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地税收入逾四百八十亿（论文文献综述）
王国棉[1]（2021）在《圣俗之间：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中的收入问题》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影响力极大,但学界对四大名山寺院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其地位之重、影响之大不言而喻。要保障寺院的建设、寺院僧尼的正常生活和寺院佛事活动的正常运转都必须有强力的经济后盾和充足的寺院收入做保障。本选题以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为视角,系统研究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收入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通过对明代五台山寺院香火收入、寺田收入和寺院经济相关的物产收入等问题的深入分析,进而明晰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对明代五台山寺院所处的历史场景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识。同时,研究五台山寺院经济收入,对当前我国如何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建立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和发挥佛教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具有可咨借鉴的价值。明代帝王大都信仰和护持五台山佛教,五台山寺院经济得以赓续发展。香火收入是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的主要源泉。就香火收入来源而言,它与香客的空间流动相一致,僧人的空间流动对五台山寺院香火收入的影响较大,尤其是游方高僧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在筹资化缘和施建寺院方面倾力而为;皇室成员与高级官员是香火捐献的重要贡献者,所谓“宫中素多茹素事佛者”;各级官员热衷于朝山进香,“倾囊营建道场”;“四方檀信靡靡向风”,民间香会组织则构成了五台山寺院香火收入的社会基础。就香火收入的类型而言,五台山香火主要有实物和服务两大类。实物香火包括货币、粮食、田土、佛事用品等。就香火收入的支出而言,五台山香火一是添置宗教活动用品,二是置买田地,三是用于寺院的兴修。其中,寺院的兴建和修缮是香火收入固化的重要形式。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明代五台山寺院修建耗资巨大,具有建设周期长、重建寺院多、参与者身份多样化的特点。寺田收入是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田地来源来看,五台山寺院田地的获得有三种主要渠道:即围寺赐田、周边垦荒与社会布施。就土地构成情况来看,寺院土地包括总院寺属土地、下院土地、僧人私有土地、僧人转租寺地、佃农租借寺地等等。在明代,由于来自中央的赐田总量偏少,所以,找出寺基或寺院遗址的历史凭证是建设寺院也是获得合法产权的重要途径。明代五台山寺田,按照土地质量划分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产量比较高的“堪种地”,第二类是产量较低的“不堪地”,第三类是挂靠在军队名下的寺田。作为寺院收入的重要来源,寺田成为各方社会力量争夺的对象,寺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因寺田清丈与官方展开博弈,因寺田纳粮与军队进行对垒,因寺田保护与豪强展开较量。有明一代,寺院与地方官府、卫所军队以及地方豪强之间的利益之争从未间断。源于五台山物产的林业、畜牧业、矿业和商业也是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的组成部分,是各方社会力量争夺的对象。在林业、矿业开发和畜牧业发展方面,都面临宗教资源和商业资源的两难选择。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五台山地方矿业发展速度迅猛,僧人亦参与其中,矿徒集团这一新型矿业组织方式的出现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甚至造成矿徒暴动,而“僧商合党”和寺院中的官方贸易是当时主要的商业经营模式。以上对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来源进行分析后认为,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经历了由低迷发展到逐渐恢复的过程。明初一系列宗教改革整顿政策,以“清其事而成其宗”,造成五台山寺院经济在明初陷于低迷;至永乐起,“后宫国戚俱膜拜”,五台山寺院经济开始好转;万历以降,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深入,社会风尚随着经济繁荣而日趋奢靡,五台山寺院经济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推动了寺院经济的复兴。首先,“分寺清宗”改革,直接导致了寺院分工专业化、僧人团队规模化、佛事服务社会化,开启了明代佛教世俗化发展的趋势,而僧人队伍的规模化重组,小寺合并成大寺,则直接影响着寺院的总体收入。但以五台山为代表的山林寺院在收入水平、生活条件、业务交流等多方面与北京等城市寺院尚无法相比。其次,受商品经济的影响,五台山寺院经济呈现市场化特色,一方面制定佛教政策助推僧人自食其力,另一方面法事的有偿服务也为山林寺院自身收入提供新的渠道。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出世的寺院不仅与世俗相通,而且也为世俗服务。寺院既是从事佛事的场所,同时也是民众的精神寄托和为民众提供服务之所,寺院在接收到各种香火收入时会将其中的一部分以社会救济的形式返还给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佛教的经济伦理与世俗利益互济的特色。虽然缘于政治优势和地缘优势,造成了以两京为代表的城市寺院与以五台山为代表的山林寺院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但是,五台山圣山认同既利于国家治理,也利于社会治理;既解决了僧人的精神皈依问题,也为寺院开辟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收入源泉。圣山认同与圣山书写,使得根植于深厚历史文化中的五台山寺院依然轶群绝类,进而推动了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发展。
张古悦[2]（2021）在《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与朝鲜半岛隔江相望,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作为跨境民族,朝鲜人民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遭遇过压迫与屈辱,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地区作为东三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许多朝鲜人在此地定居生活,同时辽宁地区也是东三省的政治枢纽,为各类朝鲜人团体提供了活动空间。目前关于国内朝鲜人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吉林、延边地区为主,而以辽宁地区为研究范围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本文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档案馆、韩国历史数据中心、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新宾、本溪、抚顺等辽宁省地方图书馆所藏朝鲜人原始档案、新闻报纸、各类着作等资料,将民族史与地区史相结合,阐述辽宁地区朝鲜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此外,本文以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至1948年辽宁解放为时间范围,以当代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地理界线。从宏观角度考察清政府、奉系军阀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及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地区朝鲜人政策。并寻找其政策实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地区朝鲜人最终获得解放的过程。本文还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口变化、地域分布、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探索与整理,力求从微观角度对朝鲜人在辽宁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进行叙述,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历史进行补充。第一章主要内容为1910年以前,由于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压迫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朝鲜人小规模迁往辽宁地区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因长期受到朝鲜王朝的剥削,朝鲜半岛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朝鲜人生活状态极为恶劣,为了维持生计,朝鲜人开始越境进入辽宁地区进行农业活动。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侵占了朝鲜半岛,通过“土地调查事业”为代表的殖民经济体系掠夺了大量土地,导致更多的朝鲜人迁往辽宁地区。