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导弹霸主的兴衰——前苏联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

一、昔日导弹霸主的兴衰——前苏联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论文文献综述）

贺孝康^[1]（2021）在《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文中研究指明在什么条件下,霸权国倾向于对崛起国使用武力或保持和平?除了战争与和平,霸权国对崛起国还有哪些可用的战略工具?既有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尽管汗牛充栋,但却莫衷一是。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这些存在于学术研究里的问题逐渐浮现于现实政治中。既有研究并不能合理解答上述问题。对于霸权国是否会对崛起国动武的问题,现实主义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在现实主义视野下,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被描述为“修昔底德陷阱”;力量的不均衡增长导致的权力转移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源;预防性战争则是霸权国消除挑战的最佳选择。然而,这种理论推论却很少得到历史证据支持。除传统的斯巴达对雅典的战争、西班牙对英战略符合预防性战争的预测外,英国对法国、俄国、德国、美国四个主要崛起国的战略中都没有使用预防性战争;美国对苏联、西欧、日本等国的战略行动也从未实际执行过大规模战争。遭遇预测与现实相矛盾的例子还有霸权和平论。实际上,霸权国的权力优势并不能保证其必然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行事。英国凭借权力优势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借助在冷战后初期的权力优势试图同化中国。因此,既有研究尽管能够提供部分的解释,但仍然无法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本研究根据实力相对变动提出影响霸权国对崛起国战略的三个结构性条件和三个中间变量,并将具体的战略工具分为四种类型。霸权优势、霸权挑战和霸权衰落是三个结构性条件。结构性条件塑造了霸权国的战略环境和目标以及战略选项的范围。在霸权优势条件下,霸权国拥有理想的战略环境,其目标是长期维持既有权力地位,有相当大的战略自由。在霸权挑战条件下,霸权国受到结构性压力,其目标是消除挑战,战争可能会成为霸权国的选择。在霸权衰落条件下,霸权国行动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其目标是争取时间以恢复实力,因而往往采取绥靖政策。三个中间变量为霸权国的战略认知、既定关系和第三方因素。中间变量对霸权国的战略选择也有不同的影响。霸权国的战略工具有四种:战争、削弱、同化、绥靖。在结构性条件和中间变量的综合作用下,霸权国最终确定对挑战国的战略。本研究还根据战略类型进行案例研究:西班牙对英国的预防性战争（1585-1598）;美国对苏联的削弱战略（1982-1991）;美国对华同化战略（1996-2016）;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1933-1939）。本研究发现,战争很少被实际使用。面对崛起国的挑战,霸权国最常使用削弱战略。衰落的霸权倾向于缓和与崛起国的关系。2015年之后,美国经济发展有所恢复。在霸权再起背景下的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以前对中国的让步和妥协变得难以容忍。美国政府重新获得权力优势和对中国修正主义意图的判定促使特朗普将对华战略推向削弱。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对华削弱战略既拥有有利因素,也面临很大的制约。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发展的密切联系给予了美国削弱中国发展的机会,中国的发展越依赖世界,美国的削弱战略就越容易实施。但同样依赖中国和世界的美国也会从对华削弱中丧失部分收益。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对中国的削弱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选择。

李张兵^[2]（2021）在《自主与借重：撒切尔时期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9—1990年撒切尔执政之时,英国新一代核威慑力量建设处于谋划与决策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苏联核武器的数量及质量,与美国的差距基本拉平,达到战略平衡的相互牵制状态。苏联在战术核力量及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对欧洲地区形成的优势,加剧了保守党的战略忧虑。70年代中后期,工党内部对于核战略的态度出现分歧,左翼力量激烈反对拥有核武器,而中、右翼力量坚持要维系英国现有核威慑能力。威尔逊—卡拉汉政府为凝聚工党团结,避免党内核理念分歧公开化,一方面不再过于强调英国核威慑的价值,承诺不对现有核威慑力量进行升级换代,另一方面秘密推进对现役“北极星”导弹弹头系统的改进,并尝试从美国购买新型海基潜射弹道导弹。向来支持英国维持先进核威慑力量的保守党,对工党政府核力量建设政策的“保守性”表达不满。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开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导弹改进项目,直至70年代工党政府执政时,该项目名为“食用马肉”计划。70年代末,该项目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投入经费投入远超预期,在客观上削弱了刚刚执政的撒切尔政府独自研制新型导弹的信心。