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庆历新政经济法律思想评述(论文文献综述)
李华瑞[1](2021)在《近二十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新认识——为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而作》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全面铺开。近二十年所取得的成果超过了20世纪的总和。王安石的文学、经学与变法得以重视,这是此前一直未曾出现过的。王安石的经学研究后来居上,是新世纪以来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取得进展最重要的标识。尤其是对王安石经学与变法的内在理路的研究有了新的推进,而对王安石"字说"的重新认识,则是王安石经学研究的重大进展。王安石变法研究趋于理性,与党争心态、阶级斗争理论渐行渐远,鲜活的王安石形象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大多数学人已能用平常心态对待过去的毁誉、恩怨、褒贬,这是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进步所在。王安石文学的研究对王安石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的估计尚显不足。总体看,虽然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现今仍缺少综合文学、经学、变法及其时代整体、全面而有深度的研究。
张本萍[2](2021)在《庞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庞籍虽然在仁宗朝官至宰相,但其家世并不显赫。入仕时,其家庭正处于由平民向官宦家庭的过渡阶段,而庞籍科举入仕与仕宦有力地推动了家族的发展,使家族繁荣达到顶峰。此过程中,除庞籍较强的为政能力外,庞籍的交游与姻亲关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庞籍去世之后,家族逐渐走向衰微,主要是因为家族后继乏人;此外,宋朝后期党争亦不利于其家族的发展。庞籍的政治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年的科举入仕与初入仕途,此阶段是庞籍仕途的奠定期;期间,庞籍的为政能力得到锻炼、为政思想逐渐形成、名声渐显,庞籍的交游与姻亲关系亦对其仕途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第二阶段是庞籍出镇鄜延期间,是其仕途的重要发展期;庞籍不仅因治绩出色与招抚元昊有功顺利进入两府,而且其声望也达到整个仕途的顶峰。第三阶段是庞籍出任两府与罢相之后的政治活动,是庞籍仕途由盛转衰时期;期间,庞籍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部分更革,但大多为修补性措施,并未进行彻底性变革,所能达到效果有限;而且庞籍谨守祖宗法制,以致晚年政绩乏善可陈。庞籍政治活动贯穿仁宗一朝,对庞籍政治活动的研究,可以窥探仁宗朝的政治社会状况,对了解仁宗朝具有重要意义。
吴建[3](2021)在《王安石政治实践中的哲学思想》文中研究指明王安石毁誉参半,多数因其政治变革,而任何一种改革其实质都是一场文化的交替。王安石博览群书,早年随父任职经历丰富,这促使王安石能够深入底层看到民生疾苦,为其入朝变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由此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哲学思想。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深入的剖析。王安石变法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北宋王朝最大的特点是中央集权,而且是高度集权与轻度用权。在短时间内可以与民休息,但是时间一久就弊端丛生。另外北宋的选官制度形成大量的冗官,致使北宋政府效率低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风盛行。在文化发展上,北宋从建国开始一直是实行黄老无为的政治方针,发展到北宋中期这样的方针已经不再适合,加之佛教从魏晋时期开始发展到了北宋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对儒学的地位及人们的思想已经产生了威胁。王安石政治哲学的形成与其自身的学术经历密不可分。王安石变法与庆历新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庆历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宪纲,王安石变法也是在继续追寻这个目标前进,王安石与范仲淹等人不同的是,他凭借自己高深的智慧和学问,对儒道的重整,进而对“天道”、“人性”做出了新的阐释,认为“天道”是客观的,没有任何神秘性可言,而“人性”也不是日生日成的,人性只是包含善恶的因素,人的善恶和人后天的习有关,这为其政治哲学的产生奠基。“天命不足畏”、“留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是王安石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王安石先是援道入儒,强调“祖宗不足法”,“任理而无情”,将天命观念的神坛打掉。这主要是为其政治变革扫清思想观念上的障碍。而整个政治哲学的运行思路是“由是而之焉”,对于“是”王安石做了与韩愈不同的阐释,与道家的“天道”观念相融合,看作是儒家仁义伦理乃至社会规范的最高原则。王安石又对其政治哲学的本体进行扩充,“天道”进行一番论述,人道服从天道,天道是自然运作的法则不需人事的参与,人道除了按照天道来执行外,还需要根据人心、人性来调整规划。