由于清朝政府无法阻止移民越境,开始实施吸纳朝鲜人入籍的政策,同时颁布“剃发易服令”并通过扶持中国地主加强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而日本当局为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利用领事馆与日本农业资本向辽宁地区进行渗透,使朝鲜人的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考察了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至1919年三一运动前,大批朝鲜人因政治与经济因素迁往辽宁地区后,清政府、民国官宪、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围绕朝鲜人实施的不同政策对朝鲜人的政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由于大量朝鲜人的到来,令辽宁地区呈现出多样的民族关系,但相继而来的日本干涉问题也令清政府颇为头痛。因此,辽宁地区的清朝官宪制定了“清源截流”的方针政策,吸引朝鲜人入籍的同时对即将入境的朝鲜人进行限制。其政策精神一直延续至1915年《南满东蒙条约》的签订。在《南满东蒙条约》签订后,日本利用朝鲜人“日本臣民”身份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因此,民国初期的辽宁官宪为减少外交交涉,不得不将政策转变为以“监视控制”为主。在政策逐渐严格的影响下,一部分朝鲜人开始向吉林地区转移。辽宁地区的朝鲜人中绝大部分为贫苦的农民,而即使进入城市,其收入仍处于社会底层。因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辽宁各地设立朝鲜人会,以提供经济援助为幌子笼络朝鲜人.同时,还设立朝鲜人学校,以“朝鲜教育令”为基础,向朝鲜人子弟传达效忠天皇的腐朽观念,对朝鲜人的文化教育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19年三一运动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针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政策以及对朝鲜人生活的影响。三一运动将东北朝鲜人反日运动推向高潮,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开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日本军警。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为防止反日运动影响,除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人会外,还组建亲日朝鲜人武装团体,对朝鲜人反日运动进行镇压,以达成控制朝鲜人的根本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当局还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横行于辽宁地区,导致奉天当局认定朝鲜人是引起内政、外交困境的主要原因。1925年中、日签署《三矢协定》后,奉天当局对朝鲜人采取了排斥驱逐政策,《田中奏折》的出现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令辽宁地区一部分当地百姓加入到排斥朝鲜人的行列。排斥驱逐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辽宁地区朝鲜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也使朝鲜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更为恶劣。同时,奉系军阀政府为了抵御日本的教育侵略,以强制手段关闭所有朝鲜人学校,命令辽宁各地朝鲜人子弟进入中国人学校。日本背景的教育机构却借机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向更多的朝鲜人子弟灌输“亲日”思想,对朝鲜人的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伪满洲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奴役与经济掠夺政策,使朝鲜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的侵略引发了辽宁地区朝鲜人的两次避难潮,为解决难民问题,日本当局将朝鲜人集中于“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之中,以安置为名对朝鲜人进行监视管制,并利用其进行农业种植能力以方便经济掠夺。同时,日伪政权还对朝鲜人移民实施“放任”政策,并刻意提高民族等级笼络朝鲜人,引起严重的民族矛盾。此后,日伪当局为缓解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以“新规入殖”政策代替“放任政策”,使辽宁地区朝鲜人成为日本农业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鼓惑下,东北沦陷时期的辽宁地区朝鲜人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粮食产量也在逐年上升,然而朝鲜人却在日伪政权的盘剥下生活极为艰苦。在日伪政权灭亡前,为增加粮食产量,日伪当局在不切实际的增加移民数量、种植面积与产量目标的同时,还对中、朝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粮谷出荷”政策,强制掠夺了中国以及朝鲜农民的农作物及口粮,在辽宁城乡地区均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恐慌,导致辽宁地区中朝百姓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境遇之中。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侵略与经济掠夺,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辽宁地区的中、朝人民不论派别纷纷加入抗日斗争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第五章主要阐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与国民党的掠夺政策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生活的影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令朝鲜义勇军挺进东北,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共产党员们也迅速行动,在保护当地朝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同时,号召朝鲜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在国民党占领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以保卫革命果实,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令饱受欺凌的辽宁地区朝鲜人真正获得了自由与解放,而广大朝鲜人民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前线,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民族的平等政策与土地政策相比,国民党政府进入辽宁地区后却以清算为借口对朝鲜人资产进行掠夺,导致许多朝鲜农民丧失土地,而城市内朝鲜人也纷纷失业,大量的朝鲜人又一次沦为难民,其中一部分不得不返回朝鲜半岛或进入解放区,导致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口数量急速下降。而国民党政府为减少难民带来的经济压力,制定了朝鲜人遣送计划,但遣送行动只进行了一次便宣告搁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韩侨事务处开始敦促朝鲜人进行农业耕种以补充军粮,但绝大多数朝鲜人因之前的经济掠夺早已无力从事农业活动,甚至许多朝鲜农民沦为难民,流落街头,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滞留于辽宁地区,直至辽宁解放才重获希望。纵观1910年至1948年朝鲜人迁移至辽宁地区的历史,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人怀着寻求容身之所的希望前往辽宁地区,利用熟练的农业技术,在一片荒芜之中开拓出万亩良田。而日本当局不仅对朝鲜人实施“统制利用”政策以干涉中国内政与经济掠夺,还以民族挑拨政策令其受到奉天当局的排斥,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垮台后,其贻害还导致朝鲜人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劫掠。辽宁地区朝鲜人屡屡遭到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的迫害,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之中。但即使如此,朝鲜人民仍未放弃民族解放的希望,不仅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反日团体,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人民携手共同对抗封建地主、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最终成为了光荣的中华民族一员。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历史既是一段开拓、建设新家园的移民史,也是一段在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血泪史,更是一段通过坚韧建设与顽强奋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
