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球峰会达成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协议（论文文献综述）
余珍艳[1]（2021）在《中国—东盟国家南海区域合作机制构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何妤如[2]（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朱晖[3]（2021）在《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渔业资源丰富,自建国以后至今,我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提升渔业产量,发展海洋渔业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发展道路。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水产品产量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连续稳居世界首位。其中,沿岸和近海水域是我国的主要渔场,主要渔汛、经济鱼类和水产品均产于这些水域,因此一直是海洋捕捞作业的主要区域。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和渔业政策的调整,沿海渔业养殖规模在不断扩大,捕捞规模被不断限缩,迄今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但由于渔船、渔具的大量投入,捕捞强度过大,整体沿海海域的渔业资源整体衰退,再加上周边国家对所管辖海域的渔业管控日趋严格,外海的部分渔船被迫退向近岸。而此时原本在潮间带至7-10米等深线以内的滩涂和近海养殖,随着养殖业的扩张,养殖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海洋牧场和底播养殖、人工鱼礁的不断普及,养殖区域不断向外海拓展,覆盖到了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船作业场所。养殖权人根据取得的许可设定养殖范围,禁止捕捞船舶进入划定的养殖区域。而这些区域原本是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业船舶作业的区域,渔民认为其已经取得了捕捞许可,有权捕捞野生鱼类,因此无视养殖权人设立的界限仍然进入养殖区进行捕捞,但养殖权人则认为捕捞者侵犯了其对海域的占有和使用权利,于是近海养殖和捕捞纠纷不断,引发了有关海域之争。这不仅导致了捕捞权人和养殖权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造成了渔民与主管部门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了养殖者、捕捞者、主管部门三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这也凸显出我国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两个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一是渔业资源的严重匮乏与急剧增长的对优质渔业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为保护海洋资源而实行的限制捕捞制度与传统渔民权利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尖锐的表现就是涉外事件日益增多,中国渔船屡屡在域外因非法捕捞作业而被查处,并引发国际纷争;海域使用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表面来看养殖和捕捞的纠纷是用海纠纷,实质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之间的协调问题,即作为主体的人在利用海洋过程,对利益的争夺与海洋渔业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其背后隐藏的是海域资源配置和渔业管理的问题。究其根本是人类对海洋利用的价值取向和国际海洋秩序及渔业政策发展变化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养殖权和捕捞权冲突的表现和成因分析来发现冲突的根源所在,从制度完善和管理变革两个方面为冲突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并进行路径上的探索。渔业权冲突的本质是利益之间的冲突,利益失衡必然引发权利之争。利益的平衡和权利冲突仅仅依靠市场自动调节难以解决,最终还是要靠政府干预。以市场为中心的产权制度曾被提出认为可以解决渔业管理中的过度捕捞和权利分配等问题,但由于渔业资源的特殊性和缺乏整体协调大多数努力都失败了。渔业权制度设计的实质是对不同渔民群体的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及利益表达的过程,即解决有限的渔业资源在相关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权利分配本质是正义问题,即如何公平地分配社会成果,分担社会成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法律规范、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都是社会关系外化的表现。人们对权利的追求即是要实现自身在现实社会规范中的价值。法治社会要求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和谐,法律对权力和权利内容的规定要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此,基于社会正义的维度,要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以应得与所得的合理程度为表征,由政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不公加以纠正。通过干预实现不同渔业主体在市场中的公平交换,以解决交换过程资源的不平等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称。其核心是作为主体的渔民无论在分配的哪个阶段,都能平等享有基本权利。此外,人类发展的多重性决定正义是多层面、多视角的,正义不能仅局限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应放眼于整个自然界和生态系统,在自然规律中不断协调,加以融合。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有着多元化的追求。为了实现人类共同向往的自由,应当通过对实然世界的考查,实现对应然世界的追求,完成人性善的飞跃,因此,分配正义应当上升到生态正义的维度。基于生态正义理论,渔业资源的分配正义至少应当包括种际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强调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敬畏海洋,尊重所有海洋生物物种,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呵护海洋生态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和肆意掠夺渔业资源。基于正义理念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公正分配,是解决渔业权冲突的根本路径,但正义的实现要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历史上,对渔业资源不可枯竭的认识和海洋自由论消除了对渔业发展的担忧,实现了船队和渔具的现代化;但过度捕捞和资源衰竭的现实又使人们重新审视渔业发展的视角,提出了许可制度和渔业配额制度等限制管理措施。我国渔业政策由此经历了由鼓励捕捞到限制捕捞、以养为主、养捕结合的转变,特别是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海域的规范管理。但长久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背景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都完全以人类为中心,以获得资本最大化为目标,无视资源的有限性而竭力提升捕捞能力、加大养殖密度以获取最大利益,导致过度捕捞、海域污染和渔业资源的衰竭。渔业权的冲突是利益争夺私权滥用的表现,也是政策调整过程中政府不当干预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关系的弥散与扩张,市场主体间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在不断加深,具有广泛性的渔业秩序不再是传统民事主体的私权秩序,而是进入多重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行使方式的复合阶段。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性质、特点和排他性均不同,仅依靠行为人之间的自行约束已显不足,因此由带有共同约束属性的公权力介入管理已有必要。从渔业管理的层面上来看,现有管理体系存在体制混乱和权限不明等问题。因此应转变渔业管理的思路,在权利保护方面,通过对不同的渔业主体采取不同的倾斜保护政策,从而对养殖权人和捕捞权人的权利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在制度建构方面,一方面基于社会正义,对传统渔民的入渔权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基于生态正义,完善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海洋保护区制度以及海域分层确权制度。在管理模式方面,推行渔业综合管理模式,实施渔业综合授权许可和综合执法体制,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科学管理提供决策信息。
