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中华文化民族主义

一、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孔晓菲^[1]（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中认为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大激荡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前进一步都要同中国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思想斗争经历了一个“交锋碰撞——批判斗争——引领发展”的矛盾交织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贯穿这一思想斗争的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攻击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应对和回答当前意识形态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思想史视角,着眼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各种社会思潮开展的思想斗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核心主题、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思想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新时代辨识、批判、破除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阐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一章是理论前提性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阶段性主题同社会思潮展开的思想斗争,以及在思想斗争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出理论总结。引言主要说明研究问题的缘起,述评当前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现状,呈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核心论题,厘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展开思想斗争的主线,并确立了不同阶段的论争主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入,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相适应,促使我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做出新的文化抉择。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不断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维度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批驳了科学派和玄学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主张。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中国思想界,以“新生命派”、“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为主要代表,同共产党人组成的“新思潮派”,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大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批驳这些思想派别中,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国民党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攻击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为此,国共两党间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对“伪三民主义”的批判中,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厘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党内已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党外各政治派别围绕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形式各异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间党派“中间路线”建国主张的批判中,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第六章,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而且是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展开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提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陈婷^[3]（2020）在《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人论政”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热情高度迸发的一段时期,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作为他们的救国与报国之道,积极参与,勇于担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展示了舆论的锋芒,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萧一山等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经世》系列刊物于1937年1月15日在南京创刊。该刊在动荡的时局中受战火影响六易报馆,因人员迁播数易主编,勉励支撑八年,到1945年5月15日停刊,共计出版6卷74期,发表文章600余篇。《经世》的作者群体集中了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他们积极向政府与社会建言献策,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发表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言论,是抗战时期一份富有代表性却长期被忽视的知识分子政论刊物。《经世》系列刊物从创办到停刊八年间虽然经历了报馆地址、主编和发刊形式数次变更,每个阶段刊物的内容侧重都有所不同,但始终秉持“提倡经世学说,发扬民族文化,提倡科学运动,建设近代国家”的宗旨,经世济民的情怀一以贯之。这反映在《经世》面向中国民众驳斥日本侵华的谬论,宣传持久与彻底抗战,树立国民抗战必胜信心的抗战宣传;面向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包括经济上对诸如统制经济、战费筹集和后方建设等问题的讨论,政治上对抗战时期宪政问题的评论与推动;在外交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日本及美英等国政策和动向的观察。本文主要以国家图书馆藏的《经世》系列报刊缩微文献为主体材料,结合《大公报》、《独立评论》、《益世报》等数种同时代报刊,围绕全面抗战高潮到来前的时代背景,详细论述了日本持续侵华的深入和中国蓄力与抗战中各种力量的救国方略,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创办报刊舆论救国的传统,同时梳理出《经世》的创办和沿革过程,立足《经世》作者群体的抗战宣传、《经世》对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宪政运动的建言献策,《经世》与抗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挖掘以萧一山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揭示其在抗日战争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和历史贡献。

