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长期在中国进行投资（论文文献综述）
任方方[1]（2021）在《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至十八大以前,我国的农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多次变迁,每一次的变迁都有着鲜明的制度特征,在这段时期内,我国农村先后经历了农民所有、分散经营,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变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初步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农地产权制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不再是最合适的农地制度。承包地“三权分置”是新时期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它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把承包经营权一分为二,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置并行。这一改革顺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满足了农民流转经营权的意愿,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重要制度创新。而且,这一创新打破了传统的“二元权利结构”的局面,促进了农业经营模式多元化的发展,破解了土地碎片化,缓解了人地矛盾,为农业现代化发展营造了一个宽松、适宜的制度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发表的许多论述,成为我国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文章主要从四大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的依据以及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归纳。第二部分,首先对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现实依据进行了分析,然后又对它的理论来源进行梳理分析,包括土地产权理论、地租理论和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梳理中阐明了对马克思农地产权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第三部分,对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和研究,主要包括集体所有权的落实、农户承包权的稳定以及土地经营权的放活三个方面。第四部分,首先分析了习近平论述的基本特征,即战略性、创新性、人民性和底线性;然后总结分析了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意义,主要从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阐述。
韩小伟[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央单位立足部门资源优势,结合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实际,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对于践行党的宗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群众、培养锻炼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对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论文运用实证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立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以国家有关政策文件为指导,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政策理论、重大意义、历史进程、工作实践、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并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具体来说,文章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及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主要阐释了中央单位、社会扶贫、定点扶贫、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相关概念;揭示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系统梳理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第三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反贫困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和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共同富裕理论、共享发展理论和扶贫开发理论。第四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扶贫、技能培训扶贫、教育科技文化扶贫、健康扶贫和网络扶贫等六个领域,对中央单位在各个领域开展定点扶贫的由来、内容和典型案例等进行了归纳和举例。第五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主要从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等5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要求和实践经验。第六章是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主要是基于2020年以后中国反贫困工作重心转向治理农村相对贫困的背景,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即发挥中央单位的政策、资源、规划、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强调要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即构建由党委领导机制、政府主导机制、群众参与机制、组织协调机制、资金投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内容构成的长效机制。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阶段、展开阶段、深化阶段和完善阶段等4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宏观背景、政策依据、主要任务和基本特征;二是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三是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马蓓[3]（2020）在《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的新疆口岸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积极致力于对外开放的实践推进与理论探索,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党的对外开放理论”,且自成体系并具理论与现实的重大指导意义。在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尤其对中国口岸建设产生了特殊而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口岸的形成过程是我国对外开放成长的缩影。中国口岸的建设进程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步而行,中国口岸发展史就是我国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史,蓬勃发展的中国口岸已成为践行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理论的“排头兵”。新疆口岸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本文选择新疆与周边国家毗邻的边境陆地口岸、国际航空口岸中的一类口岸（包括15个陆路边境口岸和2个航空口岸）作为研究对象,将“新疆口岸”置于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予以深入研究,通过霍尔果斯口岸、红其拉普口岸、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口岸等重点案例的分析,探索新疆口岸的发展,旨在探讨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下进一步提升新疆口岸战略地位这一重大现实命题,重点论述新疆口岸区域经贸、安全、人文合作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而特殊的带动作用。循此基本逻辑框架,本文详述党的对外开放理论形成与发展,说明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继承而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指导对外开放实践,在新时代助力新疆口岸及其周边地区的建设。通过梳理新疆口岸发展历程,解读新疆口岸基本要素,分析新疆口岸地区发展现状,从口岸经贸、安全、人文三大功能出发,阐述口岸经贸往来之于地区经济繁荣、口岸安全防控之于区域和平稳定、口岸人文交流之于丝路沿线“民心相通”的重要角色,并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解读口岸发展与新疆发展的互促关系:从国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形成、开放型地区合作新体制深化以及经济走廊建设中节点作用出发,集中讨论新疆口岸的经贸往来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将口岸安全放在国家安全观语境中解读其内涵,深入剖析新疆反恐新常态下口岸安全的影响因素,并简要评述新疆口岸安全防控体系成效,阐述新疆口岸的安全防控对保障区域稳定的意义;从跨境旅游、跨境教育、跨境医疗以及多元创新的角度,彰显口岸作为中华文化表达载体的作用,体现口岸地区通过加强人文交流拓宽我国对外开放深度与广度的战略意义,以及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促进丝路沿线“民心相通”所做出的贡献;探讨在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下,口岸发展与新疆发展如何相互促进,并展望口岸地区未来的发展路径,通过分析新疆口岸地区现行政策方针,说明口岸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党的对外开放实践反哺新疆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分析新时代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与主要挑战,为进一步提升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的新疆口岸战略地位提出对策建言。本文从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角切入,结合新疆特殊地缘政治环境,重点探讨新疆口岸在经贸往来、安全合作、人文交流等实践中对口岸及其周边地区社会发展的联动作用,新疆口岸在区域经济中节点作用渐显、新疆口岸安全防控体系成效初显,新疆口岸人文交流日趋完善。未来,新疆口岸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战略地位得以提升。新时代,新疆口岸以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为方向,为落实新疆工作总目标,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力争使新疆在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中发挥“桥头堡”作用,为新时代党的对外开放理论建设提供学理依据。
杨琴[4]（2020）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村旅游业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经。一方面,旅游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表达,旅游业是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转型而衍生发展起来的朝阳产业,是实施启动消费、强化投资、稳定出口等供给侧改革的战略举措。另一方面,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和现代农业的价值延伸,乡村旅游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俨然成为新一轮市场投资的热点。其三,乡村旅游业不仅可以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还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然而,经济效益差却使得乡村旅游业呈现出开发火热但成长不足,进而资源开发泛滥、生态环境恶化、利益主体矛盾尖锐等问题。特别是在振兴乡村、建设新农村大背景下,作为农村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乡村旅游业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促进乡村旅游业高效、持续、生态与开放协调,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各级政府的统一共识,研究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规律,探究并实证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乡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资源特色和有效投资,这是乡村旅游业供给创造需求的特殊性决定的;但相关文献的理论研究,却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发展阶段、存在问题的调研分析。针对这种关于乡村旅游业的供给行为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不足,本文运用半结构的田野实验方法,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结合微观博弈均衡及其拓展分析,我们揭示了乡村旅游业发展必须遵循供给侧改革的投入产出规律,得出了资源特色和投资力度（有效投资）是决定乡村旅游发展的两大核心要素。深入剖析了乡村旅游业成长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及其微观供给机制,顺着这种逻辑进路,本文深入展开乡村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检验,验证了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抓住资源特色和有效投资的差异化战略,发挥好经济发展、信息化、特色资源和政府保障等四个因素的正向显着性作用。最后,基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态位理论,本文给出了一个旅游业开发保护的特殊路径的案例分析,试图得出一种关于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景式理论描述。