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谨防“移花接木”（论文文献综述）
文贵良[1]（2022）在《徐枕亚《玉梨魂》：骈文体小说与现代情感》文中指出徐枕亚（1889-1937）,名觉,字枕亚,江苏常州人。1904年毕业于常熟虞南师范学院,1910年到无锡鸿山脚下的西仓镇鸿西小学教书,其班上有位名蔡如松的学生,徐枕亚十分喜爱,蔡的母亲陈佩芬是位青年寡妇。徐枕亚与陈佩芬两人因此生情。徐枕亚与陈佩芬的侄女蔡蕊珠结婚。徐枕亚与蔡蕊珠的事情,见徐枕亚着《亡妻蕊珠事略》等文。1912年,徐枕亚以自己与陈佩芬的情感故事为原型创造长篇小说《玉梨魂》,并在《民权素》上连载,引起强烈反响。
蒋颖[2]（2021）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与治理策略》文中研究说明谣言的治理是公共危机事件应对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以郑州特大暴雨灾害事件为例,从谣言的内容生产、社会心理、传播主体等方面分析了公共危机事件中谣言传播的特征,并提出了谣言治理的对策。
唐钰[3]（2021）在《谣言止于智者：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主题的海报设计研究》文中认为2020年的岁末年初,新冠疫情初现,由于其传播能力之强、影响范围之广和持续时间长的特点都是前所未有的,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全球蔓延。与此同时,不断出现与新冠疫情防控相关的谣言,并在民众间广为流传,造成恶劣影响。通过互联网传播的谣言是影响力度最大的。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民数量的空前庞大,新媒体的不断兴起,使得疫情谣言的传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播速度与范围呈等比级数增长。疫情谣言的传播具有虚假性、迷惑性、传播速度快,甚至出现病毒式传播态势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公众恐慌情绪的蔓延,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疫情的防控秩序。为助力疫情防控,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辨析与治理新冠疫情网络谣言势在必行。为了使大众能够清晰识别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种网络谣言,笔者选择以“谣言止于智者: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主题的海报设计研究”为主题,以海报为传播载体进行设计创作,运用“简形丰意”的图形设计思想,从“合形扩意”“一形多意”“序形添意”及“减形增意”方面探究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的视觉呈现,让社会大众关注并具有辨别能力,减弱和杜绝网络谣言产生的各种影响。在设计研究过程中,笔者根据主题内容,从两个方面思考进行海报设计。首先,笔者对2020年1月份至10月份期间出现的疫情谣言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归纳出主要的七种套路方式:“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歪曲事实”“夸大其词”“伪装权威”“贩卖焦虑”和“断章取义”,并对这些套路方式进行系列海报设计,希望可以用简洁的图形来揭示不同谣言的骗术,让社会大众可以明辨是非。其次,从“消灭谣言,让社会更美好”角度出发,笔者创作设计多幅海报,倡议创造美好的网络社会环境,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真正实现“谣言止于智者”,为和谐的社会网络环境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高云云[4]（2020）在《网络商业诋毁行为司法案例研究》文中指出市场竞争环境下,商业诋毁纠纷由来已久。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在各领域持续发酵,商业诋毁的情形愈发多样,构成要件也更加复杂。由此带来的司法审判中对于行为性质的认定差异,不仅不利于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预测和指引,也影响司法机关公信力的实现。本文通过法律法规调查发现,法律条文中对于商业诋毁的规定局限于原则性的定义,而缺乏对行为方式和内容的具体指引。司法实践中,商业诋毁行为主要利用互联网实施,表现出技术性、隐蔽性的特点,侵权情形更加多样和复杂。因此,本文将商业诋毁行为类型化为实名散布型、匿名评论型和恶意拦截型三种,实名散布型商业诋毁行为主要依靠了互联网的传播性,而后两种则主要依靠技术性、隐蔽性的特点。随后,为探究不同类型的网络商业诋毁行为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的差异,本文进行了案例调查和国内外观点汇总。本文引用的全部裁判文书来源自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商业诋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下载了共计400余篇裁判文书,从中选取183件详细分析（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的计1件,判决文书分析总表详见附录）。其中利用互联网为工具实施的商业诋毁案件共计168件,占绝大多数。各地法院在主体认定上显示出扩大竞争关系范围的趋势,而在诋毁行为的主客观认定和责任承担方式的做法上则存在差异甚至迥异的做法,表现出竞争关系主体界限模糊、诋毁信息要素认定不明、商誉损害判断缺乏标准等问题。最后,根据调查中发现的司法认定难点和争议,本文指出法院审判此类案件时应当规范认定流程和用语,按照对“行为要素-信息真实性-主体适格-责任承担”一一进行确认的思路规范审理流程。本文认为网络商业诋毁行为应当坚持“单一行为模式+主体过错”原则,即针对不同行为主体适用不同的过错原则,竞争主体发表的言论应当具有更高的审慎义务,在符合过错要件的情形下单独实施编造或传播的任一行为均可认定为侵权。而在责任承担方面,是否应当将“赔礼道歉”作为商业诋毁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则需要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分析,摒弃“一刀切”的当然做法。此外,针对赔偿数额的认定应当考虑行为已经和可能造成的损害,适当引入惩罚性赔偿。在法律层面,需要完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于复杂违法主体,如单位犯罪、网络水军等情形适用不同部门法予以规制,通过不同措施更有效打击网络商业诋毁行为。
张娟[5]（2020）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使保种、保教、保国成了时代的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思想重构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活剧,其核心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近代政治变革的先驱,他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之路,他的政治变革主张既内涵深厚的政治意蕴,又富有精湛的伦理思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对个体的重视以及对民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的普遍追求,也昭示了近代中西方伦理思想由交锋到融合的可能。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明显的分歧和断裂。戊戌政变前,他高呼“民权”、“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来反对封建专制、等级伦理以及禁欲主义,提倡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希冀对腐而不亡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及等级伦理进行全面的变革。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道德,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之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康有为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政治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却仍停留于原位,固执地把“忠君”与“救国”、“封建皇帝”与“变法”联系起来,皇帝成为变法成功与救亡图存的必要条件,由此他提出“保皇”、“立教”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参与违背历史发展的复辟帝制运动,曾经的维新派领导人物退变为最大的保皇派与反动的封建遗老。