韩少春[4](2020)在《苏舜钦家世生平与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现当代学者对苏舜钦的研究状况,指出其得失,阐发本论文的撰写理念和学术价值。第二部分为前两章,主要探讨苏舜钦的家族世系,揭示其对苏舜钦的双重影响。阐析苏舜钦的生平行状,对苏舜钦在“庆历新政”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对“进奏院事件”的实质以及苏舜钦的心态变化进行再度反思,剖释皇权专制与它们的密切联系。第三部分为三四五章,主要探析苏舜钦的文学主张,对苏舜钦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界定。紧扣苏舜钦的诗文创作,阐析其诗风变化与文风变化的一致性,并探索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指出它们与苏舜钦心态变化的联系。第四部分为六章,主要揭示苏舜钦与北宋中期作家心态变化与文风变化的相似性,彰显苏舜钦在北宋文坛的典型意义与引领作用。本论文主要有以下突破:第一,填补了苏舜钦研究的一些空白。如对苏易简、苏耆、苏舜元仕履的编年,对苏氏家族姻亲关系的考论,对苏舜钦的家族背景对于他的双重影响的揭示,对苏舜钦应试历程、三到长安、八旅淮楚的论证,对苏舜钦交游对象的分类,对苏舜钦诗风演化进程的剖析等。第二,纠正或深化了前人的一些思想认识。如探讨了“铜山”对苏舜钦家族的特殊意义,指出了“盐泉说”存在的不足。揭示了专制皇权才是“进奏院事件”的真凶,贪污、党争都是表象。论证了苏舜钦不仅是“庆历新政”的急先锋,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行者。辨明了《石曼卿诗集序》的真正作者乃是苏舜钦而非石介等。第三,彰显了苏舜钦在北宋文坛的典型地位。无论是苏舜钦的尴尬处境、心态变化,还是诗风变化、文风变化在北宋都很有代表性。由讲求“气格”到讲求“韵度”,这不仅是苏舜钦个人的创作轨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整个北宋文学的发展走向。第四,明确了“唐宋之变”的核心及其对宋代文学研究的意义。认为要对宋代文学有一准确认识,必须紧紧抓住“唐宋之变”的核心,也即皇权统治的高度专制。君臣共治只是假象,“异论相搅”“分权相制”才是本质。正因皇权专制的特色极为突出,君臣力量的对比极为悬殊,因此才使广大文人虽满怀理想,奋力拼争,可是却一无所为,动辄得咎。北宋文人所以会由北宋中期的慷慨兼济、崇尚“气格”一变而为中期之后的独善自适、崇尚“韵度”,北宋中期文人所以均有这样一个前后变化,可以说与北宋君臣关系的巨变都有深切的联系。
于海川[5](2020)在《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文中研究指明子产是春秋中后期郑国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子产的治国事迹主要见于《左传》之中,《左传》记载了子产执政之时,面临郑国紧迫的内外局势,充分发挥个人智慧,审时度势,任贤使能,对内进行改革,取得突出成就;同时在晋、楚大国挟裹之中,不卑不亢,纵横捭阖,依靠娴熟的外交辞令和出色的外交智慧,为郑国争取利益。子产作为春秋时期卓越的政治家,被孔子喻为“古之遗爱”,并受到时人和后世的热议。宋代之前,对子产的研究主要是对子产个人魅力和治国功绩的赞赏。先秦时期,各学派对子产治国褒贬皆有,以褒为主,尤其是比子产稍晚的孔子,赞子产能行君子之道。汉代至唐中期,受“汉学”解经路径影响,对子产的认识和评价主要是通过儒生对《春秋》、《论语》、《孟子》等经典的注解中体现,这一时期,杜预《左传》学贡献和对子产注解值得关注,他赞誉子产的执政功绩,对子产受人非议之政也有回护。唐中后期,“新《春秋》学派”以己意解经,探求圣人宏旨大义的学术思路给宋人评议子产以新的启示。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表现在对儒家经典中所记子产治国史事的评议:首先,宋代《春秋》学的发展,义理史学的兴起,苏辙、王当等为子产列传,突出了子产以礼守国;刘敞、晁补之、张耒、程公说以子产某则史事立论进行阐释,体现了他们治国原则;吕祖谦对子产治国的认识能发前人之未发,对子产的施政理念和为政举措及背后国内外局势进行了更为深刻地分析,体现了宋人对子产治国评析的水平。其次,宋人在《论语》、《孟子》记载孔子、孟子之言基础上将文本注疏与思想创新相结合,对子产的政治道德予以解读和阐扬,体现出对子产政治道德和政治理念新的思考。子产因在郑国进行改革而被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先驱,他的治国思想和施政策略也引起宋代士人的关注,世殊时异,改革的参与者更多对子产为政思想的引用,王安石的《三不欺》篇,糅合了诸家思想之长,对儒家、法家的治世思想和吏治之道化而用之,成为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源泉。司马光、苏轼等人则依据自身立场选择子产治国事迹针砭时弊,以“子产不毁乡校”所体现早期民主思想,反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作为反对变法的思想武器,同时也借子产“作丘赋”、“铸刑书”史事隐喻变法政策的弊端,表达对王安石变法遗祸后世的隐忧。通过分析研究宋人对前代着名政治家、学者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宋代思想史、经学史的全貌,对宋人“引先王之政,化而用之”的改革思想和施政举措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宋蔚菡[6](2020)在《王安石治道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安石是北宋政坛一枝独秀的明珠,他既是大学问家,又是大政治家,学贯百家,人品卓然。究其本质而言,其学术是服务于政治的。王安石精深的经学造诣和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离不开其所处的家国环境。少时师从儒学,随父宦游见人间疾苦,使王安石立志以孟子为宗为民请命。颠簸不安的朝廷需要革新改命,兴盛繁荣的学术环境号召新鲜血液,王安石荆公新学应运而生。荆公新学自成体系,造诣精深,一统北宋经术,开开拓创新之学风,挟皇权雷霆万钧之力,拉开变法大幕。其治心养性、施政治道的逻辑起点,来源于对“道”深刻认知和把握;权时达变、为理之求的务实作风,以义理释经调和义利、培养人才的创新精神,对北宋之后的学术思想、政治实践的发展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虽然王安石变法最终归于失败,但其中的闪光和失败之处皆值得后人总结反思、学习发扬。
