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上海新生活的见证

一、广告:上海新生活的见证（论文文献综述）

易菲^[1]（2020）在《影像里的摩登生活 ——探析近代上海都市时尚生活与时尚设计（1896-1949）》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将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上海作为研究起点,通过电影影像来透视近代的时尚生活与时尚设计,并以影像下的女明星为切入点,重点研究早期影像与时尚观念的关系、影像衍生的电影刊物对时尚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影像中女明星的时尚元素、时尚设计的演变历程,以及影像牵引的时尚潮流和时尚消费等问题。1896-1949年,上海电影经历了一个从植入到快速发展的过程。“摩登”观念通过欧美电影传入上海,营造出一个新的时尚文化。20世纪20-40年代是上海电影繁荣发展时期,致使电影明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本论文通过近代上海影片等影像资料,呈现上海近代都市典型生活形态的“样本”,并运用学科交叉视角,解读近代设计的时尚观念,探析都市生活与时尚设计的发展特性,从中发现影像下的明星不仅是近代时尚娱乐的产物,也是上海时尚文化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她们留下的图像、影像和文字资料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全新的都市时尚生活场景。而影像作为一种视角,还原了近代上海时尚生活,为研究提供了一种参考。研究发现,电影与时尚设计、时尚文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影像下女明星的时尚设计来看,服装款式由单一性向多元化发展,设计风格、穿着理念都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从影像下时尚潮流与时尚演变的构建来看,时尚文化对上海时尚工业和时尚消费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本论文从影像下女明星的角度来解读近代上海时尚,不仅可以了解近代上海时尚文化的进程和都市时尚生活方式,更能深刻地反映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时尚价值观、消费体系的变迁及其对中国时尚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

闫谊^[2]（2019）在《李青萍绘画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青萍,中国第一代从事现代绘画艺术探索并长期坚持的艺术家。早年接受西方艺术教育,并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20世纪40年代,活跃于艺术界,热心革命和教育事业。20世纪50年代,因政治、社会原因从中国美术史上“消失”,之后一直蛰居于家乡湖北荆州,生活艰辛。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自由后,消失了近30年的李青萍绽放了其第二次艺术生命。其晚期的作品以早年接受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想为基础,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荆楚地域文化、民间艺术,结合自己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和感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李青萍的艺术创造,不仅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而且成为整个女性文化史上的一个个性鲜明、极具典范意义的艺术个案。纵观20世纪中国艺术史,时代和认识的局限,遮蔽了一代与李青萍人生、艺术经历类似的艺术家,也遮蔽了他们的艺术史地位。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对李青萍及其绘画艺术的专题探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对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探寻,有助于充分展示西方绘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演进轨迹。本文在对李青萍的艺术生涯与艺术观念梳理、勾勒和开掘的基础上,尽可能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李青萍的绘画艺术。重点对其晚期作品的题材、绘画主题、绘画语言和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和讨论,从而全方位展示李青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艺术风格,着重从社会时代、历史文化、荆楚地域文化和民间艺术、女性意识、师承以及学养、个人独特的性格等方面,阐释李青萍绘画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同时力图在多维的视野中,将李青萍和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同时代的抽象艺术家以及女性艺术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开掘李青萍极其富于个性特征的绘画艺术风格,凸显李青萍绘画艺术的特殊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中国20世纪的现代艺术史坎坷曲折,在具体的演进发展过程中,李青萍是一条潜藏的暗线,是一个极富代表性的历史缩影,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艺术案例,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的人物,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本文正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章以中国时代、社会变迁和美术史发展为历史背景,将李青萍艺术生涯分为五个阶段,展现和归纳李青萍的生平、李青萍绘画艺术创作的基本状况,以及李青萍的艺术观念。第二章从绘画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等几个方面系统阐释李青萍晚期抽象主义绘画的艺术风格,从个性化的绘画语言、宇宙生命意识的绘画主题、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取向等方面展现其艺术的独特性和艺术价值。第三章主要分析李青萍绘画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从社会时代、历史文化、荆楚地域文化和民间艺术、女性意识与女性艺术、师承和教育、个人因素等方面,系统分析了李青萍晚期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形成的原因。李青萍独具特色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的绘画风格是中国油画艺术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暗流,是顺应历史时代发展的,是西方现代艺术在中国的顺势融合及发展。第四章立足于多维比较视野,探究和归结李青萍绘画艺术的个性特质,在同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同时代的中国抽象主义艺术家、同时代的女性艺术家的比较分析中,进一步呈现李青萍绘画艺术的独特价值。第五章全面论析李青萍绘画艺术的历史地位与当代启示,从中国现代艺术和女性艺术两个维度对李青萍及其艺术做出基本的历史定位。从社会文化意义、中国油画艺术的历史发展、中西融合的艺术创造以及女性艺术等多方面阐释李青萍绘画艺术的意义。基于对“李青萍现象”的关注,深入剖析李青萍绘画艺术对当代艺术的启示。李青萍绘画艺术与人生追求引发了我们对主体性概念等人类文化价值的深切思考:面对生命的变幻无常,李青萍以无比纯真的赤子之情,在弥漫着政治变动、战乱纷争、人情淡薄的人世生活中谱写出了旖旎、激愤而极富于个性特质的审美乐章。她怀抱对人世的怆痛和思考,于纯粹的艺术的世界里找到了可以倚持、相信的审美理想。如此一来,艺术从主流规范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艺术的色彩、线条、题材、构图,都从“意义”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自由随性的翱翔发展。李青萍的艺术,不是矫情的装饰,而是从生命内里呼叫出的痛彻心肝的情感迸发。作为一位经历丰富而特殊的画家,李青萍的一生,不仅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而且在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油画语言的探索和开拓上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应该有李青萍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李青萍在一种相当复杂的极端环境下,执着地追求精神和艺术的世界,她超越物质、超越功利的艺术精神给我们这个充满物欲社会的艺术工作者做出了典范。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李青萍的艺术创造和人生经历正契合了中国20世纪女性解放的社会潮流,她的经历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让女性艺术家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如何确立当代女性艺术家应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这,实际上也正是本课题有待开掘的研究领域。