很显然,康有为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诉求已经不再是争取民权与平等,而是侧重于对君主的效忠和对君权的坚守,这无疑是对传统等级伦理的复辟。与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国情发展的革命思潮相比,康有为后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倒退性与反动性。康有为为何没有继续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投入革命,他所谓的保皇、立宪、渐进、改良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看似矛盾的政治伦理思想背后是否隐藏着连接与贯穿的线索?他于历史交替之际所进行的政治变革与道德转型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有何警醒与借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来深入探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基础、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渐进改良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贯穿于康有看似矛盾与断裂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线索即“为民”与“为人”的仁道关怀。深受西方社会契约论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康有为将国视为民之公产,认为君与民应是对等的关系,均为天下之主。又因人皆由元而生,人在本质上是平等且独立的,由此得出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在生而平等的人类公理指引下,康有为指出非人道的专制政治终将被凸显人地位与价值的民主政治所取代,立宪政治体现了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君主立宪制度则是近代中国在现实国情下能够发扬君主优势以克制激进民主乱相的最佳策略。康有为的政治伦理实践也遵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指向,他执着于君主制与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流血与伤民,“保民”、“安民”、“治安为尚”是其主张渐进路径的重要考量。为实现富国以养民,他提出发展物质为近代中国救国之急方。同时,重视“智”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主张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通过凸显“智”的先行性来修正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为本,智为辅”的仁本主义哲学体系;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康有为构建了一幅远高于现实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大同以人人生而平等为构建准则,以仁道进化为前进动力,以“去苦求乐”为终极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绝对公享、公有的制度化构建基础上,大同最终实现了德福一致的至乐境界。康有为的现实政治实践意在为国人“救苦”,而社会理想则意在为全人类“救苦”,为全人类谋求幸福是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现实与理想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思想线最终统一于“救苦”与“求乐”的人道关怀之中。受时代与阶级属性的限制,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他努力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和新观念,却又固执地将其镶嵌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带有“旧瓶装新酒”的色彩,反映了其革新思想的不彻底性;他宣扬民主与民权,却又顽固地坚守君主立宪;他设计了大同理想社会,却又用三世进化理论将其置于空想。总之,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由于这些局限,导致他后期政治伦理思想明显的倒退与反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近代思想变革的历史悲剧,但也是一种历史的探索,通过分析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学识涵养与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结合下所产生深邃洞见、他审视世事的理性精神、贯穿于其思想体系中的仁道情结与人道关怀、对人欲的认肯以及以“人”为政治价值核心的确立。这些积极的因素,值得后人借鉴。
马立德,李占一[6]（2020）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特点、影响与对策建议》文中研究表明始发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发酵,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逆行前往武汉的医务工作者令人动容,我国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得到世卫组织认可。与此同时,网上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谣言信息,给防控工作的开展带来不利影响。相较于2003年非典疫情,本次网络谣言呈现出新的传播机制,在社交媒体时代多元的信息传播环境中,每一个人都成了手持"麦克风"的信息传播者。如何治理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成为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网络谣言治理能力应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能力之一。
徐媛[7]（2019）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信息社会深化发展,新兴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即时通讯服务工具微信的推广运营,推开自媒体的大门,微信社交媒体成为众多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首选社交软件。网络发展具有双面性,社交媒体兴盛,既带来机遇,也迎来各种挑战。微信场域自身虚拟、半匿名性特质,滋生了谣言、虚假消息以及丑化国家利益的言论等系列负面现象的呈现。面对微信传播过程中种种不合理表象,要坚定主流价值思想引领,掌握好媒介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既要用主流思想指导媒体纵深发展,还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将正能量、主旋律传播出去,占领主流价值舆论制高点。本文通过剖析互联网环境下微信的生长态势,挖掘微信传播内在矛盾与问题。坚定正确的立场与方法,以主流意识形态疏导微信传播正向发展。在文中梳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微信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描述微信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的现状调查,列举微信传播中出现问题的相关案例。结合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对微信传播提出有效的规制对策。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论文选题的背景与缘由、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论文创新点。第二章集中从内涵、特征以及功能等方面分别对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微信传播和微信传播规制的理论体系进行有效梳理,厘清主流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承合关系。