张春宇[4]（2021）在《蓝色经济赋能中非“海上丝路”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文中指出推动中非蓝色经济合作,正在成为中非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实现双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中非双方都是蓝色经济理念的重要推动者。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蓝色经济均实现了快速增长。非洲国家发展蓝色经济意愿强烈,但基础薄弱,亟需外部合作;中国蓝色经济的发展阶段、技术和管理水平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端,与非洲国家形成了渐次梯队;中非双方的发展意愿及较强的供需匹配度为加强蓝色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中非蓝色经济合作已具备一定基础。未来,中非双方应在充分考量合作目标、合作约束和合作内容的前提下,强化中非蓝色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加强海运港口、海洋渔业、海洋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共建高质量"海上丝路"。
朱璇[5]（2020）在《可持续发展系列峰会对海洋治理的若干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自1972年至2015年,联合国召开了五次里程碑式全球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环境治理原则,指导了为数众多的海洋治理规范的形成。以该系列会议为代表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通过政治宣言、行动议程及落实机制,高度认可了海洋支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推动确立了一体化途径、生态系统途径、预防原则等一系列海洋治理原则,提出了涵盖传统和新兴问题的全球海洋治理目标体系,从认识上、理念上、工具上和治理目标上引导着海洋治理体系的动态发展。鉴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在当前国际环境博弈趋向复杂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应该高度关注并谨慎分析其会议产出,结合我国利益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李秀华[6]（2020）在《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洋是孕育生命的启点,也是承载地球一切物质往复的最终载体。陆地源生于海洋,看似陆地相对独立的物质循环体系最终依然无法摆脱对海洋的依赖。人类从诞生至今,对整个生态的影响非常之大,其对陆地的物质开发及使用也极大的影响着海洋的生态及环境。尽管海洋环境生态系统作为最大的生态系统有其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但频繁的陆上及海上人类活动、废弃物排放、海洋及陆地资源的过度开发等多种因素打破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引起了海洋污染。而海洋污染物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乃至人类生命健康直接或间接的产生严重的危害。陆地因为国家的存在而具有显着的边界性,对陆地环境的处理往往以各国家和地区独立处理的内部方式为主,而海洋具有无明显边界的区域性,因此海洋环境问题具有环境区域性特征,其往往不能通过单一封闭性的思维去进行处理。海洋环境区域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海洋区域环境的整体治理,强调基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开展区域内各个层次的通力合作。人类针对当前的海洋污染现状探索了 多种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国际机制,不同区域治理机制之间有共性,也有差异性。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目前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海洋污染问题,这些海洋污染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有赖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借鉴已有的国际合作经验,克服区域治理中的缺陷,形成良好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本论文也基于此研究目的而成,具体内容如下:本论文第一章首先介绍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海洋污染物的类型及其对应的后果,随后介绍了目前海洋污染区域性特征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开展区域性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还介绍了海洋污染法律治理机制的实施效果;最后,结合中国当前的海洋污染问题及区域治理中的缺陷,提出治理模式的改进设想。海洋污染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并且已经超过一国管辖范围,依靠单个国家已经无法实现海洋污染的有效治理。海洋污染的本质具有区域性的特点,例如海洋污染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是沿海地区,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区域治理的方式治理海洋污染。国际社会已有的区域治理操作实践已经卓有成效,但仍然存在缺陷和问题。本论文第二章主要从理论视角阐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传统国际法律制度下“海域权益”的排他及专有性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推动和限制,进一步分析现有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合作下的国际合作主体、治理主体和法律途径的优势与不足,进而运用治理理论分析海洋环境区域治理符合治理理论的特征,最终从理论上论证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相对于仅依靠单独的国家或传统国际法治理的理论优势,为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提供法理上的基础和支持。受制于洋流、季风等自然因素影响海洋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该区域内的一点受到污染,则有可能扩散到整个区域,并进而影响到另外的区域。因此不同海域的污染可能面临不同的区域治理的需要。受到沿岸国家不同经济制度的影响,海洋的国际属性也催生了不同的区域的治理机制。本论文第三章在内容上主要对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进行考察,就各机制之间的共性及问题进行评析,此外本章也将结合国际法律规范对所考察的区域治理进行分析,重点关注国际法律规范对区域治理问题的影响及效用。长期以来,在海洋区域污染预防和治理问题上,作为利益相关方的该区域沿海国家为防范海洋污染作出贡献的意愿,往往被主权国家海域权益的争执所阻碍。自1974年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区域海洋项目为世界上140多个沿海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极好的区域内合作契机,并为区域治理构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治理机制。这些机制虽然体现在不同的区域治理模式中,但具有机制共性,是海洋区域污染治理中的重要制度。在第三章对代表性区域治理机制考察的基础上,本论文第四章着重从具体机制出发,分析相关机制的特点及内容,并结合国家、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的既有探索,从信息共享、污染源控制与治理、污染评价及赔偿、资金保障、纠纷解决五个方面入手,研究跨国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模式中的主要机制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全面构建应包括基于风险预防原则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以多方共治原则为基础的合作机制构建,海洋污染的区域治理的评价、评估及赔偿机制构建,海洋污染区域治理资金保障措施的采取和区域内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以及区域海洋污染形势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承担海洋大国责任、为全球海洋善治贡献中国力量的意愿不断增强,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不断深化。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和海洋区域治理并已有所作为,但在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合作的促进实施和国际协调方面仍存在欠缺,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也面临着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对发展海洋经济和保护海洋生态的需求不一致、相互依存度较低、争端复杂化、域外势力介入等挑战。基于中国所参与区域合作的现实并借鉴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的施行经验,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应首先与区域内各国在治理理念与目标层面达成共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蓝色伙伴关系”等不同层次的共同理念并形成统一的层次化的治理目标体系,继而在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资金保障、国内法与国际法在立法和执法层面的协调、国内海洋治理完善、区域内履约监督和争端解决等多方面开展合作,最终形成全方位的区域合作制度保障。本论文第五章将对于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动因与现状、理念与目标和制度保障进行探讨。