卓慧^[3]（2018）在《不老的上海：台湾作家笔下的新上海书写》文中提出台湾自2000年起掀起一股上海热,也涌现出一批新上海书写作品。但目前研究者在探讨台湾文学里的上海书写时,大多把焦点放在老上海书写方面,对于新上海书写的关注实属少数。因此,本文尝试通过系统性地梳理新上海书写作品,来窥探台湾作家眼中的新上海面貌以及台湾作家对上海的情感。为了拓展对新上海书写作品的研究,本文试图挖掘出上海书写的新材料,并且部分内容尝试借助身份认同理论和文化地理学来发掘出台湾作家笔下新上海书写的新内容与新观点。台湾作家的老上海书写主要包括日据时期的上海书写和迁台作家的上海书写。这些老上海书写在台湾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上海记忆,形成了一种浓厚的上海情结。而这种上海情结,延续到台湾作家的新上海书写领域。在散文、小说等领域,台湾作家不断书写新上海故事。透过分析这些新上海书写作品,发现台湾作家站在都市漫游者或是移居者的角度,构建独特的当代上海景观与记忆,关注在沪台湾人的生活状况与身份认同情况,并对上海的社会百态与未来前途提出独到的见解。台湾作家对当代上海面貌以及在沪台湾人的书写是台湾文学史上独特的一部分,因其不仅映照出改革开放后上海的独特面貌,而且为在沪台湾人留下文学影像。故研究台湾作家笔下的新上海书写,既可以深入挖掘当代台湾文学的上海书写状况,又可以透过其中在沪台湾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情况进一步思考两岸文化融合的方法。另外,从台湾文学里上海书写主题的不间断可知,上海书写一直延续,也不会消失。

翁梓轩^[4]（2017）在《民族危机下的徐汇中学校园生活考察（1931-1937）》文中研究说明徐汇中学,原名“圣依纳爵公学”,是近代天主教在华开办最早的中等教育机构。以往学界多从宏观的角度对学校校史及学校整体情况予以介绍,而对包括校园生活在内的学校细节情况少有研究。本文即在民族危机的视野下来考察1931至1937年徐汇中学校园生活情况。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徐汇中学自20世纪初开始实行的教内教外分院制度,为学校在之后数十年时间里妥善处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由于清政府及北京政府无力控制教会学校,汇学经历了自由发展时期,形成了“不讲政治、尊重人格、学科完备”的办学特色。历史进入20年代后,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席卷之下,国内相继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与收回教育权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政治力量对教会学校控制力的进一步加强,汇学于1931年组织校董会准备立案事宜,并于1932年完成立案,进入私立徐汇中学时期。立案之后的徐汇中学,虽然取消了宗教课程,但校园生活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着力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恰逢此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为了应对民族危机,唤起国民意识,改革人心,提高国民素质,国民政府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徐汇中学在理解新生活运动目的的基础上,认同运动对“规矩”与“清洁”的强调,积极配合新生活运动所提出的“生活军事化”等举措,成立童子军、进行军事训练。同时,面对国难,汇学学子积极关注国事,发表舆论,表达对当时内忧外患背景下国家各项政策的看法,既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又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此外,他们还通过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救济难民、服务伤兵医院,开展节食运动以及热诚祈祷等方式来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总而言之,徐汇中学以其校园生活之面貌,呈现了教会学校师生如何在民族危机下书写爱国与爱教的典范历史。

羊父^[5]（2017）在《寻找尤美丽》文中研究说明1尤美丽长什么样子,我都快忘了。过去这几年,我每天睁开眼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把她忘掉。可是,要忘掉尤美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大概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才把她的鼻子和嘴巴忘掉,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把她的眉毛和眼睛忘掉,还剩下的那一些,也许永远都忘不掉了。就在我把尤美丽忘得差不多的时候,有人却威胁我,让我把忘掉的尤美丽给想

