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一个民族的近代婚姻看理性婚姻的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吴留戈[1]（2021）在《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文中提出法制变革时期的新旧伦理冲突问题,是法学界与伦理学界均给予极大关注的话题。清末民初的律法变革不仅开启了我国法制近代化的先河,而且也第一次将我国传统法律伦理与西方近代法律伦理的本质区别及其矛盾对峙全面地展现到了世人面前。因此,本文的核心工作是从清末民初的律法变革的角度审视和反思新旧伦理冲突,通过深入诠释时代境遇与思想根源,系统剖析四对范畴的伦理互动关系,从而厘清“法理与伦理无涉”、“法胜于礼”、“西胜于中”等思想误区,进而解析清末民初律法中新旧伦理内在冲突蕴含的“否定礼教——确定法理——回归伦理”的三重逻辑,并对如何正确处理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与外来伦理的协调融通问题进行思考与辨析。首先,本文探讨了清末民初律法中新旧伦理冲突的时代境遇及思想根源。从当前学界对清末民初律法上新旧伦理冲突思想根源的分析和理解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法理派”主张“托古改制”、“伦理派”主张“伦理至上”。本文通过分析发现,“法理派”对西方近代法理倍加推崇,其实质并不是假借传统伦理进行律法变革,而是要彻底地与传统伦理分道扬镳,进行“脱古改制”;“伦理派”主张变法应与传统伦理、风俗相结合,其实质也并不是“伦理至上”的空谈之学,而是以“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涵和伦理导向,成为贯通礼法、联结中西法律文本的纽带。其次,本文力图从“变道——变法”、“臣民——国民”、“家族——个人”、“义——利”等四对范畴出发,系统地考察清末民初法律上新旧伦理冲突的历史进程、主要原因、论战焦点及最终效果,探讨、分析律法变革与伦理冲突的关联,即清末民初传统法律伦理是何种样貌、西方近代伦理思想对清末民初法制变革进行了怎样的冲击、传统法律伦理又如何在顽强坚守的同时能动地塑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根基、这些伦理冲突的结果是否实现了西方近代法律与本土传统风俗习惯的真正融合等问题,以揭示出其背后影响法律伦理形成的深层思想根源。“变道——变法”的伦理冲突,实际上是以“自觉的伦理选择”为前提条件的。伴随着从“自在”到“自觉”意识的觉醒,“共同体之善”价值预设进境的建构是清末民初的仁人志士们以自己的形式先行对于国家伦理的基本规定性进行设置。重塑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体现在律法上就形成了废除“领事裁判权”与争取“治外法权”的国家伦理共识。但是,在具体的国家样貌形态上,“法理派”以西方近代思想家洛克的政治伦理为根基,主张建立“变法也变道”的政治国家;“伦理派”则从传统伦理是中国社会的根基等角度进行阐发,主张建立“变法不变道”的伦理国家。然而,由于“法理派”片面重视纵向法律关系的功效,所以在实践中导致无论法系归属与法律契合度,一律遵从西方的法律格局的形成。“臣民——国民”的伦理冲突,是清末民初律法中人格价值取向的冲突。在传统律法中的“臣民”并不具备独立、自由、平等的主体资格。“国民”意识的出现是中国人觉醒的表现,也是中国社会意欲变革的象征。“国民”人格价值,就是要打破传统“臣民”人格价值对于“君臣伦理”的巩固和确认,消解“君尊”与“臣卑”的二元结构关系,瓦解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在“国民”伦理层面,通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等人的不懈努力,法律制度保障“国民”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格价值,赋予“国民”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权利,呈现出了反抗专制统治的正面意义。“家族——个人”的伦理冲突,是清末民初律法中最激烈的伦理冲突。传统律法对于家族本位伦理的深度倚重,不仅使个人失去了天然的平等与独立,也失落了内在应有的权利与自由。“法理派”与“伦理派”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礼与法的存废问题,而究其实质却集中于两大类的伦理冲突上,即家族伦理的特殊性与个人伦理的通约性之间的冲突、家族伦理的信念性与个人伦理的责任性之间的冲突。然而,在“法理派”倡导的“拿来主义”与“赶超主义”的语境中,所谓的以牺牲传统伦理的“特殊性”换取个人伦理的“通约性”、以牺牲传统伦理“信念性”换取个人伦理“责任性”的“代价论”,其实是一个虚假命题,实质上是把“个人伦理”的解放视为是一种工具和手段,用“个人伦理”作为颠覆“家族伦理”达成“国家伦理”的中介物。因此,两种伦理在律法上形成了互相竞逐又错位共存的无奈局面。“义——利”伦理冲突,主要体现在清末民初民商事律法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是中国传统“重义轻利”观与西方近代“重利轻义”观的冲突。部分思想家们主张西方近代的“重利轻义”观,在其基底深处实质上隐含着“逐利”与“求富”的种子,这就导致在人们不断高涨的物质欲望面前,必然会出现伦理道德迷失的深涧。伦理精神需要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存在的本质真理上,因此,也有传统“重义轻利”观回溯思潮的兴起。这些伦理思潮体现在民商事法律规范中,直接表现为变革后的国家律法在所有权、契约自由原则、合伙股东债务清偿责任等方面强调“重利轻义”的价值观;而在民间习惯法与大理院的司法裁判实践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对权力扩张的必要限制与赡养老人等民商事法律关系,则更多地引征着传统的“重义轻利”观。由此可见,根据西方近代伦理改变或新创中国传统律法的行为,并没有使清末民初中国的社会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最后,本文从冲突的逻辑入手,对清末民初律法上的新旧伦理冲突进行了全景的阐释与逻辑的厘清,同时探讨了中西法律伦理融通及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问题。清末民初律法上的新旧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三重逻辑的此消彼长,即通过对“礼法关系”的解构、“利法关系”建构及“理法关系”的重构来确定律法的范围和内容,它的逻辑是“否定礼教——确定法理——回归伦理”的逻辑,是用来解决现实社会矛盾又想有所超越的逻辑。然而,清末民初法律上的四种伦理冲突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些历史的过往与存在的经验都在启示着我们,中西方法律伦理各有优长且在一定法律领域内具有融通的可能性,我们在进行现代化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既需要学习借鉴外来法律制度,更需要对于民族的传统伦理进行适度的尊重与保留;中西法律伦理所具有的差异性、契合性与互补性,仍然需要深层的精神领会和深刻的伦理自觉。作为“法律的思想”和“法律的灵魂”的伦理思想,既要继承传统伦理的血脉又要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衔接,并体现出中国立场、中国特色与中国气质。
李想[2]（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指出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曹英才[3]（2020）在《舟曲藏族服饰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文化整体视角对舟曲藏族传统服饰文化进行了个案研究,从服饰发生的生态环境、历史发展、社会背景、生产方式等方面作了综合研究,其目的在于探析对特定地域环境的服饰风格与地域环境、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因素之间的密切关联,它们之间具有紧密相连的层次关系。由于舟曲藏族生活在特定地域空间内,在长期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中,创造出与舟曲地域相适应的服饰着装。在特定地域空间内,受众多文化因素和影响是服饰产生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服饰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环境和传承场域。而这些基础为服饰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环境。由此特定地域空间和人群及环境共同构成了一套本土地域特色的服饰文化生态系统。在这种文化空间视阈下,舟曲藏族服饰文化作为藏族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遗产。其类型丰富,风格独特,总体构成了自成体系的艺术格局。由于居住环境和生产方式相对封闭落后,居于这种环境氛围下,总体服饰文化保留相对完整。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各种文化不断被涌入,潜移默化地对服饰生产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过去传统服饰逐渐都已失传,而现代大众化服饰占领主导趋势,基于这种社会语境下,研究本地域服饰文化具有迫切而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民族的传统服饰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即体现该民族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和精神文化的外显展示。同样它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经过社会历史的不同发展中,形成了舟曲藏族特有的文化形态。而这种文化形态不仅包涵了舟曲藏族的语言形态和居住形式及民俗习俗,保留了传统的服饰文化基因。服饰文化内涵在装束质料、工艺、构造、色泽、审美、纹样等方面得到了体现,从而使舟曲藏族历史渊源、着装习俗、装束风格、制作工艺、色彩配置及审美理念均方面得以表达,使服饰文化在各自的生产生活和地域空间里,形成为地域性传承延续的活态文化。它在发展过程中,过去在封闭的生活环境、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下,将舟曲藏族传统服饰原汁原味地生存和保留下来。舟曲藏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承等各方面受到所在地域历史社会和自然环境及生产生活等的影响。