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业与传统产业的供需均衡不同,旅游业拥有独特的文化内涵,犹如优秀作品能够创生自己的观众一样,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业供给也能创造自己的需求。（2）基于乡村旅游业的特殊属性,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需从微观主体合作协调、中观产业效率协同到宏观政府调控等三个层面构建分析框架。（3）乡村旅游产业正处于全面提质、转型的关键期,产业发展面临着重塑社会规范、转换价值结构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大压力,不仅受制传统社会规范的影响,就像乡村生活方式、交往模式乃至不愿被打扰的风俗习惯等;也受制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结构转换;更受制资源配置的比较效率,它们均制约着乡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4）乡村旅游产业因产业集聚、产业融合、公平分配、价值表达、资源获取及居民生活方式转变等多方面的利益矛盾,亦制约着乡村旅游业发展。（5）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结论表明,全国仅有浙江省乡村旅游业质量值超过了“及格线”,多达23个省的乡村旅游业高质量测度值还未达到50%。（6）随着各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特别是多方参与人的讨价还价博弈的三类解的动态博弈解得出市场条件、市场预期制约、投资效率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等四因素,对于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机制有显着性作用。（7）无论是静态效率还是动态效率,都显示省级行政区域之间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关联度并不高,但综合效率呈现空间集聚效应。（8）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特色性资源、政府宏观调控对乡村旅游产业综合效率呈显着性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对乡村旅游产业呈现显着性负向影响。（9）实践中大多数成功的旅游开发与保护项目,本质上一定是跨学科背景的实践探索,而绝非某种单纯管理学的理论规划所能企及,景观型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如同乡村旅游业的普遍镜像案例,处理好景观与乡村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关系,让微观主体产生合力,才会有助于乡村旅游业产业效率的提升以及整体评价的提高,才会实现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富含政策含义,为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乡村旅游业高质量政策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首先,坚持以差异化战略为主线推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挖掘资源优势,寻求差异化主题;注重主题升级,实现差异化价值创新;强化共创共生,营造乡村旅游业氛围。其次,以现代化市场体系为导向实现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倡导政府简政放权;建立组织机构;构建合作平台;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再次,以完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为保障推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如加快建设资源“权利”保护制度;制定有效的乡村旅游发展布局规划;监督保护乡村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最后,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线加快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加大无形要素的投入;加大社会资本的引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体系;加大政府税收激励。
施淑蓉[5]（2019）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经济开放发展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费量的急剧增加也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能源资源稀缺性的矛盾依旧尖锐。对外直接投资（ODI）作为中国开放经济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能源消费势必产生重要影响。同时,ODI作为一种国际资本活动,母国金融发展为其构建了第一道风险屏障,并对其投资规模、效率及母国能源消费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现有研究鲜有涉及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金融发展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首次在金融发展视角下系统考察发展中国家ODI对母国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经验上丰富了有关ODI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相关讨论,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为优化中国ODI策略、提升金融发展服务能力和实现节能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依据国际投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等基本理论与现有相关研究,形成本论文选题、研究内容框架,并遵循“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启示”的一般研究问题思路展开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与现有理论研究背景明确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机制,金融发展在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中的调节机制,明晰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机制及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其次,在问题的引导下,本文首先构建了开放经济下ODI影响母国能源消费的一般均衡模型,采用数理推导分析了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机理,发现ODI主要通过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与规模效应影响母国能源消费;其次,在机理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通过逻辑推导系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一般机制、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制;最后,基于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机制与金融发展的基本功能分析了金融发展在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中的调节机制然后,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根据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制与金融发展调节机制,在对中国ODI、能源消费与金融发展的典型事实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围绕“存在性→调节性→异质性”的实证检验逻辑,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前沿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机制的存在性、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存在性旨在检验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机制的存在性,通过检验发现中国ODI是导致母国能源消费总量增加的因素之一,同时也积极促进了能源效率的提升;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主要通过结构效应机制与规模效应机制实现,技术效应机制并不通畅。调节性旨在检验金融发展在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中的调节效应,通过检验发现:在中国ODI产生母国“三效应”阶段,金融发展对ODI的母国“三效应”均存在调节作用。具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对ODI母国“三效应”均存在积极调节;金融发展效率对ODI母国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存在积极调节;金融发展结构对ODI母国技术效应存在积极调节,对ODI母国结构效应则存在干扰调节。在中国ODI通过母国“三效应”能源消费阶段,金融发展主要在规模效应机制中存在积极调节作用。异质性则基于东道国异质性对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机制、金融发展调节效应进行检验,检验发现,中国逆梯度ODI显着促进母国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金融发展规模在中国逆梯度ODI母国技术效应中存在积极调节效应,金融发展效率在顺梯度ODI通过规模效应机制影响母国能源消费过程中发挥更充分的调节作用,而金融发展结构在中国逆梯度ODI与顺梯度ODI母国“三效应”影响能源消费阶段均不存在调节作用。最后,根据发展中国家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金融发展调节机制的理论分析、中国ODI、能源消费及金融发展典型事实特征考察及实证检验结论,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中国应加速对发达国家开展战略资产寻求型ODI;优化ODI行业布局,实现ODI行业结构、母国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结构的多重优化;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自主创新与技术转化能力;改善金融发展质量,提升金融支持力度。
胡艳蕾[6]（2019）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逻辑、冲突、动力》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民族、国家发展之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平衡、充分供给是满足公民文化需求与文化权利的根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公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然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供给短缺、供给过剩、供需不一致等供需冲突问题,制约着社区稳定、和谐发展。本论文旨在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中国本土化模式建构出发,基于比较研究的视野,明确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理论内涵、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基于“冲突、合作、动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当前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中面临的合作悖论困境、动力要素与合作供给制度选择;以推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由传统的政府独建、政府独管、全民共享模式转变为全民共建、共管、共享的治理格局。本论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法、比较个案研究法、深度访谈法等质化研究方法与问卷调查、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逻辑、冲突、动力”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与阐释,为如何优化当前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提供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与若干对策建议。主要研究发现与创新内容为:第一,本论文基于历史发展与实践应用的双重研究视角,归纳指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实现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发展逻辑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即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法对国内外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发展变迁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归纳指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运用问卷调查、相关性分析对当前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冲突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合作治理能够有效解决供需冲突问题,其产生与发展符合客观实践逻辑。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合作治理应用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必要性,解决了针对该问题的传统研究中研究中理论与实证相脱离问题。第二,本论文在明确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理论内涵与主客体要素构成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冲突、合作、动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与主体间合作关系网络。