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惩罚与保护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论文文献综述）
魏文强[1]（2020）在《监察赔偿立法初探》文中研究指明以监察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立改废”为标志,中国特色的监察制度初步建立,这也意味着我国打击职务犯罪及反腐工作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监察机关和它当中的工作者行使职权时,侵犯权利的主体的合法权益的适用国家赔偿这由监察法所规定,体现了对保障公民权益,监察机关与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价值取向。作为现代民主依法而治理的国家基本法律制度体系组成的国家赔偿制度,在当前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探索监察赔偿与国家赔偿连接路径,监察赔偿立法的优化,对于监察制度的实行及国家赔偿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对监察赔偿基本理论的阐释,明确了监察权的性质及监察委员会的定位,对监察赔偿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国家责任理论、人权保障理论出发,对监察赔偿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其次,在对当前我国赔偿法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监察赔偿立法缺位以及监察赔偿在适用国家赔偿法时存在的困境与不足。第三,通过对监察赔偿的立法模式与路径的分析,指出监察赔偿与现有国家赔偿制度相互衔接的不同方案及利弊。最后,从监察赔偿的归责原则、范围及义务机关和程序等方面,对监察赔偿的立法提出建议,以求探索国家责任体系完善的可能性。
徐翕明[2]（2020）在《论刑法中的法令行为》文中研究说明刑法中的“法令行为”是一个具有浓厚历史底蕴与民族传承的刑事法律概念。它发轫于先秦,盛兴于唐宋,对当代中国刑法制度、司法实践的发展影响巨大。但就目前而言,“法令行为”在刑法立法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并且在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也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现状,本文采用分类研究、分别阐释、交叉学科分析的方法,对“法令行为”进行由总到分全面、深入的探讨。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五章,约20万字。第一章是对“法令行为”基本内容及其原理的介绍。该部分从古代刑律中寻找“法令行为”的源头,并结合当下“法令行为”的定义,进而提出“法令行为”的概念是,依照其他法律（包括法规）、公务员或军人内部的上级命令实施的行为。“法令行为’”具体可区分为依照法律的行为与执行命令的行为,其中,前者可进一步分解为依实体法实施的行为和依程序法实施的行为,而后者则可分为公务员执行命令和军人执行命令。“法令行为”都具有出罪效果,但由于依照法律的行为和执行命令的行为在行为本质上存在不同,故而根据秩序统一性原理中的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和实质违法性理论中的社会相当性说对两者的出罪根据分别阐释。第二章是对中外刑法中“法令行为”立法例的系统梳理与分析。通过对“法令行为”的全球化考察,在借鉴他国规定的基础上,将“法令行为”规定在我国《刑法》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然,如何在《刑法》体系中准确地定位“法令行为”还有深究空间,本文主张将其规定在《刑法》第21条紧急避险之后,作为一项独立的出罪事由。具体条文可采用如下表述:“依据其他法律或上级命令而实施的行为,造成损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所实施的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第三章是对依照实体法实施的行为的展开。具体来说,依照实体法实施的行为种类繁多,但与出罪相关的内容包括:《宪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的人大代表发言、表决行为,民事监护中的惩戒行为,《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警察基于其职务而实施的防卫行为,以及大量行政性法律规定的特别许可行为。这些行为原则上继承了“法令行为”的出罪效果,但由于依据的是不同的法律法规,因此在阻却具体犯罪的成立上也会有所不同。同时,本文还对实施各个行为所具备的条件予以明确,以避免动辄对这些行为作非罪化处理。第四章是对依照程序法实施的行为的展开。具体来说,依照程序法实施且与出罪相关的行为,主要是刑事诉中的侦查行为、逮捕行为、扭送行为和执行死刑行为,其中扭送行为的问题最为复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民扭送行为被认定为犯罪,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于扭送行为的条件认识不足引起的。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扭送的主体是任何公民,但这是不准确的,应当修改为“公众”或“任何人”;扭送的对象是现行犯和在逃犯,应当将现行犯理解为“具有犯罪嫌疑的人”,同时,借鉴美国法中“合理根据”规则,对在逃犯的标准做合理解释。对于现行法律尚未规定的扭送限度问题,我们应当从行为限度和结果限度两方面作补充解释,从而使扭送行为能够积极发挥出罪效果。第五章是对执行命令的行为的展开。基于行为主体的不同,执行命令的行为分为公务员执行命令和军人执行命令,故而在讨论二者出罪问题上也应当有所区别。在分析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出罪时,应当格外重视《公务员法》第60条的规定,立足于法律文本总结出具体的出罪条件;而解决军人执行命令出罪时,则有赖于相关法律的制定,并适时地与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相衔接。
何江[3]（2019）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文中研究说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相继入法,辅之以传统的环境刑事公诉和新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使环境公益的司法保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由于同一环境侵害行为往往具备多重违法属性,而环境规制路径之间亦存在功能交叉或重叠,由此导致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着艰巨的程序协调难题。具体表现在:其一,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环境行政规制与环境司法规制的关系;其二,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各环境公益司法保护手段之间的关系;其三,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与传统的环境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既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多及于特定类型诉讼程序的构建与完善,而未顾及环境公益司法保护之整体性构造,亟待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角度探讨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协同配合机制。