因此,美苏战略态势变化,工党政府消极的核力量建设政策,独自研制导弹导致的费用剧增,深刻地影响着撒切尔政府对新型核威慑力量建设的决策。撒切尔政府时期,英国核威慑力量发展处于代际更替的过渡期。替代现役“北极星”潜射导弹系统,独立规划新的核威慑力量,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规划“北极星”导弹替代之际,撒切尔政府对于未来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拥有多重方案。经过利弊权衡,采用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建设方案,被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美国“三叉戟Ⅰ”型C4导弹是当时性能先进并在美海军服役的潜射导弹,撒切尔政府凭借英美特殊同盟关系,秘密与美国卡特政府达成C4导弹的军售协议。里根政府时期,基于未来经济成本、军事战略以及英美关系等因素,撒切尔政府决定放弃C4导弹而转向购买“三叉戟Ⅱ”型D5导弹。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的现代化政策,一方面体现为独立规划“北极星”导弹替代方案,防止英国在英美核合作中被边缘化,确保英国继续拥有宝贵的战略性核资源,巩固英国的战略地位与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体现为,寻求从美国购买先进的“三叉戟Ⅱ”型D5导弹,将增强英国应对苏联核威胁的能力,提升英国在北约体系中的地位,不过这也撕裂了英国社会的安全共识。撒切尔政府在制定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时,通过权衡利弊、试图以最小投入获得最佳收益,达到成本优化目标。对于未来核威慑力量建设,撒切尔政府根据国家利益需要,秉持适度而有效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进行谋划。在“三叉戟”导弹军售价格上英美展开了激烈博弈,撒切尔政府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从美国购买“三叉戟”导弹。撒切尔政府替代“北极星”核威慑力量的途径,主要是寻求与他国的合作,但英国无论与法国进行战略武器合作,还是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合作,都会产生风险成本。为把风险成本降至最低,在战略武器合作方面,英国最终选择美国而非法国。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的成本优化政策,一方面体现为建设适度有效的核威慑力量,以拥有核威慑的有效性为前提,自主决策并未盲目地求大贪多;另一方面体现为,借助外力以最小经济成本与风险成本,从美国购买“三叉戟”导弹,获得很高的性价比。对于国际核军控谈判,撒切尔政府一方面积极支持美苏两个核大国进行双边会谈,促使两国削减核武器的数量规模,另一方面坚决扞卫自身核武器的临界数量,不愿跨过弃核门槛。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的军控规避政策,体现为撒切尔政府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坚决反对英国单边核裁军,这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确保了英国新一代核威慑力量发展的继续推进,也为英国拒绝加入美苏核军控谈判显示了决心。同时,撒切尔政府在无条件参与核军控和拒绝核军控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即有前提条件地参与国际核军控,在美苏大规模削减核武器之前,英国坚持维系最低限度的独立核威慑地位。这有利于塑造英国支持军控的国家形象,也能避免英国核力量成为美苏核军控谈判的筹码。自主与借重是撒切尔政府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的基本特征,既体现于该政策蕴含的内容,也体现于该政策制定的过程。一方面,撒切尔政府坚持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制定的独立自主地位,使核威慑力量政策享有优先发展地位,既避免反对党对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造成冲击,又警惕美国对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独立性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撒切尔政府利用美苏冷战的矛盾,借助或平衡美、苏这两大因素,帮助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提升,把苏联威胁作为制定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的正当性借口,以反苏作为英国核威慑力量更新换代的动力,把迎合美国外交作为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的保障,以联美作为英国核威慑力量提升发展的后盾,在此过程中英国争取北约的欧洲国家对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予以支持,为反苏联美创造有利的政治氛围。综合而言,撒切尔政府立足于核威慑的防务战略,独立自主地谋划新型核威慑力量,要不要现代化核威慑力量,如何建设现代化的核威慑力量,以及怎样摆脱美苏核裁军谈判对英国核威慑力量的影响,皆成为政府始终考虑的核心问题。在撒切尔政府谋划新型核威慑力量建设时,美国毫无顾忌地支持英国,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需要,对苏联进行权力均衡、威胁均衡与利益均衡的举措;撒切尔政府在进行新型核威慑力量建设时,成功地运用自主与借重的发展路径,既坚持独立自主,又能获得美国支持,源于英美两国在深刻认知与有效化解各自的联盟困境中,寻找到了彼此都能接受的契合点。这就是,美国愿意对英国在自主基础上进行有限支持,英国在对美国进行适度妥协基础上保持独立地位。