而特定地域历史、社会文化、自然条件、宗教习俗等多种因素,是舟曲藏族着装产生的基本条件,也是服饰文化形成的重要环境和传承场域。这些基础因素为舟曲藏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环境。在服饰穿戴习俗上体现其深刻的地域特性,舟曲着装生根于传统的自然村落和民间生产生活,同样在舟曲藏族同一地域文化圈内,不同的服饰风格和艺术审美自成体系,从中透视出不同的艺术内涵和色彩审美及文化象征。这些文化内涵完整地表达其所蕴涵的文化内核和艺术理念。服饰在重要的人生礼仪中扮演其至关重要的角色。基于这种文化语境,服饰不仅仅是满足物质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更是人类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在舟曲藏族社会生产和民间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象征。本文选择舟曲藏族传统自然村落为田野点,通过舟曲藏族民间考察和实地调研及访谈相结合基础上,对舟曲藏族服饰发生的社会历史、生态环境、传统技艺、民间习俗、装束惯习、文化变迁等方面做了全面深入的总结阐述。其一,从舟曲藏族源流和地域分布格局方面进行了详细总结;其二,从舟曲藏族服饰的传统纺织（纺织、制作、染色）、制作技艺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其三,对舟曲藏族服饰依存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变迁方面做了分析论述;其四,对舟曲藏族传统服饰风格类型、形制要素、构造特质方面做了详细总结;其五,从舟曲藏族传统服饰蕴涵的民俗特性、禁忌事项、文化载体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其六,从舟曲藏族传统服饰的形态美学、艺术特质、审美意蕴方面做了详细分析;其七,对舟曲藏族传统服饰符号、文化寓意、语义特性方面做了详细阐述;其八,对舟曲藏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社会角色、文化认同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九,对舟曲传统服饰的生存现状、社会语境、保护空间等方面做了全面论述。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而言,舟曲藏族服饰文化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均与舟曲藏族所生存的环境、生活、宗教、思维方式及价值等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服饰生产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时代环境均不断在发生变迁,促使传统服饰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传统服饰文化面临消失或失传的尴尬境地。当下如何传承和保护服饰成为目前面临的严峻问题。随时代不断发生变迁,与此服饰文化同样发生了变化,基于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下,探讨传统藏族服饰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生存空间的解决路径。在传统服饰文化在现代发展中求生存,营造让服饰文化永续生存的文化空间。而本文研究能够对舟曲藏族文化保护有所借鉴或启发意义,让舟曲藏族民众意识到传统藏族服饰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更让本土民众意识到传统藏族服饰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生存境遇,更多地为传统藏族服饰生存、发展及延续。本文研究和探讨,为整个藏族传统服饰文化及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提供相应的参考思路。
潘海莉[4]（2019）在《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的沙毕纳尔为主要考察对象,以该乡的呼吉尔特村、库热村、巴合勒克村（多勒肯村）为田野调查点。从民族学的视角出发,以文化变迁、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等相关理论为依据,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将他们的历史迁徙轨迹进行详细的梳理,力图清晰的还原其历史过程。重点考察这一群体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变迁过程,尝试分析其发生变迁的轨迹、原因等,最终完成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民族志的写作。希望本研究能为其他与之类似的群体,在研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提供参考。地处伊犁腹地的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境内,保存了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活、艺术、生计方式、藏传佛教、民间信仰等内容的文化形态。本研究首先厘清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历史源流及发展过程,力图呈现其详细的发展轨迹。在其历史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文献资料最大程度的还原其各历史节点的文化镜像。最终,本研究通过对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和思考。文化变迁作为一种绝对存在的文化状态,是文化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动态过程。独特的文化无疑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据,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周围的民族或其他外来文化接触,出现文化涵化现象。在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四苏木沙毕纳尔的传统文化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人们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对文化进行传承或改变。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一、在笔者之前学术界尚无人对此群体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学者了解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这一群体;二、纵观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面临着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生存,并与其他民族在文化互动过程中保存自我,达到共同繁荣的问题。本研究中展现出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现代化转换中面临的挑战,传统民族文化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可以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一条生存之路。
马怡[5]（2018）在《中国社区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国社区伦理为研究对象,着力研究社区伦理的内涵、中国社区伦理的历史演进、当下境遇以及现代建构等重要问题。这一研究不仅具有开拓伦理学研究新领域、为我国社区伦理的现代构建提供理论指导的理论意义,还具有促进我国现代新型社区伦理关系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建构以及有利于我国居民公民精神培育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角度界定社区伦理、探寻社区伦理功能,从历史视角观照我国社区伦理的历史演变,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我国社区伦理的当下境遇,并从现实社区与虚拟社区维度建构我国现代社区伦理。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为:社区伦理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区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所共同创造与共同遵从、践履的用以调节社区内人与人、人与社区以及社区与社区之间关系的各种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具有规范居民言行、协调人际关系、聚合居民共识与力量的功能以及区域性、历史性与公共性特征。从历史角度审视,我国社区伦理主要经历了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不断嬗变过程。当今社会,我国社区伦理的总体境状呈现出既有现实社区中尊老爱幼、邻里守望与虚拟社区中人们友好相处、互帮互助的积极面,又有现实社区中邻里情薄、公德水平低、公益意识弱以及虚拟社区中不良信息泛滥的消极面。因此,消弭当下我国社区伦理境状中的消极面,全面建构我国现代社区伦理,应以责任伦理、关怀伦理、交往伦理为伦理基础,恪守系统性原则、时代性原则、继承与借鉴原则,聚焦于现实社区与虚拟社区的社区伦理建构。