宋建欣[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文中指出“南海争端”主要是指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与分歧。改革开放后,针对南海声索国对南海岛礁的大肆侵占以及美、日等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频繁干预,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外交、经济、军事、法律等多个层面着手,坚定地维护中国南海主权权益,为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南海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与勇气。本研究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坚持问题导向,搜集和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献、报刊文本、国外相关文献等资料,运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以及交叉研究等方法,从宏观透视和微观探究的双向逻辑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具体策略与实践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并在总结经验与反思不足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尝试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对策及启示。具体来讲,本论文主要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与分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这部分内容系统地回答了为何开展本研究、如何开展本研究等问题,为本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第二章是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南海争端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介绍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是开展本研究的逻辑前提。这一部分主要从产生根源、基本内涵与现实状况三个层面来介绍南海争端的基本方面。首先,从历史因素、经济因素、地缘因素以及法律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南海争端产生的根源。其次,从岛礁主权问题、海域划界问题、海洋资源问题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四个层面论述了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最后,概括了南海争端的现状,即域外大国继续干预,域内国家磋商合作,整体局势依然严峻。第三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从历史依据、法理依据、理论基础以及现实基础四个维度来阐释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与基础。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与命名、持续开发与管制,国际社会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承认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历史依据。适用于处理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原则、与南海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性的国际条约以及相关中国法律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理论依据。晚清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有效维护南海主权权益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南海局势的发展态势,在不同历史阶段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政策,并将其落实为了具体实践。本部分主要从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四个向度梳理与概括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本章与第四章共同构成了全文的核心部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本章主要从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四个方面爬梳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所作的大量工作。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即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顺利完成北部湾划界、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以及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本文在系统梳理与分析中国共产党南海维权实践内容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这四个方面。最后,本文从南海问题的现状出发,并结合过去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较具针对性地提出了此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四点启示: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友好关系、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吕琪[8]（2019）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是随着海洋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得到重视的新型海洋自然资源,虽然尚未实现规模化的商业利用,但其巨大的商业潜力已经得到了认可。然而,现有的国际公约尚未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利用做出明确的规范,由此产生制度规则上的空缺,进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系列现实和法律问题。为了填补国际法上的缺漏,国际社会正在协商制定一份新的国际文书,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引导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法律秩序,实现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同时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制度规则与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息息相关,决定着海洋尖端技术与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故参与国际法秩序建立的国际进程并发挥积极作用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本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产生的法律问题开展的系统研究,旨在为澄清相关理论分歧与规范争议提供分析思路,也为中国参与国际协商进程提供决策支持。除引言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阐释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所涉基本理论问题。本章以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基本理论问题为研究内容,对核心概念做出法律上的解析,在资源的社会属性下审视资源利用的深层次意涵,廓清研究的基本范畴;结合客观因素与价值判断,从资源法律属性认知的理论分歧中确认海洋遗传资源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应然性;以人类共同遗产法律属性为基础,明确人类共同遗产法律原则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中的适用,并聚焦共同利用、共同决策和共同利益三个方面提出该原则适用的实用性思路。第二章剖析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权利配置。本章以财产权理论为逻辑线索,在明确全人类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享有整体性的共有权这一前提下,分析资源利用过程中确认个体性权利即获取权与知识产权的必然性,指出共有权与获取权之间的派生关系、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共有权与个体性权利之间的互洽关系为考量,针对获取权提出开放性授权与配套义务的制度构想,针对知识产权提出在可专利性、来源披露和强制许可三个方面的制度调整。第三章探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惠益分享。本章从公共信托理论、衡平理论与人权理论三个角度探查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通过与既有国际公约的分析比较对惠益分享的制度要素、模式与实施机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旨在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以及支撑海洋生物多样养护,其依赖于多边模式将全人类概念所包含的潜在利益攸关方全部纳入考量,并需要依托资金机制、合作机制、组织机制与监督机制等一系列机制确保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第四章讨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环境责任。本章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责任内涵与国际环境法义务为立足点,考察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环境责任形成的义务基础。