第三章重在研析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规制的内在逻辑关系。自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微信存在必要联系。主流价值要加强与媒体的互动融合,了解媒介发展规律,借用媒介的力量,加强主流权威,占领新兴舆论场;微信更需在主流思想、主流价值的引领下,规范运行。微信传播规制,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是实现“中国梦”的舆论基础,是新时代弘扬主旋律的要求。新时代,要积极净化舆情传播空间,搭建官民互动平台,知晓民意,加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新时代,要主动促进媒介与主流声音的互融互通,以民众喜闻乐见的融合方式传播正能量,即时掌握媒介的时、度、效,把握舆论主战场。第四章主要阐述微信传播失范的现象。运用问卷星网上问卷调查平台,面向社会公众,随机性发放问卷并进行实时问卷收集与整理,运用SPSS统计分析技术对所收集的有效问卷进行分析与处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目前微信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探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对此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以及分析微信传播规制的现状。第五章分别从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对象、效果五个方面提出微信传播规制对策。国家、企业、社会三方应加强合力,培养意见领袖,打造主流公众号,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对传播内容应加强把关力度,实行关键词筛滤,建立有效的监督预警机制,以保障传播空间的纯净;实施分层管理与权责均衡的管理模式,加强主流公众号的推送,规范朋友圈的商业行径,正确引导私人聊;提升用户媒介素养,引导网民理性建言,运行实名制管理模式,尊重网民自由权益的落实;加强微信传播舆情监测,政府增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徐文娟[8]（2019）在《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重特大疾病的概念存在医学和经济学两种解释,医学上以病种为划分标准,将恶性肿瘤等对人体健康损害相对严重的疾病认定为重特大疾病;经济学上以医疗费用为划分标准,当患病后的医疗费用超过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进而严重影响患者及家庭的正常生活时,即可认定为重特大疾病。本文对于重特大疾病的界定,吸收了以上两种解释,即当出现某些特定病种,或者花费的医疗费用超过某一标准时,均认定为发生了重特大疾病。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是指国家通过合理的方法筹集医疗资金,保障国民在罹患重特大疾病时平等地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的一种制度。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依附和依存于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是从解决大病医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梳理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从医疗资金相关的医疗费用筹资层面来讲,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等制度模块;同时为确保筹集的医疗资金合理使用,还要设计必要的医疗费用给付机制来控制和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实现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这就涉及到医疗资源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层面,包括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药品的生产流通等制度模块。我国初步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但对极少数因重特大疾病造成灾难性卫生支出的社会成员和家庭保障不足是不争的事实,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仍在现实生活中不时上演。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快的历史进程中,在重疾风险日趋严峻的现实挑战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点,如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已成为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重新审视和梳理,推动建立完善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补齐全民医保制度在防范灾难性卫生支出方面存在的短板,解决国民因为重特大疾病陷入经济困境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切实保障全体国民的健康权。本文关于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突破了以往研究注重医疗保险或医疗救助等单一医疗保障制度模块的局限,着眼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将研究范畴延展为与医疗资源相关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与医疗资金相关的医疗费用筹资制度两大制度体系多个制度模块,构建了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的完整框架;二是聚焦于解决重特大疾病造成的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成熟做法,创新性地提出自付费用封顶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作为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样本数据,对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的筹资水平和待遇标准等进行了测算,验证了制度设想的可行性。本文试图厘清以下问题: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应该包括哪些组成部分,如何演进成今天的形态?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运行现状如何,化解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效果如何?发达国家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有何借鉴之处?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该往何处去?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遵循“理论研究基础——本国制度评估——国际经验借鉴——重点制度设计——顶层设计探究”的研究脉络,以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费用筹资两大制度体系,疾病预防、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等模块串联全篇并展开研究。本文共九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阐明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在梳理和回顾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指出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研究的理论基础。