蔺陆洲^[3]（2020）在《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文中认为太空竞争与空间合作的关系变化和政策调整是航天外交的基本问题。本文围绕竞争与合作的主轴,建构了一种航天外交的理论框架并以商业航天为基点分析了航天外交的现实转型。在回顾航天外交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明确了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方法和创新点,进而界定了航天外交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特征。通过梳理自1957年以来航天外交的发展历史和当前航天外交的发展趋势,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相互依存、霸权稳定、世界体系、国家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发展路径与分析范式,总结了航天外交在战略、资金和科技各方面的理论要素。基于这三个航天外交的理论要素,将航天产业的计划经济属性、国家为核心的行为体和大国竞争的本质特征确立为航天外交理论的范式,以航天相对实力的变化和航天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主要逻辑,建立航天外交的理论模型,在太空竞赛和空间合作方面形成理论推论。综合运用相关性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比较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对理论和推论进行检验。通过理论限制性条件分析,将商业航天识别为改变航天外交理论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颠覆性变量,并对航天外交理论的发展进行预测。随后,以文章建构的航天外交理论框架,针对世界航天外交总体态势、主要航天国家和国际航天组织的结构与政策,利用案例研究和博弈论进行分析,解释当前航天外交关系的状态和变化趋势。特别是基于中国的航天外交实践的总结,在大国博弈、多边主导和应用推广方面进行中国航天外交的设计并提出政策建议。最终回顾和总结航天外交的本质与启示,并对未来的航天外交进行展望。

游启明^[4]（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提出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宋芳^[5]（2020）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文中认为2000年俄罗斯普京总统上台以来至今,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的地缘政治博弈愈演愈烈,这对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旨在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研究这一时期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提出欧美相关政策差异的特征分别是“软制衡”和“新遏制”,进而着力分析这种差异生成的主要变量,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本质、乃至当下国际格局的嬗变。本文认为,从结构性层面来说,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同异源于两种结构性矛盾:一是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前者是欧美选择共同打压俄罗斯的原因,而后者则成为了欧美对俄政策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同于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欧美不仅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而且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政策的一致性应该大于差异性,因而总体上双方保持着合作。总体而言,欧美对俄政策是以同为主,同中有异。欧美对俄政策的一致性在于,从20世纪90年代它们都希望将俄罗斯纳入西方体系转变为2000年以来共同防范、压制俄罗斯,对俄政策从缓和到趋于强硬。究其根源,欧美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是欧美选择共同压制、对抗俄罗斯的原因。欧美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认知出发都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共同推动北约、欧盟双东扩,扩大西方势力范围同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欧美的对俄政策制定是基于对“目标+所能承受的后果”的综合考量。从目标上来说,欧盟和美国都希望能够消除俄罗斯的威胁、约束俄罗斯的行为,但是就二者所能承受的后果而言,欧盟不能承受刺激俄罗斯所带来的可能后果,而美国能够承受严厉打击俄罗斯的后果。本文提出,2000年以来,从整体上看,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是“新遏制”政策,表现为公开地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对俄罗斯实施步步紧逼的战略压制。相比之下,欧洲对俄罗斯的政策显然没有美国的强硬,是某种“软制衡”政策,即并非要将俄罗斯逼入墙角,而是留有较大余地,以避免与俄罗斯的强烈对抗,一个安分、稳定的俄罗斯更符合欧盟的利益。本文认为,安全威胁的感受度不同、经济依赖度不同、战略文化差异以及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四个变量决定了欧美对俄采取有差别的政策。