探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中的环境补偿责任,明确国家责任和民事责任两个维度上的责任主体及其关系,分析国家责任对抗制与环境补偿基金两种责任实现方式的可操作性。以主体、行为和地域三重视角为切入,探析负责任的资源利用活动所应遵循和采纳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从根源上减少乃至消除环境补偿责任产生的情形。第五章考察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国际规则构筑。结合前四章对基本理论与制度应然性的探讨,本章将法律问题的解决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下,追踪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规则发展进程,分析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BBNJ执行协定到区域性海洋公约下的规则安排,探讨二者在规范和约束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上的功能作用,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六章研究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中国策略。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本章回归中国视角,考察中国在深海远洋资源开发硬实力提升背景下的软实力建设,结合中国生物勘探的实践发展,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为出发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剖析中国参与BBNJ执行协定协商的利益定位与立场选择,并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探寻提升话语影响力的途径。
沈卉卉[9]（2019）在《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研究 ——兼论中国金枪鱼远洋渔业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金枪鱼是最重要的海洋鱼种之一,以罐装、生鱼片等各种形式为人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金枪鱼渔业由于其较大的生产价值,对沿海国和远洋渔业国,尤其是依赖渔业经济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日本、美国等远洋渔业大国的推动下,金枪鱼渔业从传统的竿钓拓展到延绳钓、围网等捕捞效率较高的作业方式。随着人工集鱼装置、直升机等现代技术的应用,金枪鱼渔获量得到迅速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是资源衰退、捕捞能力过剩、过度捕捞、非法捕捞、兼捕渔获物大量上岸等问题,不仅导致鱼类种群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还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本研究通过梳理金枪鱼渔业管理发展历史和演变过程,探索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分析了由于资源分配不合理而带来的诸多管理问题,提出只有根据金枪鱼鱼类种群高度洄游的特性建立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实现金枪鱼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提出了金枪鱼渔业资源再分配的方法体系,具体的分配途径以及审核机制。同时,文章讨论了中国作为非传统远洋渔业国,非发展中小岛屿国家,非金枪鱼资源大国,如何在资源衰退、竞争激烈的金枪鱼渔业中生存和发展,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思考,以期为中国金枪鱼远洋渔业管理决策提供参考。论文首先分析了国内外金枪鱼渔业管理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方法、意义和作用。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调查、数据统计、比较分析等。通过渔业资源数据的统计分析,了解资源现状和趋势,评估管理措施的实施效力。通过文献搜集和整理对金枪鱼渔业管理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和归纳、整理和分析,以发现其中的规律和矛盾,并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第一章作为论文的理论框架,介绍了渔业资源“公地悲剧”存在的原因和背景,以现代产权理论作为资源管理和分配的理论基础,阐述了现代渔业资源管理中的发展趋势,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负责任捕捞理论以及生态系统方法等。第二章较为系统地构建了渔业资源管理的法律框架,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粮农组织四个国际行动计划。《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金枪鱼等高度洄游鱼种列出了专门的条款,呼吁沿海国和相关国家通过建立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进行合作管理。为了确保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国际社会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指导原则,通过了《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和《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等国际文书,为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三章对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梳理。在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之前,国际社会并没有具体的针对金枪鱼的管理措施和法律法规,也没有形成相应的资源分配体系,渔业管理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收集金枪鱼相关种群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数据并进行分析,以了解种群当前和过去的状况及趋势。由于捕捞技术的限制,当时的金枪鱼捕捞量并未超过最大平均可持续产量,资源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随着捕捞技术的发展,渔获量的迅速增加,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限制捕捞量以避免资源的衰退。1961年美洲间热带金枪鱼渔业委员会第一次出台金枪鱼渔获管理限制规定,为下一年黄鳍金枪鱼设置了总捕捞限额。此后,总可捕量制度成为控制金枪鱼捕捞能力的主要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配额分配体系。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实施,海洋渔业管理从本质上产生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五个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RFMOs）相继成立,负责金枪鱼渔业的管理工作。文章第四章讨论了这些RFMOs实施的养护管理措施及其资源分配和实施方式。一方面RFMOs从技术上对渔具、渔网、捕捞规格、捕捞时间和区域等进行限制,确保种群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实施配额制度和捕捞能力限制,确保金枪鱼种群的捕捞量不超过最大可持续捕捞产量。但是,由于配额的核定多基于历史捕捞量这一定量因素,很多国家允许捕捞的资源配额与其实际捕捞能力不匹配,导致过度捕捞、产能过剩以及非法捕捞问题仍然存在,同时还伴有海鸟、海龟、鲨鱼以及海洋哺乳动物的兼捕,威胁金枪鱼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措施的执行效力也因此受到质疑。第五章作者分析了资源分配机制不合理导致金枪渔业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管理技术不足、政策缺陷和执法不力等。成员国在提交捕捞数据中存在低报、高报、或误报的情况,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几乎无法核实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在提交的数据中,只有金枪鱼和渔船相关数据较为充分,但是兼捕渔获物和其他生物数据,由于渔民辨识困难,或者没有明确的规定,往往提交不完整。此外,兼捕仍然是金枪鱼渔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管理组织要求渔船在作业时避开鲨鱼和海洋哺乳动物聚集和活跃区域,但是这仅仅是作为建议,并非强制性要求。政策和决策体系本身的缺陷也是导致养护管理措施执行不力的主要因素。在确定总捕捞量和捕捞努力量分配标准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现有种群状况和捕捞努力量水平、成员国的历史捕捞量、成员国的历史捕捞方式和习惯捕鱼法以及对养护和管理措施的遵守情况等。以上这些因素中,只有历史捕捞量是可以明确核定的标准,事实上在配额的分配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成员国的历史捕捞量进行分配的,并一直遵循“相对稳定”原则,配额的变动不大,导致一些传统远洋渔业国家和区域捕捞配额相对较多,新兴渔业国家虽然在捕捞设备和捕捞能力上发展较快,现有的捕捞配额却不能满足国内市场和渔业企业的需要。而且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内部的决策体系导致成员国无法就一些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使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仅仅“走过场”。成员国内部存在多重利益分歧,在执行养护管理措施时并没有像执行国内政策那么严格,对本国渔船和捕捞活动的监管上也经常渔业利益高于养护利益。