由于对“环境公益”这一基石性概念的研究阙如,直接造成环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不清、模式选择混乱等现实难题。在解释论视角下,环境公益应当作“环境实体公益”和“环境制度公益”的二元界分,前者旨在恢复实体层面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并构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诉求;后者旨在救济因侵害行为而对环境秩序造成的冲击,并构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基石诉求。加之环境刑事公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均满足公益诉讼的基本构成要件,所以亦可纳入广义的公益诉讼范畴。鉴此,本文将环境刑事公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间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内部程序整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际上赋予了行政机关一个公法性质上、私法操作上的请求权,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界定为民事性质诉讼的观点有违其公法内核,犯了“手段凌驾于目的”的归因错误,将其界定为在环境行政规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执法程序更为妥当。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类独立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诉讼类型。加上传统的环境民事/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有别,但程序上有所勾连。所以本文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外部程序衔接”。同类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异质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外部程序衔接的手段主要表现为“附带审理”与“合并审理”,二者在本质上均属于“诉的合并”的范畴,因此“诉的合并”理论就构成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外部程序衔接的基础理论。本文以“3.0版本”的“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为基础,构造出一种广义的诉的合并理论,认为应当通过赋予法院以诉的合并自由裁量权保障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并通过对举证规则、管辖规则和既判力规则等的改造,使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程序协调能够在契合诉讼法理的前提下实现对环境法益的整全性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构造出一种“法院——责任人”的直接规制路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则构造出一种“法院——政府——责任人”的间接规制路径,二者在维护环境公益这一核心取向上是殊途同归的,由此引发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竞合。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可以通过设计不同情形下的诉讼模式选择方案、完善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来具体展开。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与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功能重叠、过罪化倾向和检察机关“双重代位”引发的主体不适格质疑,可以通过构建以“先民后刑”模式为原则,以“刑民分离”模式为补充的审理策略,并同时通过附带诉讼时的公告豁免、管辖级别冲突时的“就低”策略等手段来应对程序整合面临的问题。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紧密式衔接”和“松散式衔接”两条路径,鉴于前者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语境下面临着较大的“转轨成本”,“松散式衔接”模式则具有成本低廉而成效显着的优势,因此选择“松散式衔接”模式破解“双轨制环境诉讼”附带的弊端更具可行性。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争点分隔和中间裁判的方式实现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效率提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衔接也面临两条路径,即基于解释论的视角通过受案范围、诉前程序、起诉顺位、诉讼请求和证据融通等方面的制度改造实现程序衔接,以及基于建构论的视角赋予行政机关以责令修复、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权力,以契合行政和司法相协同的“环境共治”理念。
曹贡辉[4]（2019）在《刑事赔偿程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追究和惩罚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国家专门制定了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事实体法,也设置了刑事程序法以规范侦查、起诉、审判及刑罚执行,保证公安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被追诉者及其他个体的合法权益。但是,国家公权力在刑事追诉过程中的运作仍不可避免地会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造成一定的损害。这种损害可能是由于具体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所致,也可能囿于技术手段的局限,或刑事诉讼制度自身的缺陷所致……还有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既然损害无法完全杜绝,国家理应救济、赔偿受损害个体的损失,责无旁贷。这也是国家追诉犯罪的成本之一。自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生效实施以来,刑事赔偿作为的一种国家赔偿形式,正式在立法层面得以确立;审查、决定刑事赔偿成为与刑事司法职能相关的机关,特别是人民法院承担的一项职能。在一系列冤错案件再审改判后,刑事赔偿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方面的作用得以显露。但不可否认的是,受特定历史背景、司法环境、立法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赔偿的部分存在较多不足,经过2010年和2012年两次修改,刑事赔偿的立法在科学性与合理性方面仍存在较大缺陷,在刑事赔偿程序部分表现的尤为明显,导致司法实践中刑事赔偿在请求、审查、决定与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关于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分阶段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赔偿程序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改进建议。