赵兵[6]（2018）在《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文中指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章,分别从不同时段、不同主体来分析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民族精神”论的复杂内涵。第一章所关注的问题是清末民初的“国魂”、“国性”论。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具有转折性的时期。晚清以来新学与新政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文化认同问题日趋严重。东渡日本的中国知识人从日语中发现了“民族”与“民族精神”这两个重要词汇,并将之传入国内思想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观念与民族想象。民初以降,诸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老新党”均开始讨论“国魂”与“立国精神”的问题,他们试图重建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性与神圣性的“中国”。第二章着重论述1920年代醒狮派与学衡派的“国性”论。随着欧战中西方文明弊病的暴露以及战后世界性“东方文化热”的影响,中国知识人的民族与文化自信心逐渐凸显。盛极一时的东西文化论战,彰显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试图结合东西文明以创造世界新文明的野心。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论,多是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之反动。醒狮派在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实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以实证方法阐释了国性或民族性的产生与存在,并认为此等“灵魂”对民族、国家之演进,具有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以文化保守主义姿态出现的“学衡派”也十分重视“国性”与“民族精神”。学衡派学人在揭櫫古希腊与先秦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同时,试图在学术上确证中国民族与文化上的独立性、本源性、甚至是世界性。第三章尝试阐释1930年代以降中国思想界多元竞争的“民族精神”论。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话语呈现出多极并进的局面,本章试图以几种代表性的论述来进行阐发——张君劢、贺麟等人的“文化建国”论;常燕生对于中华民族种族主体性的重新想象;以及1930年代以降,风靡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在建构中国“民族宗教”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第四章试图以中日战争为背景,从东亚现代性的视角呈现“天下”秩序崩解之后中日两国的“民族精神”论述对于各自文化主体性与超越性的思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官方民族主义秉持一种国家有机体论,“国魂”与“民族精神”成为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官方民族主义的主流词汇;中共开始注重“民族性”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建构出一种兼具主体性与普世性的“中华民族”理念;与此同时,敌伪地区的知识界也有着自己的民族主义话语,他们推崇类似于国家有机体论的“全体主义”（Universalismus）,他们竖立起“民族精神”的大旗,宣扬“国性”、“国魂”与“东亚民族精神”。吊诡的是,敌对各方其实共享着类似的民族主义观念与“民族精神”话语,并围绕各自的立场与观念进行着“民族精神”的话语争夺战。
杨静慧[7]（2018）在《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颁布以来,未成年人道德教育日渐成为显性话语,此项工作也是常抓不懈,但未成年人道德发展却显现出“知行不一”、“知高行低”、“知行脱节”等状况。道德教育贵在养成,本质上,人们只能从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互动关系所构成的实际社会环境中习得观念意识、养成行为习惯,因此,推动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首要因素便是家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家庭变迁破坏了传统家庭的稳定性和完整度,损害了家庭应有的德育功效,家庭变迁以及促成这场大规模变迁的社会转型,是探讨现阶段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重要叙事背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奠定了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研究的理论基础。家庭是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始源,它通过日常生活互动提升未成年人道德认知、培育未成年人道德情感、磨练未成年人道德意志、塑造未成年人道德行为,并对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具有奠基性、情感性、针对性、生活性和潜隐性等影响优势。然而,在社会转型期,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扁平化、类型多样化,家庭传统的育幼功能外移,家庭关系简单化、平等化、民主化,家庭观念也由“家本位”向“人本位”转变。在这种家庭变迁的现实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陷入三大困境:一是资源性缺失,表现为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人际交往资源缺失、亲子陪伴资源缺失和情感支持资源缺失;二是代际性冲突,表现为道德传承断裂和道德认同分化;三是方法性错误,表现为专制灌输、溺爱包办、忽视放任等错误的教养方式。转型社会中的家庭变迁与当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耦合关系,这种关系诠释了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的生成机理。首先是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生成的结构性因素,即家庭结构小型化导致代际交往资源缺失,生育一胎化导致代内交往资源缺失,家庭结构破损导致亲子陪伴资源缺失。其次是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生成的关系性因素,即夫妻关系冲突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情感支持弱化,亲子关系变化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代际传承断裂,邻里关系疏远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社区交往资源缺失。最后是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生成的观念性因素,即个人主义观念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亲子支持受挤占,实用主义观念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重要意义被忽视,家庭教养观念偏差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方式方法出错误。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关系的总和,故而要形成或改变某种思想观念或行为举止,在最终意义上必须通过优化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赖以养成的现实环境才能实现。依据系统生态理论,针对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三大困境,可以通过家庭生态系统的个人、人际和社会三个层面子系统的优化,寻求家庭系统内部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互动模式,切实有效地促进未成年人的道德养成。具体的优化路径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一方面要明确自身责任,提升养成意识,扮演好“重要他人”角色,并理性应对夫妻冲突;另一方面要注重养成方法的科学化,强化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主体参与和实践体验。第二,通过亲子互动实现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代际整合,亲子之间从独语到对话,从而相互关怀;同时,从依赖到建构,从而共同成长。第三,借助家庭网扩充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支持资源,填补家庭变迁背景下的未成年人道德养成所必需的人际交往、亲子陪伴和情感支持等资源的缺失。第四,政府完善发展型家庭政策,提升有利于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家庭发展能力。第五,经由学校与家庭、社区与家庭之间的通力协作,功能耦合,达成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无缝对接。