张俊英,张伟军[7](2019)在《近60年以来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近60年以来,学术界对范仲淹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多,出版研究着作30多部,公开发表相关研究论文7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范仲淹的民本理念、忧患意识,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勤政廉政思想、法治思想,君臣关系,主要政绩等多领域多方面,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并有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的趋势。根据近60年以来有关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献整理、学术梳理和回顾反思,在肯定取得显着成绩的同时,也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进而解决问题,达到质的突破,推动范仲淹研究的不断发展。
张子峻[8](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指出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张建坤[9](2019)在《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元佑学术”是个历史上的特定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内涵,一般是指北宋后期和“荆公新学”相对立的理论形态,以朔学、蜀学和洛学为主干,而非宽泛地等同于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相应的元佑学术群体,指的也不是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群体,而是有着一致的“元佑学术”背景的士大夫群体,以司马光学派、苏轼文人集团和洛学学派为主体。“元佑学术”是“宋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上承“庆历学术”,与“荆公新学”并驾齐驱,下启南宋“道学”。“元佑学术”与“元佑政事”关系紧密,甚至被视为“元佑政事”的意识形态。近百年来,学界虽对“元佑学术”中的蜀学、洛学已作了丰富的个案研究,但从整体上观照“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等,尚嫌不足。宋代士大夫一般都兼具学者、官僚、文人三重身份,他们的学术和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动密不可分,主要目的即实践他们的政治理想,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元佑学术”,有助于理解“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元佑学术”的焦点不在于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作批判性的理论反思,而在于调适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所谓的“内向治道”规范,就是一种内倾至皇帝个人修养与权威的统治原理,它以社会政治稳定为中心目标,以“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为基本内容,一方面强化了北宋的皇权支配,带来了百余年的太平治安盛局,另一方面又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弊病。“元佑学术”本质上是要趋利避害,在维护“内向治道”规范的基础上,消除其弊端,既维护政治稳定,又确保社会发展;既加强皇帝集权,又落实士大夫用权。“元佑学术”的这条政治思想道路先于“熙丰变法”而存在,反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实则“元佑学术”的一种可能性结果,而非根本性目的,不能径认为“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是批判“熙丰变法”和“荆公新学”。鉴于政治思想的理论深度及现存思想资料的丰富性,比较合理的选择是以司马光学派中的司马光、范祖禹、刘安世,苏轼文人集团中的苏轼、苏辙、秦观、张耒,洛学学派中的程颐为元佑学术群体的主要代表,通过他们的核心政治观念来解析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而理解“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和本质属性。“中和”是司马光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重心在于“执中治心”,侧重于外在的“制中”之法。这在政治上要求按照传统儒家“礼所以制中”的理路,建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礼治政体,使日益强化的皇权支配,回归无过与不及的平衡状态。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在元佑时期被付诸实践,却因其内在困境所限,非但没能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反而推进了北宋皇权支配的强化进程。“帝学”是范祖禹一系列面向哲宗的着作的共同思想主旨,它是以“学成圣王”为目的,以《大学》纲领、条目为主干的道德、知识系统,实质上是一种旨在“正君心”的为己之学,以儒家先王之道为准则的正统之学。“帝学”也有丰富的治道内容,归根结底则是“法祖宗”,尤其是“法仁宗”。然而,“学成圣王”的教育目标十分高远,不免给年幼的哲宗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哲宗对元佑之臣的政治好感。刘安世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公议”政治精神中。