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通过回顾与梳理风险管理、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等相关理论,本文认为,医疗卫生产品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领域,医疗卫生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补充作用,综合运用预防型、缓冲型、补偿型和应对型等疾病风险管理策略,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第三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概念,是随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正式提出的,但事实上“保大病”的理念一直蕴含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而被赋予不同的定义与内涵。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实际上是从解决大病医治的视角,去审视、解读和梳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七十年的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在过去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镇和农村实行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社会流动性上升和城镇化水平提高,推动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逐步从以地域划分、城镇与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行,转向以职域划分、职工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行。总体上,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与发展的重点始终是需求侧的筹资制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构成的国家保障模式下,个人无需为医疗费用担忧,真正的难题留给了供给层面;到了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为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负担问题,我国先后出台了针对不同群体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大病保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等多个制度模块,主要还是需求侧的筹资制度改革。“路径依赖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施加给现在的选择集的约束”。完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需要突破单兵推进式的路径依赖。供给与需求是经济体的两个侧面,分属经济活动的两端,可谓“一体两面”。看病难、看病贵,实质是优质医疗卫生服务供不应求,背后是供给侧的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和需求侧的医疗服务费用分摊的双重问题叠加而成。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发力,需要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协同改革。第四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运行分析。我国为完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显着成绩。从医疗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层面看,我国城乡居民卫生服务需求持续加大,随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利用量显着增加,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显着提升,2017年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医疗费用筹资层面看,我国医疗卫生费用的筹资结构逐步趋向合理。2017年,政府、社会和个人卫生支出在全国卫生总费用支出中的占比分别为28.91%、42.32%和28.77%。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总体参保率达到94.23%,商业健康险的规模不断壮大,慈善基金组织得到快速发展,由社会医疗保障、商业健康保险、社会捐赠援助等构成的社会卫生支出已成为最主要的筹资主体,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的占比逐年下降,这也预示着我国一直积极打造的社会化的医疗费用筹资制度初见成效。以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等制度构成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为国民防范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筑起了五重防线,从制度层面基本可以确保大病患者不至于陷入绝境。但是,医院门诊费用和人均住院费用连年上涨,仍存在一定比例的群众因为经济困难需就诊未就诊、需住院未住院。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封顶线、报销比例、目录内的合规医疗费用等报销限制,使得部分低收入群体仍然暴露在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风险之下。根据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样本数据测算,以现金卫生支出占家庭支付能力的40%为灾难性卫生支出的界定标准,大约16.5%的家庭遭受了灾难性卫生支出1,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强度为24%,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因病致贫率为8.6%。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总体上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呈下降趋势,如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分别为12.6%和18.2%,经济五等分组（从最贫困家庭到最富裕家庭）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依次为20.8%、17.6%、16.8%、14.0%、13.1%;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强度在城乡之间和经济五等分组之间的差异则相对不大。同时,实证研究表明,家庭规模较小、健康状况较差、经济实力较弱、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影响。近年来因无力承担灾难性卫生支出而发生多起极端事件,如北京下岗人员违法“刻章救妻”,河北村民忍痛用钢锯锯掉溃烂的右腿,重庆农妇用菜刀自剖腹部放出积水,浙江老父母自制呼吸机为儿子续命,江苏尿毒症患者在家用土法自行做血透治疗,等等。这一件件令人唏嘘的案例,向我国的医疗保障水平发出考问,也凸显出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第五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一,从制度演进方面来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人群经历了从保少数人、到保大多数人再到保所有人的演变,但依然未能完全分散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少数社会成员的特殊困难更加凸显,成为关乎社会稳定、关乎国家形象的热点问题;第二,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的执行情况来看,多层次的医疗筹资体系未真正建立,起主力军作用的是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强制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自愿参保,有一定比例的居民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仍游离在医疗保障的安全网之外;第三,从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执行情况来看,市场化导向推动医疗服务资源向高端服务集中和高购买力地区集中,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医疗可及性差,罹患重特大疾病时的看病远、看病难问题突出;第四,从整个制度体系的运转情况来看,代表需方的医疗筹资部门没有形成对代表供方的医疗服务机构的有效制约和费用控制机制,未来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筹资压力巨大;第五,从具体制度的运行模式来看,大病保险“公私合作”的创新性探索还不成熟,需要处理好社保经办机构与商业保险机构等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具体规则和操作细节上仍有待规范、细化。