尤其是对公海作业的渔船的监管上,由于能力限制或主观意愿的缺乏,常常导致一些违法捕捞行为的发生。此外,成员国在养护管理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消极态度从侧面反映了缺乏激励措施的情况下,成员国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权利和义务的界限不清,定位模糊。作者提出,基于权利的管理体系使渔业从业者能以经济效益最大化进行渔业生产,从而主动削减过剩产能,淘汰老旧渔船。进一步说,渔业资源使用权的有效分配促使成员国主动承担资源养护的责任,以保障其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获得长期回报。作者建议配额分配机制的改革以总可捕量为依据,由独立评审机制决定成员国应享有的配额比例。除了历史捕捞数据,成员国对养护的责任（包括打击非法捕捞的实践和效力）也作为重要的分配依据进行考虑。在短期内,作者建议采用基本配额+可转让配额叠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即保护历史捕捞者的利益,又为新成员的加入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金枪鱼渔业管理中要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通过非政府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弥合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差距,加强对资源的利用。最后,作者分析了中国发展金枪鱼远洋渔业的可能性及对策。作为一项战略性产业,适度有序的发展金枪鱼渔业是现阶段中国的最优选择。在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渔业资源的减少的大环境下,中国一方面需要减少渔船数量、控制捕捞能力,严惩违法行为,提高履约水平,以树立积极的渔业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资源调查,提高生产效率。另外,通过国际合作和谈判争取其他国家转让配额,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延长产业链,进行渔获物深加工,从而提高鱼品的单位价值。最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渔业大国,需要积极适应管理制度的不断演变,在国际渔业管理中贡献中国智慧,在构建国际秩序中发挥应有的大国作用。总之,确保金枪鱼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对于国际社会、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还是作为远洋渔业大国的中国,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卢文住（ROH MOON JU）[10]（2019）在《中韩海洋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韩两国通过黄海相互依存,走向海洋合作是中韩两国的必由之路。虽然两国学者对海洋问题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差异,但长远来看,两国在海洋合作上的重大需求和产生的巨大效益使得这些差异不能阻碍两国的海洋合作。本论文将从两国的海洋战略、合作难题与解决方案等五个层面对中韩海洋合作进行分析。第—部分:分析中韩两国的海洋战略。中韩两国具有相似的海洋安全环境。黄海是中韩共享的海域,两国近现代在黄海都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因此,制定什么样的海洋战略,以及是否积极推动海洋合作,对于中韩两国来说都很重要。第二部分:分析两国在海洋科技、交通、旅游等领域的合作现状与进展。经济全球化时代,海洋合作对于中韩两国的未来发展都十分重要。1994年中韩签署《中韩海洋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MOU）》,1995年5月在青岛建立“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中心”。两国的海洋合作自此起步,并以海洋科技为重心。第三部分:围绕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分析中韩两国在海洋合作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与障碍,重点分析两国间的渔业纠纷与苏岩礁争端,以及两国在海洋领域面临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海洋污染等。第四部分:分析两国海洋合作的重大现实意义以及未来路径。重点论述两国海洋合作对于两国关系改善、东北亚海洋治理,以及开启东北亚海洋治理机制的重要意义。在中韩海洋合作的未来路径上,着重提出了海洋轮渡的经济意义和可能性。
二、地球峰会达成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协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地球峰会达成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协议（论文提纲范文）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权利分配的理论进路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内涵界定 |
| 一、近海海域的界定 |
| 二、渔业权的界定 |
| 三、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概念厘定 |
| (一)养殖权的界定 |
| (二)捕捞权的界定 |
| 第二节 权利分配的基础-海洋自由论 |
| 一、海洋自由论的形成 |
| (一)海洋自由论的起源 |
| (二)海洋自由论的提出 |
| 二、海洋自由论的限制 |
| (一)海洋占有论的提出 |
| (二)国家管辖海域的扩大 |
| 第三节 权利分配的价值取向 |
| 一、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提出 |
| (二)人类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 二、资本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 (一)资本中心主义的提出 |
| (二)资本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 第二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表征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正当性冲突 |
| 一、作为历史性权利的渔业权 |
| 二、作为法定权利的渔业权 |
| (一)捕捞权的国际法定化 |
| (二)捕捞权和养殖权的国内法定化 |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优先性冲突 |
| 一、基于习惯性权利的优先性 |
| 二、基于发展权利的优先性 |
| 第三节 养殖权、捕捞权与海域使用权的冲突 |
| 一、关于海域合法使用权的争议 |
| 二、关于海域分界线认定的争议 |
| 三、关于同一片海域存在多种使用权的争议 |
| 第三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成因 |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内部成因 |
| 一、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性质不同 |
| 二、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排他性不同 |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外部成因 |
| 一、渔业法律政策的变迁 |
| (一)捕捞业政策的转变 |
| (二)养殖业政策的发展 |
| 二、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 |
| (一)海域范围界定的影响 |
| (二)海域使用权取得的影响 |
| 第四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冲突解决路径建构的逻辑基准 |
| 一、基于社会正义的分配 |
| (一)社会正义的内涵界定 |
| (二)传统渔民的优先性 |
| 二、基于生态正义的分配 |
| (一)生态正义的内涵界定 |
| (二)生态渔业的优先性 |
| 第二节 冲突解决的制度建构 |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 |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的内涵 |
| (二)国外经验的借鉴 |
| 二、海洋保护区制度 |
| (一)海洋保护区的界定 |
| (二)海洋保护区对渔业的影响 |
| 三、海域立体确权制度 |
| (一)海域立体确权的必要性 |
| (二)海域立体确权的可行性 |
| (三)海域立体确权的管理 |
| 四、渔业权救济制度 |
| (一)渔业保险制度 |
| (二)渔业权益损害赔偿机制 |
| 第三节 冲突解决的综合管理模式变革 |
| 一、综合管理的内涵界定 |
| (一)海洋综合管理的内涵 |
|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 二、综合管理的国际法基础 |
| (一)主要国际公约规定 |
| (二)适用的国际法原则 |
| 三、综合管理模式建构 |
| (一)综合授权许可制度 |
| (二)综合执法体制 |
| (三)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4）蓝色经济赋能中非“海上丝路”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 理念与战略:中非是蓝色经济的重要推动者 |
| (一)蓝色经济的概念与内涵 |
| (二)蓝色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 |
| (三)蓝色经济被视为非洲复兴的前沿 |
| 1.非盟的蓝色经济战略 |
| 2.部分非洲沿海国家的蓝色经济战略 |
| 二 互补与需求:中非蓝色经济发展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
| (一)中国蓝色经济发展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
| (二)非洲蓝色经济发展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