第一,就安全威胁的感受度来说,欧盟军事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加之地理上与俄罗斯邻近,造成了欧盟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源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是邻居,激怒俄罗斯受到打击的可能性更高;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大西洋同盟有效性的怀疑,既担心被美国抛弃又害怕被美国牵连,担心如果真的遭到俄罗斯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帮助欧洲。相比之下,美国军事实力强,距离俄罗斯又远,能够承受与俄罗斯“硬碰”的后果。美国的不安全感不是源于担心俄罗斯威胁美国本土安全,而是来自于俄罗斯能够威胁美国的海外利益和盟友安全,同时挑战美国霸权。第二,欧美与俄罗斯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同。欧盟更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和市场,而美国与俄罗斯的经济相对独立,相互依赖程度低。第三,欧美战略文化的差异。历史的创伤使欧盟逐渐形成了审慎的战略文化,倾向于使用多边的和国际法的方式处理俄罗斯问题,而美国喜欢使用单边的、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第四,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欧盟是国家集团,决策和执行能力相对较弱,面对俄罗斯,欧盟内部往往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政策协调十分困难,而美国的决策权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美国总统手中。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将俄罗斯作为其主要威胁之一并加强了对俄遏制力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商品加收关税、对欧洲一体化的消极态度以及强硬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同盟义务等凸显了欧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护持美主欧从的霸权等级结构与欧洲追求更为均衡的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矛盾。欧盟面对特朗普的压力,不得不将“战略自主”提上日程,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不顾美国反对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项目合作,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有所发展。然而,欧洲的实力不足和凝聚力的缺乏,而美国的全球战略仍然需要欧洲盟友的支持,决定了欧美外交关系的斗而不破。

郑德洛^[6]（2019）在《近现代科技革命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指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当今国际格局向多极化方向演变的今天,中国无疑是一股迅速崛起的力量,而如何利用科技进步来推动我国综合国力发展,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近现代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的维度,分析科技革命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按照历史进程分别探讨了历次科技革命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英国在18、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期成为的世界霸主。19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得美国和德国等新兴国家崛起,这一时期的国际格局呈现出群雄并立的特征。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它塑造、维持、改变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国际格局。研究表明,世界格局的演变与科技革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科技进步是推动国际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继而将我国单独作为研究对象,阐明了改革开放后,确立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进步我国综合国力有了巨大发展,从而影响国际格局的演变。最后,阐明了我国要积极发展科学技术,争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能够成为“并跑者”和“领跑者”,从而推动世界格局的变化向有利于我国的多极化方向进一步发展。