第六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主要原因在于,改革缺乏顶层设计,对于医疗保障制度要建设的目标模式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方案,普惠加特惠的保障体系未建立;医疗卫生管理职能分散,制度碎片化和治理碎片化并存,使得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不足,医疗保险、补充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制度的互补衔接不够;医疗机构激励机制不合理,存在抬高成本的内在动力,造成医疗资源向上集中和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医保经办机构管理基础和能力弱,战略购买职能未落实,未能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形成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局面,国家医疗卫生资源投入没能转化为病人医药费用负担的减轻,等等。第七章,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国际借鉴。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是全球性课题。研究分析其他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虽然不能简单地以移花接木式的拿来主义去复制他国经验,但可以启发和指导我国的制度设计。本文选取了四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来做比较研究。其中,美国医疗保障模式是市场化导向的典型代表,其覆盖面低、公平性差的特征,充分表明市场自由竞争下形成的医疗卫生服务有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但其管理式医疗、按疾病诊断付费DRGs等做法具有先进性。英国医疗保障模式是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英国公民可享受几乎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全科医生首诊等制度安排来改善和提升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德国和日本的医疗保障模式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均实现全民覆盖,且兼顾公平与效率;强调以家庭为单位连带参保,费用报销可按家庭合计值核算;医疗供给机构和医疗保险机构分散,赋予参保人在不同机构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力,允许个人自由就医而未设立分级诊疗条件,以承办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来保障制度供给的效率;设立个人自付医疗费用的最高限额,以确保国民不会因为疾病经济负担而陷入贫困的窘境。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等各个制度模块的覆盖人群与发展重点存在差异,可分别从不同国家的先进经验中汲取经验。比如,美国商业健康保险业发展成熟,从其产品设计、精算技术,到打造医疗健康产业生态圈、实施管理式医疗、制定医疗费用付费规则,都值得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学习和借鉴;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以相对较低的投入实现了全民的免费医疗,其全科医生制度和分级转诊体系对于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优化有着重要参考意义;德国和日本对个人自付费用设置最高限额的制度设计,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从基金给付封顶转向个人自付费用封顶,切实防范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提供了有益参照。第八章,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筹资与给付测算。自付封顶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是一项创新尝试,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样本数据,对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筹资水平和待遇水平等进行了测算,以论证此制度设想的可行性。经测算后建议,可将防止因病致贫风险作为制度起步阶段的主要目标,按照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以下、60%-300%、300%以上划分为三档,对不同收入分档设定不同的起付标准,起付标准可分别定为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250%、500%,个人自付的最高限额为高出起付标准部分的目录内医疗费用的5%。第九章,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设计。经过梳理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面临的问题,借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经验,本文认为,新时代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应该坚持“三个结合”,即预防与治疗相结合、费用补偿与服务供给相结合、一般性制度体系构建与重点制度设计相结合,坚守计划经济时期以疾病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工作理念和突出公益性的医疗卫生工作原则,持续完善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商业健康保险制度、医疗救助和慈善援助制度,重点将当前运行的大病保险制度变革为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将医保基金支付的封顶线变革为个人或家庭医疗费用支出的封顶线,同时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促进“三医联动”,最终重塑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人人享有适度的医疗保障的目标。创新即是挑战。本文将疾病预防、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纳入医疗保障体系的统一框架进行顶层设计,尚属前瞻性尝试,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广度,本文的理论分析特别是对于部分细分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同时,本文关于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制度设计主要是框架性建议。目前全国各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缴付标准与待遇标准不一,承担主体责任的基本医保制度与承担托底责任的救助制度、承担封顶责任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等各个制度模块之间的衔接点也存在差异。囿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取,本文就提出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设想仅做了粗略测算,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刘须宽[9]（2019）在《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发展态势及对策》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立场是确立社会发展方向、国家制度性质与民族精神价值的坐标。意识形态的是非观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只有切实认清意识形态认知中的非科学论、终结论、趋同论、价值伪装论、技术侵蚀论等误区,以及新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阶级本质、整体态势、形式变化和工作对象的新特征,才能精准施策、守住底线。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保持政治定力是关键,必须构建起意识形态建设的大格局谱系;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努力实现两个舆论场的正向转换;顺应视图时代要求,不断革新思想传播手段;抓好两个"关键少数";营造马克思主义群体积极发声、亮剑的舆论态势,方能筑牢防线、前推阵线。