王思湘[8]（2017）在《1930年民国婚姻法制度实践研究 ——婚姻法与婚俗习惯冲突之思考》文中提出近年来,民国时期的法律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婚姻法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颁布并实施的近代意义的婚姻法,基本上实现了对婚约制度、结婚制度、离婚制度、夫妻财产制度等的改革,追求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立法原则,并在婚恋自由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具有明显的革命性与改造性。然而,从其制度与实践中不难看出,该部婚姻法与我国传统婚俗习惯冲突明显,虽然当时政府大力推行新法,但却未能处理好法与习惯冲突的问题,进而导致了其在当时有限的实施效果。而事实上,不但当时的部分冲突问题至今仍未能解决,现在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冲突,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代婚姻法的实际效用,因此,对这部婚姻法的研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民国时期法律研究的文献调研,本文认为,针对民国法律的研究,大致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模式:法律移植、法律现代化、国家法与习惯,可以分别对应外国法与本国法、传统法与现代法、法与习惯之间的冲突问题。1930年民国婚姻法的制度实践体现的是婚姻法与婚俗习惯的冲突,属于法与习惯冲突的范畴,因此,在国家法与习惯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更为合理。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法与习惯之间既有冲突点又有可协调性,因此,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我们既要坚决摒弃陈规陋习,也要努力寻求法与善良习惯之间的相互协调,达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此更好地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调控。鉴于此,本文试图在这一研究模式下,在对1930年民国婚姻法制度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思考婚姻法与婚俗习惯的冲突问题,并结合当代实际情况,从基本原则入手多方面提出解决两者冲突的具体建议。全文将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理论框架。首先,对研究民国法律的三种不同模式分别进行阐述,然后,分析本文应选取的研究模式。第二部分:1930年民国婚姻法与婚俗习惯的冲突。首先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婚姻立法的概述,即从立法背景及经过、立法特点以及主要内容三个方面进行简述,然后通过对该部婚姻法与传统婚俗习惯的比较分析,来阐述两者之间的冲突及原因。第三部分:法与习惯冲突下1930年民国婚姻法的实施效果。通过对1930年民国婚姻法在当时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情况以及所引发的社会现状变动的概况分析,发现该部法律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未引起社会上很大的反响与变动,由此引出对婚姻法与婚俗习惯冲突的思考。第四部分:婚姻法与婚俗习惯冲突之思考。首先,通过具体事例、社会实际情况分析当代婚姻法领域内法与习惯冲突的客观存在,然后,从国家法与习惯的理论出发,并且结合当代实际,提出解决婚姻法与婚俗习惯冲突的具体建议。
何志辉[9]（2016）在《香港法律文化:概念解析与研究维度》文中研究说明一概念解析:要素及关联研究香港法律文化之首要任务,在于如何界定香港法律文化的内涵与范畴。由于这一概念容易被视为不证自明的话语,各方在具体言说时却又往往各有指涉,这种状况亟待通过关联元素的概念解析来加以辨识。（一）文化所谓"文化"源出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其被视为一种使社会赖以存在的观念和能力,一种包括知识、信
和智利[10]（2016）在《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的语言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运用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的理论和方法,选取28个点对居住在四川、西藏、云南等三省交界地区的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一、本文的内容和结构。全文分六章和附录:第一章绪论。首先,界定了本文的两个重要概念“纳系族群”及“亲属称谓”。其次,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其中包括研究内容、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本文研究所围绕的理论原则及研究方法、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第三,指出本文的研究过程及语料来源。第四,简述藏缅语族语言、纳系族群语言亲属称谓的研究概况。第二章纳系族群概述。简要介绍纳系族群生活的人文地理环境,以及纳系族群的语言和文字。这两章为后文进入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的分析,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和知识。第三章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的构成。为了从宏观上把握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的特点和演变规律,根据对28个调查点亲属称谓系统的分析,以大具纳西语亲属称谓为例,分析了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的构成成分,及亲属称谓的构成原则。第四章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的三种类型。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发展不均衡,存在地域差异。本文将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分成三种类型: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不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以及亚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通过详细描写和分析每个类型两个个案点的亲属称谓系统,提取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三种类型的特征。第五章——第七章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纳系族群的亲属称谓分布具有地理特征。根据与各地所调查的158种亲属关系的相应称谓,经过对比、归类、筛选,对不同辈分的亲属称谓词作为进行重点研究的特征条目。并系统考察这些亲属称谓词的空间分布,推导每个亲属称谓词的发展途径。归纳纳系族群亲属称谓词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时间发展的顺序,及在系统中的演变链。第八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附录以个案点为纲的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语料。搜集了每个个案点的所有亲属称谓词的义项。二、本文取得的认识。本文在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提取了以下的认识:1、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的差异与地理分布密切相关。根据各支群亲属称谓系统中亲属称谓的数量多少,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不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及亚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从空间上看,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多集中分布在纳西语西部方言区,不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多分布在纳西语东部方言区,亚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则多位于东部方言区及西部方言区的交界地带。2、纳系族群亲属称谓词的义项发展不均衡,亲属称谓词的义项多则达六七十个,少则只有一个。根据每个称谓所指称的亲属关系的多少,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是专称式称谓,即一个称谓只指称一种亲属关系,专称式称谓的义项较少。一是类称式称谓,即一个称谓能够指称同一个范畴的多种亲属关系,类称式称谓的义项较多。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中专称式称谓较多,不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则以类称式亲属为主,亚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中专称式称谓、类称式称谓的比例介于发达型和不发达型之间。纳系族群亲属称谓词义项发展不均衡,是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地理差异在语言上的反映,是语言研究、民族地理研究的宝贵资源。3、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是纳系族群家庭、婚姻形式的直接反映,通过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的研究可以看到纳系族群家庭、婚姻制度的历时发展演变过程。如: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所分布的地区较早进入专偶制家庭,而不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所分布的地区实行专偶婚的时间较晚,通过其亲属称谓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些地区曾经历过血缘婚、对偶婚等较古老的婚姻和家庭形态。这是语言研究中取之不尽的矿藏。4、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的分布特征与河流的分布位置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东西对立:一指金沙江线东西对立型,即纳系族群亲属称谓沿丽江境内的金沙江两岸形成东西部差异;二指无量河线东西对立型,纳系族群亲属称谓无量河以东和以西的差异。南北对立:又称为五郎河线对立,即纳系族群亲属称谓在五郎河南边和北边形成的差异。三、本文研究的价值本文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采用地理语言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对纳系族群亲属称谓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完全证实了地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可行性、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证实了不同语言与地理关系各有自己的特征和规律。本文的研究还证明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特点不同于汉族地区,不同地区间的社会形态差异更大,所以更能够从地区的差异来认识语言的差异。少数民族语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大有可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亲属称谓的研究蕴藏着取之不尽的资源,但至今成果较少。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亲属称谓研究有所借鉴,有所促进。我国民族语言丰富,特点复杂,目前的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还嫌窄,今后还有大量的研究资源需要去挖掘。比如:动植物词汇、人文地理词汇、宗教词汇、农业经济词、族称、姓名、方位词、颜色词、计量法等。笔者通过本文的研究,看到今后词汇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必将会出现一片新的光景。