吴伦羽^[6]（2017）在《从政治化到社会化：《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研究（1934-1936）》文中研究指明1934年2月,正在南昌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为核心,并迅速波及全国,上至政府下到民众都纷纷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但出于政治目的来发动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这场运动却更多是对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化进程。新生活运动发生于国共内战之时,长达十几年之久,其高潮却不过集中在抗战之前那短短的两三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引进和效法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观念与做法的运动,加速了中国的社会化进程。因此,新生活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化的典型蓝本。作为民国时期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民间报纸,《申报》不可能不对新生活运动予以关注。但笔者发现,新生活运动发轫初期,《申报》与《中央日报》对其的报道是如出一辙的,都是站在政治的角度进行考量。但随着新生活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央日报》对其的报道越来越少,最后甚至销声匿迹。而反观《申报》,却开始关注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化意义。笔者正是看到了这一有趣的转向变化,并进而产生疑问和思考:在新生活运动的报道中,早期与《中央日报》亦步亦趋的《申报》,为什么会从政治化的宣传转向社会化的表达?《申报》又是如何关注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化意义,并对其进行社会化表达的?笔者希望通过对《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进行梳理,并结合《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等一手资料,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本文主要是通过探究《申报》在新生活运动报道中的变化和内容,以期探索《申报》在新生活运动中,是如何进行社会化表达的。不同于以往报纸与社会化关系的研究,笔者试图以《申报》的报道变化为突破口,通过研究这一报刊在新生活运动报道中的转向问题,进而探讨其是如何对新生活运动进行社会化表达的。笔者通过《申报》与《中央日报》报道新生活运动的对比,以及辅以其它珍贵的一手材料,进而得出《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已经发生变化的结论。并从"运动普及"、"观念传递"、"民意表达"这三个维度来勾勒《申报》在新生活运动报道中的社会化意义表达。第一章,笔者从整体上介绍了新生活运动,这一民国时期的重要运动。通过对其经过、内容等方面的梳理,笔者认为,新生活运动并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同时,笔者还以《申报》和《中央日报》的新生活运动报道作对比,进而得出《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已从政治化宣传转向社会化表达的结论。并尝试对这种转向的原因进行初探。第二章,笔者从"运动普及"的层面出发,探究《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的社会化表达。《申报》通过宣传和普及新生活运动的意义、进行新生活运动的知识普及和教育以及营造"全民参与"氛围等方式。积极有效地推动了这场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转向是"最初层面"的社会化表达。第三章,笔者从"观念传递"的层面出发,认为《申报》在报道和传播新生活运动的同时,实际上在无形中向人们传递西方的社会化观念,诸如女性观、青少年观和礼俗观。而这些先进的观念传播,实际上也是对新生活运动社会化的—种表达。第四章,笔者认为《申报》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发声的渠道,刊载了大量的评论,这实际上促成了一种观念的交锋。传递出了一种自由表达的社会化进步观念,在无形中拓展了自由表达的言论空间。而这种"思想"层面的转向,是《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更高层面"的社会化表达。

刘宝军^[7]（2016）在《1946年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选举述论》文中研究表明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按照孙中山的政权思想,开始尝试设立具有地方自治意义的参议会。地方参议会的参议员,在临时参议会时期由政府指定,到正式参议会时期参议员由人民选举。作为地方自治的标志性机构——地方参议会的建立及其运行不仅是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践,也显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实际水平。考察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过程,可以看到参议会这个地方自治机构建立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取向和作用,从而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加深入系统地认识南京政府的政治制度的走向。成立于1946年的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是1905年上海实施地方自治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议会,它以普选的形式产生,超越了早期类似机构仅局限于士绅和精英的狭小范围。这届议会的存在长达三年之久,是上海社会面临纷乱和动荡局势的稳定核心,也是中国地方议会政治的实验场所。对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选举作进一步的深入系统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在充分掌握了可靠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力图从宏观上将此次选举置于战后上海恢复重建的特殊时局的大环境中考察;在微观上,突破以往议会史研究重制度而轻实践的研究范式,尽可能客观地“再现”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选举的历史原貌,从而揭示此次参议员选举中的各色人等在既定的权威网络中的角色担当,以此来挖掘被以往静态、总体性的制度与结构研究所屏蔽掉的真实历史因素。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认识。其内容与结构大体如下: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依据、研究状态、研究对象、视角、思路与方法,以及主要的参考资料等。第一章: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与议员选举:追溯鸦片战争后地方自治思想的酝酿、提出及在全国的实践,包括清末地方议事机构咨议局的建立及议员选举,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省议会、南京政府时期的地方议会及其在中国的出现与演变过程。由于地方自治作为一种思潮,其发动的中心在上海。上海人所具有的开风气之先的精神,加速了西方政治思想进入中国,并且成为将地方自治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因此,谈到地方自治,不得不从地方自治居于全国之先的上海谈起。上海地方自治机构经历了清末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上海城自治公所,北洋政府时期的参议会,南京政府时期的参事会、临时参议会等,抗战胜利后上海光复,上海市政府奉令于1946年3月28日成立临时市参议会以为过渡,4月26日,上海市政府举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选。第二章:从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选举的相关法令法规入手,重点考察选前筹备和竞选过程。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法令规定为依据,结合上海市政府的相关规定,厘清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方法、选举资格;选举程序、投票规则,以及选举票的认定、选举诉讼等法律条文的规定。通过梳理上海市参议员选举的事前筹备工作:上海市地方自治机构的设立、整编保甲和户口普查、选举人登记和候选人资格审查、投票场所的设置和人员配置,以及选票的分发,考察上海市参议员选举准备的充分性、公开性、合理性;结合上海市政府、社会媒体等社会各界,在参议员候选人竞选宣传中的宣传举措,重点考察、分析候选人的竞选宣传方式和内容。第三章: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选举。首先依据上海市参议员选举的相关法令规定,参酌已公开的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全方位梳理上海市参议员区域选举及职业团体的初选与复选,以考察参议员选举过程的规范。其次,用社会学的理论对参议员的背景进行剖析,充分考虑参议员的年龄、性别、籍贯、教育程度等自然特征的同时,重点考察参议员的社会经历和工作状态,从出身背景、社会身份和政治派别三方面,直观地呈现参议员群体的社会角色,从而理解其在参议员选举过程中的纵横捭阖和最终胜出的深层原因。第四章:分析与评价。首先以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制定的选举法规为切入点,通过对选举过程中的个案,尤其是选举诉讼的梳理,考察其在民主实践过程中的执行情况;通过对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媒体、地方名流及社会团体在竞选宣传中的举措,来分析考察竞选宣传的条件原因、效能和作用;通过梳理社会各界对于选举中的种种违规现象的质疑和维权这一事实,说明民众的法律意识在逐渐出现。这些迹象表明,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基本秉承民主、公正、公开的政治取向。其次,透过上海市参议员选举中出现的诸如选举人数失实、选民资格不符、选票流失严重等现象,来探究出现这些现象的本质,分析选民、候选人、本市政府当局相关领导及职员等当事人群体的作为,厘清参议员选举过程中的诸多与民主背道而驰的现象,说明选举管理还存在诸多疏漏;最后,结合参议员选举过程出现的内定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选举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考察参议员选举过程中的党控现象,并分析此类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选举的基本取向是法制化、规范化、公开化,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异化,各种舞弊纷纷发生。问题的出现既有选举管理上的疏忽,也有党政机关的操控,还有社会条件特别是选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上海市参议员选举中出现的民主不和谐音符,实质上已折射出上海市公民的政治素养与政府的管理现状。针对这样的问题,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实行民主,既有赖于高素质的国民的自觉自重,也有赖于政府监督管理机制的完善,二者缺一不可。因此,真正的民主,需要训练,需要教育,而且最好的训练与教育,不在于口头与文字,却在于实地的试验,所以,这次选举,距离理想的目标,还有相当路程。