即运用文献分析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基于合作治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合作悖论等理论研究视角,首次提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冲突、合作、动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当前我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主客体要素进行深度剖析,发现除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居民外,基层党组织与社区文化骨干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重要治理主体,在此基础上,发现基层党组织的贯穿功能与社区文化骨干等自治功能间并不排斥而有机合作互动关系,并形成一种“党建引领+基层自治”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架构,这亦是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合作治理的重要本土化特色。第三,本论文基于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实证研究,首次提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悖论问题,并系统剖析其诱因及对策;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动力要素进行分析论证,实现由案例研究到理论分析的突破。首先,运用深度访谈、典型性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基于社会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与文献、新闻资讯等第二手资料,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中存在合作悖论问题而导致其发展迟缓或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县政策执行中的政策梗阻、信息黑箱、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基层领导干部创新或动员能力不足等问题是其根本诱因。其次,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对基于深度访谈、比较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获得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具体动力要素进行验证、分析,指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主要动力要素及其影响度。最后,在前述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合同制与非合同制是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制度选择,并指出二者应用价值与改革路径,尤其是非合同制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发挥着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且更具应用价值;并归纳指出应基于制度、组织、人才、过程四个维度推动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林婷[7]（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文中指出犹如生态环境对于生命体的价值维度一样,党内政治生态对于党的政治发展、党组织的有序运行和党员的政治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既是党执政文明的体现,也是国家政治进步的要件。在新时代的历史时空领域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着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取得阶段性胜利格局下成就与问题并存以及国际与国内形势变化下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境遇。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时代任务,既巩固现有已取得的成果,防止老问题的“死灰复燃”,又进一步辨识新问题,从根源上寻求有效的治理路径和方法,破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难题,是当前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目标下,党的建设必须予以审慎思考和着力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在开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全面升级”新局面的目标导向下,研究从理论解析、思想溯源、历史梳理、现实分析、问题呈现、归因解读、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学理分析上,对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标准。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源流,厚实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基础,并研究国外政党治理党内政治生态的文明成果予以借鉴。在实践追索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梳理了建党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发展轨迹,提炼有益的历史经验。基于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基础,在以案例分析为现实依据的前提下,揭示了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中存在价值观念系统“个别退化”、环域系统“局部污染”、生命系统“亚健康”和权力系统“部分失衡”等突出问题。且从根源上剖析了这些问题是思想因素、制度因素和相关外部因素共同使然,进而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方案。研究立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既注重从党内政治生态生成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又注重从党内政治生态的现实考察进行实践上的探索,致力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新时代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工程的有效推进需要从治理对策的设计思路上寻求突破。形成“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合的治理路径、“修复重构”与“净化优化”并行的治理手段、“阶段整治”与“长期治理”联合的治理机制、“主体治理”与“客体治理”贯串的治理方式相结合、相统一的综合治理思路。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在坚持“思想治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总基调下遵循系统思维,多措并举,向目标发力。通过加强党内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形成良好的作风氛围,促进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通过强化党内体制制度建设,增强党执政体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保障党内政治生态的稳定性,保证党内政治生态平衡有序;以提高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能力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机制为“双重引擎”,确保为党内政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最终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海晏河清”的理想境界。
韩玉姝[8]（2019）在《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启动经济的最快引擎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投资对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主导作用。然而,伴随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以过度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为主要表现的投资效率持续走低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诱因。以高投资换取高增长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注重投资规模向提高投资质量与效益转变,改善投资效率,培育和强化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有效增强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找准投资效率低下的成因。近年来,产能过剩行业曾一度出现盈利能力不断恶化与高杠杆率并存、不良贷款率及其增幅居高不下的现象,企业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行为紧密相关的直接动因是相对低廉的外部融资成本,理论界普遍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的不合理。过度或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会扭曲资金价格,造成资本配置缺乏效率,使得金融市场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进而大大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发生的概率。因此,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成为研究和改善投资效率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三位经济学家遵循金融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充分认识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合理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现金融深化的过渡性的政策选择理论——金融约束论。该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适度控制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业竞争等约束性的金融政策为商业银行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从而激励商业银行吸收储蓄并扩大贷款规模,增加民间资本,最终实现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政府对私人部门租金的“创造”而非“攫取”是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的最本质区别,前者对帮助生产部门积累资本,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任何非市场化的政策干预都是“双刃剑”,金融约束也不例外。由于存贷款利率低于实际均衡利率水平且利差相对稳定,商业银行为追逐利润进而有动力扩大贷款规模,同时也有利于企业长期获得低成本贷款进行过度投资,投资率偏高却又缺乏足够的消费需求作为支撑将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稳定的存贷利差抑制了商业银行信贷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商业银行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薄弱,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资产抵押等技术含量较低、投入成本更少的消极信贷技术,信贷资源更多地向信息成本较低的传统行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倾斜,而高新技术行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难、投资相对不足的困境。基于以上背景和作用机制,本文认为,金融约束政策下政府通过“租金激励”机制扭曲资源配置是加剧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并最终造成投资效率损失的一项长期性、根本性制度因素。本文以中国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结合新古典投资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在深入理解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合理性的基础上,明确界定和论证了当前中国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抑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分析金融约束政策造成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的作用机制,并从投资的产出效率（总量效率）、行业资本的配置效率（结构效率）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三个衡量投资效率的研究视角切入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结合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1）明确中国现阶段金融约束的政策特征,以中国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金融约束理论;（2）提出并验证金融约束对投资效率的消极影响,丰富了投资理论的内涵,也为我国当前两类棘手的结构性难题——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找到了金融制度层面的成因;（3）从投资效率的视角判断金融约束政策的有效性,为理解金融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提供了中微观理论依据和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探讨金融约束的退出路径和以利率市场化为总抓手合理引导金融资源通过支持高质量投资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打开了空间。本文写作共分为八个部分,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概括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介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梳理全文的逻辑框架,同时指出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和贡献。第二部分为相关领域的文献综述。一方面,从金融发展理论的经典文献入手,结合发展中国家金融政策选择的相关研究,对金融抑制、金融约束和金融自由化等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另一方面,整理关于投资效率的各类研究视角,总结、归纳投资效率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国投资效率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在借鉴和综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第三部分为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合理性分析。