陈怡文^[4]（2020）在《抗战时期日占区游走书写研究》文中认为随着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后殖民主义理论视域下的旅行书写研究如火如荼。但此类研究虽对旅行书写背后的殖民话语进行了反思,却仍有两大盲点:一是忽视了受殖者的所言所写,二是错误地将日本及其殖民地不加区分地一起归入他者“东方”。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遗漏之处出发,在东亚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下,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占区游走书写。所谓“日占区游走书写”,意指抗战时期在不同的日本占领区和宗主国日本之间发生空间位移的中国文人根据自己的游走经历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既区别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野中的“殖民旅行书写”,又与“东北流亡文学”概念不同。通过对“日占区游走书写”的考察,可以从此类作品中发掘日本殖民主义话语的构造,了解日占区文人在多文化碰撞中复杂多变的精神状态,进而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同时重新审视后殖民主义理论。本文分五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解释了“何为日占区游走书写”,在此基础上梳理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内容构架。第一章着眼于台湾,主要分析其中为逃离日本“官方民族主义”而发生的大陆日占区游走,发掘此类游走书写中蕴藏的原乡追寻。以钟理和的“满洲”和北京游走为案例,通过对其自传性小说、散文、书信和日记的考察,展现钟理和离台游走的原因,选择“满洲”的原因,以及“满洲”幻梦破碎的原因。然后,借用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阐释钟理和游走至北京期间的小说,揭示其因为主体意识的分裂和认同困境而只能与原乡若即若离。第二章关注伪满洲国,主要探究其中去往异域的日占区游走,发掘此类游走展现的对民族等级差的体验与回应。首先关注梅娘的日本游走,通过分析其作品,呈现战时日本社会中歧视性的民族等级差,以及她身处其中所经历的身份认同的迷失与重新确认。其次关注杨絮的朝鲜之行,展现身为博览会参观者和表演者的她如何在某些时刻松动殖民等级思想的禁锢,对自己的文化认同与国族身份进行反思。第三章聚焦华北、华中沦陷区,关注其中受日本赞助的日占区游走,探讨受殖者在面对殖民者赞助时,会与殖民主义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首先关注柳龙光受日本杂志社派遣赴华北、华中等地考察一事,发掘他视察报告中超出日本人预设的忧国之情被殖民权力话语所扭曲的过程。其次以关露赴日参加会议一事为案例,探讨她怎样通过对“女性”和“疾病”话题的言说使其散文偏离会议预设,避免成为会议的政治传声筒。结语部分则着力揭示日占区游走书写作为“解殖文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侯佳宁^[5]（2020）在《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文中认为史学研究范式往往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相适应,随着社会发展,史学研究对象、方法、目的等皆不断变化,并呈现出不同主旨意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既深且巨的民族危机,史学家结合时代背景纷纷转变治史旨趣,注重提倡史学的“致用”功能,书写了独具特色的抗战史学。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家书写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性,体现出史学家的家国情怀。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众多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的崇高精神受到后世纪念与颂扬。不同时期各阶层对民族英雄抱有不同建构取向,近代中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亦是极倚重英雄的时代,民族英雄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也是史学家基于现实需求进行历史记忆建构的重要对象,这一概念具有内涵的复合性与外延的开放性。抗战时期民族英雄被赋予新的内涵,社会各界在政府的提倡下积极宣扬民族英雄的崇高精神,塑造其正面形象。在此背景下国内史学诸贤更是有感时局之艰,围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展开了大量论述。各学派史学家在历史着作、史学文章、历史剧本中书写民族英雄的历史事迹和精神事业,为抗战胜利提供精神动力。抗战史学产生于特定的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民族英雄既是培育民族精神,激发爱国之情的历史资源,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史学家书写民族英雄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史学发展的结果。因此,史学家对民族英雄的书写兼具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普及历史知识、促进民族团结。此既是一种政治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展现出作为记忆的民族英雄与抗战史事的双向互动,也体现出作为概念的民族英雄在抗战文化思潮中的多重面相。

方华^[6]（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落脚点。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以“文化建设促进人民精神团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显着优势”,作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重要部署,并且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被提升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离不开既有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离不开对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及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党领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引言部分,概括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文章的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阐明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二部分从理论探索和理论形成两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理论进行研究。在理论探索方面,文章梳理了党对于科学化、大众化、民族化文化思想的理论探索,分析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并最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在理论形成方面,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及最终形成进行分析研究,阐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事业中的指导作用。第三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和梳理。分别从党在扩大文化队伍、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进行党内文化建设、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具体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阐明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这一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经验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价值体现及重要启示。