马丛丛[3]（2020）在《山东灵岩寺史研究 ——以相关碑刻释读为中心》文中提出山东灵岩寺存留碑刻数量众多,佛教史领域的研究对此关注并不多。本文建立在对碑刻实物拍照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年拓片的影像资料,对灵岩寺的碑刻内容作了整理与研究。由一手材料出发,完整而详实地研究了灵岩寺的历史,并将其分为以下阶段:一、晋唐灵岩寺的兴起与发展。山东佛教的开拓以前秦皇始元年（351）僧朗入泰山、居金舆谷为开端。僧朗建造的朗公寺在隋代时更名神通寺。灵岩寺山上有巨石,远观类老和尚持锡杖,后附会“朗公说法、顽石点头”。唐李邕碑刻记载,晋宋之际法定禅师创立灵岩寺。方山之阴的神宝寺则由明法师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始建。后人多将神宝寺的建造年代误以为灵岩寺。隋文帝赐华阳王为施主重兴灵岩寺,入唐以来逐渐兴盛。垂拱四年（688）慧赜的塔记,是寺院现存最早的碑刻。北宗禅神秀的弟子降魔在灵岩兴起饮茶之风。唐武宗灭佛,灵岩寺山下寺院被毁,方山证明功德龛尚存。住持从惠重建寺院。二、宋金时期的十方灵岩寺。宋初灵岩寺施行甲乙制,即师徒相传的住持制度。延珣受学志雅,琼环传位重净。熙宁年间,灵岩寺改为十方制:不拘一宗一派,采取由各地推举、朝廷任命的方式。永义、行详先后住持。熙宁六年（1073）,云门宗仰天元公为初祖,灵岩寺开启代际传承体制。其后临济宗黄龙派主导灵岩寺。重确正觉为黄龙慧南的弟子,第八代妙空净如、第九代定光道询、第十代寂照法云皆为黄龙派。第十一代大明法宝嗣法青州希辩,为曹洞宗第十六祖。曹洞宗在灵岩寺逐渐站稳脚跟。惠才、浦涤皆传法曹洞。三、元代曹洞宗大盛。万松行秀为金代朝廷所重,入元后门下弟子有雪庭福裕、林泉从伦、清安德方、复庵圆照等人。雪庭独立门庭,创“福慧智子觉”等七十字辈传承体系。其余万松门人字辈相同,元代时有“正思惟妙”,暂称林泉系。两条体系在灵岩寺各有传承,分别独立宗统。宗统的字辈传承,在僧人出家时,由所取的法名体现。法统由僧人的授记师父传授,开堂时须禀明师承并传法,所收弟子的辈分以法统为准。宗统与法统是贯穿宗教生活的两条重要系统。四、明清宗派的衰落与转折。元代末年,寺院经济实力下降,曹洞宗逐渐衰落。秋江洁在灵岩寺继续弘扬曹洞宗,弟子雪轩道成入其门下。道成在明前期受诸位皇帝青睐,默照禅也受到尊重。道成传法本空通悟,其后字辈排行有“至理妙悟”,暂称秋江系。各地僧官的设置,层级更加严密。游方的僧人减少,本地出家众增多,佛教僧众逐渐纳入儒家伦理体系。成化四年（1468）,灵岩寺重开山,更名崇善禅寺。古奇至珎为第一代住持。明代的僧人以雪庭系与秋江系并存。雪庭系的主要力量是“周洪普广宗道”字辈的弟子。明代后期各地民众兴起朝山进香、斋供灵岩的风俗。民众组成香会施斋供僧。他们希望借斋供仪式达到积累功德、护国佑民、荐祖祈福保安的目的。斋供僧人以曹洞宗雪庭系为主。除此之外,第五章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一）涤公开堂疏的阮元题记内容,不仅有补于现存《阮元年谱》,作为段松苓乙卯年赴灵岩寺访碑的实证,还可正先前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甲寅年五月灵岩山题名”一说。（二）结合灵岩寺与戒台寺两通同新塔铭,得出同新嗣法清安德方,而非此前误传的林泉从伦。（三）根据少林寺与灵岩寺留存的两通息庵碑、墓塔林的贞公塔铭等碑刻,可以发现灵岩寺的息庵碑并非日僧邵元“撰并书”,而是由定岩改写、野云篆额并书。（四）依据《慧公禅师道行之碑》与《方山璧公禅师寿碑》两通碑刻,可以明确定岩住持灵岩时间为1335-1348年。这在学术史上首次提出定岩住持灵岩寺的下限,进而断定大元国师法旨碑立于1341年。
王少杰[4]（2019）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当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打造全新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着力点,更是推动城乡协同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为出发点,以加快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和创新性的政策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述。强调要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增收和农村富强,持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因此,与之相关的研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将城市和乡村的农工贸产供销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综合发展,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让乡村农民与城市市民享受到相同的实惠,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目的,是建立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的主要着力点。近年来,山东省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大力推进三产融合发展,构建农业经济发展新模式。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互动与整合,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与产量,不断培育和发展新形式,为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寻求新的更广阔道路。栖霞市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大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创业与创新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为此,本文在城乡统筹背景下以栖霞市为例,通过对栖霞这个县级市的实地考察与调研,结合栖霞市近年来农业企业的发展状况,从微观角度出发,运用调查问卷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呈现出的发展类型以及发展特色。指出了栖霞市产业融合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在实证分析了栖霞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栖霞市目前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融合层次较低、缺乏龙头企业带动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和市场体系、提升产业基地等推进栖霞市一二三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汪书路[5]（2019）在《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研究表明吕振羽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研究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吕振羽,不仅可以丰富吕振羽的学术思想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考。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吕振羽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对比、实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信仰。自此,他通过成立协会、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革命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创性地提出“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进而为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以及“马来人种”这两大类;同时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其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吕振羽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得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从而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有着清晰认识,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他考察了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理论。在中国文化问题方面,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要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要善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防止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三是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赵涛[6]（2019）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与慈善团体关系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为巩固新生政权,国民党提出以社会建设代替民众运动,试图消解民众团体的革命性。慈善团体作为民众团体的一员,即在该政策指导下被纳入国家体制内予以监管。在训政体制下,国民党政府对慈善团体的监管坚持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党部优先于政府的原则。国民党政府监管慈善团体的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注册立案、财产监督、募捐规范等方面。在善团立案注册上,北京政府时期,慈善团体的发展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凭借其社会合法性得以长期存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要求慈善团体进行注册立案,赋予其法律合法性,结果遭到各善团的消极抵制。