阮兰芳^[8]（2014）在《日常生活与文学上海 ——“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学考察》文中指出19世纪末以来,中国处于从封建帝国向独立的民族国家行进的路途中,在内部嬗变和外部冲击的双层压力下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现代化和城市化成为该时期最为核心的政治诉求,城市特别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最早成为实施这一诉求的主要场域。上海也因其殖民都市的境遇与中国近现代史发生的同步性,被看做是“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锁钥”,从而诱发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建构与都市文学研究的日渐升温。但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执迷”（夏志清语）,导致对现代性过分的依赖,使得“民族国家”、“启蒙救亡”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叙事,城市现代性和日常现代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文学上海研究呈现出“去地域化”、“去本土化”以及意义超载的现象。因此,将都市生活作为核心观照对象,通过历史考察和文学文本细读,还原都市变迁过程中作家都市书写的历史情境和心理图景,从而凸显文学上海的“中国经验”和本土特性就成为必要。从传统小县城到民国大都市,从孤岛时期沉沦的畸形都市到全面改造、压抑的共和国城市,从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下城市生活的日渐恢复到当下都市的全面扩张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新定位,百年上海经历沧桑,而它最大的遭遇无过于从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到都市生活方式的急遽过渡,这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相契合,其差别只有范围、深度、表现形式和时间延滞早晚的不同。因此,对上海的关注,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和都市生活方式的关注,也是对当下中国和世界最大现实的关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是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斯提出的,主张从社会生态学视野、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和有其精神个性和心理体验特征等三方面把握都市生活区别于乡村生活的根本特征。从精神个性和心理体验特征角度考察都市生活,显示了沃斯与德国早期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师承关系,体现了西方城市社会学“从实证走向人文”的逻辑进程,这一点与中国都市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关注个体感性生存和精神生态存在先天的契合,也成为论文重要的理论资源。研究都市生活回避不开日常生活的关注,因为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都市生活的变迁最终都能在日常生活领域反应出来,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即使是最为普遍、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因此,经由日常生活场域追踪都市文学的变迁成为重要的研究路径。而近代以来启蒙、救亡话语和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成为压倒性力量,导致日常生活在都市文学创作、研究领域有意无意的遮蔽,因此从日常生活角度研究文学上海,有助于“破除种种改写上海历史背后的神话统治,恢复人们对历史经验之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感受与记忆”。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市民社会的兴起,日常生活的独立价值开始得到承认,国外社会学和哲学领域的“日常生活”转向带来的影响和理论资源,使得从日常生活角度研究都市文学成为可能,并涌现出众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提供借鉴、开启思路的同时,也显示出目前研究现状中的薄弱环节：1.一般将“日常生活”叙述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考察,无意中淡化了日常生活的都市场域,因此也关注不到“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与前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区别特征。2.因过度聚焦于现代性,仅仅从反映论的单一角度将“文学中的日常生活”看作“现实中的日常生活”的附庸,没有看到二者间的辨证关系；作家作为都市日常生活的主体,其充满体验性的日常实践及对日常生活的抵制或超越常常被忽视。3.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单个作家日常生活叙事形态的研究,但在整体上呈现出零散和不系统的状态,目前还没有从“日常生活”角度对20世纪“文学中的上海”进行系统考察的。鉴于此,本论文以“日常生活与文学上海”为题,将场域定位于20世纪最重要的都市——上海,在借鉴城市社会学、时间地理学、文化史学、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代表性作家小说、散文（含杂文）作品的细致研读,从“日常生活”角度分析“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到底给文学带来了怎样的新质?论文将从文学文本与城市文本的互动共生中分析以下主题：在20世纪作家笔下,都市“上海”呈现出怎样的日常“现实”?不同作家对于这一“现实”“再现”的方式有何异同?导致差异的原因何在?他们有关上海的“日常生活叙事”有何共同特征或规律?对于上海文学形象的建构上有何贡献?在从乡土向都市生活的变迁过程中,这些作家在城与人的交接和遇合上给当下中国提供了怎样的经验?论文关注的是都市生活给文学上海带来的新变,因此在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选取上,主要关注具有以下特征的文学想象：它首先是在上海居住过的作家的创作；其次是作家对于上海“此在”生活给予了有意识的关注,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印记和地域特点；再者,作家对于都市生活方式进行过观察、审视和思考,这往往体现在对都市生活的描摹、再现和批评中：或者自觉将都市上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或是关注处于乡土、都市临界状态下的人物类型,或者聚焦时代氛围氤氲下都市生活内部潜隐和局部异动。在分析当前都市文学研究现状基础上,结合个人研究兴趣和创新的可行性,论文最终确定韩邦庆、鲁迅、张爱玲、王安忆等四位作家为主要关注对象,研究他们在小说、散文方面充满体验性和独特性的都市书写。这几位作家对“文学上海”的书写几乎都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性中宏大叙事传统的规避,而关注上海百年变迁中较为日常的、市民的、私性的都市生活,建构了类似陈思和所说的文学“都市民间”,相对于夸张变形的、移植想象式的上海书写,他们的写作带有平实的社会学色彩,带有日常生活的况味。在对不同历史时段都市生活的自觉摹写和上海文学形象的建构上,他们的贡献不容回避。而他们进入都市、面对都市、写作都市的日常实践本身也构成了都市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规约着他们的都市书写。