二、从一个民族的近代婚姻看理性婚姻的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一个民族的近代婚姻看理性婚姻的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傅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二、本文结构及论证思路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律法中伦理冲突的时代境遇和思想根源 |
| 1.1 危机与变革:清末民初律法中新旧伦理冲突产生的时代环境 |
| 1.1.1 中国残局:内部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 |
| 1.1.2 域外影响:异国文化的强烈冲击 |
| 1.1.3 时代要求:救国家于未亡,图律法之存续 |
| 1.2 “脱古改制”与“伦理致用”:清末民初律法中新旧伦理冲突的思想根源 |
| 1.2.1 清末民初律法中新旧伦理的基本学派及其争论焦点 |
| 1.2.2 “法理派”:从“托古改制”到“脱古改制” |
| 1.2.3 “伦理派”:从“伦理至上”到“伦理致用”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律法中的“变道——变法”伦理冲突 |
| 2.1 从“自在”到“自觉”:清末民初国家伦理“自我认同”的共识 |
| 2.1.1 自在的民族国家: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与民族的伦理认同 |
| 2.1.2 自觉的民族国家:清末民初国家伦理“自我认同”的共识 |
| 2.1.3 共同体之善:清末民初国家伦理“自我认同”的价值预设进境 |
| 2.2 “变法”还是“变道”:清末民初律法中国家伦理“自我认同”的分歧 |
| 2.2.1 对外共识:争取废除“治外法权”的国家主权伦理 |
| 2.2.2 “变道”与“变法”之辩 |
| 第三章 清末民初律法中的“臣民——国民”伦理冲突 |
| 3.1 传统律法中的“君主——臣民”伦理秩序 |
| 3.2 清末民初“国民”人格价值的诞生与张扬 |
| 3.3 “臣民”还是“国民”:清末民初律法中人格价值取向的冲突 |
| 3.3.1 君权的清退:宪法伦理取向的嬗变及其影响 |
| 3.3.2 清末民初律法中“国民”人格价值对“臣民”人格价值的激烈反叛 |
| 第四章 清末民初律法中的“家族——个人”伦理冲突 |
| 4.1 家族本位:中国传统律法的主体性定位 |
| 4.1.1 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本位”伦理的主旨 |
| 4.1.2 《大清律例》对家族本位伦理的确认 |
| 4.1.3 清代司法实践对“家族本位”伦理主旨的倚重 |
| 4.2 清末民初律法中“个人伦理”对“家族伦理”的强烈冲击 |
| 4.2.1 挑战家长权威 |
| 4.2.2 割舍伦理亲情 |
| 4.2.3 废止干名犯义 |
| 4.2.4 淡化男女之别 |
| 4.3 竞逐与妥协:个人本位伦理与家族本位伦理的错位共存 |
| 4.3.1 艰难竞逐:清末民初律法中家族伦理的特殊性与个人伦理的通约性 |
| 4.3.2 错位共存:清末民初律法中个人伦理的责任性与家族伦理的信念性 |
| 第五章 清末民初律法中的“义——利”伦理冲突 |
| 5.1 中国传统律法中的义利之辨 |
| 5.1.1 传统义利的二位一体性 |
| 5.1.2 重义轻利:中国传统民商事律法的价值面相 |
| 5.2 清末民初对传统重义轻利观的再造与回溯 |
| 5.2.1 清末民初对传统重义轻利观的革新与再造 |
| 5.2.2 再造的藩篱与传统义利观的回溯 |
| 5.3 清末民初律法对重义轻利观的新变与承继 |
| 5.3.1 清末民初律法对重义轻利观的新变 |
| 5.3.2 清末民初律法对重义轻利观的承继 |
| 第六章 清末民初律法中新旧伦理冲突的反思 |
| 6.1 反思与厘清:清末民初律法中新旧伦理冲突的三重逻辑 |
| 6.1.1 否定礼教:解构“礼法关系” |
| 6.1.2 确定法理:建构“利法关系” |
| 6.1.3 回归伦理:重构“理法关系” |
| 6.2 融通与启示:对中西法律伦理合璧与法治现代化的思考 |
| 6.2.1 中西法律伦理的优长及融通 |
| 6.2.2 清末民初律法上的新旧伦理冲突带给现代中国法治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致谢 |
（2）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中朝韩抗日叙事国别文学研究情况 |
| 二、中朝韩抗日叙事比较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述 |
| 一、当代抗日叙事的范畴 |
| 二、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观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 |
| 第一节 全民抗战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构建 |
| 一、中国全民抗战群像的构筑 |
| 二、朝鲜领袖抗日形象的塑造 |
| 第二节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成因 |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延安文学的续写 |
| 二、从“全民”到“领袖”的抗日叙事转向 |
| 三、后世的书写走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抗日革命成长叙事 |
| 第一节 中朝抗日革命成长叙事特征 |
| 一、革命成长叙事的模式化 |
| 二、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 第二节 革命成长叙事的个例分析 |
| 一、《苦菜花》与《血海》中的母亲革命成长叙事 |
| 二、《小兵张嘎》与《她当时九岁》中的儿童革命成长叙事 |
| 三、母亲革命成长与儿童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 小结 |
| 第四章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 |
| 第一节 中朝韩抗日英雄理念 |
| 一、中国的人民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 二、朝鲜的忠诚化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 三、韩国的民族主义英雄理念 |
| 第二节 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与朝鲜“忠臣”抗日叙事样态 |
| 一、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义”的书写 |
| 二、朝鲜的抗日“忠臣”叙事:“忠”的泛化 |
| 第三节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个例比较 |
| 一、狼牙山五壮士与游击队五兄弟 |
| 二、英雄李舜臣与忠臣李舜臣 |
| 三、爱恨情仇安重根与抗日英雄安重根 |
| 小结 |
| 第五章 理念指向叙事 |
| 第一节 理念指向叙事 |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含义 |
| 二、理念多重选择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北间岛》、《苦难的年代》与《豆满江》中的理念指向叙事 |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呈现 |
| 二、不同理念指向下的不同矛盾叙事 |
| 三、理念指向下的历史叙事 |
| 四、历史与现实视角交融下的理念指向 |
| 第三节 《驽马万里》与《长征》中的理念叙事 |
| 一、出逃动机中的理念选择 |
| 二、建设新国家的梦想与期望和失望的交织 |
| 小结 |
| 第六章 抗日伤痛叙事 |
| 第一节 阶级创伤叙事与反战叙事 |
| 第二节 历史惨案伤痛叙事 |
| 一、象征化的创伤:“南京大屠杀”与“柳宽顺” |
| 二、突出女性立场的创伤叙事 |
| 第三节 “慰安妇”伤痛叙事 |
| 一、“慰安妇”问题在中韩的提出 |
| 二、中韩“慰安妇”伤痛叙事特点 |
| 三、《三十二》、《二十二》与《鬼乡》中的伤痛与治疗叙事 |
| 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复原叙事 |
| 第一节 国家话语下的主流历史复原叙事 |
| 一、党派对立中的抗日斗争历史 |
| 二、国家政治语境的改变 |
| 三、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复原与韩国义烈团历史复原叙事 |
| 第二节 边缘化历史复原叙事 |
| 一、金学铁笔下的朝鲜义勇军历史 |
| 二、金衍洙书写的“民生团”事件 |
| 三、文人个体视域下历史复原叙事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与《异梦》的历史复原叙事 |
| 一、全景展示历史:人物多元、背景宏大与空间多变 |
| 二、民族魂的书写 |
| 三、强化集体身份认同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B 中朝韩抗日诗歌比较研究 |
（3）舟曲藏族服饰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回顾 |
| 三、整体研究设计 |
| 四、相关概念及界定 |
| 五、研究视角 |
| 六、研究的重难点 |
| 七、研究尝试点 |
| 八、相关运用材料 |