训政体制确立后,国民党党部也开始插手善团立案,派党员指导慈善团体的组织工作,试图将其纳入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这更引起各善团的强烈不满。因此,尽管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多次要求慈善团体注册立案,并三番五次地进行申斥,全国善团注册情况仍不容乐观。就财产监督来看,慈善团体向来坚持财产管理自主、使用自主,而国民政府则要求定期进行财产呈报,并试图干预慈善团体的财产变更与使用,结果遭到各善团强烈反对。事实上,政府进行财产监督,甚至整理善团财产,并非完全出于控制善团的目的,而是以改革善团财产管理的弊病为出发点,让其实现财产管理的科学化,促进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在募捐方面,社会募捐是善团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多数善团的主要经济来源。然募捐因缺乏监管,假借慈善之名中饱私囊时有发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并有损善团名声。为此,国民政府从善团与社会两方面进行监督,善团募捐须呈报主管官署备案批准,同时对社会不法募捐分子进行严厉打击。此外,一些慈善团体也主动请求政府对募捐过程以及款物的使用进行监督,利用政府公信力换取社会大众的信任,进而募集更多的慈善资金,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与商会、农会、工会这些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民众团体不同,慈善团体属于非政治性服务社团。因此,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监督法规及其具体实践主要是对善团内部管理及外部活动加以规范与引导,其监管政策相当具有弹性。为鼓励慈善团体办理慈善事业,政府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并给予荣誉奖励。经济支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给予善团经常性的经费补助,一般数额相对较少,也未普遍实施,但作为一种激励政策,一定程度上维持并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二是税收减免,平时主要对土地税、房捐、所得税等财产税进行减免。在灾荒时期,则对慈善团体的赈品采办、运输及电报发送进行税费减免,有力地支援了慈善团体办赈救灾。对于办理慈善救济事业成绩突出的善团,政府往往授予不同等级的奖章、匾额,以示鼓励。为给慈善团体提供良好的救济环境与有利的发展条件,政府从各方面对其进行保护。比如打击善棍,维护其名誉;保护其财产不被党、政、军各部门征用;保护其人员人身安全;甚至对慈善团体的标识予以保护,承认其独占权。在大灾救济中,为实现救灾资源的整合与优化,政府往往与慈善团体分工合作,充分发挥慈善团体的力量与优势。然在合作过程中,双方有时难以做到各安其位,致使发生矛盾,甚至引发剧烈冲突。因此,两者之间如何建立与维护合作关系,一直是国民政府与慈善团体双方探讨的问题。
区少铨（Au Siu chuan）[7]（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郑燕燕[8]（2019）在《明清时期东昌府人口地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昌府地处山东半岛西部的鲁西平原,鲁、豫、冀三省交界处,自洪武元年至乾隆四十一年,期间区划几经改设。东昌府从元末明初人口的荒芜,发展到明末,已经是山东地区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其中人口迁移发挥了巨大作用。洪武大移民中,东昌府接纳了来自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移民,大量移民填实了地广人稀的东昌府。到永乐时期,大规模迁往东昌府的移民活动逐渐停止,而伴随着大运河漕运经济的兴盛,东昌府部分地区借助区位优势,一度成为货物转运的枢纽,人口不断在此聚集。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争后,东昌府人口规模再度兴盛。咸丰后,黄灾不断,运河受阻,东昌府人口在经历短暂下跌后迎来恢复性增长,并保持平稳状态。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东昌府大量原始户口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以历史人口地理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考证法、比较分析法、计量分析法等多种方法,详细考察明清时期东昌府人口规模的变迁、人口迁移和人口分布的地理现象,深入剖析明清时期东昌府人口地理现象的历史背景,并尝试探讨该地理现象背后的成因。明清时期东昌府人口发展既有其历史继承性,又具有区域发展的独特性。
初阔林[9]（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文中研究说明辛亥革命爆发后,同全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我国新疆也进入了一个“军阀”掌权的特殊时期。在军阀割据的混乱时局下,如何以保持有限的武力来维持政局稳定,成为民国新疆主政者所首要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程度,由于新疆地处我国西北门户、边防国防任务艰巨的属性,从而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因此,军制建设,详细来说,包括军事组织编制、兵役制度、军事后勤体制、军事教育训练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成为新疆各位主政者所必须考量问题的重中之重。民国时期新疆之军制,系承接清末新政军事改革而来,同时也是世界军事近代化浪潮下对清代新疆军制之继承、革新与发展。本论文包括五个部分,即:民国新疆的军事组织编制,民国新疆的兵役制度,军事后勤与地方经济,军事训练和教育,军制、多民族社会与边疆安全。在本论文第一章中,首先在略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的基础上,回顾了清末新政期间新疆军事改革的情况,而后对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以及国民政府入主新疆后的四个阶段期间,不同军事建设思路下新疆军事组织编制的变迁情形,进行考证梳理。通过对军事编制体制的考证研究,可以看出在当时情况下,主政者力图实现省部的军政统一与省内各地方的军政分离是其治军原则之一重点。第二章着重考察了民国新疆的兵役状况,对兵役制度的性质进行界定,重点着眼于兵源的民族、籍贯属性以及兵员服役状况等,更进一步从兵役的权利义务方面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治建设缺乏建树的话语体系下,其兵役体制依然很难走出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募兵的窠臼。从这一点来讲,在兵役制度方面,与全国其他地方相似,具有传统募兵与强征相结合的特点。第三章从民国新疆的军事后勤组织、官兵薪饷制度、军械的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并着重探讨军费筹支与人口、地方经济之关系。通过对各种数据的整理分析,表明民国时期新疆的军饷支出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这对地方经济、地方政治,乃至地方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四章讨论了民国新疆军事教育和训练的组织体制,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内容,以及军事教育训练所产生之影响。认为民国新疆的军事教育训练体系具有从学习德日到仿苏效美的演变轨迹,体现了鲜明的受外来因素影响的特点。第五章首先分析民国新疆军制变迁之国际、国内背景,力图从风起云涌的国内外复杂形势中,探寻军制发展的规律。之后再从民族、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更深入地理解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归纳民国新疆军制发展特征以及总结其对边疆安全的启示,认为政治稳定统一是边疆安全的根本,坚守文化传统对于安边固疆具有灵魂作用,并认为加强民族理论研究、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至关重要。新疆是中国西北边疆的门户,其政治、军事稳定直接关系到边疆安全,也关系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民国时期新疆军制建设内容颇为复杂,本文抽丝剥茧,从五个主要的方面,主要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并参用军事学、社会学理论,在分析大量档案文献资料,综合运用各种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考述研究。研究认为,民国新疆的军事建设,与当时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宗教文化等各领域建设息息相关,在混乱复杂的时局下,虽历经各种艰难,但民国新疆的军事基本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变,维护了边疆的安全和国家的统一,其中经验对今天仍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李远吉[10]（2018）在《清代安徽义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二、北京地税收入逾四百八十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地税收入逾四百八十亿（论文提纲范文）
（1）圣俗之间：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中的收入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的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史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明代之前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北朝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兴起 |