除绪论外,全文分七章,约17万字。第一章概论:立法规范和定位。从刑事赔偿和刑事赔偿程序的概念及两者间的关系入手,对刑事赔偿的概念、范围和功能,刑事赔偿程序的内在价值,以及刑事赔偿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联与衔接进行了探讨。刑事赔偿的概念远大于“冤狱赔偿”。国家公权力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可能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造成一定损害,无论国家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甚至是否有意为之。这种损害赔偿也是国家追诉犯罪的成本之一,及时救济受损个体的权利,彰显国家对个体权利保护的态度。刑事赔偿程序是实现刑事赔偿的必要程序,以救济和保障个体权利为根本目的,解决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刑事司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功能。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赔偿的关系密切。一方面,刑事赔偿的侵权行为均为国家专门机关及工作人员在刑事追诉过程中的行为或不作为,程序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同样适用于刑事赔偿,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对刑事赔偿的启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刑事赔偿为刑事追诉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损害提供及时且必要的救济,促使并保障刑事诉讼活动依法、规范进行。我国目前的刑事赔偿与行政赔偿、非刑事司法赔偿一同规定在《国家赔偿法》中,“一法两制”且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刑事赔偿程序的性质不明,理论界对此有较大争议。当前的刑事赔偿程序可以分为前置程序和赔偿委员会审查决定程序两个阶段。前置程序包含赔偿委员会先行处理与复议程序,行政程序的性质明显;赔偿委员会审查决定程序具有诉讼程序的性质,近年来也进行了质证/听证的审理方式改革,但赔偿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职权不明、采用决定形式结案且“一决终局”、大部分案件实行书面审理等制度设计使得该程序与典型意义上的诉讼程序相比差异较大。当前刑事赔偿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多由前述立法上的缺陷所致,刑事赔偿程序亟待改革和完善。第二章域外刑事赔偿制度的比较考察。对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刑事赔偿及程序进行比较法考察。法国是最早出现现代国家赔偿理论及第一个出现国家赔偿责任案件的国家。自1956年明确国家应当对警察在案件中的活动承担赔偿责任,正式建立刑事赔偿制度以来可赔偿的行为范围、责任构成要件以及赔偿损害的范围、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等实体法规范一直都在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由全国羁押赔偿委员会按照诉讼程序审理刑事赔偿案件并作出裁判的程序。英国的刑事赔偿采取“先行申请+国务大臣决定+司法审查复核”的程序模式,由法院对错误司法的赔偿案件作出最终生效的判决后,索赔人可以请求中央财政统一支付的赔偿金。美国相关法律及司法实践具有对赔偿范围的限制较多、多种救济方式并并存,补偿方式多样但对货币补偿的限制较多等特点。对比美国刑事赔偿程序中常用的几种方式（申请刑事赔偿、私人法案和侵权诉讼）,对先行处理（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赔偿）的决定不满可向法院提起刑事赔偿诉讼的方式在保障赔偿请求人的权利、节约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帮助赔偿请求人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美国的刑事赔偿程序中,2004年的《无辜者保护法》增加了联邦刑事案件中被错误监禁的罪犯的赔偿金额。申请人通常需要对申请的资格、不存在豁免责任的事由、为超过起诉的时限以及无罪的证据四个方面提出证据予以证明。然而,目前美国的刑事赔偿情况并不令人满意,由政府及相关公权力部门承担举证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由此引发的争议尚未有定论,但相关理论对我国制度的改革仍具有启发意义。我国的刑事赔偿制度在实体规范方面与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但赔偿程序立法严重滞后,制约了刑事赔偿核心功能的发挥,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第三章刑事赔偿程序的立法模式与总体架构。从刑事赔偿的立法模式入手,建议改变当前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不分,合并在同一部国家赔偿法律中的做法,将刑事赔偿及赔偿程序的单独立法予以规范。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了完善刑事赔偿程序的总体架构:维持前置程序与刑事赔偿诉讼程序的“两阶段”基本结构;前置程序以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进行审查决定的先行处理为主,允许赔偿义务机关与赔偿请求人在赔偿方式与赔偿金具体数额方面进行协商;取消复议程序的设置,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满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作出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起刑事赔偿诉讼。赔偿委员会对案件的审查和处理是刑事赔偿程序中最重要的阶段,充分体现正当程序的基本原理,应在当事各方的充分参与下,由中立的赔偿委员会对纠纷作出判决。现有的赔偿委员会审查决定程序无法满足前述要求,对其进行诉讼化改造是整个刑事赔偿程序完善的重点,包括明确其诉讼程序的性质,整体制度设计应遵循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三方组合”的诉讼构造,具备相对完善的证据规则等。第四章刑事赔偿程序的主体。对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以及赔偿委员会在刑事赔偿程序中的权利（职权）与义务（职责）进行了分析,结合对司法实践的调研结果,在总体改革完善思路框架内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赔偿请求人的主体资格,判断其是否具有请求权是启动刑事赔偿程序的第一步;在直接受害的自然人死亡时,间接受害人的确定,以及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数较多时赔偿申请的效力问题是判断赔偿请求人主体资格的重点。刑事赔偿的责任由抽象主体——国家承担,确定具体的赔偿义务机关是方便赔偿请求人行使请求权以及便利诉讼进行的需要。单个侵权主体的情况较为简单,存在多个侵权主体是应当“责任置后原则”确定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需要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对请求及收到的材料进行审查,决定立案或不予受理。赔偿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内设机构,是对刑事赔偿案件进行审查作出裁判的“第四种审判组织”。