张明旺[10]（2019）在《自媒体背景下公安机关应对涉警网络舆情策略研究——以四川省泸县太伏镇中学事件为例》文中提出泸县太伏镇中学事件是近年发生的一起典型的涉警网络舆情事件,舆情应对处置经验对公安机关有着重大影响。深入剖析舆情的形成及处置措施不足之处,夯实舆情引导基础工作,加强媒体阵地建设,及时跟进事件进展,及时纠正不实报道,严防舆情触底反弹,继续推进善后处理,对公安机关处置涉警网络舆情,正确开展执法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二、谨防“移花接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谨防“移花接木”（论文提纲范文）
（1）徐枕亚《玉梨魂》：骈文体小说与现代情感（论文提纲范文）
| 一、骈散结合的语言构造与浪子寡妇的爱情哀痛 |
| 二、新的时代情绪：新学界与新学生 |
| 三、滥调套语与现代文学语言的道路 |
（2）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与治理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 |
| （一）移花接木的“真相” |
| （二）直击情绪的“关怀” |
| （三）争先恐后的“发声” |
| （四）滤镜背后的“不安” |
| 二、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 |
| （一）权威机构及时公布真相 |
| （二）专业媒体善于把关 |
| （三）网民提高新媒介素养 |
| （四）依法治理网络谣言 |
| 三、结语 |
（3）谣言止于智者：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主题的海报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品图版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课题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的状况和特点分析 |
| (一)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的传播情况 |
| 1. 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的产生与发展 |
| 2. 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 |
| 3. 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带来的社会危害 |
| (二)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的套路方式 |
| 1. 夸大其词 |
| 2. 无中生有 |
| 3. 移花接木 |
| 4. 断章取义 |
| 5. 歪曲事实 |
| 6. 伪装权威 |
| 7. 贩卖焦虑 |
| 二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主题海报的设计思考 |
| (一)设计目标与定位 |
| (二)设计内容和思路 |
| (三) 创意设计表现 |
| 1. 简形丰意的图形设计 |
| 2. 单纯朴实的色彩表现 |
| 3. 层次清晰的版式编排 |
| 三“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的套路方式”系列海报的创作分析 |
| (一)网络谣言的套路方式之“夸大其词” |
| (二)网络谣言的套路方式之“无中生有” |
| (三)网络谣言的套路方式之“移花接木” |
| (四)网络谣言的套路方式之“断章取义” |
| (五)网络谣言的套路方式之“歪曲事实” |
| (六)网络谣言的套路方式之“伪装权威” |
| (七)疫情谣言的套路方式之“贩卖焦虑” |
| 四“消灭谣言,让社会更美好”系列海报的创作分析 |
| (一)做一个“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的好公民! |
| (二)让谣言无处遁形! |
| (三)消灭谣言,让社会更美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4）网络商业诋毁行为司法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商业诋毁行为的界定 |
| 一、商业诋毁行为的概念 |
|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诋毁条款 |
| (二)不同法律中的商业诋毁条款对比 |
| 二、网络商业诋毁行为的分类及特点 |
| (一)网络商业诋毁行为的分类 |
| (二)网络商业诋毁纠纷的特点 |
| 第二章 有关网络商业诋毁行为的调研结果 |
| 一、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司法认定的调研情况 |
| (一)案件审理流程梳理 |
| (二)判决文书汇总分析 |
| 二、网络商业诋毁行为各构成要件认定的调研结果 |
| (一)对竞争关系认定的调研结果 |
| (二)对客观行为认定的调研结果 |
| (三)对主观方面认定的调研结果 |
| (四)对结果要件认定的调研结果 |
| 三、网络商业诋毁行为责任承担的调研结果 |
| (一)责任承担的相关法律规定 |
| (二)责任承担的司法认定结果 |
| 第三章 网络商业诋毁行为的司法认定难点 |
| 一、各构成要件的司法认定难点 |
| (一)竞争关系主体界限模糊 |
| (二)诋毁信息认定要件不明 |
| (三)主观归责原则理论争议 |
| (四)商誉损害判断缺乏标准 |
| 二、责任承担方式的司法认定难点 |
| (一)侵权声明实效难以保证 |
| (二)赔礼道歉适用饱受争议 |
| (三)赔偿金额计算缺乏标准 |
| 第四章 完善网络商业诋毁纠纷审理的建议 |
| 一、规范认定思路,梳理认定流程 |
| (一)具体事实精准阐明 |
| (二)损害结果区分认定 |
| 二、提升审判水平,实现同案同判 |
| (一)规范竞争关系内涵 |
| (二)明确诋毁言论界限 |
| (三)区分不同行为的过错要求 |
| (四)结合具体行为认定诋毁结果 |
| 三、完善法律规定,推动责任承担 |
| (一)细化消除影响的方式 |
| (二)统一赔礼道歉的适用条件 |
| (三)明确赔偿损失的计算依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商业诋毁案例统计表 |
（5）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和时代主题 |
| 一、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 |
| 二、“天命论”衰弱带来的价值危机 |
| 三、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学术历程 |
| 一、幼年家庭影响 |
| 二、师从朱次琦 |
| 三、广涉西学新思想 |
| 四、转向今文经学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冲突与转折 |
| 一、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衰败 |
| 二、近代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东传 |
| 三、近代中国新旧政治伦理的交锋 |
| 第二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渊源 |
| 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
| 二、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理论 |
| 三、佛教的慈悲平等观念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 |
| 一、民主政治价值观念 |
| 二、自然科学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政治伦理的哲学基础 |
| 一、以元统天的本体论 |
| 二、爱恶自然的人性论 |
| 三、天欲人理的理欲观 |
| 四、三世进化的历史观 |
| 第三章 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人人平等——平等为先验之公理 |