从理论背景、经济租金的本质、信贷市场均衡以及政策的福利效应等方面入手依次展开分析,厘清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多角度论证了金融约束是中国现阶段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此外,在政策的局限性分析中重点讨论金融约束政策可能对私人部门投资带来的负面效果,为后文金融约束政策降低投资效率的论证奠定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及政策效率初步判定。以1998-2016年为样本区间,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并进行带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即依次表现为“斯蒂格利茨效应”和“麦金农效应”。针对这一现象,重点结合金融约束政策的局限性和经济增长理论中投资效率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给出现阶段金融约束政策主要通过降低生产部门投资效率抑制经济增长的初步判定。第五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总量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借助简化的理论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梳理出金融约束政策下利率管制和储蓄动员相互促进、叠加,最终造成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的理论逻辑。实证研究方面,以产能利用率作为过度投资程度的代理变量,选取工业部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金融约束政策、外部融资依赖度以及二者的交互项与产能利用率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能够显着加剧产能过剩,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金融约束政策加剧产能过剩的效果越强。第六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结构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和信贷技术选择两方面分析了金融约束政策下贷款利率控制和“租金激励”造成商业银行信贷歧视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部分,选择工业部门行业数据构建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全样本的回归结果验证了金融约束政策对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消极作用,而分时间段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约束政策在早期对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有改善作用,消极影响则重点体现在2008年以后,这可能与不同行业和企业在各经济发展阶段的优势对比情况有关。第七部分是基于微观企业投资效率视角对金融约束政策作用机制的补充论证。以企业层面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研究对象,归纳金融约束政策下租金激励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三类作用机制:融资约束机制、代理机制和资本成本机制,并借助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约束政策能够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且对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存在差异化影响,间接反映了金融约束对投资的总量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作用效果,从微观视角形成了对第五和第六两部分研究结论的加强和补充。第八部分在回顾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给出基于投资效率视角的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并有针对性地从未来金融约束政策动态调整路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以及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管理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最后,结合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启示提出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探讨的问题。
阳斌[9]（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杨瑞杰[10]（2019）在《系统性风险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风险分层和交叉传染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技术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源泉:与企业组织的天然联系使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应用创新的“双螺旋结构”加速商业化流程,与目标产品的自然结合使其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大众,以上两个特征决定了技术创新对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完全由创新者独占,每一代的技术创新都会受益于上一代,而每一代的研发成本较之上一代则会明显下降,这种巨大的“正外部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着经济持续增长。也因如此,世界各国均认识到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纷纷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和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并将其作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有效手段。然而,技术创新通常呈现出的仅仅是“结果”部分,其“过程”部分蕴藏的艰辛并不为人们关注,恰恰这一部分才能反映技术创新的本质——与高收益相伴,技术创新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技术创新对“环境”的依赖性非常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同风险之间存在着环环相扣、难以分离的性质,一种风险既可以是下一个风险的原因,又可能是上一个风险的结果,呈现出高度的系统性。简单说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具有全局性和连带性,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其一,整个系统受到的冲击致使单一个体无法幸免;其二,单一个体之间的交叉连带导致风险可以迅速蔓延至整个系统。受限于研究视角,以往文献针对单一环节、单一类型风险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境,对应的研究结论也“有失偏颇”。如何全面、客观、有效、准确地衡量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考察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以上情况,本文借鉴Cosemans et al.（2016）动态混合β测度的研究逻辑,摒弃了共同风险因子的概念并对市场风险β进行二次分层,将其归因于三类系统性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微观企业风险、宏微观之间的“交叉传染风险”。因此,本文针对风险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不仅抓住了技术创新风险的“系统性”这一重要特征,而且厘清了影响技术创新的系统性风险的不同来源,尤其是交叉传染作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质由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测度更为精准地反映了系统性风险的“外部性”,以往的定价模型是无法做到的。此外,只有从“量”和“质”两个维度对技术创新进行考量才能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技术创新的真实水平,国外学者一般采用专利的引用次数作为技术创新“质量”的代理变量,可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企业专利数据库没能提供相关信息。本文借鉴Akcigit et al.（2016）、Aghion et al.（2018）、张杰和郑文平（2018）的研究思路,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企业专利数据,依据国际专利分类号（IPC）,采用专利的知识宽度测算技术创新的质量。论文基于企业（股票）所承载的系统性风险视角实证研究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系统性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微观企业风险、交叉传染风险）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传导途径和作用机理,这不仅为准确理解系统性风险如何影响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对应的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参考。关于系统性风险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这一主题,论文的主要结果如下:第一,三类系统性风险的持续性截然不同。企业（股票）承载的宏观经济风险具有一定程度的持续性,不会随着宏观经济的起伏大幅波动,而是与企业自身的特征存在显着关联;企业（股票）承载的微观企业风险具有非常明显的持续性,这一方面来源于不同企业在规模、价值、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风险因子层面的显着差别,另一方面也来源于相应因子的风险承担水平的稳定性;企业（股票）承载的交叉传染风险并不存在持续性,原因可能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周期与企业规模、企业价值、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的两两作用使得企业承载的交叉传染风险难以呈现稳定的规律性。第二,企业（股票）承载的宏观经济风险越高,技术创新水平越低。（a）有形信息含量越高,宏观经济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越弱。股票有形信息作为企业基本面的映射通过不断释放企业的经营理念策略、财务状况、盈利状况、市场占有率、经营管理体制、人才构成等信息可以使得外界更加了解企业运行的真实情况,缓解宏观经济风险所营造的紧张氛围,减弱宏观经济风险与技术创新的负向关系。（b）企业透明度越高,宏观经济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越弱。运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即便不向外界传递相关信号,仅仅凭借自身的有效应对也能够缓解宏观经济风险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c）企业股票若为融资融券标的,宏观经济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则会减弱。融资融券交易的推出尤其是相应的卖空交易一方面使得宏观经济层面的风险传递更加顺畅,减弱了交易机制不畅通所引发的风险聚集,另一方面融资融券交易具有的“创新激励效应”使得企业的创新效率得到了提升,在技术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技术产出显着提升。第三,企业（股票）承载的微观企业风险越高,技术创新水平越低。（a）地方官员的变更越频繁,微观企业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越强。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确定对于地方企业的经营、投资、融资等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官员变更所导致的政策实施不连续、政企关系重新调整等会通过微观企业风险的影响渠道作用于技术创新,加剧微观企业风险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b）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越强,微观企业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越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采取激进的债务融资决策,债务融资的期限更长,结合强烈的扩张冲动,使得企业的资本配置变化无常,更加容易受到流动性风险和经营风险等微观企业风险的冲击。（c）投资者的过度自信越强,微观企业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越强;投资者的损失厌恶越强,微观企业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越弱。过度自信的投资者较少关注公司的盈余信息披露,通常倾向于过度交易,使得股票价格所呈现的微观企业风险容易产生聚集并突然释放,企业管理层不得不做出应急措施,这对于需要保持长期投入的技术创新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损失厌恶的投资者对财务数据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信息更为敏感,股票价格所呈现的微观企业风险可以更为迅速地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而不会累积形成突然性的冲击,管理者可以将更多精力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第四,企业（股票）承载的交叉传染风险越高,技术创新水平越低。（a）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交叉传染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越弱。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通过信息效应和声誉保险效应两种传导机制作用于股票价格,降低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的不理性情绪,对于交叉传染风险的扩散效应起到了显着的抑制作用,缓解了交叉传染风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消极影响。（b）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交叉传染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越弱。市场化水平越低,企业越容易冒险并承担高于自身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这使得企业承担的风险与其对应网络中的风险相互传染并加剧了交叉传染风险的作用强度。（c）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越丰富,交叉传染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越弱。