| (三)非洲国家蓝色经济的发展 |
| 三 意愿与行动:中非蓝色经济合作现状 |
| 四 内容与愿景:中非开展蓝色经济合作及共建高质量“海上丝路”的考量 |
| (一)明确合作总体目标 |
| (二)明确合作新特点带来的新要求 |
| (三)明确合作的重点内容 |
（5）可持续发展系列峰会对海洋治理的若干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及其主要成果 |
| (一)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制定环境治理框架 |
| (二)1992年里约会议:环境治理工具发展 |
| (三)2012年里约+20会议:环境治理体制创新 |
| (四)2015年可持续发展峰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 |
| 二、可持续发展会议促进海洋治理内涵的拓展 |
| (一)对海洋的认识从自然属性扩展到社会经济属性 |
| (二)海洋治理行动重点转移 |
| 三、可持续发展会议推进海洋治理原则和方法的确立 |
| (一)从“一体化途径”到“海岸带综合管理” |
| (二)从“预防原则”到“风险预防途径” |
| (三)“生态系统途径”的确立和应用 |
| 四、可持续发展会议推动海洋治理目标的形成 |
| (一)离散式目标阶段 |
| (二)系统化目标阶段 |
| 五、结语 |
（6）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三、问题意识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文献综述 |
| 五、学位论文预期创新点 |
| 第一章 海洋污染治理机制的现状问题 |
| 第一节 海洋污染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 |
| 一、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 |
| 二、海洋污染物的自然类型及其后果 |
| 三、海洋污染区域性恶化的现状 |
| 第二节 海洋污染法律治理机制的类型及效果 |
| 一、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机制 |
| 二、海洋污染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
| 三、海洋污染区域性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海洋污染问题及区域治理的现状 |
| 一、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现状 |
| 二、中国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主要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基本原则 |
| 一、国际合作原则 |
| 二、风险预防原则 |
| 三、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 |
| 第二节 海洋污染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一、全球治理理论对海洋污染治理的影响 |
| 二、全球海洋治理的内容及问题 |
| 第三节 海域权益对海洋污染治理的影响 |
| 一、海域权益的基本类型 |
| 二、海域权益的生态性 |
| 三、海域权益的排他及专有性 |
| 第四节 区域治理理论的适用性 |
| 一、区域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基本内容 |
| 三、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主体适用性 |
| 四、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法理优势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考察与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法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硬实施及软影响 |
| 一、硬法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影响和作用 |
| 二、软法的实施及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影响 |
| 第二节 各国际法主体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影响 |
| 一、国家行为在海洋污染治理中的善治 |
| 二、国际组织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机制的引领和推动 |
| 三、海洋非政府组织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参与及促进 |
| 第三节 对部分代表性区域治理机制的概述 |
| 一、地中海模式 |
| 二、波罗的海模式 |
| 三、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 |
| 四、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统项目 |
| 五、对代表性区域治理机制的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性法律规制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影响 |
| 一、区域规制对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影响力 |
| 二、区域性规制在海洋污染治理中的局限性问题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机制构建 |
| 第一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信息共享机制 |
| 一、基于风险预防原则的信息共享机制 |
| 二、信息共享的内容及范围界定 |
| 第二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合作机制 |
| 一、以多方共治原则为基础的合作机制 |
| 二、区域内污染源控制与治理措施 |
| 第三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评价、评估及赔偿机制 |
| 一、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评价及评估机制 |
| 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损害赔偿机制 |
| 第四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资金保障措施 |
| 一、既有资金保障措施 |
| 二、其他资金保障措施探讨 |
| 第五节 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
| 一、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中争端的自愿调解程序 |
| 二、海洋污染区域治理中争端的强制程序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实施路径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动因与契机 |
| 一、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动因 |
| 二、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契机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理念与目标 |
| 一、区域合作的深化——树立共同理念 |
| 二、区域合作的深化——确立统一目标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机制保障 |
| 一、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机制 |
| 二、资金保障机制 |
| 三、协调区域内多个层面的立法和执法机制 |
| 四、完善国内海洋治理机制 |
| 五、履约监督和争端解决机制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 |
| 2.1 南海争端的产生根源 |
| 2.1.1 历史因素 |
| 2.1.2 经济因素 |
| 2.1.3 地缘因素 |
| 2.1.4 法律因素 |
| 2.2 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 |
| 2.2.1 岛屿主权问题 |
| 2.2.2 海域划界问题 |
| 2.2.3 海洋资源问题 |
| 2.2.4 “航行自由”问题 |
| 2.3 南海争端的现实状况 |
| 2.3.1 域外国家继续干涉 |
| 2.3.2 域内国家磋商合作 |
| 2.3.3 整体局势依然严峻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 |
| 3.1 历史依据 |
| 3.1.1 最早发现与命名 |
| 3.1.2 持续开发与管治 |
| 3.1.3 国际社会的承认 |
| 3.2 法理依据 |
| 3.2.1 相关国际法律 |
| 3.2.2 相关中国法律 |
| 3.3 理论基础 |
| 3.3.1 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 |
| 3.3.2 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 |
| 3.4 实践基础 |
| 3.4.1 晚清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3.4.2 国民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3.4.3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1978-2012) |
| 4.1 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 |
| 4.1.1 主权宣示与外交抗议 |
| 4.1.2 反对域外大国的干预 |
| 4.2 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 |
| 4.2.1 执行国家海防战略 |
| 4.2.2 发展南海军事力量 |
| 4.2.3 实施军事维权行动 |
| 4.3 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 |