| 第一章 舟曲藏族源流及区域分布格局 |
| 第一节 舟曲藏族县域情况及相关概述 |
| 一、区域概况 |
| 二、行政区划 |
| 三、人口分布 |
| 四、气候类型 |
| 五、自然资源 |
| 第二节 舟曲藏族社会历史及部落分布情况 |
| 一、建制沿革 |
| 二、地方部落 |
| 第三节 舟曲藏族地域民俗及文化形态 |
| 一、人文景观 |
| 二、民俗风情 |
| 三、宗教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舟曲藏族服饰制作要素及传统技艺 |
| 第一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纺织技艺 |
| 一、传统纺织原料 |
| 二、传统纺织工具 |
| 第二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织作技艺 |
| 一、纺线 |
| 二、缠线 |
| 三、煮线 |
| 四、洗捶 |
| 五、理线 |
| 六、织作 |
| 七、银饰加工 |
| 八、传统手工制鞋 |
| 第三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染色技艺 |
| 一、传统服饰的基本颜料 |
| 二、传统服饰的染色工艺 |
| 小结 |
| 第三章 舟曲藏族服饰生态及文化变迁 |
| 第一节 舟曲藏族服饰文化生态 |
| 一、服饰艺术生态 |
| 二、服饰艺术阐释 |
| 三、服饰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文化特征 |
| 一、地域性 |
| 二、历史性 |
| 三、变异性 |
| 第三节 舟曲藏族服饰生态及文化变迁 |
| 一、服饰生态环境 |
| 二、服饰文化变迁 |
| 小结 |
| 第四章 舟曲藏族服饰形制要素及造型风格 |
| 第一节 舟曲藏族服饰形制要素 |
| 一、坪定型服饰着装要素 |
| 二、江盘型服饰着装要素 |
| 三、插岗型服饰着装要素 |
| 四、八楞型服饰着装要素 |
| 五、大年型服饰着装要素 |
| 六、博峪型服饰着装要素 |
| 七、共同佩戴的着装衣(饰)物 |
| 第二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风格类型 |
| 一、坪定型传统服饰形制 |
| 二、江盘型传统服饰形制 |
| 三、插岗型传统服饰形制 |
| 四、八楞型传统服饰形制 |
| 五、大年型传统服饰形制 |
| 六、博峪型传统服饰形制 |
| 第三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构造特质 |
| 一、上衣下裤式构造类型 |
| 二、上袍下裤式构造类型 |
| 三、衣裙下裤式构造类型 |
| 小结 |
| 第五章 舟曲藏族服饰民俗惯制及礼仪蕴涵 |
| 第一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文化的民俗特性 |
| 一、服饰民俗历史性 |
| 二、服饰民俗地域性 |
| 三、服饰民俗自觉性 |
| 四、服饰民俗变异性 |
| 五、服饰民俗传承性 |
| 第二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文化的禁忌事项 |
| 一、服饰日常禁忌 |
| 二、服饰节日禁忌 |
| 三、服饰礼仪禁忌 |
| 四、服饰色彩禁忌 |
| 五、服饰身份禁忌 |
| 第三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仪礼蕴涵 |
| 一、诞生礼时期的服饰 |
| 二、成年礼时期的服饰 |
| 三、嫁娶礼时期的服饰 |
| 四、丧葬礼时期的服饰 |
| 小结 |
| 第六章 舟曲藏族服饰审美形态及美学探析 |
| 第一节 舟曲藏族服饰造型呈现的形态美学 |
| 一、服饰形式美特质 |
| 二、服饰自然美特质 |
| 三、服饰艺术美特质 |
| 第二节 舟曲藏族服饰文化的艺术蕴含 |
| 一、服饰形态蕴含的特色美 |
| 二、服饰构图折射的和谐美 |
| 三、服饰生态显现的自然美 |
| 第三节 舟曲藏族服饰文化折射的审美意蕴 |
| 一、式样独具的实用美感与造型美感 |
| 二、多彩丰富的意境情趣与图纹美蕴 |
| 三、视觉多样的审美意境与色彩情趣 |
| 小结 |
| 第七章 舟曲藏族服饰着装符号表现及象征意义 |
| 第一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的符号表现 |
| 一、服饰图像性符号表现 |
| 二、服饰指示性符号表现 |
| 三、服饰象征性符号表现 |
| 第二节 舟曲藏族服饰文化符号寓意 |
| 一、服饰符号语义形成的基本要素 |
| 二、服饰符号的象征表达 |
| 三、服饰符号的文化意义 |
| 第三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审美符号及语义特性 |
| 一、传统服饰的审美符号表达 |
| 二、传统服饰的形态符号表达 |
| 三、传统服饰的情感符号表达 |
| 小结 |
| 第八章 舟曲藏族服饰文化意蕴及深层透视 |
| 第一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文化蕴涵透视 |
| 一、传统服饰的族徽文化特质 |
| 二、传统服饰的身份文化特质 |
| 三、传统服饰的礼俗文化特质 |
| 四、传统服饰的祈福文化特质 |
| 第二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社会功能阐释 |
| 一、传统服饰的社会角色涵义 |
| 二、传统服饰的社会角色功能及表现意义 |
| 三、传统服饰的社会角色特质 |
| 第三节 舟曲藏族服饰认同及文化表达 |
| 一、传统服饰与地域内部认同 |
| 二、不同服饰与地域之间的互动认同 |
| 三、人类学视阈下服饰符号及地域文化表达 |
| 小结 |
| 第九章 舟曲藏族服饰承接空间及延续路径 |
| 第一节 舟曲藏族服饰生存现状及社会境遇 |
| 一、传统服饰当下面临的窘境 |
| 二、服饰文化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
| 三、服饰文化受地域环境的因素 |
| 第二节 舟曲藏族服饰保护路径及传承措施 |
| 一、服饰保护与传承现状 |
| 二、服饰保护与传承路径 |
| 第三节 舟曲藏族传统服饰传承及保护空间 |
| 一、传统服饰文化空间及生存现状 |
| 二、传统服饰文化空间的保护形式 |
| 三、传统服饰文化的空间再生 |
| 小结 |
| 结论与探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研究生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4）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沙毕纳尔 |
| (二)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三)关于文中“西蒙古”、“卫拉特”、“厄鲁特”的使用说明 |
| 三、研究现状概述 |
| (一)文献 |
| (二)国内沙毕纳尔研究状况 |
| (三)文化变迁专题研究综述 |
| 四、田野点的选择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走进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 |
| 第一节 地缘空间与生态环境 |
| 一、地理位置 |
| 二、行政区划 |
| 三、自然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
| 一、人口情况 |
| 二、主要族群及分布概况 |
| 三、经济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之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之起源 |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先民 |
| 二、藏传佛教传入后沙毕纳尔的出现 |
| 第二节 “卫拉特大库伦”时期的沙毕纳尔 |
| 一、卫拉特大库伦繁荣期的沙毕纳尔 |
| 二、卫拉特大库伦衰落期的沙毕纳尔 |
| 第三节 东归祖国后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一、飘落异域的沙毕纳尔 |
| 二、同土尔扈特一道东返故土 |
| 三、短暂的休养生息 |
| 四、陷入动乱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一、1911-1944 年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二、三区革命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第五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一、新中国初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二、国家困难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 第三章 历史情境下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社会组织 |
| 第一节 蒙古社会的封建领主制与社会集团 |
| 一、早期蒙古社会封建领主制时期 |
| 二、蒙古帝国建立后的社会组织 |
| 三、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 |
| 第二节 卫拉特蒙古的社会组织 |
| 一、主要的社会组织 |
| 二、特有的社会组织 |
| 第三节 管理沙毕纳尔的组织 |
| 一、寺院的鄂托克组织 |
| 二、寺院的学部组织——扎仓 |
| 三、寺领集团——集赛 |
| 第四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社会组织演变 |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早期的社会组织 |
| 二、盟旗制度实施后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社会组织 |
| 第五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中的氏族 |
| 一、镶白、正红、镶红、正蓝苏木中的氏族 |
| 二、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氏族特点 |
| 三、社会组织的变迁反映出游牧民族社会组织的特点 |
| 第四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多元化的生计方式 |
| 第一节 不同时期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存环境 |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先民的生存环境 |