企业对交叉传染风险的承担能力与其社会网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社会网络越复杂则企业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也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交叉传染风险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d）社会关注度越高,交叉传染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越弱。社会关注度越高的上市企业,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传递也更为流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资者恐慌交易行为导致的风险传染,间接改善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e）上市企业的行业博弈状态若为竞争、反向捕食,交叉传染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则会增强;上市企业的行业博弈状态若为共生、正向捕食,交叉传染风险与技术创新水平的负向关系则会减弱。与自然界的生物争夺物质资源类似,上市企业同样会争夺同一行业内的“生态资源”以求自身的快速发展。竞争状态和反向捕食状态主要体现在成熟行业中,即行业的增速已经放缓,余下的想象空间比较有限,以上两类企业相对于其它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稍有不慎就会被淘汰出局,鉴于交叉传染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快速传染性,企业的应对措施往往将自保作为首要目标,而不是具有试错性质的技术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交叉传染风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处于正向捕食状态的上市企业拥有比对手更高的生产率或是更加先进的商业模式,在行业博弈中即便遭遇交叉传染风险也具有更大的选择空间,相对来说更加愿意将精力投入技术创新以便确保未来的行业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交叉传染风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共生状态的上市企业往往存在于新兴行业中,行业的想象空间巨大,且任何一方的发展均促进了行业进步,所有企业都会从中受益,在面临交叉传染风险时,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得以体现,大大缓解了交叉传染风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论文在得出研究结果的同时,结合中国当前的发展现状和创新环境,为企业、政府和监管当局提供了诸多建议,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要长期在中国进行投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要长期在中国进行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形成基础 |
| 1.1 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现实依据 |
| 1.1.1 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求 |
| 1.1.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强大拉力 |
| 1.1.3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
| 1.2 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 |
| 1.2.1 土地产权理论 |
| 1.2.2 地租理论 |
| 1.2.3 农业合作化理论 |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2.1 关于集体所有权的落实 |
| 2.1.1 坚持农村农地农民集体所有 |
| 2.1.2 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 |
| 2.2 关于农户承包权的稳定 |
| 2.2.1 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 |
| 2.2.2 坚持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延长承包期限 |
| 2.2.3 抓紧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 |
| 2.3 关于土地经营权的放活 |
| 2.3.1 推进经营权的有序流转 |
| 2.3.2 引导经营权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2.3.3 鼓励创新土地流转的形式 |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特征和意义 |
| 3.1 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特征 |
| 3.1.1 战略性 |
| 3.1.2 创新性 |
| 3.1.3 人民性 |
| 3.1.4 底线性 |
| 3.2 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意义 |
| 3.2.1 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 |
| 3.2.2 关于农地“三权分置”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及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 |
| 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中央单位 |
| 2.1.2 社会扶贫 |
| 2.1.3 定点扶贫 |
| 2.1.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
| 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 |
| 2.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
| 2.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 |
| 2.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 |
| 2.2.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 |
| 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 |
| 2.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起步阶段 |
| 2.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展开阶段 |
| 2.3.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深化阶段 |
| 2.3.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完善阶段 |
| 第3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经典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
| 3.1.2 经典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 |
| 3.1.3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
| 3.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理论 |
| 3.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开发理论 |
| 第4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 |
| 4.1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
| 4.1.1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由来 |
| 4.1.2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内容 |
| 4.1.3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2 通过产业扶贫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
| 4.2.1 产业扶贫的由来 |
| 4.2.2 产业扶贫的内容 |
| 4.2.3 产业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3 通过技能培训扶贫实现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 |
| 4.3.1 技能培训扶贫的由来 |
| 4.3.2 技能培训扶贫的内容 |
| 4.3.3 技能培训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4 通过教育科技文化扶贫推进贫困地区文化教育发展 |
| 4.4.1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由来 |
| 4.4.2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内容 |
| 4.4.3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5 通过健康扶贫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状况 |
| 4.5.1 健康扶贫的由来 |
| 4.5.2 健康扶贫的内容 |
| 4.5.3 健康扶贫的典型案例 |
| 4.6 通过网络扶贫拓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渠道 |
| 4.6.1 网络扶贫的由来 |
| 4.6.2 网络扶贫的内容 |
| 4.6.3 网络扶贫的典型案例 |
| 第5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 |
| 5.1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 |
| 5.1.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1.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2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 |
| 5.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3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 |
| 5.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4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 |
| 5.4.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4.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5.5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 |
| 5.5.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 5.5.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 第6章 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 |
| 6.1 中国农村反贫困目标瞄准的调整 |
| 6.1.1 相对贫困的涵义 |
| 6.1.2 相对贫困的特征 |
| 6.1.3 农村相对贫困成为贫困治理的重心 |
| 6.1.4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路径 |
| 6.2 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 |
| 6.2.1 政策优势 |
| 6.2.2 资源优势 |
| 6.2.3 规划优势 |
| 6.2.4 人才优势 |
| 6.2.5 技术优势 |
| 6.3 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
| 6.3.1 党委领导机制 |
| 6.3.2 政府主导机制 |
| 6.3.3 群众参与机制 |
| 6.3.4 组织协调机制 |
| 6.3.5 资金投入机制 |
| 6.3.6 考核评价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的新疆口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 |
| 1.3.2 关于“新疆口岸”的研究 |
| 1.4 核心概念、相关理论及方法、创新点解读 |
| 1.4.1 核心概念 |
| 1.4.2 相关理论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创新点 |
| 注释 |
| 第2章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与新疆口岸发展概述 |
| 2.1 新疆口岸发展概述 |
| 2.1.1 新疆口岸建设的历史与现状 |
| 2.1.2 新疆对外开放发展概述 |
| 2.1.3 新疆口岸基本要素解读 |
| 2.2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形成与发展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 |
| 2.2.2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 |
| 2.2.3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 |
| 2.2.4 江泽民、胡锦涛对外开放思想 |
| 2.2.5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 |
| 2.3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下的新疆口岸建设与发展 |
| 2.3.1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 |
| 2.3.2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新疆口岸建设 |
| 2.3.3 新疆口岸建设完善党的对外开放理论 |
| 小结 |
| 注释 |
| 第3章 新疆口岸经贸往来推动全面开放新布局 |
| 3.1 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布局 |
| 3.1.1 铁路互联互通建设现状 |
| 3.1.2 公路互联互通建设现状 |
| 3.1.3 航空互联互通建设现状 |
| 3.1.4 管道互联互通建设现状 |
| 3.2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区域互利共赢 |
| 3.2.1 “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战略对接 |
| 3.2.2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建区域合作 |
| 3.2.3 凸显经济特区特殊地位 |
| 3.2.4 口岸金融改革先行先试 |
| 3.3 口岸助力新疆在经济走廊建设中节点作用凸显 |