| 一、“弥复五百余里”与文殊菩萨道场 |
| 二、“僧尼大众二百万”与“僧只户”和“佛图户”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繁荣 |
| 一、“起废兴残”的隋朝寺院经济 |
| 二、“大寺三百六”的唐代寺院经济 |
| 第三节 宋金元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消长 |
| 一、五代与北宋:从以僧为相到废寺汰僧 |
| 二、金代:从态度暧昧到平稳赓续 |
| 三、元代:从佛为帝师建立到发军建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五台山寺院的香火收入 |
| 第一节 香火来源:不同俗世群体 |
| 一、皇室成员:宫中素多茹素事佛者 |
| 二、各级官员:倾囊营建道场 |
| 三、普通信众:四方檀信靡靡向风 |
| 第二节 空间流动:香客与僧人 |
| 一、香客的地理分布与进香路线 |
| 二、游方高僧对五台山寺院香火收入的重要影响 |
| 三、其他僧人对五台山寺院香火收入的贡献 |
| 第三节 香火固化:寺院设施建设 |
| 一、香火收入的类型与使用 |
| 二、香火固化下的寺院背景 |
| 三、香火固化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五台山寺田收入及其控制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寺田的主要来源 |
| 一、依托围寺赐田政策来获得田地 |
| 二、从寺院周边垦荒获得田地 |
| 三、从社会力量的布施获得田地 |
| 第二节 寺田的经营方式及其赋税问题 |
| 一、寺田的经营方式 |
| 二、寺田的赋税问题 |
| 第三节 围绕寺田收入控制权的斗争 |
| 一、与官方的博弈 |
| 二、与军队的对垒 |
| 三、与豪强的较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林牧业、矿业、商业与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 |
| 第一节 林业、畜牧业与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 |
| 一、宗教资源和商业资源:林业开发的两个层面 |
| 二、佛事与边防:五台山畜牧业发展的两个方向 |
| 第二节 矿业与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 |
| 一、张与弛:五台山矿业的发展 |
| 二、官与私:对地方矿徒的弹压 |
| 第三节 商业与明代五台山寺院收入 |
| 一、僧商合党:寺院商业经营的模式 |
| 二、利益切割:寺院商业运营中的官方“派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发展阶段 |
| 一、洪武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低迷:清其事而成其宗 |
| 二、永乐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好转:后宫国戚俱膜拜 |
| 三、万历时期五台山寺院经济的复兴:“九莲菩萨”转世 |
| 第二节 “分寺清宗”背景下五台山寺院的规模化重组 |
| 一、僧职分工 |
| 二、寺院重组 |
| 第三节 商品经济影响下的五台山寺院经济收入 |
| 一、从“敕谕”加持到“鬻牒度僧” |
| 二、从“钦赐田地”到“凿翠开室” |
| 三、从“职受僧录”到“山场自治” |
| 四、从“市材募匠”到“窝聚矿徒”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明代五台山修建寺院列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与拓展突破 |
| 四、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朝鲜人迁入辽宁地区的肇始 |
| 1.1 鸭绿江沿岸生活的早期朝鲜移民 |
| 1.1.1 东北封禁时期的朝鲜移民 |
| 1.1.2 东北解禁后的朝鲜移民 |
| 1.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与掠夺 |
| 1.2.1 朝鲜半岛殖民地体系的设立 |
| 1.2.2 残酷殖民统治导致朝鲜人流离失所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10年8月—1919年3月) |
| 2.1 中日两国对辽宁地区朝鲜移民的管理政策 |
| 2.1.1 朝鲜移民的人口数量与地域分布 |
| 2.1.2 清朝末期辽宁官宪的“清源截流”政策 |
| 2.1.3 民国初期辽宁官宪的“监视管理”政策 |
| 2.1.4 日本领事馆的统制政策 |
| 2.2 清末民初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2.2.1 极度依赖农业生存的朝鲜移民 |
| 2.2.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开始推行殖民教育 |
| 2.2.3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兴起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三一运动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19年3月—1931年9月) |
| 3.1 中日对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3.1.1 人口数量逐年下降的朝鲜移民 |
| 3.1.2 奉天军阀政府的“驱逐排斥”政策 |
| 3.1.3 日本领事馆对朝鲜人的“统制利用”政策 |
| 3.2 辽宁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大潮 |
| 3.2.1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高峰 |
| 3.2.2 朝鲜人民族主义反日团体的联合 |
| 3.2.3 活跃于辽宁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者 |
| 3.2.4 朝共满洲总局的解散及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
| 3.3 三一运动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3.3.1 以农为主兼顾工商的职业构成 |
| 3.3.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极力推行教育侵略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31年9月—1945年8月) |
| 4.1 日伪政权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4.1.1 朝鲜人避难潮 |
| 4.1.2 “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 |
| 4.1.2.1 “铁岭安全农村” |
| 4.1.2.2 “营口安全农村” |
| 4.1.2.3 “集团部落” |
| 4.1.3 日伪强制移民政策导致朝鲜移民数量激增 |
| 4.1.4 “五族协和”的谎言 |
| 4.2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4.2.1 遭受日伪政权极度剥削压迫的朝鲜人 |
| 4.2.2 日伪政权对朝鲜人的奴化教育 |
| 4.3 辽宁地区朝鲜人抗日斗争 |
| 4.3.1 辽宁民众自卫军与朝鲜革命军 |
| 4.3.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朝抗日武装力量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胜利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45年8月—1948年11月) |
| 5.1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平等”政策下的辽宁地区朝鲜人 |
| 5.1.1 朝鲜青年踊跃加入朝鲜义勇军 |
| 5.1.2 东北朝鲜人民民主联盟与土地改革 |
| 5.2 国民党政府对辽宁“收复区”内的朝鲜人管理政策 |
| 5.2.1 设置朝鲜人事务处理机构 |
| 5.2.2 遣散朝鲜人计划 |
| 5.2.3 对朝鲜人资产的掠夺与返还 |
| 5.2.4 救济朝鲜农民 |
| 5.3 抗战胜利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5.3.1 掠夺政策影响下的朝鲜人口数量与经济生活 |
| 5.3.2 国民党政府扶持监管下的朝鲜人教育 |
| 5.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新闻报纸 |
| 三、着作类 |
| 四、论文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山东灵岩寺史研究 ——以相关碑刻释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方向 |
| 第三节 研究资料及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和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晋唐灵岩寺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朗公传说的由来 |
| 一、僧朗入泰山 |
| (一) 僧朗生平 |
| (二) 泰山金舆谷 |
| 1、金舆谷之争 |
| 2、玉符山之辨 |
| 3、金舆谷之会 |
| 二、灵岩寺与朗公石 |
| 第二节 法定祖师与隋唐灵岩寺 |
| 一、法定祖师 |
| (一) 李邕与《灵岩寺碑颂并序》碑 |
| (二) 法定建寺 |
| 1、法定其人 |
| 2、建寺年代 |
| 二、隋唐灵岩寺 |
| (一) 隋代灵岩寺的复兴 |
| (二) 唐代前期灵岩寺的兴盛 |
| 1、慧赜 |
| 2、降魔藏 |
| 3、慧崇 |
| 4、小龙虎塔及其散石 |
| 5、李邕碑中的唐代灵岩寺 |
| (三) 会昌灭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金时期的十方灵岩寺 |