现行法的规定导致赔偿委员会仅是一个临时召集的“议事方式”,只有一个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但实际上,各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及赔偿办都存在职责不清、定位不明、权力被架空,“审理与决定分离、脱节”的问题突出,与司法改革力推的“公正高效、权责明晰、权责一致、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运行新机制背道而驰。赔偿委员会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实体化”改造,将其作为具备实体结构的业务部门,采用合议庭的方式审理案件;根据刑事赔偿案件的特点,明确规定赔偿委员会的职责。第五章刑事赔偿诉讼程序的构建。刑事赔偿程序改革和完善的重点是按照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对当前赔偿委员会审查决定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结合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将“准诉讼”性质的赔偿委员会审查决定程序完善成为刑事赔偿诉讼程序。该程序可以分为立案和审理两个环节。在立案登记制改革的过程中,刑事赔偿案件的立案工作存在案件增多、司法资源紧张且相关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以及立案标准不一等问题;应当细化刑事赔偿登记立案的条件,明确不立案的情形和受理部门,规定较为严格的程序性审查标准,并强化立案监督。在审理方式改革方面,当前以书面审查为主的审理方式已经严重不符合法治发展的要求,已经引入的质证/听证方式尚不适用于所有案件,导致当事方参与程度较低、程序不公正,与当前司法公开的主流改革方向不符,司法的权威性也受到质疑。刑事赔偿诉讼程序的构建应全面适用质证方式审理案件,规范赔偿委员会的调查取证,推进刑事赔偿诉讼程序公开,明确规定刑事赔偿判决的类型及效力。第六章刑事赔偿案件及精神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对当前赔偿委员会审查决定刑事赔偿案件涉及证据相关规定进行了详细梳理。根据现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仍是刑事赔偿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特殊情况——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的行为与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提供证据。现有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较为粗疏,证明标准尚不明确,在前文论述刑事赔偿诉讼改革方案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的规定作进一步完善。构建刑事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体系应当与刑事赔偿的要件事实相结合,在不断推进的程序中实现举证责任的动态化分配。赔偿请求人应当具备主体资格、损害的存在及严重程度、曾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请求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且应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对作出相关职权行为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定的免责情形、损害事实不存在、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等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且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以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方式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为由申请刑事赔偿的案件中,赔偿请求人应提出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或者遭受不当对待的线索或材料,证明标准应当与刑事诉讼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要求相同。之后,证明的相关行为合法或者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且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就刑事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的抚慰金标准不统一、赔偿适用范围过窄等问题,提出了扩大赔偿适用范围,增加精神性人格权的规定和特定财产权规定的建议。对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提出了统一损害后果程度认定标准标准,统一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法,参考多种因素在一定区间内确定具体抚慰金数额的办法。在精神损害的证明中,借鉴民事、刑事诉讼中的相关规定,结合刑事赔偿的特点,对属于司法认知的事项免除赔偿请求人的证明责任;对属于司法推定的事项,在赔偿请求人证明基础事实后赔偿委员会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生活经验和逻辑法则进行推定;除此以外,赔偿请求人应当对两种具体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第七章刑事赔偿的执行和追偿程序。本章从当前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的执行情况入手,指出执行难的真正原因在于执行程序的缺失;通过对追偿情况的调研,发现追偿的宣示意义大于实际作用,赔偿后“片面追责”明显多于依法追偿。完整的刑事赔偿程序应补充规定执行程序,包括可能使用到强制执行措施,明确规定赔偿义务机关的追偿职责和被追偿对象的范围,规范赔偿金管理和支付制度等。最后,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刑事赔偿程序的改革并不是孤立的,而应当有顶层设计的支持与各方面的协调配合,相关配套制度应同时改革完善,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增加专门国家机关对申请刑事赔偿权利的告知义务,进一步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等,都与刑事赔偿落到实处息息相关。
詹孟欣[5]（2018）在《“疑罪从挂”案件刑事赔偿机制探析》文中提出"疑罪从挂"现象是多年来我国公安司法机关违法处理疑难案件的积弊体现。相关司法解释试图通过以国家赔偿的方式治理"疑罪从挂"的司法顽疾,但仍存在赔偿范围狭窄、原案结论认定困难等问题,为此,应该通过合理扩大国家赔偿范围,构建科学的追责体系,使刑事赔偿制度发挥规范公安司法机关行为的作用。
刘少军[6]（2017）在《论我国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构建》文中提出相较于刑事诉讼中公权力的滥用而言,刑事不作为是一种隐蔽的权力不当行使的行为,属于"懒政"的一种。其造成的社会危害并不亚于刑事滥作为导致的危害。刑事不作为包括不履行法定职责、拒绝履行法定职责以及履行职责严重不当三种情形。我国《国家赔偿法》及其他法规对于因刑事不作为导致国家赔偿的规定存在明显的不足,导致实践中屡屡出现遭受刑事不作为危害的受害人合法权益受损且无从得到救济的现象。将刑事不作为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不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而且存在操作上的可行性。我国的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应当从规范刑事不作为的情形、明确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的主体与客体、细化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的举证责任与赔偿标准方面进行全面构建。