他基于阴阳消长的易道变通精神及“君臣一体”的身体政治隐喻,按照进君子、退小人→公议→台谏的政治逻辑,展开了他的“公议”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他立足台谏制度,积极维护台谏官员政治意见的表达与实践,以期消除朋党,坚守元佑“国是”。然而,“公议”与“国是”同具专断性,刘安世虽张扬了“公议”政治精神,有利于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但也使“公议”异化为了少数台谏官的“私议”“横议”,打破了权力制衡机制,给元佑政局蒙上一层阴影。“人情”是二苏政治思想的底色,这个“人情”是一种“情—理结构”。这在政治上,要求皇帝“通上下之情”,即结臣心以结民心。结臣心,是秉承“和而不同”的政治精神,循理无私,尊重士大夫“公议”;结民心,是秉承“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政治精神,尊重民众的情欲需求,因势立法,不分新旧,一切以富民、利民、便民为本。“通上下之情”的过程其实也是皇权利用、加工、塑造臣民政治情感的过程,在给予士大夫一定的行政自主权,给予天下臣民一种自由感、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对皇权的信赖感。秦观、张耒深化了二苏的“人情”政治论,开展出了政治调和论。秦观、张耒的政治调和论,立足于他们心目中的“大全之道”。这个“大全之道”不可描述,二人把捉它的途径也有所不同,秦观从养气入手,张耒从尽性入手。虽有此不同,但都旨在平衡内外,开放出宽容境域,使元佑政治能够走向不分新旧、多元并包的和谐之路。王道政治理想是程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心目中的王道政治是一种“降格”以求的政治模式,以他和程颢共同倡明的“道学”为基础,蕴含天理、公心、民本三重维度,归结于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根本上旨在重建政治宪纲,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在不同的致思理路下蕴藏着一个共同思想主旨——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这显示出,“元佑学术”其实是个“多元一体”的思想形态,“多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平衡方能构成稳定的整体。“元佑学术”的这一面貌和属性,对我们当下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平衡各方面的权力、利益,获得情感上的通畅,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兼顾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入和乐之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美好愿景。这仍然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对平衡之道的关注,对平衡技艺的探索。
张帅锋[10](2019)在《王尧臣研究》文中提出王尧臣是宋仁宗时期的一名文人士大夫,他以进士高科入仕,在北宋前期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其仕宦生涯前期,王尧臣主要在州县地方及台谏任职,其为政作风经历了由锐进到沉稳的变化。本文在指出王尧臣各个仕宦阶段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了安抚陕西时期王尧臣的仕宦经历,其对陕西防务提出的集中使用兵力、据险击归、重点守备泾原路等边防思想,都是深合时宜、很有建设性的,可以说是典型的“文臣知兵”。王尧臣为扭转边防形势做出了一定贡献,可以说是宋夏战争中的幕后英雄。在王尧臣仕宦生涯的后期,在政治舞台的中高层依旧很活跃,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与其有关,如三司整顿财计、三后升附、议立家庙、编修《崇文总目》、嘉佑立储之议等。无论是主持财计、参议礼乐,还是主政二府,王尧臣都是勤勉尽职、有绩可陈的,其不失为一名出色的封建士大夫。在朝堂下,王尧臣以交游形式拓展了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人脉资源,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王尧臣还有很高的文献学成就,其主编的《崇文总目》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件瑰宝,此外还参与了刊修唐书,并作有文集,同样不失为一名出色文人。
二、北宋庆历新政经济法律思想评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宋庆历新政经济法律思想评述(论文提纲范文)
(1)近二十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新认识——为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而作(论文提纲范文)
一王安石文学研究 |
二王安石经学、思想研究 |
1.王安石经学在宋学中主流地位的重新确立 |
2.王安石经学研究现状 |
3.王安石经学研究的新进展 |
4.对王安石“字说”的重新认识,是王安石经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
三王安石变法研究 |
1.王安石变法整体评价———走出非此即彼的评议模式 |
2.王安石生平事迹、家族及变法集团人物研究 |
3.王安石县政治理和鄞县经历有全面拓展 |
4.研究王安石变法的新视角、新突破 |
5.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经验教训 |
四简短的结语 |
(2)庞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第一章 初露锋芒:起于孤寒与深结人主 |
第一节 庞籍家世与科举入仕 |
第二节 庞籍早年仕宦 |
小结 |
第二章 声望日隆:出镇鄜延与招抚元昊 |