| 第一节 从甲乙徒弟院到十方寺院 |
| 一、北宋初期的甲乙制 |
| (一) 延珣 |
| (二) 琼环 |
| (三) 琼信 |
| (四) 重净 |
| 二、十方体制的确立 |
| 第二节 代际传承的开创 |
| 一、临济宗黄龙派 |
| (一) 重确正觉 |
| (二) 妙空净如 |
| (三) 定光道询 |
| (四) 寂照法云 |
| 二、曹洞宗的开启 |
| (一) 大明法宝 |
| (二) 惠才 |
| (三) 浦涤 |
| 三、其后的住持 |
| (一) 法仁 |
| (二) 广琛 |
| 1、结交达官仕宦、文人墨客 |
| 2、守护常住寺产、图画四至 |
| 3、厘定灵岩寺史、刊之有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元代曹洞宗大盛 |
| 第一节 万松行秀 |
| 第二节 雪庭福裕系 |
| 一、足庵净肃 |
| 二、足庵净肃门人 |
| (一) 古岩普就 |
| (二) 智举 |
| 三、古岩普就门人 |
| (一) 无为法容 |
| (二) 息庵义让 |
| (三) 子贞 |
| 第三节 林泉从伦系 |
| 一、林泉从伦及其门下 |
| (一) 桂庵觉达 |
| (二) 桂庵觉达门人 |
| 1、定岩德慧 |
| 2、方山思璧 |
| 二、清安德方及其门下 |
| (一) 月泉同新 |
| (二) 宝峰顺及其门人 |
| 1、涌泉智慧 |
| 2、思让 |
| 3、思泉 |
| 4、思亨 |
| (三) 正广 |
| 三、复庵圆照门下 |
| (一) 广福 |
| (二) 月庵福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宗派的衰落与转折 |
| 第一节 曹洞宗的衰落与僧制加强 |
| 一、曹洞宗的衰落 |
| (一) 曹洞领宗峪溪海常 |
| (二) 秋江洁 |
| 二、僧官制度的加强 |
| 第二节 儒家伦理化下的谱系传承 |
| 一、本空通悟 |
| 二、无疑至信 |
| 三、达宗本通 |
| 第三节 明代中期的重开山 |
| 一、古奇至珎 |
| 二、诺庵理然 |
| 三、净堂洁公 |
| 第四节 明代后期的朝山与斋供 |
| 一、朝山斋僧 |
| 二、集体斋主——香会 |
| 三、斋意 |
| 四、受斋僧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灵岩寺诸问题研究 |
| 问题一 新见灵岩寺阮元石刻题记及其价值 |
| 问题二 元僧月泉同新新证 |
| 问题三 灵岩寺息庵碑托名邵元考 |
| 问题四 大元国师法旨碑年代补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灵岩山图 |
| 2、历代住持一览表 |
| 3、年表 |
| 4、碑刻目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城乡统筹背景下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一、关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的研究 |
| 二、关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研究 |
| 三、关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
| 四、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农业产业化 |
| 二、产业融合 |
| 三、一二三产业融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产业集群理论 |
| 二、产业融合发展理论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比较成本理论 |
| 第三章 栖霞一二三产业发展概观 |
| 第一节 栖霞经济发展整体概况 |
| 第二节 三次产业发展概况 |
| 一、第一产业发展概况 |
| 二、第二产业发展概况 |
| 三、第三产业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 一、产业结构变化 |
| 二、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第四章 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类型 |
| 一、种养结合型 |
| 二、链条延伸型 |
| 三、功能拓展型 |
| 四、产销一体型 |
| 第二节 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特色 |
| 一、利用历史文化与产业融合 |
| 二、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助力产业融合 |
| 三、产业融合机制多种多样 |
| 四、各类经营主体广泛参与 |
| 第三节 栖霞一二三产业相关行业的关联程度 |
| 第四节 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 |
| 一、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
| 二、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 |
| 三、实现产业化经营,降低交易费用 |
| 四、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提升 |
| 第五章 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
| 第一节 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处于较低层次 |
| 二、栖霞农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滞后 |
| 三、栖霞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薄弱 |
| 四、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缺乏龙头企业带动 |
| 第二节 推进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
| 一、制定符合栖霞实际的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及市场体系 |
| 二、完善栖霞相关法律法规以促进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 |
| 三、拓宽栖霞投融资渠道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
| 四、提升栖霞产业基地规模培养龙头企业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一:栖霞市一二三产业融合企业发展情况调查表 |
| 附录二:2005-2017 年栖霞市 18 个行业增加值数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5）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2.1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 |
| 2.1.1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背景 |
| 2.1.2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
| 2.2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 |
| 2.2.1 创办协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
| 2.2.2 利用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
| 2.2.3 通过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 |
| 2.3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效应 |
| 2.3.1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
| 2.3.2 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
| 3.1 吕振羽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 3.1.1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弊端的揭示 |
| 3.1.2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优点的继承 |
| 3.2 吕振羽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 3.2.1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错误方法论的批判 |
| 3.2.2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优点的吸收 |
| 3.3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阐发 |
| 3.3.1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论 |
| 3.3.2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辩证法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吕振羽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 |
| 4.1 吕振羽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分析 |
| 4.1.1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 |
| 4.1.2 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开拓性探究 |
| 4.1.3 研究中国奴隶社会提出“殷商奴隶论” |
| 4.1.4 考察中国封建社会提出“西周封建论” |
| 4.2 吕振羽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的考察 |
| 4.2.1 对中国人种主要来源的探索 |