马金金[7]（2017）在《刑事赔偿若干问题研究 ——以检察环节为视角》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一些冤假错案沉冤招雪,刑事赔偿制度日益受到关注。作为我国人权保障的重要法律制度,刑事赔偿制度的运行效果直接体现了我国法治文明程度。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其进一步扩展了刑事赔偿的范围、明确了赔偿标准、限缩了免责条款,尤其是将疑罪从挂案件纳入刑事赔偿的范围,使我国刑事赔偿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同时,也对检察环节办理刑事赔偿案件形成新的挑战。疑罪从挂刑事赔偿案件办理难成为检察环节刑事赔偿案件办理的突出问题,另外,精神损害赔偿认定难、协商程序适用不规范、免责条款适用不规范的情形也普通存在。究其根源,检察机关绩效考核体系中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挥着“导向”作用,在考核的压力下,检察机关不愿撤销案件、撤回起诉后退回公安机关、以撤回起诉代替无罪判决,造成疑罪从挂案件,为检察机关承担刑事赔偿责任埋下隐患。同时,赔偿责任与办案责任捆绑,又使办案人员在办理刑事赔偿案件中有所顾虑,惧怕追责,有意适用甚至滥用免责条款,规避刑事赔偿责任,造成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检察环节办理刑事赔偿案件中的问题也暴露出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缺陷,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狭窄、标准难以确定,协商程序规定存在瑕疵,免责条款过于宽泛,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不力。本文以H省三年来刑事赔偿案件办理情况为切入点,总结检察环节刑事赔偿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案件成因,探讨检察环节办理刑事赔偿案件存在问题的原因,寻求完善检察环节刑事赔偿工作的办法。以期能为检察机关办理刑事赔偿案件提供些许帮助。
陈卫东,亢晶晶[8]（2016）在《《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文中指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经于2015年12月28日公布,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这部司法解释对于规范刑事赔偿的处理程序、实现受害人权利的有效救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相对于2012年国家赔偿法在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和创新。本文将对《解释》的制定背景、原则以及主要内容（赔偿范围、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认定程序、违法刑事拘留、国家免责、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标准）等做一一阐释,以为该《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供参考。
谭立[9]（2013）在《刑事赔偿免责事由的滥用及其规制——以《国家赔偿法》第19条第3项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且他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自1994年《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赔偿义务机关有意向免责条款靠拢,免责条款成为赔偿义务机关逃避刑事赔偿责任的避风港。规避成功的先例又反过来加剧了公权力机关追诉行为的不规范性。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及其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了部分免责条款的同时,也调整了刑事赔偿免责范围,但本次修法并未完全解决免责条款滥用
吴加明,郭顺强[10]（2012）在《《国家赔偿法》第19条免赔事由的理解与适用》文中研究指明《国家赔偿法》第19条规定的"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免责事由,含义是行为人实施了一定违法行为被刑事立案,但经过侦查、审查起诉直至审判阶段,最终未被判决有罪的,对于因刑事追诉需要而予以先行羁押的。检察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有权对公安机关的撤案理由做实质审查,而不应简单以其载明理由作为赔偿与否的依据。
二、惩罚与保护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惩罚与保护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监察赔偿立法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部分 监察赔偿的理论分析 |
| 一、监察赔偿的概念分析 |
| (一)国家赔偿的概念 |
| (二)监察委员会的定位 |
| (三)监察权的性质 |
| (四)监察赔偿的概念 |
| 二、监察赔偿的理论基础 |
| (一)国家责任理论 |
| (二)人权保障理论 |
| 三、监察赔偿的必要性 |
| (一)保障监察机关监察行为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
| (二)完善我国国家赔偿体系的内在要求 |
| (三)保障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
| 第二部分 监察赔偿立法的规范分析 |
| 一、监察赔偿立法现状 |
| (一)国家赔偿的立法与不足 |
| (二)监察赔偿的立法现状 |
| 二、监察赔偿立法的困境 |
| 第三部分 监察赔偿的立法模式分析 |
| 一、嵌入式立法模式 |
| (一)监察赔偿纳入行政赔偿的路径分析 |
| (二)监察赔偿嵌入刑事赔偿的路径分析 |
| 二、监察赔偿独立成章的立法模式 |
| 第四部分 构建监察赔偿的立法建议 |
| 一、监察赔偿的归责原则 |
| (一)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 |
| (二)监察赔偿的归责原则 |
| 二、监察赔偿的范围 |
| (一)监察赔偿的范围 |
| (二)监察赔偿的免责范围 |
| (三)监察赔偿范围的立法模式 |
| 三、监察赔偿的方式与标准 |
| (一)监察赔偿的方式 |
| (二)监察赔偿的标准 |
| 四、监察赔偿的义务机关 |
| 五、监察赔偿的程序 |
| (一)监察赔偿的启动程序 |
| (二)监察赔偿的复议程序 |
| (三)监察赔偿的监督程序 |
| (四)监察赔偿的追偿程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论刑法中的法令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法令行为”的概念 |
| (二) “法令行为”的类型 |
| (三) “法令行为”的出罪根据 |
| (四) “法令行为”的具体展开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方法 |
| (二) 历史研究方法 |
| (三) 实证研究方法 |
| (四) 比较研究方法 |