论文希望通过分析作家创作的心理特征、在都市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再现方式的独特性上,力图复原20世纪作家笔下的人物及作家本人在城与人、城与文遇合上的极大丰富性,并在研究的实践中激发出创意和生机。论文的总体创新体现在：1.从生活方式角度把握都市生活和文学都市,为都市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2.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作家都市书写的特征分析和梳理,再现了20世纪文学上海的日常生活图景；3.在都市文学研究领域广泛引鉴西方城市社会学、日常生活和空间研究理论,体现出研究方法的创新。论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论证论文选题的缘由和必要性,并交代论文的逻辑结构和整体框架。首先分析了上海与现代中国、上海在城乡关系格局的特殊地位,说明将20世纪的上海作为考察都市生活变迁的依据；其次,在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研究现状分析基础上,指出论文选题的理论出发点和研究基础；再者,介绍论文的整体框架和逻辑结构。最后指出论文研究的具体方法。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四位作家的小说、散文（含杂文）等创作实践进行具体的文本细读与分析的批评实践。在综合考察城市文本、细致研读文学文本基础上,试图揭示出都市生活现实对于作家书写的潜在规约,作家对日常生活抵制和超越的可能和智慧,以及都市日常生活中具有的“生动的态度”和“诗意的气氛”。主体部分无意建构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和阐释方法,但会重点关注以下三点：1.关注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以作家日常实践的历史解析和作品的文本细读为主体,最大限度凸显研究对象的个体性和体验性,建构自下而上的都市文学研究路径。2.关注作家生活的都市历史情境,注意从时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上把握作家都市书写的根本特质。3.关注都市书写再现过程中的媒介影响,也即都市媒介形式对于文学表现的丰富和参与。第一章：都市肇始的日常书写者：韩邦庆。本章以韩邦庆的都市生活和日常生活写作为例,描述清末民初都市日常的新变,论述《海上花列传》在早期都市日常书写中的开创意义、在都市空问写作形式上的创新性和作品屡次遭弃的原因。首先,通过与明清士妓的交往形式及情艺生活的对比,揭示《海上花列传》因为金钱和欲望的介入而引起妓院情感形式的复杂化。通过两类情感形式和两类都市空间的对照,揭示都市肇始时期传统家庭、社会结构及伦理价值观岌岌可危的现实,不受外界侵蚀的古典私乐园终将无可挽回的“失掉”。其次,借鉴时空地理学的时空动态图,分析晚清小说时间形式的新变、交通方式的混杂带来移动的复杂性以及移动方式在城市空间建构上的意义。本章的创新点在借鉴时间地理学理论和空间理论分析《海上花》中混杂的移动方式与城市空间建构、社会结构调整的内在关联,指出小说的突出价值在于开启了与传统历时性的传奇体完全不同的空间写作形式,以及作家表现出明显的都市意识和展示都市全景的意图。将近代富有争议的《海上花》纳入都市文学研究系统,有助于推动对《海上花》文学价值的认识和评价。第二章：殖民都市的批判与照相者：鲁迅。本章围绕鲁迅上海十年的生活和杂文创作,分析都市生活对于鲁迅后期杂文写作的影响,上海殖民语境带来的国民性批判和启蒙立场的微调；他对殖民都市众生相的照相和文化透视,对都市文化领域权力的抵制,都显示出对日常都市的精准把握和超越的智慧。论文首先分析他通过漫步都市、弄堂幽居和报刊阅读生活建构起与都市的联系,概括出鲁迅疏而不离的都市旁观者和文化守夜人的都市角色；其次将鲁迅对于半殖民地都市市民众生相的杂文写作与历史照相术联系起来,通过分析鲁迅杂文写作与照相术的关系,论述鲁迅后期杂文体现出的日常性、视觉性的特点,以及杂文书写作为他历史写作的重要方式。此外,鲁迅通过对日常生活现象多角度的书写,他与30年代图书报刊检查制度的斗争中体现出对权力抵制的智慧,他对商品竞卖时代文坛怪象的批判体现出知识分子的道义坚持,都有着一致的关注点：即在商品化、殖民地情境下“立人”问题的实现和文化批判的兴趣。本章的创新点在于打破偏执于纯文学文体的研究传统,将鲁迅后期杂文纳入都市研究视野,借鉴罗兰·巴特《明室》中的摄影理论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分析和探讨了作家与都市的共生关系,对鲁迅研究领域中单一将乡土写作作为鲁迅研究“正脉”提出质疑,也是对城市文化研究中将海派文化视为上海城市研究固有模式的突破。第三章：时代梦魇的日常呈现者：张爱玲。本章主要论述张爱玲处于时空封锁背景下的都市日常生活写作,认为只有将日常生活置于“乱世”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她在日常生活和饮食男女上附着的热情。首先,通过辨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戏剧化”和“日常生活的戏剧化”,结合文本论述她多次提到的都市生活的二轮性特征；其次,通过借鉴芝加哥社会学派二代学者欧文·戈夫曼关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相关理论,考察张爱玲小说中处于传统社会和现代过渡期中上海市民的人际交往形式和家庭关系的隔膜。正是通过多重镜像中对人物“假扮”的揭破,张爱玲体现出对饮食男女的超越和对都市生活的深刻省思。再者,通过对公馆和公寓两大都市空间书写的梳理,分析了都市文明背景下传统家族生活的不合时宜和诡异的扭曲,以及中产阶级思想背景中的传统道德负累,它们共同构成小说人物难以摆脱的“时代的梦魇”。此外,张爱玲对于家庭居室空间的发现和最大限度的开发,提供了空间功能与家庭政治结构的关联通道。最后,通过分析小说中“艳异的瞬间”和“文本的阻滞”特征和原因,揭示“封锁”的历史情境对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根本影响,从而理解处于乱世中的作者对于都市日常生活的沉溺和超越。本章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将“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的理论用于张爱玲笔下的都市人际关系的分析,此外对公寓生活、生活的戏剧化等都市独有的日常体验的分析都是此前研究者少有关注的。第四章：弄堂生态的持久关注者：王安忆。本章关注新时期作家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将其核心内容定位于对上海弄堂生态性的发现和全面书写上。通过分析弄堂生态中的构建主体、弄堂生态的侵入和扰动、调节弄堂生态的市民道德、生活逻辑,维系生态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神话传说、流言等精神力量以及弄堂作为独特建筑形式所具有的自然特征,揭示弄堂生态的多面立体的含义。其次,分析王安忆弄堂生态书写背后的日常历史观和日常生活审美的主观意图,她对于弄堂生态挽歌式书写和日常生活审美背后清醒的“寻找上海”的理性意图。本章的创新在于第一次提出“弄堂生态”的概念并进行全面立体的解析。第五章：百年都市日常的见证者：上海的女佣部落。本章是在作家专论上的综合分析,主要选取四位作家笔下均涉及到的女佣题材进行比较和分析,试图通过不同时期作家对于女佣生活的叙述角度和再现方式的不同,考察作家在日常生活书写上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上海百年变迁过程中,女佣群体作为都市日常生活的主体和见证者,同时也是从乡土向都市变迁过程中最具体和最直接的承载者,因此对百年女佣群体的交往对象、职业意识、情感生活的考察就具有代表性意义,特别是对女佣群体中私通、姘居、同居等亲密关系的分析,体现了都市变迁过程中男女亲密关系之变,而不同时期作家对于女佣生活的叙述角度和再现方式的不同,则增强了认识这一问题的层次感和丰富性。结语部分论述四位作家在“文学上海”书写的相似特征、存在的继承和联系,以及从日常生活角度书写都市的特点和意义,并尝试得出整体认识：百年文学上海的日常生活书写与商品经济的繁盛、市民阶层的形成、政局环境的宽松等都有一定关系；宏大叙事虽对日常生活形成抑制,但也会激起日常生活叙事的反弹及作家对日常生活抵制或超越。正是在对日常生活极具个性的书写、复杂情感的投入以及对日常生活抵制和超越上,作家与都市充满体验性的遇合为20世纪的都市文学提供了独特而有意味的中国“经验”。