| 4.2.2 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史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吕振羽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 |
| 5.1 吕振羽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 |
| 5.1.1 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程的分析 |
| 5.1.2 对中国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考察 |
| 5.1.3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定 |
| 5.2 吕振羽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 |
| 5.2.1 考察国外经济危机否定中国资本主义道路 |
| 5.2.2 阐发苏联经济法则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
| 5.2.3 结合实际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论 |
| 5.3 吕振羽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 |
| 5.3.1 对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地位的解读 |
| 5.3.2 对传统释道文化现代地位的分析 |
| 5.3.3 对中国革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索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特点及启示 |
| 6.1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
| 6.1.1 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6.1.2 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
| 6.1.3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 |
| 6.1.4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
| 6.2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 |
| 6.2.1 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 |
| 6.2.2 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 |
| 6.2.3 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 |
| 6.3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
| 6.3.1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 |
| 6.3.2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 |
| 6.3.3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 |
| 6.3.4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与慈善团体关系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慈善团体发展的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严峻的救济形势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体制的重建 |
| 第三节 慈善团体法制化进程的全面开启 |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善团管理体制 |
| 第一节 国民党指导慈善团体的机构及其办法 |
| 一、指导机构 |
| 二、指导办法 |
| 第二节 政府监督机构及法规 |
| 一、行政监督机关 |
| 二、行政监督法规 |
| 第三章 设立救济院——政府对慈善团体的整合 |
| 第一节 筹建救济院的动机与目的 |
| 第二节 筹建救济院的法规及措施 |
| 一、救济院法规 |
| 二、筹建措施 |
| 第三节 筹建救济院的实施情况 |
| 第四章 慈善团体的注册立案 |
| 第一节 政府单一许可制：1927-1930 年的善团注册登记 |
| 一、各地注册法规 |
| 二、各地注册情况 |
| 三、慈善团体注册中的问题 |
| 第二节 党政双重许可制：1930-1937 年的慈善团体立案 |
| 一、国民党对慈善团体成立的指导 |
| 二、政府立案备案 |
| 三、规范与防范：对慈善团体注册立案的认识 |
| 第五章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财产监督——以上海市为例 |
| 第一节 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整理 |
| 一、政府整理善团财产的原因 |
| 二、财产整理委员会的成立及上海慈善团体的反应 |
| 三、财产整理委员会整理善产的措施 |
| 第二节 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变更的监督 |
| 一、政府制定监督财产变更的办法 |
| 二、从监督到控制：政府干预在善团财产变更中的强化 |
| 第三节 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日常监督 |
| 一、监督善团财产的法律依据 |
| 二、财务监督办法及其实施情况 |
| 第六章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募捐监督 |
| 第一节 募捐监督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慈善团体募捐监督法规 |
| 第三节 慈善团体募捐监督的实施情况 |
| 一、政府对常设性慈善团体的募捐管理 |
| 二、政府对临时赈灾团体的募捐管理 |
| 三、慈善团体募捐与政府的互动 |
| 第七章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经济资助 |
| 第一节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经费补助 |
| 一、中央政府的经费补助 |
| 二、地方政府的经费补助 |
| 三、上海工部局的经费补助 |
| 第二节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税收减免 |
| 一、政府对慈善团体税收的法定减免 |
| 二、赈灾中的税费减免 |
| 第八章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奖励与保护 |
| 第一节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奖励 |
| 一、褒奖法规 |
| 二、实施情况 |
| 第二节 政府对慈善团体的保护 |
| 一、名誉维护 |
| 二、财产保护 |
| 三、标识保护 |
| 四、办赈人员保护 |
| 第九章 政府与慈善团体在救济中的合作 |
| 第一节 日常救济中的合作——以冬令救济为中心 |
| 一、上海临时庇寒所 |
| 二、1930 年的首都冬赈 |
| 第二节 合作救灾——以1931 年水灾救济为例 |
| 一、人员合作 |
| 二、业务合作 |
| 三、合作救济中的矛盾与冲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7）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目说明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的意义 |
|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限制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关於香港史相关的研究 |
| (二) 关於东华三院历史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於东华三院档案的说明 |
| 第一章 东华三院概况 |
| 第一节 从广福义祠到东华医院、东华三院 |
| 一、东华医院成立的背景 |
| 二、从广福义祠到成立东华医院 |
| 三、东华医院中医理念与港英政府磨合 |
| 四、东华医院至东华三院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非医疗功能的拓展及与港英当局的磨合 |
| 一、东华医院救助与善业 |
| 二、海内外社团与东华医院的关系 |
| 三、华人社会仲裁与港英政府价值观磨合 |
| 第三节 东华领袖与香港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
| 一、买办绅商:面向祖国的年代(1880-1930) |
| 二、官商巨贾:立足香港寻求发展(1931-1980) |
| 三、商界精英:植根香港,回归祖国时期(1981-1997前後) |
| 小结 |
| 第二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上1880-1945) |
| 第一节 东华医院文武庙义学 |
| 一、设立文武庙义学社会背景 |
| 二、文武庙义学招生动机与扩展策略 |
| 三、文武庙义学办学形式及课程 |
| 四、文武庙义学师资及教学概况 |
| 五、文武庙义学收费及学校管理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义学的早期发展及改革 |
| 一、小学的办学策略、学生入学 |
| 二、小学的学制与课程 |
| 三、义学师资及学与教情况 |
| 第三节 东华医院义学与乐善堂义学的横向比较 |
| 一、校舍规模及办学动机 |
| 二、师资待遇及学历 |
| 三、行政管理 |
| 四、课程与教学法 |
| 五、学生表现 |
| 六、财政收入来源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护士学校的办学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课程设置 |