| (五) 学科交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内容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法令行为”的概述: 基本内容及其原理 |
| 一、“法令行为”的基本内容: 概念、类型与效果 |
| (一) 概念的追溯与重塑 |
| (二) 类型的解构与建构 |
| (三) 效果的辨析与变通 |
| 二、“法令行为”出罪的理论根据: 基于“二分制”的展开 |
| (一) “依照法律的行为”出罪的根据 |
| (二) “执行命令的行为”出罪的根据 |
| 三、本章论要 |
| 第二章 “法令行为”的中外立法:系统梳理与分析 |
| 一、中国刑法中“法令行为”的立法例 |
| (一) 大陆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二) 香港地区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三) 台湾地区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四) 澳门地区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二、外国刑法中“法令行为”的立法例 |
| (一)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二) 英美法系国家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三、域外“法令行为”规定之比较与启示 |
| (一)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法令行为”的总体差异和聚焦重点 |
| (二) 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法令行为”的总体差异和聚焦重点 |
| (三) 域外“法令行为”的规定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
| 四、本章论要 |
| 第三章 依照法律的行为:以实体法为分析对象 |
| 一、《宪法》及其相关法律中规定的人大代表“发言、表决行为” |
| (一) 中外“言论免责权”制度略考 |
| (二) “发言、表决行为”出罪效果的涵摄范围 |
| (三) “发言、表决行为”出罪的条件 |
| 二、民事监护中的“惩戒行为” |
| (一) 中外“惩戒行为”制度略考 |
| (二) “惩戒行为”出罪效果的涵摄范围 |
| (三) “惩戒行为”出罪的条件 |
| 三、《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警察防卫行为” |
| (一) “警察防卫行为”的类案比较 |
| (二) “警察防卫行为”的本质 |
| (三) “警察防卫行为”出罪的条件 |
| (四) 几种特殊“警察防卫行为”的出罪 |
| 四、行政性法律中规定的“特别许可” |
| (一) “行政许可”的种类及其出罪 |
| (二) 可撤销的“特别许可”及其出罪 |
| (三) 相对人对“特别许可”产生认识错误时的出罪 |
| 五、本章论要 |
| 第四章 依照法律的行为: 以程序法为分析对象 |
| 一、《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侦查行为” |
| (一) 中外“侦查行为”制度略考 |
| (二) “侦查行为”出罪效果的涵摄范围 |
| (三) “侦查行为”出罪的条件 |
| (四) 几种特殊“侦查行为”的出罪 |
| 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逮捕行为” |
| (一) 中外“逮捕行为”制度略考 |
| (二) “逮捕行为”出罪效果的涵摄范围 |
| (三) “逮捕行为”出罪的条件 |
| 三、《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扭送行为” |
| (一) “扭送权”行使的类案比较 |
| (二) 中外“扭送行为”制度略考 |
| (三) “扭送行为”出罪的条件 |
| 四、《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执行死刑” |
| (一) 中外“执行死刑”制度略考 |
| (二) “执行死刑”出罪的条件 |
| 五、本章论要 |
| 第五章 执行命令的行为: 公务员与军人两类主体的分析 |
| 一、公务员执行命令的行为 |
| (一) “公务员执行命令”的类案比较 |
| (二) “公务员执行命令”的中外立法及启示 |
| (三) “公务员执行命令”出罪的条件 |
| (四) “上级命令”的审查与“明显违法”的判断 |
| 二、军人执行命令的行为 |
| (一) “军人执行命令”的源起与演变 |
| (二) “军人执行命令”的中外立法及启示 |
| (三) “军人执行命令”出罪的完善 |
| 三、本章论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1.1 从程序竞合到模式选择 |
| 1.1.2 从模式选择到程序协调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环境公益诉讼模式选择的研究述评 |
| 1.2.2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旨趣与意义 |
| 1.3.1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协同配合机制 |
| 1.3.2 探讨诉的合并在公益诉讼中的适用范围与限度 |
| 1.4 方法与可能的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 |
| 2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基本概念厘定 |
| 2.1 环境公益的学理解释 |
| 2.1.1 环境公益与环境公益诉讼之关系 |
| 2.1.2 环境公益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
| 2.1.3 环境制度公益与环境实体公益的界分 |
| 2.2 环境公益诉讼的路径选择 |
| 2.2.1 环境公益侵害行为的类型界分 |
| 2.2.2 环境公益司法保护的实践样态 |
| 2.2.3 小结 |
| 2.3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基本框架 |
| 2.3.1 内部程序与外部程序的识别 |
| 2.3.2 内部程序整合与外部程序衔接的建构 |
| 2.4 小结 |
| 3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理论澄清 |
| 3.1 何以可能:环境公益司法保护的理论证成 |
| 3.1.1 法院在环境规制中的角色演进 |
| 3.1.2 “代理彩票理论”下的法院职能新解 |
| 3.1.3 环境行政规制与环境司法规制比较分析 |
| 3.1.4 小结:环境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
| 3.2 为何协调: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制度根源 |
| 3.2.1 制度供给:环境公益诉讼单一模式选择的弊端 |
| 3.2.2 制度需求:环境司法专门化中的程序协调需求 |
| 3.2.3 如何调适:通过程序协调释放环境司法效能 |
| 3.3 如何协调:诉的合并在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及其限度 |
| 3.3.1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基础 |
| 3.3.2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形态 |
| 3.3.3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策略 |
| 4 环境公益诉讼的内部程序整合 |
| 4.1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整合 |
