9]美国现代性的三轮危机[J]. 赵一凡.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02)
- [10]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优化路径研究[D]. 王立锋.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