景亮^[7]（2017）在《美俄战略弹道导弹发展历程及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战略弹道导弹是国防军事力量的核心,是尖端科学与航天技术高度融合的产物,是维护国家安全之重器。战略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航天领域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战略弹道导弹在各国的军事战略、国家安全及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各大军事强国均把战略弹道导弹技术发展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首先,研究了美俄战略导弹发展历程。梳理了美俄两国战略弹道导弹发展路线;讨论了美俄军事战略对战略弹道导弹发展的影响;分析了美俄两国战略导弹发展历程的技术发展特点以及发展趋势;重点对美俄弹道导弹发展历程的发展阶段及技术发展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其次,研究了美俄战略弹道导弹的关键技术发展情况。对美俄战略弹道导弹的突防技术、制导系统以及动力系统三个关键技术进行梳理,结合当前美俄战略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展现状,分析了美俄战略弹道导弹突防技术、制导系统及动力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最后,研究了美俄弹道导弹发展历程对中国战略弹道导弹发展的启示。通过对美俄战略弹道导弹的发展规律及其战略思想的研究,探讨了美俄战略弹道导弹发展历程对中国弹道导弹发展的启示;基于后发优势理论对中国战略弹道导弹发展策略进行研究,分别从准备阶段、追赶阶段和超越阶段对中国战略弹道导弹技术的后发优势进行研究,在分析各阶段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战略弹道导弹技术发展现状,提出以“提升社会能力”作为发展基础,以“引进先进技术”作为追赶策略,以“实现自主创新”作为最终目标的战略方针,最后对中国弹道导弹技术发展实现后发优势的实施途径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美俄战略弹道导弹发展历程,进一步提升了对美俄战略弹道导弹技术发展历程的认识,同时将美俄战略弹道导弹发展历程与后发优势论相结合提出了对中国战略弹道导弹技术后续发展的建议,对我国战略弹道导弹未来的研究方向与战略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谢嘉俊^[8]（2016）在《技术制胜视域下的美军三次“抵消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军事技术与军事战略如何更好地耦合始终是军事理论界关注的重点。美军最新提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部分原因在于历史上其提出的前两次“抵消战略”都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巩固了军事实力的优势。“抵消战略”利用军事技术优势来抵消对手或潜在对手的现有数量优势,主导军事变革的方向,将军事竞争引领向己方的优势领域,充分展现了军事技术的战略价值。美军三次施行“抵消战略”,折射出美国战略界多年存在的“技术制胜”思维惯性,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从“技术制胜”视域下对美军三次“抵消战略”进行研究,能够拓展军事技术与军事战略的研究视野,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本文从国家安全视角研究美军三次“抵消战略”的技术、背景和目标,旨在揭示“抵消战略”背后潜藏着的当今军事战略思维中的“技术制胜”,探索今后中国进行军事技术创新的有效途径。本文运用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文献资料法,分别在三次“抵消战略”中对其军事技术优势及军事战略目标进行剖析,总结出美军战略思维中惯有的“技术制胜”的影响与缺失,并提出相应的深入反思。通过总结美国在处理军事技术与军事战略方面的优势与不足,本文也对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希望通过制定合适的军事战略,发展面向未来的军事技术,在新军事变革的浪潮中实现弯道超车,抢占未来军事技术的制高点。

高云^[9]（2013）在《俄罗斯海洋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史上,海洋战略一直起着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基辅罗斯由于通海商路得以形成壮大,沙俄通过出海口战略而成为世界强国,苏联更是通过远洋进攻而获得冷战的均势。虽然当代俄罗斯已不再居于世界的中心地位,但作为有着帝国追忆和海洋情结的大国,俄罗斯正在积聚力量寻求复兴,海洋仍然是其关注的重点。应当看到,当前,俄罗斯发展理念已由过去的粗放式外扩转向内敛式集约,海洋战略的重心也已由海洋通道转向海洋资源的控制利用,这一理念的变化反映的正是俄罗斯国家发展三百年积淀的思考。本文旨在梳理俄罗斯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海洋战略演变过程,考察其海洋事业发展情况,从当代视角探求其经验教训,寻求陆海复合型大陆性国家发展的黄金分割点,精准定位海洋战略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作用,从中总结出能为当前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借鉴的有益要素。出于这一目的,论文研究重点放在了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并将之分为转轨期、当代以及当前和未来时期三个部分,以便突出研究的现实意义。就俄罗斯海洋战略的源头而言,俄罗斯海洋传统源自北欧诺曼人的分支瓦兰吉亚人。瓦兰吉亚人有着西方海洋民族的强烈逐利特性和冒险精神,正是由于瓦兰吉亚人的强力介入,依托连接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这一中世纪东西方贸易商路,松散的斯拉夫公社被凝聚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基辅罗斯。虽然由于之后的内部纷争,基辅罗斯并没能实现其海洋追求,特别是蒙古人的入侵,彻底打断了基辅罗斯向海的发展方向,但充当东西方贸易中间人获利的思想和北欧海盗所特有的冒险开拓精神已溶入俄罗斯的血脉,成为俄罗斯的民族内核之一。