| 4.3.1 开展南海科学考察 |
| 4.3.2 逐步开发南海资源 |
| 4.3.3 修建南海基础设施 |
| 4.4 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 |
| 4.4.1 确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 4.4.2 与南海各国建立双边对话合作机制 |
| 4.4.3 与东盟建立政治与安全互信机制 |
| 4.4.4 建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
| 4.4.5 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南海主权权益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 |
| 5.1 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
| 5.1.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 5.1.2 倡导“双轨思路”解决争端 |
| 5.1.3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 |
| 5.2 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 |
| 5.2.1 升级南海行政建制 |
| 5.2.2 改革海上执法体制 |
| 5.2.3 推进南海岛礁建设 |
| 5.2.4 加速南海资源开发 |
| 5.3 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 |
| 5.3.1 与南海各国建立多领域务实合作 |
| 5.3.2 倡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 5.3.3 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
| 5.4 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 |
| 5.4.1 警告与拦截擅闯中国南海的美舰美机 |
| 5.4.2 推动中国同域外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 |
| 6.1.1 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 |
| 6.1.2 顺利完成北部湾的划界 |
| 6.1.3 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 |
| 6.1.4 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 |
| 6.2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经验 |
| 6.2.1 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 |
| 6.2.2 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 |
| 6.2.3 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 6.2.4 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 |
| 6.3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启示 |
| 6.3.1 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合作关系 |
| 6.3.2 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 |
| 6.3.3 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 |
| 6.3.4 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8）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范畴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语义解析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深层意涵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法律属性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法律属性的认知分歧 |
| 二、确定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法律属性的因素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人类共同遗产属性厘定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原则适用 |
| 一、人类共同遗产原则的学理解构 |
| 二、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制度化的经验探讨 |
| 三、人类共同遗产原则适用实用性出路 |
| 第二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权利配置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权利识别的基本逻辑 |
| 一、国际法传统主权逻辑的局限 |
| 二、作为理解国际法新进路的财产权逻辑的适用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中的权利结构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权利层次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中的权利互洽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权的授权与约束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的开放性授权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的义务约束 |
| 第四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知识产权平衡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失衡 |
| 二、遗传资源专门性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启示性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知识产权制度协调 |
| 第三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惠益分享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理论前提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本质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根基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制度要素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功能目标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受益主体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客体对象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模式 |
| 一、既有国际公约中的惠益分享模式参考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模式选择 |
| 第四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实施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资金机制的构建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合作机制的推进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组织机制的创设 |
| 四、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监督机制的建立 |
| 第四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责任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环境责任的义务基础 |
|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责任导向 |
| 二、国际环境法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义务设定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补偿责任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环境损失的界定 |
| 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环境补偿的责任主体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环境补偿责任的承担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环境风险防范 |
| 一、主体视角:行为准则的采用 |
| 二、行为视角: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 |
| 三、地域视角:海洋保护区的管制 |
| 第五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国际规则构筑 |
| 第一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国际造法的实践前提 |
| 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缘起 |