龙丹^[9]（2014）在《重述他者与自我—赛珍珠、史沫特莱和项美丽与民国妇女的跨文化镜像认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史沫特莱和项美丽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与中国文化亲密接触,她们以各自的中国体验为素材产生了大量的中国叙事,不约而同把目光聚焦到民国妇女的身上。本论文以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和《群芳亭》、论文集《论男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小说《大地的女儿》、非小说《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战歌》,以及项美丽的小说《太阳的脚步》为研究对象,聚焦她们在作品中建构的中国妇女和白人女性形象。女性跨文化书写如何再现东方女性他者与白人女性自我?美国白人女性的价值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流动、转化、衍生?女性书写主体如何与她们的书写对象认同?女性跨文化书写具有何种特殊的诗学特征?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保罗·吉洛伊的跨文化身份认同理论和史书美的女性跨文化认同理论为起点,参考雅格·拉康和斯拉沃热·齐泽克的相关理论,建构了一个女性跨文化镜像认同的阐释框架来解读赛珍珠、史沫特莱和项美丽对民国妇女的书写与认同,并且参考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对诗性语言的定义,探讨女性跨文化书写的诗学特征。拉康、齐泽克和吉洛伊都论述到自我如何在与他者的对象关系中形成,在自我与他者的认同向度上三人着重点不同：拉康提出镜像阶段自我的形成是对他者的想象性认同,是自我的他者化;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主体对客体的欲望是由意识形态框架建立的,因此他者是自我的投射；而吉洛伊的“双重意识”则表征了主体被分裂为两个矛盾的自我,相互以另一个世界的标准衡量自我,他者是另一个自我。现代美国白人女性僭越时间、空间、民族国家的界限,与中国妇女相遇、对话、协商、认同。跨文化的白人女性主体在与中国妇女的对象关系中确立自我,因与他者的认同向度不同而产生三种不同的跨文化镜像认同样态：自我他者化、他者自我化和双重自我。赛珍珠、史沫特莱和项美丽及其作品共同呈现了女性跨文化镜像认同的特征：她们以现代美国女性的意识形态为屏障认同和书写中国妇女,同时吸收中国妇女的美德,以她们为镜巩固或重构现代女性自我。赛珍珠的自由一女性主义思想,史沫特莱的左翼政治理想和项美丽的现代先锋派女性主张是她们认识和认同中国妇女时无法超越的文化视域。女性书写主体试图寻求最适合表达女性跨文化认同的文学形式,其跨文化书写具有独特的诗学特征,在文类上叙事与非叙事融合,在叙事声音上有作者隐退、叙事易装和双声叙事等特征,对应不同模式的跨文化镜像认同。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绪论梳理了赛珍珠、史沫特莱和项美丽的跨文化书写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本论文的立足点和切入点,建构了女性跨文化镜像认同的批评模式,介绍论文的整体框架和主要观点。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在太平洋的彼岸——赛珍珠、史沫特莱和项美丽的跨文化女性体验”追溯现代美国女性主体赛珍珠、史沫特莱和项美丽的中国体验,尤其是赛珍珠与中国农村妇女、史沫特莱与革命女战士、项美丽与“小脚”太太的相遇和对话。第二章“自由—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妇女——赛珍珠跨文化书写中的自我他者化”以《大地》中的阿兰、《论男女》中的美国“火药型”妇女和《群芳亭》中的吴太太为研究对象,比较她们对女性与家庭的关系的理解,分析赛珍珠内化吸收中国妇女美德,重构自由-女性主义自我。赛珍珠跨文化书写融合小说与非小说的叙事特征,借用中国小说的叙事手法书写他者。第三章“左翼政治框架中的中国妇女——史沫特莱跨文化书写中的他者自我化”以《大地的女儿》中的玛丽·罗泽士、《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战歌》中的革命女性为研究对象,比较她们对性别与阶级、民族的关系的理解,探讨史沫特莱书写中国妇女时把自我投射在他者身上,建构理想的女革命者形象。史沫特莱跨文化书写混淆虚构与现实的疆界,采用叙事易装的手法借他者的声音表达自我的意识形态理想。第四章“现代先锋派女性眼中的中国妇女——项美丽跨文化书写中的双重自我”以《太阳的脚步》中的中国旧式女子美凤和美国现代女性多萝西为研究对象,探讨多萝西和作者项美丽如何把美凤认同为自我的传统替身,在两个自我之间的协商、选择、认同。项美丽跨文化书写打破了小说与自传的差异,在小说中采用叙事双声的手法象征双重自我的对话和协商。结论揭示三位美国女作家的中国体验和书写所体现的女性跨文化镜像认同对当代跨文化女性主义理论的意义。