| 3.3.1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打造能源通道 |
| 3.3.2 新亚欧大陆桥建设互联互通网络 |
| 3.3.3 中巴经济走廊助力中巴安全合作 |
| 小结 |
| 注释 |
| 第4章 新疆口岸安全防控保障边境地区安全与稳定 |
| 4.1 国家安全观语境中的口岸安全内涵解读 |
| 4.2 新疆反恐新常态下口岸安全影响因素剖析 |
| 4.2.1 国际安全局势的影响因素 |
| 4.2.2 周边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因素 |
| 4.2.3 新疆长治久安的影响因素 |
| 4.3 新疆口岸安全防控体系的形成及其成效 |
| 4.3.1 口岸反恐、去极端化机制 |
| 4.3.2 口岸助力中巴安全合作 |
| 4.3.3 口岸通关便利化 |
| 4.3.4 国家风险布控 |
| 4.3.5 新疆社会治理方案策辅助口岸构建安全环境 |
| 小结 |
| 注释 |
| 第5章 新疆口岸人文交流促进丝路沿线文明互鉴 |
| 5.1 新疆口岸人文交流的战略意义 |
| 5.1.1 口岸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
| 5.1.2 文化自信助力边境地区文化融合 |
| 5.1.3 文化传播加强边境民族国家认同 |
| 5.2 人文交流项目促进口岸地区“民心相通” |
| 5.2.1 跨境旅游拓展对外开放方式 |
| 5.2.2 跨境教育深化对外开放内涵 |
| 5.2.3 跨境医疗卫生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
| 5.3 新疆口岸人文交流的创新性拓展 |
| 5.3.1 跨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 |
| 5.3.2 依托丝路发展的特色文化产业体系 |
| 5.3.3 政府主导下的国际交流文艺演出 |
| 小结 |
| 注释 |
| 第6章 对外开放视角下的新疆口岸及其周边区域协调发展 |
| 6.1 口岸建设与周边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
| 6.1.1 北疆口岸对地方经济持续辐射作用明显 |
| 6.1.2 南疆中心城市带动口岸发展 |
| 6.2 新疆口岸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
| 6.2.1 对口援疆之于新疆口岸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
| 6.2.2 乡村振兴之于新疆口岸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
| 6.3 口岸发展与新疆发展互促效应展望 |
| 6.3.1 政策引领边境口岸及其腹地城镇化发展 |
| 6.3.2 口岸核心城市拉动周边地区城镇化发展 |
| 小结 |
| 注释 |
| 第7章 在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下进一步提升新疆口岸战略地位的思考 |
| 7.1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 |
| 7.1.1 新时代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经贸机遇 |
| 7.1.2 新时代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安全机遇 |
| 7.1.3 新时代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人文机遇 |
| 7.2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 7.2.1 对外开放进程中新疆口岸面临的主要经贸挑战 |
| 7.2.2 对外开放进程中新疆口岸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 |
| 7.2.3 对外开放进程中新疆口岸面临的主要人文挑战 |
| 7.3 进一步提升新疆口岸战略地位的对策建言 |
| 7.3.1 以口岸经贸合作为抓手,推动新疆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 |
| 7.3.2 以口岸安全防控为抓手,提高新疆与周边地区安全治理能力 |
| 7.3.3 以口岸人文交流为抓手,助推新疆与周边地区的“民心相通” |
| 小结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乡村旅游业 |
| 1.2.2 高质量发展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回顾及述评 |
| 2.1 关于乡村旅游业的经济属性研究 |
| 2.1.1 供给决定需求的特殊性 |
| 2.1.2 乡村旅游资源的稀缺性 |
| 2.2 关于乡村旅游业的产业关联研究 |
| 2.2.1 乡村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2.2 乡村旅游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2.2.3 乡村旅游业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
| 2.2.4 乡村旅游业对制度演进的作用 |
| 2.3 关于乡村旅游业的优化升级研究 |
| 2.3.1 旅游产业成长的演进因素 |
| 2.3.2 乡村旅游产业政策的研究 |
| 2.3.3 乡村旅游业的成长路径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1 高质量产业发展的理论兴起 |
| 3.1.1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源头 |
| 3.1.2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2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理论 |
| 3.2.1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
| 3.2.2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 3.2.3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
| 3.3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3.1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经济机制 |
| 3.3.2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中观产业效率 |
| 3.3.3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政府保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现状与问题 |
| 4.1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历程 |
| 4.1.1 乡村旅游业阶段划分的原由 |
| 4.1.2 假日休闲的萌芽阶段(2002年以前) |
| 4.1.3 农村观光的起步阶段(2002年—2007年) |
| 4.1.4 农家乐旅游的成长阶段(2008年—2016年) |
| 4.1.5 投资带动的转型阶段(2017年至今) |
| 4.2 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 |
| 4.2.1 中西部乡村旅游业开发不足 |
| 4.2.2 中部乡村旅游业的塌陷分布 |
| 4.3 乡村旅游业的问题与实验分析 |
| 4.3.1 半结构法访谈实验 |
| 4.3.2 访谈说明及其理论分析 |
| 4.3.3 实验呈现的三大发展压力 |
| 4.4 乡村旅游业的利益与矛盾分析 |
| 4.4.1 乡村旅游业的多主体利益矛盾 |
| 4.4.2 资源利用效率的利益冲突 |
| 4.4.3 一种产权理论的矛盾分析 |
| 4.4.4 “反公地悲剧”的经验例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 |
| 5.1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 |
| 5.1.1 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 |
| 5.1.2 构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5.2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算 |
| 5.2.1 权重的确定 |
| 5.2.2 指标评分标准 |
| 5.2.3 指标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2.4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结果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博弈分析 |
| 6.1 乡村旅游业的合作性质：核、联盟与解 |
| 6.2 乡村旅游业微观主体合作博弈的逻辑框架 |
| 6.3 公理化模型与均衡解 |
| 6.3.1 基本假设和变量设定 |
| 6.3.2 三类静态博弈最优解 |
| 6.4 基本模型的拓展分析 |
| 6.4.1 .市场内生分配率 |
| 6.4.2 .市场预判准确性 |
| 6.4.3 .项目投资效率参数 |
| 6.4.4 .政府产业政策效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效率实证分析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样本区选择 |
| 7.1.2 乡村旅游产业效率测度方法选择 |
| 7.1.3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 7.2 乡村旅游业效率测度结果 |
| 7.2.1 静态效率分析 |
| 7.2.2 动态效率分析 |
| 7.3 乡村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
| 7.3.1 基本回归模型 |
| 7.3.2 影响因素选取 |
| 7.3.3 数据说明 |
| 7.3.4 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分析 |
| 8.1 路径分析的案例式方法论 |
| 8.2 社区参与资源保护开发的生态特征 |
| 8.2.1 社区参与的资源新定位 |
| 8.2.2 社区参与的空间依存性 |
| 8.2.3 社区参与的结构动态性 |
| 8.2.4 社区参与的演化变异性 |
| 8.3 旅游资源生态位的影响因子 |
| 8.3.1 需求因子 |
| 8.3.2 资源因子 |
| 8.3.3 技术因子 |
| 8.3.4 制度因子 |
| 8.4 社区参与资源保护开发的“四权”模型 |
| 8.4.1 基本假设与模型 |
| 8.4.2 最优解及其相关推论 |
| 8.5 案例——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与开发 |
| 8.5.1 培育生态位主体 |
| 8.5.2 完善生态位定位 |
| 8.5.3 强化生态位扩展 |
| 8.5.4 产业生态位协调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促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
| 9.2.1 以差异化战略为主线推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
| 9.2.2 以现代化市场体系为导向实现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
| 9.2.3 以完善制度创新体制为保障推动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
| 9.2.4 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线加快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研究数据 |
| 附录B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5）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能源消费相关研究 |
| 2.2.2 ODI母国效应相关研究 |
| 2.2.3 ODI及其母国效应异质性相关研究 |
| 2.2.4 金融发展影响ODI及其母国效应相关研究 |
| 2.2.5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发展视角下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理研究 |
| 3.1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理研究 |
| 3.1.1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理模型 |
| 3.1.2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制分析 |
| 3.1.3 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机制分析 |
| 3.2 金融发展对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调节机制分析 |
| 3.2.1 基于技术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机制分析 |
| 3.2.2 基于结构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机制分析 |
| 3.2.3 基于规模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机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ODI、能源消费与金融发展的典型事实特征分析 |
| 4.1 中国ODI典型事实特征分析 |
| 4.1.1 中国ODI发展历程 |
| 4.1.2 中国ODI现状特征 |
| 4.2 中国能源消费典型事实特征 |
| 4.2.1 能源消费总量规模偏高 |
| 4.2.2 清洁能源占比较低 |
| 4.2.3 能源消费效率有待提升 |
| 4.3 中国ODI与能源消费变化趋势分析 |
| 4.4 中国金融发展典型事实特征分析 |
| 4.4.1 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
| 4.4.2 中国金融类ODI发展典型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机制存在性检验 |
| 5.1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存在性检验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机制检验 |
| 5.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性检验 |
| 6.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1 金融发展规模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2.2 金融发展结构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2.3 金融发展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2.4 金融发展调节效应综合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异质性检验 |
| 7.1 中国ODI东道国国别差异分析 |
| 7.1.1 样本国选取 |
| 7.1.2 顺梯度ODI与逆梯度ODI差异分析 |
| 7.2 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中国ODI动因检验 |
| 7.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7.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及机制异质性检验 |