刘忠原^[7]（2020）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话语建构 ——以《三民主义半月刊》为中心的探讨（1941-1945）》文中提出抗战时期,作为当时整合各个集团和革命力量的三民主义,得到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政治势力的普遍认同。国民党出于政治需要,在抗战时期对三民主义的认知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十分重视三民主义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符号”。为了将其一党独裁的集权统治披上合法外衣,国民党以报刊为媒介,对三民主义的战时内涵做出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建构与阐释。《三民主义半月刊》的发行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认知与践行三民主义的时期。在其刊登的文章中,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其在继承发展三民主义的立场上呈现出浓厚的实用性特点。在民族主义方面,其抬高美化三民主义,将孙中山描述为儒家正统的继承者者,以迎合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达成其反共产主义的政治图谋;抓住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契机,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言论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理论,以达到其反共的目的。在民权主义方面,与现实中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强化的政治现实相呼应,其篡改孙中山的“权能区分理论”,主张加强政府的权能,建设“万能政府”;同时它还鼓吹“一党专制”,排斥包括中共在内的其它党派。在民生主义方面,其放大孙中山民生史观中的消极成分,排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论;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实行“统制经济”,加强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国营经济,对物价进行管制,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恶性的官僚资本膨胀和不受控制的物价高涨。《三民主义半月刊》的创办与发行不仅映射出时局的走向和变化的特点,也展现了战时国民党和蒋介石集权与专制的现实。从战时《三民主义半月刊》有关三民主义的话语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民主和革命精神的背离以及在意识形态建设层面所存在的缺陷。

吴艳玲^[8]（2020）在《文化抗战与中华传统文化书写 ——以抗战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为中心》文中提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以“文化抗战”的方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这其中突出表现之一即是中学本国史教科书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书写。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不绝于耳,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之文化观莫衷一是。三十年代,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国民政府发起旨在以儒家文化进行价值重构的文化复兴运动,该运动除了有构建其统治合法性和树立政治权威等考量外,亦有恢复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以凝聚人心共同抗战的意图。在此背景下,中学本国史教科书肩负了弘扬传统文化、塑造民族精神的重任。1937年全面抗战后,学界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国民政府对历史教科书的传统文化书写亦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基于全面抗战前后两个阶段的特点,对抗战时期本国史教科书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书写进行审视,以探讨当时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对中华传统文化书写的基本情形、特点、意义及其局限性等。1931—1937年间是中学本国史教科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书写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步步紧逼,知识界有相应的反应,如文化界采用戏剧、音乐、影视等多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战。在这些文化新动向中,1935年的本位文化论战值得关注,因为其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再次回归大众的视野。国民政府亦基于抗战情势将教育方针的重点由三民主义教育转为民族精神教育,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借助史学与考古新成果,努力书写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脉络,以发扬传统文化、重塑民族精神。这一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的中华传统文化书写侧重于物质文化层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书写上升到了新的阶段,它更加清楚地阐明中华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在日寇全面侵华的战争环境下,国民政府实施战时教育方针,更加注重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以配合抗战建国的使命。政府对教科书的审查也趋于严格,本国史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书写表现出糅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新特征。这一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书写更加注重精神层面。抗战时期本国史教科书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书写,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国民政府发动文化复兴运动,以及史学界、文化教育界对传统文化产生新认识之下发生的。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书写从早期的探索、片段式的阐述,逐渐发展至系统的、较为完整的论说,使得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本文通过分析全面抗战前后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书写,旨在说明抗战时期本国史教科书在文化抗战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发挥的独特作用。