| 三、入学的选拔及就业出路 |
| 小结: 东华医院义学教育之评价 |
| 第三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下1946-1997)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小学发展概况 |
| 一、战後小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招生动机及学校扩展的策略 |
| 三、小学的收生程序及课程 |
| 四、小学的课外活动 |
| 五、教师的遴选、待遇及专业发展 |
| 六、升学衔接及评量考核 |
| 第二节 东华中等学校教育发展概况 |
| 一、东华三院中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教育目的与扩展的策略 |
| 三、课程设置及师资 |
| 四、学生培育及学生支援 |
| 五、学校管理与组织 |
| 第三节 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前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课程设置及教学法 |
| 三、东华特殊学校的办学概况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小结 回归前东华教育之发展 |
| 一、重视教育管理的透明度 |
| 二、重视弱势学生的职业教育问题 |
| 三、灵活有效募款及服务模式 |
| 四、办学团体主导学校的发展方向 |
| 五、东华三院与内地交流之恢复与加强 |
| 第四章 香港回归以来东华三院教育发展(1997-2017) |
| 第一节 回归以来的东华三院中小学教育 |
| 一、中小学的学校管理架构 |
| 二、中学的学制及课程改革 |
| 三、小学的学制及课程转变 |
| 四、东华中小学课外活动的新趋势 |
| 五、学生培育 |
| 六、东华三院中小学教师发展 |
| 第二节 回归後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的转变 |
| 第三节 东华大专教育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院的发展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的结束及中东书院的创办 |
| 三、东华学院发展新里程 |
| 小结-东华三院在特区政府管治下的办学特色 |
| 一、发展东华三院院本德育课程-塑造东华故事 |
| 二、鼓励本地、国内、海外考察交流 |
| 三、办学团体资本强大,对教育发展的强势支持 |
| 四、重视平等机会教育及支援 |
| 第五章 东华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的互动 |
| 第二节 过渡期至回归以後的东华三院教育 |
| 第三节 “东华人”“东华精神”与香港社会 |
| 小结 |
| 结语: 东华教育服务对民办教育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附表及附图）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后记 |
（8）明清时期东昌府人口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东昌府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东昌府自然地理概况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东昌府社会环境概况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东昌府政区沿革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东昌府的人口规模 |
| 第一节 明代东昌府人口数据、质量分析及相关估测 |
| 第二节 清代东昌府人口数据、质量分析及相关估测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东昌府人口规模的变化过程及原因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东昌府的人口迁移 |
| 第一节 明代东昌府的人口迁移 |
| 第二节 清代东昌府的人口迁移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东昌府人口迁移的类型和影响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东昌府人口地理分布 |
| 第一节 明代东昌府人口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清代东昌府人口地理分布 |
| 第三节 影响明清时期东昌府人口分布的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基本史料与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新疆的军事组织编制 |
| 第一节 清代新疆军制略述 |
| 一、清代新疆军府制略述 |
| 二、勇营制度的建立与裁撤 |
| 三、“清末新政”之军事改革 |
| 第二节 杨增新“弱兵思想”下的新疆军事组织编制 |
| 一、“弱兵”的军事建设原则概述 |
| 二、军队的组织编制 |
| 三、“弱兵”思想之利弊 |
| 第三节 从金树仁的“军事强化”到盛世才的“整军经武” |
| 一、从“弱兵思想”到“军事强化”转变的原因 |
| 二、金树仁统治时期的军事组织编制 |
| 三、盛世才的治军原则和特点 |
| 四、盛世才时期的军事组织编制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疆军事组织编制 |
| 一、盛世才的离职与国民政府掌管新疆 |
| 二、国民政府主政新疆时的军事领导体制 |
| 三、国民政府时期新疆军队编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新疆的兵役制度 |
| 第一节 关于民国新疆兵役制度性质的界定 |
| 一、何为兵役制度 |
| 二、兵役制度形式略述 |
| 三、民国新疆的兵役制度形式和性质 |
| 第二节 兵员的招募来源、服役形式及退伍管理 |
| 一、不同时期兵员招募原则和来源的变化 |
| 二、招募方式和服役状况 |
| 三、兵籍和复原退伍管理 |
| 第三节 新疆“回队”招募中的兵役权利和义务分析 |
| 一、“回队”成军之缘由 |
| 二、“回队”用命情形 |
| 三、“回队”折射的兵役权利与义务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新疆的军事后勤与地方经济 |
| 第一节 军事后勤组织体制 |
| 一、军事后勤的重要作用 |
| 二、民国新疆的军事后勤组织体制 |
| 三、后勤组织管理方式 |
| 第二节 官兵薪饷制度 |
| 一、军官饷制 |
| 二、士兵薪饷制度 |
| 三、“恩饷”等其他饷项 |
| 四、军队“吃空饷”状况严重 |
| 第三节 军械的来源、数量种类与管理 |
| 一、民国新疆的军械装备情况 |
| 二、军械来源 |
| 三、民国新疆军工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军饷来源与地方经济 |
| 一、民国新疆的军费支出 |
| 二、军费的筹措 |
| 三、民国新疆的军费与地方经济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新疆的军事训练与教育 |
| 第一节 军事训练与教育概述 |
| 一、军事训练与教育在军事体系中的作用 |
| 二、民国新疆军事教育与训练组织体制的变迁 |
| 三、从法德日—仿苏—效美:军事教育训练体系的外来特征 |
| 四、民国新疆军队教育训练体制发展的动因 |
| 第二节 民国新疆的军事训练 |
| 一、民国新疆军事训练的理念 |
| 二、民国新疆的军事训练的内容 |
| 三、军事训练的作用和效果 |
| 第三节 民国新疆的军事教育 |
| 一、民国新疆的军事教育途径 |
| 二、军事教育的内容 |
| 三、民国新疆军事教育兴办的意义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军制、多民族社会与边疆安全 |
| 第一节 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 |
| 一、沙俄衰落、苏俄建立契机成为杨增新弱兵可行性之一因素 |
| 二、苏联与日本的对抗竞争促成苏盛军事合作—盛世才的整军经武 |
| 三、内地军阀混战、政权更迭与金树仁的军事强化 |
| 四、英国、土耳其及双泛思想滥觞造成的军事压力 |
| 第二节 军制改革与多民族社会 |
| 一、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人口与分布格局述略 |
| 二、民国新疆的民族关系与军制变迁 |
| 第三节 民国新疆军制变迁的特征与启示 |
| 一、民国新疆军制变迁的特征 |
| 二、民国新疆军制嬗变对当今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北京地税收入逾四百八十亿（论文参考文献）
- [1]圣俗之间：明代五台山寺院经济中的收入问题[D]. 王国棉. 山西大学, 2021
- [2]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D]. 张古悦. 延边大学, 2021
- [3]山东灵岩寺史研究 ——以相关碑刻释读为中心[D]. 马丛丛. 山东大学, 2020(09)
- [4]城乡统筹背景下栖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 王少杰. 烟台大学, 2019(06)
- [5]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汪书路.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6]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与慈善团体关系研究（1927-1937）[D]. 赵涛.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明清时期东昌府人口地理研究[D]. 郑燕燕. 安徽大学, 2019(07)
- [9]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D]. 初阔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10]清代安徽义学研究[D]. 李远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