| 7.3.1 ODI母国能源消费效的异质性检验 |
| 7.3.2 ODI影响母国能源消费机制异质性检验 |
| 7.4 金融发展调节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7.4.1 逆梯度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性检验 |
| 7.4.2 顺梯度ODI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的金融发展调节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政策建议 |
| 8.1 加速对发达国家开展战略资产寻求型ODI |
| 8.2 优化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布局 |
| 8.3 提升自主创新与技术转化能力 |
| 8.4 提升金融发展质量与金融支持力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表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6）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逻辑、冲突、动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产生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本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2 理论研究视角综述与现实价值 |
| 2.2.1 合作治理理论 |
| 2.2.2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
| 2.2.3 合作悖论与合作冲突 |
| 2.3 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理论意蕴 |
| 2.3.1 理论内涵 |
| 2.3.2 理论分析框架 |
| 第3章 历史逻辑:中外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模式演进 |
| 3.1 国外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变迁 |
| 3.1.1 自由放任时期 |
| 3.1.2 国家干预时期 |
| 3.1.3 分权化改革时期 |
| 3.1.4 合作治理时期 |
| 3.2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变迁 |
| 3.2.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单一主体供给时期 |
| 3.2.2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时期 |
| 3.3 合作治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演进的历史逻辑 |
| 第4章 实践逻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与合作治理 |
| 4.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问卷调查方案设计 |
| 4.2 Cronbach信度分析 |
| 4.3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调查样本的客观特征 |
| 4.3.1 区域特征 |
| 4.3.2 群体特征 |
| 4.4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现状分析 |
| 4.4.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概况 |
| 4.4.2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冲突问题 |
| 4.5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的问题表现 |
| 4.5.1 不同性别居民间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 |
| 4.5.2 不同年龄居民间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 |
| 4.5.3 不同户籍居民间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 |
| 4.5.4 不同学历居民间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 |
| 4.5.5 不同收入居民间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 |
| 4.6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问题的诱因分析 |
| 4.6.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单一化 |
| 4.6.2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定位模糊 |
| 4.6.3 不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均等 |
| 4.7 合作治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冲突的有效应对措施 |
| 第5章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要素与关系 |
| 5.1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主体要素 |
| 5.1.1 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 |
| 5.1.2 基层政府及相关部门 |
| 5.1.3 社区居委会与基层党组织 |
| 5.1.4 文化事业单位 |
| 5.1.5 文化企业 |
| 5.1.6 社区非政府组织 |
| 5.1.7 社区文化骨干及普通居民 |
| 5.1.8 第三方评估机构 |
| 5.2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客体要素 |
| 5.2.1 文化设施或机构类 |
| 5.2.2 文化活动类 |
| 5.3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主体关系网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中的合作悖论 |
| 6.1 合作治理与合作悖论 |
| 6.2 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悖论的问题表现 |
| 6.2.1 中央及地方政府与区级政府间的合作悖论 |
| 6.2.2 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间的合作悖论 |
| 6.2.3 社区居委会与私人部门间的合作悖论 |
| 6.2.4 社区居委会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悖论 |
| 6.3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主体间合作悖论的诱因分析 |
| 6.3.1 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政策空传等政策执行偏差 |
| 6.3.2 基层领导干部的合作治理能力与创新能力不足 |
| 6.3.3 信息黑箱造成治理主体间协商共识的短期性 |
| 6.3.4 权力不平衡与信任困境造成合作治理的形式化 |
| 6.3.5 资金、人才短缺造成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能力不足 |
| 6.3.6 碎片化的住宅格局造成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短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动力要素 |
| 7.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个案比较 |
| 7.1.1 比较个案研究方法 |
| 7.1.2 比较个案的样本选择与调查 |
| 7.1.3 比较个案研究结果: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动力要素 |
| 7.2 中国场景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动力要素检验 |
| 7.2.1 测量项与调查样本选择 |
| 7.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7.2.3 调查样本的客观特征 |
| 7.2.4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动力要素的因子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制度选择 |
| 8.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供给制度类型划分 |
| 8.1.1 合同制(Contracting out form) |
| 8.1.2 非合同制 |
| 8.2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非合同制合作供给的优势 |
| 8.2.1 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
| 8.2.2 文化组织的独立性 |
| 8.2.3 管理机制的规则化 |
| 8.2.4 供给机制的弹性化 |
| 8.3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非合同制”合作供给制度的风险 |
| 8.3.1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碎片化 |
| 8.3.2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长效性危机 |
| 8.3.3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民主价值危机 |
| 8.3.4 多元文化机构间关系的协调困境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制度驱动 |
| 9.2.2 组织驱动 |
| 9.2.3 人才驱动 |
| 9.2.4 过程驱动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现状的调查问卷 |
| 附录 B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深度访谈提纲 |
| 附录 C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各测量项与供需一致性的相关性分析数据表 |
| 附录 D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动力要素的调查问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发表的论文 |
| 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核心概念阐述 |
| 四、研究现状与简要评述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的相关问题 |
| 一、党内政治生态的结构体系 |
| 二、党内政治生态的功能特性 |
| 三、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标准 |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治理对党的建设的应用价值 |
| 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二、巩固执政权威与增强凝聚力 |
| 三、改进执政方式并提高执政效能 |
| 第二章 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国外政党文明成果借鉴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 |
| 一、唯物辩证法是阐释党内政治生态的依据 |
| 二、人的主体性思想对党内政治生态研究的启示 |
|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对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启发 |
| 四、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对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当代价值 |
| 第二节 国外政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经验启示 |
| 一、发挥党建在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上的引领作用 |
| 二、将沟通民意贯穿于党的建设过程 |
| 三、持续长效开展反腐工作 |
| 第三章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发展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实践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 |
| 二、思想政治工作促进良好党风的形成 |
| 三、组织建设形成团结统一的氛围 |
| 四、体制制度建设保障执政气候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主要成就 |
| 一、党员党性修养不断提升,党内思想政治工作常态化 |
| 二、党内不正之风得到扼制,反“四风”问题收获实效 |
| 三、反腐廉政网络体系形成,反腐斗争威慑力日益显效 |
| 四、党内政治生活严肃正常,党内监督管理进一步强化 |
| 五、党内权力结构逐步优化,党的执政体系愈加完善化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国际形势变局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二、国内形势发展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突出问题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价值观念系统的“个别退化” |
| 一、部分党员干部政治精神“荒漠化” |
| 二、政治道德两种“主义”现象突出 |
| 第二节 党内政治生态环域系统的“局部污染” |
| 一、党内各种不良作风尚未杜绝并呈现新的形式 |
| 二、腐败形式的“变异性”使反腐形势依然严峻 |
| 三、党内政治关系不和谐 |
| 第三节 党内政治生态生命系统的“亚健康” |
| 一、基层党组织“三化”现象突出 |
| 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难题未解决 |
| 第四节 党内政治生态权力系统的“部分失衡” |
| 一、党内部分权力配置尚存待完善空间 |
| 二、党内权力运行程序不严密渠道不畅 |
| 三、党内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缺合力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多维诱因 |
| 第一节 造成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思想因素 |
| 一、党员干部缺乏自我革命的韧性和勇气 |
| 二、党员干部个体与组织“精神家园”脱节 |
| 三、传统“权力”本位思想遗存 |
| 第二节 引起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制度性因素 |
| 一、制度有效供给不足 |
| 二、制度执行乏力 |
| 第三节 引发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的其它外部原因 |
|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