常红霞^[9]（2020）在《“战士式”国民人格 ——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解析》文中指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与维护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质的矛盾之间,“战国策派学人”林同济选择了一条异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与卫护传统的途径,将民族主义的主张诉诸于民族文化的反思及对传统人格的改造、现代国民人格的塑造当中。林同济一生始终都在关注“人”的问题,国民人格思想是他思想的精髓部分。他对“战士式”国民人格的塑造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下严峻的抗战局势,更深远的意义是在抗战中为中华民族铸造一个新文化、新人格,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和个人个性的焕发燃起星星之火。本文以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进行阐述分析。首先,通过分析其“战士式”国民人格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了解国民人格思想背后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基本的思想基调;接着,进一步研究林同济国民人格思想的主要内容,从林同济对中国传统人格特质的批判、“战士式”国民人格塑造的现实路径和“战士式”国民人格的精神特质三方面对林同济想要塑造的国民人格进行解析;最后,综合全文对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进行评析。“战士式”国民人格诞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是林同济综合毕生所学所爱,试图改造颓萎的民族文化、发扬理性民族主义精神、塑造现代国民人格的努力。在经过少年时期儒、道精神的熏陶,青年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留学时期西方政治思想的浸染之后,林同济的思想逐渐成熟。回国之后,他开始拿起思想的武器,将整个形势抽象化为“力”与“战”“民族与国家”“人格”等诸概念,将救亡与启蒙并肩推行。林同济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格缺乏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将公德与私德混淆在一起,是一种柔道的人格型。基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最高境界的影响,他从宇宙观入手,去塑造一种新的国民人格,继而从中西文化当中寻找列国酵素来丰富“战士式”人格的内涵。通过找回大夫士的精神、汲取尼采超人人格的气质、发现回归主义者人格、并始终强调个性解放与国命整合的统一,一个洋溢着“力”“忠”“勇”“爱”“嫉”“悔”等精神特质的“战士式”国民人格跃然纸上。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既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是思想家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脉搏,在无情的时代寻求伟大意义的主动创造。林同济想要塑造的国民人格不仅仅适应于抗战的现实需要,也是在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抑扬褒贬之中探寻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更是对现代国家国民人格的思考。他思想当中强烈的家国情怀、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和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雪^[10]（2020）在《抗战时期（1931-1945）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日战争（1931—1945）时期,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日本发动文化侵略企图通过灭其史的手段从精神上消弭我国国人的民族意识,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救亡图存”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史学与历史教育成为唤醒民族意识、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弘扬民族文化、建设国民精神国防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提振国民的民族信心,南京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教育方针,指导学校历史教育的开展。共产党则以“新民主主义思想”为教育宗旨、以“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教育方针,在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历史教育,宣传革命思想。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也深刻地意识到史学与历史教育的重要功用,他们基于自身的自觉意识及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发出史学为抗战服务的呼声,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史学理论成果。以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胡适、李大钊、吕思勉等人为代表,对我国史学理论进行探索,形成了新史学、实证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史学流派,成为了这一时期我国史学理论发展的主流。极大促进了我国史学的科学化发展,同时也赋予了近代历史教育新的历史内涵。通过对这抗日战争时期的我国历史教育的系统梳理可知,历史教育在学校的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出现了许多不足。但是它作为统治阶级宣传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始终与我国革命建设事业息息相关,并为抗战建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教育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抗战时期中学历史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受社会危机、统治阶级的要求、史学家的导向性、中西文化思潮以及史学自身的逻辑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体现出以下特征:“历史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价值定位、“以新民为培养目标”的价值追求、“以民族意识和国际意识迸发”的价值诉求、“以凸显历史教育社会功能”的价值实践。透过表象挖掘实质,能让我们对抗战时期中学历史教育的概况产生更全面的认识,从而为当下历史教育的开展提供启示和借鉴,即历史教育要始终贯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历史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历史教育要培育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历史教育要注重科学的教学方法。

二、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1）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抗战时期日占区游走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抗战后期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话语建构 ——以《三民主义半月刊》为中心的探讨（1941-1945）（论文提纲范文）

（8）文化抗战与中华传统文化书写 ——以抗战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战士式”国民人格 ——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10）抗战时期（1931-1945）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D]. 孔晓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D]. 陈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抗战时期日占区游走书写研究[D]. 陈怡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5]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D]. 侯佳宁.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D]. 方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抗战后期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话语建构 ——以《三民主义半月刊》为中心的探讨（1941-1945）[D]. 刘忠原.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文化抗战与中华传统文化书写 ——以抗战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为中心[D]. 吴艳玲. 扬州大学, 2020(04)
• [9]“战士式”国民人格 ——林同济的国民人格思想解析[D]. 常红霞.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10]抗战时期（1931-1945）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D]. 陈雪. 西南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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