马海^[10]（2014）在《城市经验与鲁迅的杂文生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京和上海是鲁迅杂文的主要生产空间,现代大都市给了鲁迅独特的城市经验来进行杂文写作,鲁迅杂文所探求的思想,所诉求和付诸的实践,以及所形成的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风格,都离不开他在北京和上海的城市经验。在鲁迅杂文的研究中,作为一种“空间”视角的“北京书写”需要予以重视。北京的“新旧混杂”表征着中国现代转型的典型形态。对于鲁迅而言,“新旧杂糅”的北京不断生产出“现代性的焦虑”,并与鲁迅成长阶段中的“创伤性经验”交汇,在此过程中,鲁迅个人的、民族的、时间的、空间的经验遇合在一起,杂文成为这种经验的最集中表现形式,北京因此在鲁迅杂文中被看成是一个“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充满了隐喻意义的,被象征化了的城市。鲁迅是怀着启蒙之梦来到北京的,现代启蒙的主题本身就预设了城市对乡村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前的六年时间,北京给予鲁迅的是失败的经验,他有了被关在“铁屋子”的空间感。面对“铁屋子”的境遇,鲁迅一方面认同现代城市的日常生活经验;一方面以对“杂文体”文本的阅读寻求对日常自己的超越,在二者所形成的张力之中,鲁迅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自觉,并最终选择了杂文作为自己的文学生产方式。鲁迅在北京经验下的杂文生产,一方面离不开在都市中所初步形成的现代“文学场”,另一方面,则离不开当时北京的社会政治环境。1920年代的北京,杂志、学校与社团三者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以杂志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产方式和公共领域,鲁迅积极进入公共空间,以写作感受着城市空间的巨大文化潜力,他将自己独特的经验表现于笔端,而这种写作既体现了当时文学生产方式的特点,又必然包含着一种“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纠缠,杂文亦是在这种复杂纠缠中“挣扎”而出。城市经验总是与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的,北京的“空间政治”与现代新知识人之间的关系给了鲁迅特有的城市经验,其从两方面影响了鲁迅杂文的生产和流变:一是更坚定了鲁迅的杂文写作姿态,他以对《新青年》批判性话语的坚持去颠覆权力与现代知识者共谋的话语场;二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增加的对现代知识分子持续进行批判的新主题。在北京经验的影响下,鲁迅杂文的现实感和政治感越来越强,“墨的谎言”与“血的事实”彻底刷新了鲁迅杂文的思考方向。1926年,鲁迅因革职、打官司、支持学生等事情,更因杂文的不断“惹祸”,“逃出”北京。“逃亡”是鲁迅重要的城市经验,“逃亡”既是被迫亦是鲁迅自己的主动选择,与之相伴,鲁迅在北京的杂文写作也走到了终点——“坟”,“坟”所意味的“死亡”是解开鲁迅思想和杂文生成的重要精神密码,“坟”所给予鲁迅的经验,并不仅仅意味着终结,还有一种“历史的中间物”和“地理中间物”的体验,而上海就是这样的新的“地理中间物”。从北京到上海,在“地理中间物”的转换中,鲁迅的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十里洋场”和上海弄堂成为他生活、写作的新的坐标。上海对鲁迅而言是一次身份的革命,他不可避免地与上海高度物质化的日常生活,海派文人、出版商还有普通市民发生密切联系,这形成了鲁迅与上海的经验际遇。鲁迅对摩登上海的都市空间有着清醒的认识,上海有着与北京不同的、分裂的公共空间,面对上海残酷的政治压迫,鲁迅的韧性和智慧使得杂文总能在城市空间中生产出来。鲁迅发现了殖民上海的多层空间结构,这不断强化着他的空间政治感受;上海既是一座摩登之城,也是一座汇聚革命潜能的城市,上海的革命情境与鲁迅的革命经验在殖民空间中遭遇,由此发生的“革命文学”的论争深刻影响到鲁迅杂文和思想的流变,鲁迅的杂文生产与革命的“反抗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立此存照”的方法和意识在鲁迅杂文中越来越强烈,最终,鲁迅将杂文与现代城市媒体的关系发展到了极端,写下了“立此存照”的新型文本,这是一种以“反艺术”的方式而进行的艰难的“空间的生产”。鲁迅在北京、上海的城市经验与其杂文诗学紧密相连。鲁迅的杂文是“震惊”艺术的典型,“震惊”经验被鲁迅置于艺术创造的核心,鲁迅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越界”,对“黑暗意识”和“危机时刻”的展现,对形象感和视觉性的重视来表达“震惊”经验,鲁迅杂文因此成为能带来“震惊”效果的文学生产形式。鲁迅杂文亦是鲁迅在都市“行走”的空间修辞学,“走”的修辞学形成了鲁迅杂文节奏与都市的互文性和对都市节奏的超越,造语的曲折,以及异于传统文学表现方式的美学原则。