| 二、留居伏尔加河畔时的生存环境 |
| 第二节 不同时期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计方式 |
| 一、传统的生计方式 |
| 二、现代多元化的生计方式 |
| 第三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生计方式变迁的影响 |
| 一、从游牧走向定居 |
| 二、草场确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
| 三、轻商思想的转变 |
| 四、生计方式反映出身份的变迁 |
| 第五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生活文化的演变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娱乐方式的演变 |
| 一、穿在身上的艺术 |
| 二、民居变化的表现 |
| 三、丰富的饮食文化 |
| 四、出行和娱乐方式 |
| 第二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家庭文化变迁 |
| 一、家庭结构与婚姻形式的变化 |
| 二、生命的最后一程 |
| 三、独特的禁忌文化 |
| 四、多彩的节日文化 |
| 第三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艺术文化 |
| 一、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及流传 |
| 二、民间艺术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
| 三、民歌悠扬传唱不息 |
| 四、传统手工艺术——沙毕纳尔马鞍 |
| 第四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宗教文化 |
| 一、宗教信仰历程 |
| 二、当地群众的信仰现状 |
| 三、宗教和神职人员的功能 |
| 四、当地藏传佛教现状呈现的特点和原因 |
| 第六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教育 |
| 第一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语言文字 |
| 一、交际的工具——语言 |
| 二、文明的标志——文字 |
| 第二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文化教育历程 |
| 一、早期的传统教育 |
| 二、新疆蒙古官学的出现 |
| 三、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学校教育历程 |
| 第三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现代学校教育 |
| 一、当地学校教育中的双语教育 |
| 二、当地学校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
| 结论 |
| 一、关于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的几点思考 |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文化变迁轨迹 |
| (二)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环境因素 |
| (三)国家力量的介入 |
| (四)影响文化变迁的其他因素 |
| 二、传统文化的滞后现象与保护措施 |
| (一)传统文化中的滞后现象 |
| (二)传统文化的衰落和保护 |
| 三、族群认同之源——历史记忆 |
| 四、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5）中国社区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社区伦理概述 |
| 第一节 社区伦理的内涵与类型 |
| 一、社区伦理的内涵 |
| 二、社区伦理的类型 |
| 第二节 社区伦理的功能与特征 |
| 一、社区伦理的功能 |
| 二、社区伦理的特征 |
| 第二章 中国社区伦理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社区伦理 |
| 一、先秦时期的社区伦理 |
| 二、秦至鸦片战争前的社区伦理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社区伦理 |
| 一、晚清时期的社区伦理 |
| 二、北洋时期的社区伦理 |
| 三、国民政府时期的社区伦理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社区伦理 |
| 一、改革开放前的社区伦理 |
| 二、改革开放后的社区伦理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社区伦理的境遇 |
| 第一节 现实社区伦理的境遇 |
| 一、熟人社区伦理的现状 |
| 二、半熟人社区伦理的现状 |
| 三、陌生人社区伦理的现状 |
| 第二节 虚拟社区伦理的境遇 |
| 一、虚拟熟人社区伦理的现状 |
| 二、虚拟半熟人社区伦理的现状 |
| 三、虚拟陌生人社区伦理的现状 |
| 第四章 中国社区伦理的当代建构 |
| 第一节 建构的伦理基础 |
| 一、责任伦理理论 |
| 二、关怀伦理理论 |
| 三、交往伦理理论 |
| 第二节 建构的基本原则 |
| 一、系统性原则 |
| 二、时代性原则 |
| 三、继承与借鉴原则 |
| 第三节 建构的主要策略 |
| 一、现实社区伦理的建构策略 |
| 二、虚拟社区伦理的建构策略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现实社区伦理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虚拟社区伦理现状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6）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源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方法结构 |
| 第一章 “故国招魂”：清末民初中国民族精神论的发轫 |
| 一、亡天下：近代中国的“天下主义”遗产 |
| (一)“天下”观与晚清思想界的普世性想象 |
| (二)康有为与章太炎：近代中国的两种文化观点 |
| 二、东瀛之风：清季留日学界的“国魂”论 |
| (一)“民族”、“民族精神”：东西洋之间的概念旅行 |
| (二)“国魂”与“国学”：清季士人的文化主体性关怀 |
| 三、再魅化：辛亥前后的“国魂”与“国性” |
| (一)“政教革命”：辛亥革命与神圣中国的瓦解 |
| (二)“国魂”与“国性”：民初思想界重建超越性中国的思考 |
| 第二章 “再造文明”：五四前后的的世界主义与“民族精神” |
| 一、欧战与“新文明”意识 |
| (一)“二十世纪”：文明断裂意识的形成 |
| (二)欧战前后中国思想界的“新文明”论 |
| 二、1920年代：“世界主义”与“民族精神”之彷徨 |
| (一)五四前后的世界主义激情 |
| (二)“民族精神”的反弹：国家主义者的文化关怀 |
| 三、“欧化”与“国粹”：学衡派“民族精神”论的人文维度 |
| (一)作为“宗教道德之本体”的人文主义 |
| (二)对于中国文化的“中世纪”意识 |
| (三)文化有机体与中国文化的“肉身” |
| 第三章 “主体之殇”：1930年代以降中国“民族精神”的激进化 |
| 一、文化主体性之焦虑：“中国本位”与“文化建国” |
| (一)“没有了中国”：1930年代中国知识人的文化焦虑 |
| (二)建构“文化民族”的尝试及其困境 |
| (三)生命史观关照下的“民族精神” |
| 二、种族主体性之重构：常燕生对于中华民族的种族想象 |
| (一)生物史观与中华民族的种族主体 |
| (二)“蛮人的出现”：以夷变夏的种族重构 |
| 三、政治主体性之狂飙：1930年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
| (一)作为传统主义的“法西斯” |
| (二)“绝对之体”：对于民族宗教的重新思考 |
| 第四章 “文化战争”：抗战时期各方的“民族精神”话语之争 |
| 一、所谓“大东亚战争”与“东亚民族精神” |
| (一)“东亚民族精神”话语的诞生 |
| (二)汪派知识分子对于东亚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
| 二、制造“正统”：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及其论争 |
| (一)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民族精神”论述 |
| (二)正统之争：关于《中国之命运》的争论 |
| 三、中共的“民族”理念及其对蒋介石民族观念的批判 |
| (一)中共“民族”观念的主体性与普世性 |
| (二)中共对于《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及其“新中国”理想 |
| 结语 |
| 一、“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近代中国的普世主义幽灵 |
| 二、“主体性”：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内在追求 |
| 三、“民族精神”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一览 |
（7）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5 研究内容 |
| 2 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概念界定与理论阐释 |
| 2.1 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及家庭变迁的界定 |
| 2.2 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 |
| 2.3 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理论 |
| 2.4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 |
| 3 家庭对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价值考察 |
| 3.1 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家庭始源地位 |
| 3.2 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家庭影响形式 |
| 3.3 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家庭作用优势 |