莫斯科公国兴起后,这一思想内核开始发酵,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为获取东西方贸易之利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奠定了后来沙俄出海口战略的根基。彼得大帝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有为的君王,不但成功推行了西化改革,使沙俄步入世界强国之列,而且针对俄罗斯的地缘劣势,为俄罗斯确立了完整的出海口战略,使沙俄完成了由“地域残蚕食体制”向“世界侵略体制”的转变。在追逐出海口的过程中,沙俄的国家命运同出海口战略的成败得失紧密交融。在俄国达到其封建农奴专制制度支撑下国家权势所能抵达的发展顶峰后,制度瓶颈扼住了出海口战略的咽喉,使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相继惨败,并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尽了力气,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苏俄成立后,不得不从帝俄的遗产上全面后退,《布列斯特和约》虽剥离了俄罗斯向海洋发展和重新成为强国的可能,但给予了苏俄以喘息之机。之后,德国迅速崩溃,实际上这一束缚并未产生消解苏俄复兴帝俄荣光能力的后果。但经历了革命和国内战争创伤的苏联已不再具有帝俄的战略位势,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苏联海洋战略走过了从近岸和近海防御向远洋进攻的发展路线,并最终得以建立起与美国相匹敌的国家海上威力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也完成了由偏居一隅的孤零社会主义国家向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同美国西方阵营全球角逐的世界性强国的转变。但辉煌的成果掩盖不了苏联国家体制和政策的缺陷,重复了法国和德国过度扩张的错误,美国则利用苏联的战略失误,使苏联走上自我否定的道路。俄罗斯成立后,受久已遭压抑而突然迸发的政治狂热推动,俄罗斯奉行大西洋主义的思想路线,推行一边倒战略,实行全面战略收缩。同时,面对解体后的颓势,俄罗斯被迫从远洋缩回到陆上,进入黑暗的十年。这一过程中,俄罗斯海洋思想遇冷,并一度放弃了海洋,承自苏联的海洋遗产陷入全面危机状态,海洋战略陷于钟摆死区。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大国和传统强国,随着俄罗斯重回欧亚主义轨道,俄罗斯海洋战略开始重启。在普京执掌俄罗斯后,明确提出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俄罗斯海洋战略得到了充分发展。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时代趋势的思考,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已不再将海权追求置于中心位置,而是将重心集中于综合国力的发展,确立了促进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海洋战略中心任务,权益维度不断拓展,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对抗性思维正逐步让位于合作、和谐。同时,鉴于当前强权政治现实,俄罗斯并未放弃军事的基础性地位,海军仍然是国家海洋战略的关注重点,但其侧重已由海上通道转向海洋资源,由军事安全转为经济安全,核心任务也逐步定位于以海洋事业的发展全面提高综合国力,保障俄罗斯海洋强国地位,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为俄罗斯国家发展寻求新的增长空间。总体来看,俄罗斯各个时期的海洋战略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共性问题,即如何克服俄大陆性地缘局限；二是个性问题,即寻找各个时期海洋战略与俄国家大战略的契合点。应当看到,俄罗斯发展海洋事业受到的一系列不利自然条件’制约：国土基本处于高纬度地带,冬季漫长且寒冷,缺少不冻港,除西部封闭内海的沿海地带外,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带人烟稀少,发展海洋事业所需基础设施远离主要人口聚居地,初期投入和后期养护成本也很高,海上事业缺乏自我造血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海洋传统。为了牵引国家发展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需求,俄罗斯只能通过国家海洋战略的牵引,以国家主导的方式来克服自身发展海洋事业的各项劣势。从其海洋战略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这种大陆性国家主导的海洋事业发展模式使俄海洋战略呈现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而在不利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沙俄时期因扩张造成的四邻不宁、苏联时期因意识形态而面临的强敌环伺——又加重了其对军事力量的依赖和对均势的追求,造成其近现代海洋战略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海军战略色彩。而在当代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下,俄罗斯海洋战略演进已发生变化,逐步放弃单纯从安全角度来考虑战略问题的传统权力思维模式。一方面开始强调发展海军除保障国家安全外,还兼有保持其工业基础、拓展经济维度、最终复兴其大国地位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视发展问题,通过发展海洋事业,特别是开发远东和北极地区的资源和航线,促进地区均衡发展,为国家发展开辟新的战略空间,增强国家的战略稳定性。