| 4.1.1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比较 |
| 4.1.2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选择 |
| 4.1.3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整合路径 |
| 4.2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整合 |
| 4.2.1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现实镜像 |
| 4.2.2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理论证成 |
| 4.2.3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制度完善 |
| 5 环境公益诉讼的外部程序衔接 |
| 5.1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程序衔接 |
| 5.1.1 双轨制环境诉讼模式的现实镜像与问题梳理 |
| 5.1.2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理论基础 |
| 5.1.3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制度构造 |
| 5.2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衔接 |
| 5.2.1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辩证关系 |
| 5.2.2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问题 |
| 5.2.3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机制 |
| 6 结语: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限度及其规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4）刑事赔偿程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及目的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论：立法规范与定位 |
| 第一节 刑事赔偿与刑事赔偿程序 |
| 一、刑事赔偿的概念、范围和功能 |
| 二、刑事赔偿程序的概念和内在价值 |
| 三、刑事赔偿程序与刑事诉讼的有效衔接 |
| 第二节 刑事赔偿程序的基本规范分析 |
| 一、刑事赔偿的前置程序 |
| 二、赔偿委员会审查决定程序 |
| 第三节 刑事赔偿程序的立法定位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刑事赔偿程序的立法定位 |
| 二、现行刑事赔偿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二章 域外刑事赔偿制度的比较考察 |
| 第一节 法国的刑事赔偿及程序 |
| 一、理论基础和立法情况 |
| 二、刑事赔偿制度的基本范畴 |
| 三、刑事赔偿程序概况 |
| 第二节 英国的刑事赔偿及程序 |
| 一、理论依据和立法概况 |
| 二、刑事赔偿制度的基本范畴 |
| 三、刑事赔偿程序概况 |
| 第三节 美国联邦及各州的刑事赔偿及程序 |
| 一、理论基础和立法概况 |
| 二、各州及联邦刑事赔偿立法的主要特点 |
| 三、现有的索赔方式与不足 |
| 四、美国刑事赔偿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
| 第四节 域外刑事赔偿制度的借鉴意义 |
| 一、重视刑事赔偿审判组织的独立地位 |
| 二、发挥刑事赔偿的司法审查功能 |
| 三、完善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体系 |
| 四、采用诉讼方式解决刑事赔偿纠纷 |
| 第三章 刑事赔偿程序的立法模式与总体架构 |
| 第一节 刑事赔偿程序的立法模式选择 |
| 一、主流刑事赔偿立法模式 |
| 二、刑事赔偿程序的特殊性 |
| 三、采用单行法规范刑事赔偿及程序 |
| 第二节 刑事赔偿程序的总体架构 |
| 一、简化刑事赔偿的前置程序 |
| 二、赔偿委员会审查决定程序诉讼化改造的基本思路 |
| 第四章 刑事赔偿程序的主体 |
| 第一节 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 |
| 一、赔偿请求人的主体资格与请求权 |
| 二、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 |
| 三、提出赔偿请求与立案 |
| 第二节 赔偿委员会 |
| 一、赔偿委员会的性质与职权 |
| 二、赔偿委员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 |
| 三、现有司法体制改革中赔偿委员会组织及功能的变化 |
| 四、赔偿委员会进一步实体化改革建议 |
| 第五章 刑事赔偿诉讼程序的构建 |
| 第一节 刑事赔偿诉讼的立案程序 |
| 一、刑事赔偿案件的管辖与立案 |
| 二、刑事赔偿案件立案状况的实证考察 |
| 三、刑事赔偿案件立案程序改革建议 |
| 第二节 刑事赔偿案件的审理方式改革 |
| 一、赔偿委员会审查刑事赔偿案件的方式 |
| 二、刑事赔偿诉讼的改革构想 |
| 第六章 刑事赔偿的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 |
| 第一节 现行法及相关解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 |
| 一、刑事赔偿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
| 二、刑事赔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尚不明确 |
| 第二节 刑事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体系的建构 |
| 一、刑事赔偿的法律要件事实 |
| 二、刑事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
| 三、刑事赔偿诉讼中的特别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 |
| 第三节 刑事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及举证责任 |
| 一、刑事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现状 |
| 二、刑事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突破 |
| 三、刑事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统一适用 |
| 四、精神损害的证明 |
| 第七章 刑事赔偿的执行和追偿程序 |
| 第一节 刑事赔偿的决定及执行 |
| 一、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的执行概况 |
| 二、刑事赔偿决定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刑事赔偿的追偿程序 |
| 一、追偿的基本范畴 |
| 二、刑事赔偿后的追偿、追责情况调研 |
| 第三节 刑事赔偿的执行与追偿制度完善建议 |
| 一、刑事赔偿执行程序的完善建议 |
| 二、追偿程序的完善建议 |
| 第四节 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二、外文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6）论我国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刑事不作为的概念界定与类型划分 |
| (一) 不作为的理论学说 |
| (二) 刑事不作为的概念界定 |