| 4 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现实反思 |
| 4.1 转型社会中的家庭变迁 |
| 4.2 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资源性缺失 |
| 4.3 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代际性冲突 |
| 4.4 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方法性错误 |
| 5 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的生成机理 |
| 5.1 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生成的结构性因素 |
| 5.2 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生成的关系性因素 |
| 5.3 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生成的观念性因素 |
| 6 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优化路径 |
| 6.1 监护人完善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教育理念 |
| 6.2 亲子互动达成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代际整合 |
| 6.3 家庭网扩充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支持资源 |
| 6.4 政府提升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家庭发展能力 |
| 6.5 家校社合力实现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无缝对接 |
| 7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1930年民国婚姻法制度实践研究 ——婚姻法与婚俗习惯冲突之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理论框架 |
| 一、研究民国法律的三种不同模式 |
| （一）法律移植 |
| （二）法律现代化 |
| （三）国家法与习惯 |
| 二、本文选取的研究模式 |
| 第二章 1930年民国婚姻法与婚俗习惯的冲突 |
| 一、立法概述 |
| （一）立法背景及经过 |
| （二）立法特点 |
| （三）内容简述 |
| 二、冲突的表现 |
| （一）定婚习俗与婚姻契约 |
| （二）法定婚龄与禁婚亲的确定 |
| （三）同体主义与别体主义 |
| （四）专权离婚与平权离婚 |
| 三、冲突的原因 |
| 第三章 法与习惯冲突下1930年民国婚姻法的实施效果 |
| 一、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性 |
| （一）法官对制度的理解存在过程 |
| （二）法官对离婚理由的认定严格 |
| （三）地方法院对部分事实认定仍存在偏差 |
| 二、社会变动的概况分析 |
| （一）婚姻自主得到城市知识青年的认可 |
| （二）法定婚龄的适用不明显 |
| （三）男女平等观念仍未普及 |
| 第四章 婚姻法与婚俗习惯冲突之思考 |
| 一、冲突的客观存在 |
| 二、我国婚姻法与婚俗习惯冲突的解决路径 |
| （一）基本原则 |
| （二）坚决摒弃婚俗陋习 |
| （三）我国婚姻法与婚俗习惯相互协调的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10）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的语言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第1节 选题缘由和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第2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纳系族群的界定 |
| 1.2.2 亲属称谓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3节 研究设计 |
| 1.3.1 理论原则与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 |
| 第4节 研究过程与语料来源 |
| 1.4.1 研究过程 |
| 1.4.2 语料来源 |
| 第5节 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研究综述 |
| 1.5.1 藏缅语族语言亲属称谓研究概况 |
| 1.5.2 纳系族群语言亲属称谓系统研究概况 |
| 第2章 纳系族群的人文地理环境概述 |
| 第1节 纳系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地理环境 |
| 2.1.1 分布与人口 |
| 2.1.2 社会经济形态 |
| 2.1.3 文化习俗 |
| 第2节 纳系族群的语言文字地理环境 |
| 2.2.1 纳系族群语言的系属和方言划分 |
| 2.2.2 纳系族群语言的使用情况 |
| 2.2.3 纳系族群的文字 |
| 第3章 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的构成 |
| 第1节 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的成分 |
| 3.1.1 基础称谓 |
| 3.1.2 合成称谓 |
| 3.1.3 引称和面称称谓 |
| 3.1.4 从他称称谓 |
| 3.1.5 排行称称谓 |
| 第2节 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的构成原则 |
| 3.2.1 血缘的亲疏 |
| 3.2.2 亲属的辈分 |
| 3.2.3 亲属的性别 |
| 3.2.4 年龄的长幼 |
| 3.2.5 称呼人的性别 |
| 第4章 纳系族群三种亲属称谓系统的地理分布 |
| 第1节 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性 |
| 第2节 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的语言地理分析 |
| 4.2.1 大具乡金宏村纳西语亲属称谓语言地理分析 |
| 4.2.2 九河白族乡灵芝园村纳西语亲属称谓语言地理分析 |
| 第3节 不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的语言地理分析 |
| 4.3.1 翠玉傈僳族普米族乡宜底大村摩梭话亲属称谓语言地理分析 |
| 4.3.2 三坝纳西族乡恩水湾村纳西语亲属称谓语言地理分析 |
| 第4节 亚发达型亲属称谓系统的语言地理分析 |
| 4.4.1 太安乡汝寒坪村纳西语亲属称谓语言地理分析 |
| 4.4.2 顺州乡分水岭村纳西语亲属称谓语言地理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纳系族群祖辈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第1节 父系祖辈称谓的地理分布 |
| 5.1.1 父系祖辈称谓的地理分布 |
| 5.1.2 父系曾祖辈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第2节 母系祖辈称谓的地理分布 |
| 5.2.1 母系祖辈称谓的地理分布 |
| 5.2.2 母系曾祖辈称谓的地理分布 |
| 第6章 纳系族群父辈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第1节 父辈男性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6.1.1 父辈男性血亲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6.1.2 父辈男性姻亲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6.1.3 父辈男性亲属称谓的分合类型 |
| 第2节 父辈女性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6.2.1 父辈女性血亲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6.2.2 父辈女性姻亲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6.2.3 父辈女性亲属称谓的分合类型 |
| 第7章 纳系族群平辈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第1节 平辈姻亲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7.1.1 丈夫称谓的地理分布 |
| 7.1.2 妻子称谓的地理分布 |
| 第2节 平辈血亲亲属称谓的地理分布 |
| 7.2.1 哥哥称谓的地理分布 |
| 7.2.2 姐姐称谓的地理分布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以个案点为纲的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语料 |
四、从一个民族的近代婚姻看理性婚姻的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D]. 吴留戈. 吉林大学, 2021
- [2]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3]舟曲藏族服饰文化研究[D]. 曹英才.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4]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D]. 潘海莉. 兰州大学, 2019(08)
- [5]中国社区伦理研究[D]. 马怡. 厦门大学, 2018(12)
- [6]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D]. 赵兵.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研究[D]. 杨静慧. 中国矿业大学, 2018(04)
- [8]1930年民国婚姻法制度实践研究 ——婚姻法与婚俗习惯冲突之思考[D]. 王思湘. 中国政法大学, 2017(09)
- [9]香港法律文化:概念解析与研究维度[J]. 何志辉. 法律文化研究, 2016(00)
- [10]纳系族群亲属称谓系统的语言地理研究[D]. 和智利. 云南师范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