| 一、平等思想的本土源流 |
| 二、平等为人类之公理 |
| 三、平等之法最益于人道 |
| 第二节 天赋民权——人人有自主之权 |
| 一、中国民权思想的缘起 |
| 二、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论证 |
| 一、国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 |
| 二、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 |
| 第四章 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 |
| 第一节 破旧立新——专制政治的必然灭亡 |
| 一、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 |
| 二、废除专制为人道之所以然 |
| 第二节 立宪政治——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一、中国宪政思想的缘起 |
| 二、宪政者合君民而共治 |
| 三、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第三节 君主致治——扬君之势的现实策略 |
| 一、升平之世必君主立宪 |
| 二、千年制度非一日可除 |
| 三、共和之制今必不可行 |
| 第五章 渐进改良政治伦理实践的救国方略 |
| 第一节 渐进改良——治安为尚的路径选择 |
| 一、共和之制共争共乱 |
| 二、先求不乱而后求治 |
| 三、三世进化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物质救国——近代中国的救国之方 |
| 一、中西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 |
| 二、发展物质为救国之急药 |
| 三、欧美胜于物质中国胜于道德 |
| 第三节 以智为导——智统四端的伦理文化 |
| 第六章 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众生平等——均平主义的制度构建 |
| 一、平等的制度构建 |
| 二、平等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去私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构想 |
| 一、去私为公的经济正义 |
| 二、天下为公的政治公正 |
| 第三节 以仁为本——顺乎人道的为政理念 |
| 一、“本体论说”的新立意 |
| 二、“仁道进化”的新构想 |
| 第四节 去苦求乐——德福一致的终极关怀 |
| 一、去苦求乐的终极追求 |
| 二、德福一致的最终实现 |
| 第七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 |
| 一、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实质的掩盖 |
| 二、对中西方政治伦理思想认识与利用的扭曲 |
| 三、君主立宪制度表象与实质之间的相悖 |
| 四、政治伦理思想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 |
| 五、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
| 六、大同社会理想的空想与虚妄 |
| 第二节 历史价值 |
| 一、强调了政治伦理的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 |
| 二、提倡以理性指导社会改造 |
| 三、启迪了近代的政治变革 |
| 第三节 当代启示 |
| 一、政治伦理的建构要吸收本土文化资源 |
| 二、政治改革要顺应国情与大势 |
| 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需有创新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重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特点、影响与对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网络谣言传播的新特点 |
| 网络谣言产生的社会影响 |
| 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建议 |
（7）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政策要求 |
| 1.1.3 微信用户现状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规制的基础理论分析 |
| 2.1 意识形态的内涵、特征及功能 |
| 2.1.1 意识形态的内涵 |
| 2.1.2 意识形态的特征 |
| 2.1.3 意识形态的功能 |
| 2.2 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特征及功能 |
| 2.2.1 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 |
| 2.2.2 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 |
| 2.2.3 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 |
| 2.3 微信传播的内涵、特征及分类 |
| 2.3.1 微信的诞生及特征 |
| 2.3.2 微信传播的内涵 |
| 2.3.3 微信传播的特征 |
| 2.3.4 微信传播的分类 |
| 2.4 微信传播规制的内涵及功能 |
| 2.4.1 规制的内涵 |
| 2.4.2 微信传播规制的主要内容 |
| 2.4.3 微信传播规制的功能 |
| 第三章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规制的逻辑理性 |
| 3.1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规制的导向作用 |
| 3.1.1 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 |
| 3.1.2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 |
| 3.1.3 扩大政务公众号的主流影响力 |
| 3.2 微信传播规制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 |
| 3.2.1 净化舆情传播空间,唱响主旋律 |
| 3.2.2 搭建官民互通平台,实现零距离 |
| 3.2.3 创设理论开放渠道,提升认同度 |
| 3.3 微信传播规制是实现“中国梦”的舆论基础 |
| 3.3.1 诵读与传承理论经典,行走中国道路 |
| 3.3.2 捕捉与调适公众情绪,弘扬中国精神 |
| 3.3.3 汇集与知晓网络民意,凝聚中国力量 |
| 3.4 微信传播规制是新时代弘扬主旋律的要求 |
| 3.4.1 推动党的声音进入用户终端,塑造新兴舆论场 |
| 3.4.2 以民众喜闻乐见的融合形式,传播积极正能量 |
| 3.4.3 精准研判媒介的时、度、效,把握战略主动权 |
| 第四章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的失范现象研究 |
| 4.1 微信传播失范的表现 |
| 4.1.1 微信公众号传播的失范表现 |
| 4.1.2 微信朋友圈传播的失范表现 |
| 4.1.3 微信私人聊传播的失范表现 |
| 4.2 微信传播失范的现状调查 |
| 4.2.1 问卷收集 |
| 4.2.2 研究分析 |
| 4.2.3 研究发现 |
| 4.3 微信传播失范的原因分析 |
| 4.3.1 微信平台“把关”弱化 |
| 4.3.2 微信空间半匿名性 |
| 4.3.3 微信用户“速度”式社交心态 |
| 4.3.4 少数受众道德素养缺失 |
| 4.4 微信传播规制的现状 |
| 4.4.1 微信传播的主体规制现状 |
| 4.4.2 微信传播的内容规制现状 |
| 4.4.3 微信传播的渠道规制现状 |
| 4.4.4 微信传播的对象规制现状 |
| 4.4.5 微信传播的效果规制现状 |
| 第五章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规制的对策研究 |
| 5.1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的主体规制对策 |
| 5.1.1 国家、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
| 5.1.2 打造主流公众号,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
| 5.1.3 实施分层管理与权责均衡 |
| 5.2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内容规制对策 |
| 5.2.1 增投“把关”力度 |
| 5.2.2 把控“异端”信息转发量 |
| 5.2.3 设置“关键词”筛滤 |