第一节 宋夏战争中庞籍对鄜延路的经略 |
一、择将严法以整治边军 |
二、构筑堡寨与屯田以强防御 |
三、招抚蕃部以求稳定 |
第二节 庞籍在宋夏和议中的角色 |
小结 |
第三章 盛极而衰:骤擢首相与黯然罢相 |
第一节 庞籍在两府任上的有为与无为 |
一、裁冗官冗兵以节费 |
二、两府任内期间所见更革 |
三、辅君以仁 |
四、力保狄青征侬智高 |
第二节 庞籍罢相原因探析 |
第三节 庞籍罢相之后的政治活动 |
第四节 庞籍的为政思想 |
一、俭约以济用 |
二、谨守祖宗之法 |
三、畏法度,严刑赏 |
小结 |
第四章 姻连交错:姻亲关系与家族兴衰 |
第一节 庞籍家族的姻亲关系 |
一、庞籍的姻亲关系 |
二、庞籍为其子女构建的姻亲关系 |
第二节 家族仕宦不显与衰微 |
一、庞籍子孙仕宦情况 |
二、庞籍家族衰微原因探析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庞籍世系表 |
附录二:庞籍年谱 |
致谢 |
(3)王安石政治实践中的哲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价值与创新 |
第一章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一、北宋初期中央集权政治陷阱 |
二、北宋冗官的制度危机 |
第二节 文化背景 |
一、黄老思想泛滥 |
二、佛教的威胁 |
第二章 王安石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政治变革与儒学的复兴 |
一、儒家政治宪纲何以可能 |
二、北宋儒学振兴历程 |
第二节 王安石的“天道观” |
一、北宋的天人学说思潮 |
二、天的客观性 |
三、道法自然 |
第三节 王安石的人性论 |
一、王安石关于人性的生成 |
二、王安石的人性品级说 |
三、善恶生成论 |
第三章 王安石政治哲学思想内容 |
第一节 政治哲学最高原则——“天道” |
一、“流俗不足恤” |
二、任理而无情 |
三、“祖宗不足法” |
第二节 政治哲学思路——由是而之焉 |
一、“由是而之焉”的思想源头 |
二、“天命不足畏” |
第三节 政治哲学本体——“道”的本与末 |
一、“道”的义涵 |
二、礼始于天而成于人 |
第四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苏舜钦家世生平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苏舜钦家族世系考辨 |
第一节 苏舜钦祖籍家世考辨 |
一、“铜山说”的提出及依据 |
二、“盐泉说”的提出及依据 |
三、从家族世系看铜山对苏氏家族的意义 |
四、苏氏祖籍应为“铜山”而非“盐泉” |
第二节 苏舜钦之祖苏易简考辨 |
一、苏易简仕履编年 |
二、苏易简着作考 |
第三节 苏舜钦之父苏耆考辨 |
一、苏耆仕履编年 |
二、苏耆着作考 |
第四节 苏舜钦之兄苏舜元考辨 |
一、苏舜元仕履编年 |
二、苏舜元着作考 |
三、苏舜元名胜遗迹考 |
第五节 苏舜钦祖孙三代之姻亲支属考 |
一、苏舜钦家族成员考 |
二、苏耆岳父王旦家族考 |
三、苏舜钦岳父郑希甫、杜衍家族考 |
四、苏舜宾岳父韩亿家族考 |
五、苏舜钦祖孙三代主要姻亲关系示意图 |
第六节 苏氏家族的壮大及对苏舜钦的影响 |
一、宋代门阀的生态变化 |
二、苏氏家族壮大的原因 |
三、苏舜钦的家族背景对其人生轨迹的影响 |
第二章 苏舜钦生平行迹考辨 |
第一节 苏舜钦生平三考 |
一、苏舜钦应试之路考 |
二、苏舜钦三到长安考 |
三、苏舜钦八旅淮楚考 |
第二节 苏舜钦交游考 |
一、苏舜钦与王益柔等“进奏院案”官员 |
二、苏舜钦与范仲淹等“政治革新”官员 |
三、苏舜钦与穆修等“诗文革新”官员 |
四、苏舜钦与韩综等“亲族友朋”官员 |
第三节 苏舜钦在庆历新政中所扮演的角色 |
一、觉醒较早,率先呼吁 |
二、出谋划策,督导引领 |
三、改革激切,态度鲜明 |
四、措施得力,更合实际 |
五、“庆历新政”时期苏氏家族与苏舜钦的呼应 |
第四节 进奏院事件新考 |
一、进奏院事件的发生背景 |
二、进奏院事件的内在本质 |
三、宋仁宗所以拿苏舜钦开刀的真实原因 |
四、前人有关“进奏院事件”的认识及局限 |
第五节 苏舜钦的晚年心态 |
一、怡然自得,独善其身 |
二、埋首治学,崇尚内圣 |
三、沧浪精神,千秋旗帜 |
第三章 苏舜钦与北宋诗文革新理论的发展 |
第一节 苏舜钦之前的诗文革新思想 |
一、力倡孔孟荀扬韩柳之文,以古为师 |
二、以仁义为道,高度强调“道”的重要性 |
三、道以文传,对“文”“道”关系的再发明 |
四、重视言教,崇尚文学的教化功能 |
五、抒写真情实理,反对人为造作 |
第二节 《石曼卿诗集序》作者考辨 |
一、从苏石文集的成书看序文的作者 |
二、宋代人有关序文归属的记载不可信 |
三、从具体交游看序文的作者 |
四、从序文内容看序文的作者 |
第三节 苏舜钦对杜集的整理及先驱意义 |
一、北宋初期杜诗的沉沦 |
二、苏舜钦对杜集的发现与整理 |
三、两宋杜集编纂第一人 |
四、苏舜钦辑杜对宋代学杜浪潮的先驱意义 |
第四节 苏舜钦的诗文革新思想对前人的突破 |
一、对石尹欧地位的再审视 |
二、苏舜钦在文、道、物关系的认识上对前人的突破 |
三、对发愤着书、诗穷而工现象的再发明 |
四、强调对社会人生的真切感知与情感的诚挚 |
五、对豪迈壮大诗风的积极提倡、热切呼吁 |
第四章 苏舜钦的诗歌创作及诗风变化 |
第一节 苏舜钦前期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 |
一、反映百姓的贫穷与苦难生活 |
二、对西北战事的挂怀与焦虑 |
三、忧念国家安危,批评朝廷过失 |
四、渴望建功立业,慨叹有才难展 |
五、对立身原则的思索与感悟 |
六、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咏赞 |
第二节 苏舜钦前期诗歌的艺术追求 |
一、重情任气,崇尚气格的抒情特征 |
二、讥时论政,崇尚辩议的议论化特征 |
三、锐意开拓,志越前人的才学化特征 |
四、以文为诗,形式自由的散文化特征 |
五、豪健沉挚,变中有定的风格特征 |
第三节 苏舜钦后期诗歌内容的转换 |
一、对现实世界的不平与愤懑 |
二、对知心朋友的感念与眷恋 |
三、对自然山水的欣赏与陶醉 |
四、对隐逸生活的渴慕与咏歌 |
五、对家乡功业的想望与牵挂 |
第四节 苏舜钦后期诗歌艺术的变化 |
一、从重气格到讲韵度 |
二、由长于议政到善说物理 |
三、议论化、才学化与散文化对律诗的浸染 |