二、广告:上海新生活的见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告:上海新生活的见证（论文提纲范文）

（1）影像里的摩登生活 ——探析近代上海都市时尚生活与时尚设计（1896-1949）（论文提纲范文）

（2）李青萍绘画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不老的上海：台湾作家笔下的新上海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4）民族危机下的徐汇中学校园生活考察（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6）从政治化到社会化：《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研究（1934-1936）（论文提纲范文）

（7）1946年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选举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8）日常生活与文学上海 ——“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重述他者与自我—赛珍珠、史沫特莱和项美丽与民国妇女的跨文化镜像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城市经验与鲁迅的杂文生产（论文提纲范文）

四、广告:上海新生活的见证（论文参考文献）

• [1]影像里的摩登生活 ——探析近代上海都市时尚生活与时尚设计（1896-1949）[D]. 易菲.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2]李青萍绘画艺术研究[D]. 闫谊.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3]不老的上海：台湾作家笔下的新上海书写[D]. 卓慧. 厦门大学, 2018(07)
• [4]民族危机下的徐汇中学校园生活考察（1931-1937）[D]. 翁梓轩. 杭州师范大学, 2017(05)
• [5]寻找尤美丽[J]. 羊父. 野草, 2017(03)
• [6]从政治化到社会化：《申报》“新生活运动”报道研究（1934-1936）[D]. 吴伦羽. 安徽大学, 2017(08)
• [7]1946年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选举述论[D]. 刘宝军. 吉林大学, 2016(08)
• [8]日常生活与文学上海 ——“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学考察[D]. 阮兰芳. 山东大学, 2014(04)
• [9]重述他者与自我—赛珍珠、史沫特莱和项美丽与民国妇女的跨文化镜像认同研究[D]. 龙丹.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03)
• [10]城市经验与鲁迅的杂文生产[D]. 马海.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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