| 二、《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拟定新执行协定的动议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规则的趋势发展 |
| 第二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全球性规则 |
| 一、BBNJ执行协定中涉及海洋遗传资源的争议 |
| 二、海洋遗传资源利用在BBNJ执行协定中的规则前瞻 |
| 三、以BBNJ执行协定为海洋遗传资源利用规则载体的成效分析 |
| 第三节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区域性规则 |
| 一、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区域性安排 |
| 二、区域性安排与BBNJ执行协定的互动关系 |
| 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规范的区域路径 |
| 第六章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的中国策略 |
| 第一节 中国利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的进展 |
| 一、中国的海洋生物勘探实践 |
| 二、中国参与相关国际进程的概观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BBNJ执行协定国际协商的定位 |
| 一、立足点: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二、利益定位:利导性与共益性目标的兼容 |
| 三、决策定位:中国参与BBNJ执行协定协商的立场考辨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BBNJ执行协定国际协商的策略展望 |
| 一、国际层面:话语权的影响力凝聚 |
| 二、国内层面:国家实践的外向辐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研究 ——兼论中国金枪鱼远洋渔业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意义及作用 |
| 四、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渔业资源管理理论基础 |
| 1.1 渔业管理基本概念 |
| 1.2 渔业管理的发展 |
| 1.3 渔业资源管理理论基础 |
| 1.3.1 公地悲剧 |
| 1.3.2 现代产权理论 |
| 1.3.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3.4 负责任捕捞 |
| 1.3.5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
| 第二章 渔业资源管理法律体系 |
| 2.1 传统海洋渔业资源管理法律框架 |
| 2.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 2.3 后UNCLOS时代国际渔业资源管理 |
| 2.3.1 《种群协定》 |
| 2.3.2 《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 |
| 2.3.3 《港口国措施协定》 |
| 2.3.4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
| 2.3.5 FAO国际行动计划 |
| 第三章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历史演进 |
| 3.1 金枪鱼渔业的发展历史 |
| 3.2 金枪鱼资源渔获历史 |
| 3.3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演变 |
| 第四章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构建 |
| 4.1 金枪鱼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
| 4.1.1 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 |
| 4.1.2 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ICCAT) |
| 4.1.3 养护南方蓝鳍金枪鱼委员会(CCSBT) |
| 4.1.4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 |
| 4.1.5 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 |
| 4.2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现状 |
| 4.2.1 捕捞数据上报 |
| 4.2.2 渔获量限制 |
| 4.2.3 捕捞能力限制 |
| 4.2.4 合规和执法管理 |
| 4.2.5 兼捕渔获物管理 |
| 4.2.6 技术性管理措施 |
| 第五章 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
| 5.1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问题 |
| 5.1.1 资源管理技术不足 |
| 5.1.2 资源分配体系的政策缺陷 |
| 5.1.3 执法不力 |
| 5.2 完善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对策 |
| 5.2.1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 5.2.2 加强海上执法 |
| 5.2.3 资源分配决策体系的变革 |
| 5.2.4 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 5.3 基于使用权的配额分配体系 |
| 第六章 中国的金枪鱼渔业发展历程及展望 |
| 6.1 中国金枪鱼渔业介绍 |
| 6.1.1 发展扩张(1988-1994) |
| 6.1.2 结构调整阶段(1995-1998) |
| 6.1.3 巩固发展(1999-2015) |
| 6.1.4 控制规模,规范有序发展(2016-今) |
| 6.2 中国的金枪鱼渔业政策 |
| 6.3 中国的金枪鱼渔业管理实践 |
| 6.3.1 数据收集和上报 |
| 6.3.2 渔船管理 |
| 6.3.3 船员管理 |
| 6.3.4 加强执法 |
| 6.3.5 参与政策制定 |
| 6.4 中国金枪鱼渔业发展展望 |
| 6.4.1 加强资源调查,提高生产效率 |
| 6.4.2 严惩违法行为,提高履约水平 |
| 6.4.3 完善产业链,开发国内市场 |
| 6.4.4 参与国际合作,维护正当权益 |
| 6.4.5 完善国内立法,加入国际协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词 |
（10）中韩海洋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有关中韩海洋合作的研究成果 |
| 1.2.2 有关中韩海洋领土纠纷的研究 |
| 1.2.2.1 苏岩礁所有权纷争 |
| 1.2.2.2 中国跨界捕捞问题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及难点 |
| 2 中韩海洋战略及其合作需求 |
| 2.1 中国海洋战略 |
| 2.2 韩国海洋战略 |
| 2.3 中韩海洋战略的共同点与合作需求 |
| 3 中韩海洋合作的现状与进展 |
| 3.1 海洋科技合作 |
| 3.2 海洋运输合作 |
| 3.2.1 东北亚信息服务网络:NEAL-NET |
| 3.2.2 “2010海事论坛”:海上货物综合运输协定 |
| 3.3 海洋产业合作 |
| 3.3.1 海洋旅游合作 |
| 3.3.2 海洋渔业合作 |
| 3.4 海洋信息交流与学术合作 |
| 4 中韩海洋合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4.1 主权划界和领土争端 |
| 4.1.1 专属经济区(EEZ) |
| 4.1.2 关于海洋划分界限原则的意见冲突 |
| 4.1.3 直线基线问题 |
| 4.1.4 苏岩礁所有权纷争 |
| 4.2 海洋渔业纠纷 |
| 4.2.1 中国渔业环境的变化和非法捕捞的出现 |
| 4.2.2 渔业纠纷 |
| 4.2.3 渔业协定 |
| 4.3 非传统安全问题 |
| 4.3.1 海盗问题 |
| 4.3.2 海洋污染问题 |
| 4.4 美国的阻扰 |
| 5 中韩海洋合作的前景与意义 |
| 5.1 谈判解决中韩海洋纠纷 |
| 5.2 寻找海洋经济合作的新发力点 |
| 5.2.1 中韩海洋轮渡 |
| 5.2.2 中韩海底隧道 |
| 5.3 提升中韩海洋安全合作层次 |
| 5.4 中韩海洋合作对于东北亚海洋治理的意义 |
| 5.4.1 升级东北亚海洋管理系统 |
| 5.4.2 促进东北亚海洋治理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渔业协定》 |
四、地球峰会达成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协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东盟国家南海区域合作机制构建问题研究[D]. 余珍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3]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D]. 朱晖. 吉林大学, 2021(01)
- [4]蓝色经济赋能中非“海上丝路”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J]. 张春宇. 西亚非洲, 2021(01)
- [5]可持续发展系列峰会对海洋治理的若干影响[J]. 朱璇.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4)
- [6]海洋污染区域治理的国际法机制研究[D]. 李秀华. 山东大学, 2020(01)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D]. 宋建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8]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利用法律问题研究[D]. 吕琪.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9]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研究 ——兼论中国金枪鱼远洋渔业的发展[D]. 沈卉卉. 上海海洋大学, 2019(03)
- [10]中韩海洋合作研究[D]. 卢文住（ROH MOON JU）. 浙江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