因此,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是兼顾安全与发展两方面战略需求的集合。综上所述,俄海洋战略的基本问题：一是克服大陆属性建立海权的问题,二是防止陆海冲突实现平衡的问题,三是发挥自身地缘优势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其三百年发展史的经验教训：一是要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战略；二是要保持海军力量与海洋经济的平衡；三是要统筹陆海发展矢量；四是要关注海洋战略各利益主体诉求；五是要整体稳步推进。应当说,俄罗斯海洋战略实践是一面镜子。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它反映的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同国家具体实际的结合过程；从现实的立场来看,它提出的是国家如何战胜局限和困难,从海洋获取发展机遇和未来的策略。因此,保持客观清醒地认识,充分汲取俄罗斯海洋战略的有益因素,对当前正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中国大有裨益。

王璐^[10]（2013）在《政治话语权下的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研究》文中指出战略防御计划（SDI）是冷战后期美国历史上涉及学科领域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大科学工程。该计划是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崛起、前苏联政坛动荡的背景下实施的。它标志着美国核战略由“相互确保摧毁”转向“相互确保生存”。战略防御计划不仅带动全球以导弹防御技术为核心的空天技术的发展，也推动美苏军备竞赛走向尾声。本文借助美国国会解密档案及大量政府文献，采用历史学文献批判、案例分析等方法，并援引皮尔克的政治情境塑造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导弹防御政策的发展轨迹，探讨战略防御计划背后的国内政治决策与美苏政治博弈。文章从20世纪60年代初写起，以导弹防御史和美苏冷战史为大背景，从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考察战略防御计划在人类历史中的必然性，分析现代军事技术的符号功能，阐释战略防御计划出台过程中象征意义的政治建构历程。在此基础上，以雷克雅未克会晤和《中程核力量条约》的签订为转折点，论证象征意义在美苏争霸格局中的变化情况，揭示美国政府如何利用战略防御计划对前苏联实施象征政治，并探索政治因素对战略防御计划乃至美国科技决策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正确判断美国科技政策的战略意图，并为我国的科技决策提供有益思考。

二、昔日导弹霸主的兴衰——前苏联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昔日导弹霸主的兴衰——前苏联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论文提纲范文）

（1）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2）自主与借重：撒切尔时期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6）近现代科技革命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7）美俄战略弹道导弹发展历程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8）技术制胜视域下的美军三次“抵消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俄罗斯海洋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政治话语权下的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昔日导弹霸主的兴衰——前苏联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论文参考文献）

• [1]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D]. 贺孝康. 外交学院, 2021(11)
• [2]自主与借重：撒切尔时期英国核威慑力量建设政策研究[D]. 李张兵. 南京大学, 2021
• [3]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D]. 蔺陆洲. 外交学院, 2020(08)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5]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D]. 宋芳. 南京大学, 2020(04)
• [6]近现代科技革命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D]. 郑德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02)
• [7]美俄战略弹道导弹发展历程及启示[D]. 景亮.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7(02)
• [8]技术制胜视域下的美军三次“抵消战略”研究[D]. 谢嘉俊.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6(02)
• [9]俄罗斯海洋战略研究[D]. 高云. 武汉大学, 2013(05)
• [10]政治话语权下的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研究[D]. 王璐.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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