四、从豪健豪犷到豪逸超逸 |
第五章 苏舜钦的散文创作及艺术成就 |
第一节 针贬时弊,有感而作的政论 |
一、规劝皇帝要心存危机,勤于政务,广纳贤言 |
二、主张皇帝要疏远凡近,放权臣下,信用贤才 |
三、呼吁皇家要率先垂范,国家敛财应先官后民 |
四、希望朝廷严格赏罚,使赏不滥出,罚不妄加 |
五、力陈防边要内外兼顾,反对贪冒,以守为主 |
六、极言群臣要奋发有为,忠鲠敢言,匡君之失 |
七、敦促执政要大胆用人,引贤自助,奖拔后进 |
第二节 功德并重,褒贬鲜明的碑传 |
一、对不畏于俗的独立节操的高度赞誉 |
二、对不惧威权的抗争精神的大力揄扬 |
三、对惩恶扬善的正义情怀的热情歌颂 |
四、对勤政多才的朝廷能吏的由衷肯认 |
五、对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的真诚仰慕 |
六、对鄙财轻利的好义之行的挚切激赏 |
七、对孝友仁爱的人伦道德的反复咏叹 |
第三节 前重兼济,后倡独善的杂文 |
一、借土木兴建阐治国理念 |
二、借临别赠言述立身原则 |
三、借致书报谢明待上之道 |
四、对奏邸之狱的悲情陈诉 |
五、对内圣之理的剖辩阐说 |
六、对独善之乐的讴歌陶醉 |
第四节 苏舜钦的散文艺术及风格变化 |
一、夹叙夹议,重情尚气的政论 |
二、注重剪裁,偏爱述奇的碑传 |
三、巧于立意,理胜识远的杂文 |
四、长于铺陈,引经据典的才学化特征 |
五、引骈入散,骈散结合的节奏美追求 |
六、苏舜钦的文风与诗风变化的相似性 |
第六章 苏舜钦在北宋文坛的典型意义 |
第一节 苏舜钦与宋代文人的政治困境 |
一、前人有关“唐宋变革”的论述及不足 |
二、宋代科举改革与官僚队伍的构成及身份变化 |
三、宋代言官权力的强化及其对宰执百官的监察 |
四、宋代党争的实质及专制皇权对它的操纵利用 |
五、叠床架屋彼此制约的宋代官制及其利弊得失 |
六、苏舜钦政治悲剧的历史意义 |
第二节 苏舜钦与宋代文人的心路历程 |
一、宋代文人的出身变化对其政治心态的影响 |
二、宋代文人的心路历程与皇权专制的关系 |
三、宋代文人的心态变化与宋代理学追求内圣的思想情怀 |
四、苏舜钦的心态变化对于认识宋代文人心路历程的意义 |
第三节 从苏舜钦看北宋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 |
一、梅尧臣的诗风变化 |
二、欧阳修的诗风变化 |
三、王安石的诗风变化 |
四、苏东坡的诗风变化 |
五、苏舜钦的诗风变化在北宋中期的代表性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 |
第一章 宋代之前学者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和评价 |
第一节 先秦诸子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和评价 |
第二节 汉至唐中期学者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和评价 |
第三节 唐中后期新《春秋》学的发展及对子产治国的认识 |
小结 |
第二章 宋代《春秋》学思潮下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 |
第一节 为子产立传 |
第二节 以子产言行立论 |
第三节 吕祖谦《左传》学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解读 |
小结 |
第三章 宋代《四书》学背景下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 |
第一节 宋代注《论语》者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 |
第二节 宋代注《孟子》者对子产为政的评价 |
第三节 宋人议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及“王道政治”模式的构建 |
小结 |
第四章 宋代变法改革背景下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 |
第一节 宋朝政局危机 |
第二节 变法改革人士对子产治国的认识 |
第三节 反变法派引子产“行仁政”阻止变法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王安石治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框架 |
第二章 时代、生平与着述 |
2.1 北宋时代背景 |
2.2 王安石生平 |
2.3 相关着述 |
第三章 孟子为宗志于变法革新 |
3.1 以道自任: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
3.2 出处行藏:万物之废兴,皆命也 |
3.3 君臣关系:道隆德骏者,迭为宾主 |
3.4 习以成性:性情一也,有善有恶 |
第四章 荆公新学变化观以消解变法对抗 |
4.1 荆公新学:经世致用,开拓创新 |
4.2 《周礼新义》:《周礼》虽旧典,其法维新 |
4.3 变化观:权时达变,惟理之求 |
第五章 义利观与仁政实践 |
5.1 义利观 |
5.2 仁政实践 |
第六章 人才观与用人得失 |
6.1 人才观 |
6.2 用人得失 |
第七章 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
7.1 历史地位 |
7.2 现实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近60年以来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一、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总论 |
二、范仲淹民本思想的相关研究 |
三、范仲淹忧患意识的相关研究 |
四、范仲淹政治改革(庆历新政)方面的研究 |
六、范仲淹廉政思想的相关研究 |
六、范仲淹法治思想的相关研究 |
七、君臣关系方面的研究 |
八、范仲淹任职地方政绩方面研究 |
九、思考与展望 |
(8)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1.1.1 选题背景:宋代儒学研究的哲学化书写范式及挑战 |
1.1.2 研究现状:儒家道论与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研究现状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范围 |