| 5.3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的渠道规制对策 |
| 5.3.1 加强主流公众号推送 |
| 5.3.2 规范朋友圈商业行径 |
| 5.3.3 正确引导微信私人聊 |
| 5.4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的对象规制对策 |
| 5.4.1 加强网民自律性教育 |
| 5.4.2 提升用户媒介素养 |
| 5.4.3 以制度引导网民 |
| 5.5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的效果规制对策 |
| 5.5.1 加强微信传播舆情监测 |
| 5.5.2 政府增强微信传播舆情应对能力 |
| 5.5.3 强化榜样示范作用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风险管理理论 |
| 2.2 供给与需求理论 |
| 2.3 政府与市场理论 |
| 2.4 公平与效率理论 |
| 第3章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 |
| 3.1 医疗保障制度发展概述 |
| 3.2 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发展 |
| 3.3 医疗费用筹资制度的发展 |
| 3.4 本章小结:制度完善永无止境 |
| 第4章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的运行分析 |
| 4.1 基于全国数据的总体描述 |
| 4.2 基于CHARLS数据的样本分析 |
| 4.3 五则社会极端案例分析 |
| 4.4 本章小结:制度照进现实 |
| 第5章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5.1 全民医保制度下少数社会成员的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凸显 |
| 5.2 多层次保障体系尚未成型,仍有部分弱势群体在保障网之外 |
| 5.3 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医疗可及性差 |
| 5.4 医疗卫生服务与医疗费用筹资制度未形成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局面 |
| 5.5 大病保险“公私合作”运行模式尚不成熟,可持续性及法治保障不足 |
| 5.6 持续面临人口老龄化、重疾年轻化、健康扩大化三重挑战 |
| 5.7 本章小结:敢问路在何方 |
| 第6章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1 改革缺乏顶层设计,普惠加特惠的保障体系未建立 |
| 6.2 医疗卫生管理职能分散,制度碎片化与治理碎片化并存 |
| 6.3 医疗机构激励机制不合理,存在抬高成本的内在动力 |
| 6.4 医保经办机构管理基础和能力弱,战略购买职能未落实 |
| 6.5 本章小结:踏平坎坷成大道 |
| 第7章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国际借鉴 |
| 7.1 从国际比较视角评价我国制度成效 |
| 7.2 美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
| 7.3 英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
| 7.4 德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
| 7.5 日本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
| 7.6 本章小结:他山之石可攻玉 |
| 第8章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筹资与给付测算 |
| 8.1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模式选择 |
| 8.2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筹资与给付的测算方式 |
| 8.3 基于CHARLS数据的测算结果 |
| 8.4 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的方案设计 |
| 8.5 本章小结:牵一发而动全身 |
| 第9章 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设计 |
| 9.1 统筹规划,强化医疗保障制度顶层设计 |
| 9.2 以人为本,重塑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
| 9.3 多方参与,拓宽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筹资渠道 |
| 9.4 自付封顶,建立独立的高额医疗费用补充保险制度 |
| 9.5 科学控费,发挥医保支付连接供需两方的桥梁作用 |
| 9.6 本章小结:新起点上再出发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发展态势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一、意识形态认知的几个误区 |
| 第一, 意识形态非科学性的认知误区。 |
| 第二, 意识形态是无规律的价值伪装。 |
| 第三,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认知误区。 |
| 第四, 两种意识形态趋同的认知误区。 |
| 第五, 技术对意识形态的侵蚀消解的认知误区。 |
| 二、认清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新变化 |
| 第一, 认清意识形态斗争的阶级本质。 |
| 第二, 认清当前思想斗争的整体态势。 |
| 第三, 认清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变化。 |
| 第四, 认清视频读图时代的“新一代”。 |
|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应对之策 |
（10）自媒体背景下公安机关应对涉警网络舆情策略研究——以四川省泸县太伏镇中学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太伏中学事件回顾 |
| 三、太伏中学事件舆情处置不足之处 |
| (一) 事件调查不及时 |
| (二) 社会管控不及时 |
| (三) 舆情引导不及时 |
| 四、公安机关应对涉警网络舆情策略 |
| (一) 提高思想意识, 夯实舆情引导基础工作 |
| 1. 坚定贯彻“三同步”原则。 |
| 2. 提升舆情处置危机意识。 |
| 3. 加强舆情处置队伍建设。 |
| 4. 建立舆情宣传部门。 |
| 5. 把握舆情应对规律。 |
| (二) 充分利用自媒体平台, 加强媒体阵地建设 |
| (三) 及时跟进事件进展, 主动回应网民质疑 |
| (四) 及时纠正不实报道, 严厉打击造谣跟风者 |
| (五) 跟进措施, 严防舆情触底反弹 |
| (六) 以人为本, 继续做好善后工作 |
四、谨防“移花接木”（论文参考文献）
- [1]徐枕亚《玉梨魂》：骈文体小说与现代情感[J]. 文贵良. 小说评论, 2022(01)
- [2]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与治理策略[J]. 蒋颖. 新闻界, 2021(11)
- [3]谣言止于智者：新冠疫情下网络谣言主题的海报设计研究[D]. 唐钰.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网络商业诋毁行为司法案例研究[D]. 高云云. 中国政法大学, 2020(12)
- [5]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张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重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特点、影响与对策建议[J]. 马立德,李占一. 新闻战线, 2020(03)
- [7]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微信传播规制研究[D]. 徐媛. 重庆交通大学, 2019(06)
- [8]我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D]. 徐文娟.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9]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发展态势及对策[J]. 刘须宽.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04)
- [10]自媒体背景下公安机关应对涉警网络舆情策略研究——以四川省泸县太伏镇中学事件为例[J]. 张明旺.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