| 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 |
| 三、公民政治参与不足 |
| 第七章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对策 |
| 第一节 推进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的设计思路 |
| 一、“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合的治理路径 |
| 二、“修复重构”与“净化优化”并行的治理手段 |
| 三、“阶段整治”与“长期治理”联合的治理机制 |
| 四、“主体治理”与“客体治理”贯串的治理方式 |
| 第二节 加强党内思想文化建设,促进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
| 一、坚持贯彻思想建党,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 |
| 二、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执政氛围 |
| 第三节 强化党内体制制度建设,保证党内政治生态平衡有序 |
| 一、深化体制改革,增强党执政体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
| 二、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党内政治生态的稳定性 |
| 第四节 完善治理能力和机制,确保党内政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
| 一、提升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能力 |
| 二、健全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1 金融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1.2 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3 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约束政策的研究 |
| 2.2 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投资效率的含义及研究视角 |
| 2.2.2 中国的投资效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
| 2.2.3 宏观经济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3 金融约束理论、政策内涵与中国实践 |
| 3.1 金融约束论的理论内涵 |
| 3.1.1 金融约束理论的背景 |
| 3.1.2 经济租金的概念、分类与性质 |
| 3.1.3 金融约束核心内容概述 |
| 3.2 金融约束政策下信贷市场均衡及福利分析 |
| 3.2.1 金融约束下的租金创造:一个简化的分析框架 |
| 3.2.2 金融部门租金创造的经济效应 |
| 3.2.3 企业部门租金创造的经济效应 |
| 3.2.4 福利效应与政策合理性分析 |
| 3.2.5 金融约束政策局限性与政府治理 |
| 3.2.6 金融约束政策动态调整的必要性 |
| 3.3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的实施情况 |
| 3.3.1 中国金融政策的学术争鸣 |
| 3.3.2 中国金融约束的政策实践 |
| 3.3.3 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金融约束 |
| 3.3.4 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金融约束、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及政策效率初步判定 |
| 4.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 |
| 4.1.1 指数构建的改进思路 |
| 4.1.2 主成分变量及其含义 |
| 4.1.3 指数构建原理及步骤 |
| 4.1.4 主成分分析结果 |
| 4.1.5 指数的有效性分析 |
| 4.2 金融约束、经济增长与宏观投资效率 |
| 4.2.1 金融约束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
| 4.2.2 “斯蒂格利茨效应”与“麦金农效应” |
| 4.2.3 基于宏观投资效率的金融约束政策评价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与投资的总量效率 |
| 5.1 金融约束下过度投资成因分析:基于经济结构失衡的视角 |
| 5.1.1 基于新古典理论的投资需求及其决定因素 |
| 5.1.2 金融约束下的资本过度积累与总需求结构失衡 |
| 5.1.3 金融约束下的储蓄动员:对低利率与高储蓄并存的解释 |
| 5.2 实证检验:金融约束、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 |
| 5.2.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5.2.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2.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与投资的结构效率 |
| 6.1 金融约束政策、信贷歧视与资本错配 |
| 6.1.1 工业部门资本配置现状及信贷歧视相关研究 |
| 6.1.2 金融约束政策下信贷歧视的成因分析 |
| 6.1.3 信贷歧视、资本错配与投资效率损失 |
| 6.2 实证检验:金融约束政策与行业资本配置效率 |
| 6.2.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6.2.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6.2.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金融约束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微观视角的补充论证 |
| 7.1 微观视角下租金激励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再解释 |
| 7.1.1 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述评 |
| 7.1.2 融资约束、代理问题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7.1.3 租金激励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制 |
| 7.2 实证检验:以工业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例 |
| 7.2.1 实证研究假设 |
| 7.2.2 研究思路、模型及变量说明 |
| 7.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4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7.2.5 稳健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结论 |
| 8.1.1 中国当前金融发展阶段主要政策特征的界定 |
| 8.1.2 基于投资效率的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 |
| 8.1.3 经济租金本质与金融约束政策局限性的再探讨 |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 8.2.1 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约束退出路径 |
| 8.2.2 关于未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发展重点的思考 |
| 8.2.3 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管理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配合 |
| 8.3 研究展望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科研成果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10）系统性风险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风险分层和交叉传染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宏观风险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 2.2.1 基于商业周期和融资约束关联的角度 |
| 2.2.2 基于宏观税负、制度环境和金融稳定的角度 |
| 2.2.3 基于金融结构的角度 |
| 2.2.4 基于营商环境和政策风险的角度 |
| 2.3 微观风险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 2.3.1 基于技术风险的角度 |
| 2.3.2 基于财务风险的角度 |
| 2.3.3 基于组织架构风险的角度 |
| 2.3.4 基于企业整体运营流程的角度 |
| 2.3.5 基于企业发展、演化的角度 |
| 2.4 风险传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
| 2.4.1 基于技术风险、不对称信息与宏观风险相互作用的角度 |
| 2.4.2 基于不同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和行业影响的角度 |
| 2.5 文献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3 系统性风险与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传统资产定价模型的风险测度及其现实缺陷 |
| 3.3 动态混合β测度:系统性风险的分层与交叉传染 |
| 3.4 技术创新的来源、种类与度量 |
| 3.5 本章小结 |
| 4 宏观经济风险与技术创新 |
| 4.1 假设提出 |
| 4.2 模型与方法 |
| 4.2.1 调节变量(传导途径的衡量指标与计算方法) |
| 4.2.2 控制变量 |
| 4.2.3 计量模型 |
| 4.3 样本选取与统计描述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3.3 单一股票所承载的宏观经济风险的持续性研究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基于分组下的宏观经济风险与技术创新 |
| 4.4.2 宏观经济风险与技术创新的回归分析 |
| 4.4.3 宏观经济风险影响技术创新的传导途径和作用机理:基于有形信息含量和无形信息含量、企业透明度、融资融券标的视角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针对技术创新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反向因果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
| 4.5.2 针对股市周期的稳健性检验 |
| 4.5.3 其它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微观企业风险与技术创新 |
| 5.1 假设提出 |
| 5.2 模型与方法 |
| 5.2.1 调节变量(传导途径的衡量指标与计算方法) |
| 5.2.2 控制变量 |
| 5.2.3 计量模型 |
| 5.3 样本选取与统计描述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描述性统计 |
| 5.3.3 单一股票所承载的微观企业风险的持续性研究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基于分组下的微观企业风险与技术创新 |
| 5.4.2 微观企业风险与技术创新的回归分析 |
| 5.4.3 微观企业风险影响技术创新的传导途径和作用机理:基于地方官员变更、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者过度自信和损失厌恶视角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针对技术创新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反向因果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
| 5.5.2 针对股市周期的稳健性检验 |
| 5.5.3 其它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交叉传染风险与技术创新 |
| 6.1 假设提出 |
| 6.2 模型与方法 |
| 6.2.1 调节变量(传导途径的衡量指标与计算方法) |
| 6.2.2 控制变量 |
| 6.2.3 计量模型 |
| 6.3 样本选取与统计描述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描述性统计 |
| 6.3.3 单一股票所承载的交叉传染风险的持续性研究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基于分组下的交叉传染风险与技术创新 |
| 6.4.2 交叉传染风险与技术创新的回归分析 |
| 6.4.3 交叉传染风险影响技术创新的传导途径和作用机理: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化水平、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注度视角 |
| 6.4.4 交叉传染风险影响技术创新的传导途径和作用机理:基于行业博弈状态视角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针对技术创新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反向因果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
| 6.5.2 针对股市周期的稳健性检验 |
| 6.5.3 其它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启示及政策建议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要长期在中国进行投资（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的重要论述研究[D]. 任方方.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D]. 韩小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3]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的新疆口岸研究[D]. 马蓓. 新疆大学, 2020(06)
- [4]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D]. 杨琴.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5]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能源消费效应研究[D]. 施淑蓉. 湖南大学, 2019(08)
- [6]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逻辑、冲突、动力[D]. 胡艳蕾. 天津大学, 2019(01)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治理研究[D]. 林婷.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D]. 韩玉姝.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10]系统性风险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风险分层和交叉传染的视角[D]. 杨瑞杰.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