1.2.1 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哲学与政治学互动、文本细读 |
1.2.2 内容范围:此期儒家道论涵盖的人物、时间及其相关次概念 |
1.3 研究价值与论文创新 |
1.3.1 研究价值:研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意义 |
1.3.2 论文创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旨趣的发掘 |
第2章 话语范式:儒家以道致治的秩序话语检视 |
2.1 范式缘起:春秋战国与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失序 |
2.1.1 从上古至中古:春秋战国政治失序与秩序情结的形成 |
2.1.2 从中古至近世:唐、五代、宋初政治环境与秩序诉求 |
2.1.3 从自发到自觉:儒者对政治秩序的追寻及其理论回应 |
2.2 范式初立:政治秩序观念下的先秦儒家的道论与理论 |
2.2.1 观念兴起:秩序意识的产生 |
2.2.2 由天及人:从自然之“道”到人文秩序 |
2.2.3 融道于治:先秦儒家“道”论的秩序义 |
2.2.4 以理论治:先秦儒家“理”论的秩序义 |
2.3 范式拓展:北宋政治的秩序诉求及儒家道论秩序内涵 |
2.3.1 秩序诉求:中心国家的消失与北宋的政局 |
2.3.2 理论建构:从“正统”建构到“价值共识”生成 |
2.3.3 以道求治:北宋以“道”论“治”的理论建构 |
2.4 范式完成:宋儒由术至道的政治秩序理论演进之历程 |
2.4.1 治术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
2.4.2 治体追寻:治术转向治体的内在动力 |
2.4.3 道体确立:从王安石、张载到二程 |
2.5 本章结语 |
第3章 以术行道:荆公更革变易之道的逻辑论证* |
3.1 文献考察:王安石哲学的典据考察及其架构 |
3.1.1 文本典据:王安石思想的文献考察 |
3.1.2 理论特点:王安石思想理论的融会性 |
3.1.3 道有体用:王安石思想架构的特点 |
3.2 道摄礼法:王安石政治秩序重建的道论进路 |
3.2.1 法礼交织:北宋前期法礼互斥之治理问题 |
3.2.2 道法先王:荆公对礼、法对立的解决策略 |
3.2.3 体用二本:以体用摄礼法的秩序策略反思 |
3.3 解经明道:王安石秩序重构的经典诠释路径 |
3.3.1 问题回顾:对王安石前期道论之反思 |
3.3.2 解决策略:从“求道之全”到“致一”之道 |
3.3.3 策略反思:对统一性建构策略的检视 |
3.3.4 诠释重构:荆公《字说》对统一性的重建 |
3.4 由道而之焉: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及其道论依据 |
3.4.1 势的获得: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和运行 |
3.4.2 势道合一:政治革新推行的效率考量 |
3.4.3 由是而之焉:王安石行政方式变化的效率考量与道论依据 |
3.5 道势之间:王安石道论的二重性及内在困境 |
3.5.1 历史考察:宋代道势关系的新情态 |
3.5.2 问题呈现:荆公理论中的道势紧张 |
3.5.3 问题慎思:遵道,抑或从势 |
3.6 本章结语:遗留问题以及对此期诸儒理论之刺激 |
第4章 天道为用:张载气化为道思想之秩序诉求* |
4.1 心道学政:张载哲学的体系建构与旨趣 |
4.1.1 文献考察:“横渠四为句”版本辨正 |
4.1.2 为学旨趣:“四为句”与张载哲学旨归 |
4.2 以气明道:张载气化哲学及其秩序追寻 |
4.2.1 论析前提:辨析学界虚、气之异 |
4.2.2 终极依据:天道秩序之理论建构 |
4.3 天道之用:张载哲学的群体关切与个体关怀 |
4.3.1 群体关切:人道秩序普适性论证 |
4.3.2 个体关怀:存在者心灵秩序实现 |
4.4 以古通今:秩序理论中的法古宗经倾向 |
4.4.1 追迹于三代:秩序社会的制度构想 |
4.4.2 法古效今:以古准今抑或稽古作新 |
4.5 本章结语:张载宇宙生化路径的秩序设计存在的遗留问题 |
第5章 道体性命:二程以理代道的政治秩序追寻 |
5.1 从道至理:二程以理为核心术语的哲学建构 |
5.1.1 二程哲学中的“道”论解析 |
5.1.2 二程之“理”与由道至理的术语转化 |
5.1.3 “以理代道”的理论旨趣 |
5.2 道体诉求:二程对北宋儒家秩序学说的拓展 |
5.2.1 典据之变:二程治理理论由治术向治体的深化 |
5.2.2 何为治体:秩序思想之伦理与政治的体用设计 |
5.2.3 由治体而及道体:自然天道与人伦性命的贯通 |
5.3 道体奠立:二程天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证成 |
5.3.1 模拟自然秩序:二程秩序证成的“法自然”进路 |
5.3.2 从“自然”到“天理”:二程秩序学说的“道体”准备 |
5.3.3 从“法自然”到“自然法”:二程学说的“道体”奠定 |
5.4 理融礼法:二程由治术、治体至道体的秩序重构 |
5.4.1 问题呈现:宋初礼、法并重的治理模式 |
5.4.2 以礼导法:以礼摄法的“治术”设计 |
5.4.3 以理融礼:治理治理的“道体”安排 |
5.5 本章结语:二程“道体”建构之缺失及其朱子的补充 |
第6章 问题延伸:北宋中期儒家道论与政治哲学 |
6.1 反思道论:宋儒道德形上立法的内在紧张 |
6.1.1 人伦常道抑或道的傲慢:道德形上化之反思 |
6.1.2 价值真理抑或思想独断:“一道”对异论的压制 |
6.1.3 道德万能抑或仅为一端: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 |
6.2 传统启示:传统治理理论当代转化的可能性 |
6.2.1 前提论析:“古今”接续何以成立 |
6.2.2 化解之道:“内生性演化”与古今接榫 |
6.2.3 治理两翼: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之间 |
6.2.4 问题再思:儒法之治的现代转化挑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二 宋人论析治术、治体、道体等概念文献摘录 |
致谢 |