| (三) 刑事不作为的类型划分 |
| 三、现行法律法规对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规定的不足 |
| (一) 《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不作为赔偿范围规定的不足 |
| (二) 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对刑事不作为赔偿范围规定的不足 |
| 四、对刑事不作为予以国家赔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 对刑事不作为予以国家赔偿的必要性 |
| 1. 多元归责原则的理论使然 |
| 2.“契约论”下不作为违约责任的结果 |
| 3.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与救济的需求 |
| 4. 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必然要求 |
| 5. 加大司法反腐的必然要求 |
| (二) 建立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可行性 |
| 1.《国家赔偿法》的完善势在必行 |
| 2. 学界关于不作为国家赔偿的研究日趋深入 |
| 五、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构建设想 |
| (一) 由刑事不作为导致国家赔偿的范围 |
| (二) 刑事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主体与赔偿请求权人 |
| (三) 刑事不作为侵犯的客体 |
| 1. 人身权与财产权的范围 |
| 2. 精神损害应纳入刑事不作为的赔偿范围 |
| (四) 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的举证责任分配 |
| (五) 赔偿标准 |
| 六、结语 |
（7）刑事赔偿若干问题研究 ——以检察环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思路及论文安排 |
| 第一章 检察环节刑事赔偿概述 |
| 第一节 检察环节刑事赔偿概念界定 |
| 一 刑事赔偿 |
| 二 相关概念区分 |
| 三 检察环节刑事赔偿 |
| 第二节 检察环节刑事赔偿制度的特点 |
| 一 刑事赔偿范围广 |
| 二 刑事赔偿风险高 |
| 三 刑事赔偿办理程序复杂 |
| 第二章 检察环节刑事赔偿案件办理现状 |
| 第一节 检察环节刑事赔偿案件办理情况 |
| 第二节 检察环节刑事赔偿案件办理特点 |
| 一 案件类型集中 |
| 二 赔偿期望值高 |
| 第三节 检察环节刑事赔偿案件成因 |
| 一 自侦环节刑事赔偿案件成因 |
| 二 批捕环节刑事赔偿案件成因 |
| 三 公诉环节刑事赔偿案件成因 |
| 第四节“两高”《解释》对检察环节刑事赔偿工作的影响 |
| 一 《解释》制定背景 |
| 二 《解释》的亮点 |
| 三 对检察环节刑事赔偿工作的影响 |
| 第三章 检察环节刑事赔偿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检察环节刑事赔偿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疑罪从挂案件办理难 |
| 二 精神损害赔偿认定难 |
| 三 免责条款适用不规范 |
| 四 协商程序适用不规范 |
| 第二节 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 一 执法观念有偏差 |
| 二 绩效考核制度不合理 |
| 三 法律规定不完善 |
| 四 赔偿责任与办案责任追究捆绑 |
| 第四章 完善检察环节刑事赔偿工作的构想 |
| 第一节 树立正确的赔偿理念 |
| 第二节 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 |
| 一 废除不合理的考核指标 |
| 二 注重考核指标的整体性 |
| 三 增加对程序的考核指标 |
| 第三节 完善立法规定 |
| 一 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
| 二 限缩免责条款 |
| 三 完善协商程序适用规定 |
| 四 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 |
| 第四节 厘清赔偿责任与追责之间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8）《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一、《解释》制定的背景 |
| 二、理解和适用《解释》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及时救济受害人 |
| (二)有效制约公权力 |
| 三、《解释》的主要内容 |
| (一)扩大刑事赔偿的范围 |
| 1. 侵犯人身权 |
| 2. 侵犯财产权 |
| (二)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认定程序 |
| (三)明确违法刑事拘留的情形 |
| (四)明确再审部分改判无罪赔偿 |
| (五)严格限制国家免责情形 |
| (六)明确赔偿义务机关 |
| (七)细化赔偿标准 |
| 四、《解释》需要完善的地方 |
| (一)具体的刑事赔偿程序 |
| (二)精神损害赔偿 |
（10）《国家赔偿法》第19条免赔事由的理解与适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一、第19条在实践中的分歧 |
| 二、法理评析 |
| (一) 对“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免责规定的理解 |
| (二) 本案傅某的行为符合上述免责情形 |
| (三) 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检察院有权对撤案事由做实质审查 |
| 三、“刑事诉讼潜规则”下的尴尬局面及对策 |
四、惩罚与保护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 [1]监察赔偿立法初探[D]. 魏文强.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2]论刑法中的法令行为[D]. 徐翕明. 苏州大学, 2020(06)
- [3]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D]. 何江. 重庆大学, 2019(05)
- [4]刑事赔偿程序研究[D]. 曹贡辉.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5]“疑罪从挂”案件刑事赔偿机制探析[J]. 詹孟欣. 法制与社会, 2018(20)
- [6]论我国刑事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构建[J]. 刘少军.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4)
- [7]刑事赔偿若干问题研究 ——以检察环节为视角[D]. 马金金. 郑州大学, 2017(12)
- [8]《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J]. 陈卫东,亢晶晶. 人民司法(应用), 2016(13)
- [9]刑事赔偿免责事由的滥用及其规制——以《国家赔偿法》第19条第3项为视角[A]. 谭立. 全国法院第25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公正司法与行政法实施问题研究（下册）, 2013
- [10]《国家赔偿法》第19条免赔事由的理解与适用[J]. 吴加明,郭顺强.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03)
标签：法律论文; 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论文; 环境公益诉讼论文; 不作为犯罪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