(9)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内容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2章 内向治道规范下的元佑学术群体 |
2.1 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 |
2.1.1 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 |
2.1.2 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 |
2.1.3 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 |
2.2 元佑学术概念内涵的形成及演变 |
2.2.1 哲宗朝孕育雏形 |
2.2.2 徽宗朝正式形成 |
2.2.3 钦宗以来的演变 |
2.3 元佑学术群体的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 |
2.3.1 元佑学术群体人物的选择 |
2.3.2 元佑学术群体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
2.3.3 从回向三代到回向嘉佑 |
第3章 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 |
3.1 易道中和的天人之学要旨 |
3.2 执中治心的政治实践路径 |
3.3 再定国是的中和政治实践 |
第4章 范祖禹的帝学思想建构 |
4.1 帝学的政治与思想渊源 |
4.2 帝学的概念内涵及其理论依据 |
4.3 专法仁宗的治道指归 |
第5章 刘安世的公议政治精神 |
5.1 刘安世奏议中的公议政治精神 |
5.2 刘安世公议政治精神的展开方式 |
第6章 苏轼和苏辙的人情政治论 |
6.1 二苏政治思想的人情底色 |
6.2 二苏通上下之情的政治逻辑进路 |
第7章 秦观与张耒的政治调和论 |
7.1 平衡内外的大全之道 |
7.2 调和新旧的政治指归 |
第8章 程颐的王道政治理想 |
8.1 降格以求的政治理想 |
8.2 王道政治的三重维度 |
8.3 附程颐谏哲宗折柳考 |
结论 |
一、元佑学术的本来面目 |
二、元佑学术与北宋政治 |
三、元佑学术的平衡之道 |
四、元佑学史与道学史 |
参考文献 |
1.着作图书文献 |
1.1 古籍类 |
1.2 专着类 |
2.翻译图书文献 |
3.学术刊物文献 |
4.学位论文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10)王尧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本文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论着部分 |
(二)论文部分 |
第三节 本文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王尧臣所处的时代背景、家世 |
第一节 王尧臣所处的时代背景 |
第二节 王尧臣的家世 |
第三章 王尧臣前期的仕宦生涯 |
第一节 状元及第,通判湖州 |
第二节 知光州,救荒活民 |
第三节 智斥阎文应,请上元罢灯 |
第四节 与三司参议新、旧盐法 |
小结 |
第四章 安抚陕西时期王尧臣的仕宦生涯 |
第一节 任陕西体量安抚使期间的仕宦经历 |
(一)反对责帅,力保韩范 |
(二)筹划防务,所言多切要害 |
(三)指出三败之故,建议以守代攻 |
第二节 任泾原路安抚使期间的仕宦经历 |
(一)反对贪功冒进,指出定川之败有四 |
(二)泾原路重,提出备边五事 |
(三)请赋韩范等便宜之权,置德顺军 |
(四)请诸路罢经略,使事权归一 |
小结 |
第五章 王尧臣后期的仕宦生涯 |
第一节 为国理财 |
(一)以三司使主持财计 |
(二)以他官参与三司议财 |
第二节 以学士参议礼乐 |
(一)参议三后升附,详定位序 |
(二)与太常礼院共议声乐 |
(三)详定三品以上官员立家庙 |
第三节 入为执政,备位两府 |
(一)请析广西为三路,建言防务 |
(二)在枢府裁抑侥幸,为官持正 |
(三)禁中生变,机智使文彦博免僭 |
(四)备位参政,请早立皇嗣 |
第四节 身后荣宠:同老上书,论至和谋议之功 |
小结 |
第六章 王尧臣的交游与文献学成就 |
第一节 王尧臣的交游活动 |
第二节 王尧臣的文献学成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王尧臣家族世系表 |
附录二 王尧臣年谱 |
致谢 |
四、北宋庆历新政经济法律思想评述(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二十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新认识——为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而作[J]. 李华瑞. 史学月刊, 2021(11)
- [2]庞籍研究[D]. 张本萍.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王安石政治实践中的哲学思想[D]. 吴建. 山东大学, 2021(02)
- [4]苏舜钦家世生平与文学研究[D]. 韩少春.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5]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D]. 于海川. 河北大学, 2020(08)
- [6]王安石治道思想研究[D]. 宋蔚菡.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20(08)
- [7]近60年以来范仲淹政治思想研究述评[J]. 张俊英,张伟军. 社会科学动态, 2019(10)
- [8]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
- [9]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D]. 张建坤. 湖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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