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李治亭研究员来访讲学（论文文献综述）
凌梦月[1]（2019）在《比较文化视野下的保田与重郎的东亚之行 ——以《蒙疆》（1938年）为中心》文中提出1938年5月2日,保田与重郎经新日本文化会的派遣,与佐藤春夫、佐藤龙儿三人从山口县下关市乘坐关釜联络船“金刚丸”,次日到达釜山,在朝鲜半岛游历釜山、庆州、扶余等地后前往中国大陆。在大陆游历“满洲”、北京、“蒙疆”等地,6月9日乘坐大阪商船“乌苏里丸”从大连返回神户港。本次东亚之行,前后历时四十余天。保田在此期间及回国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而后这些文章一道被收录进单行本游记《蒙疆》（1938年）之中,该游记亦成为其唯一的一部东亚纪行杂文集。毋庸置疑,这一着作会是我们探索“保田与中国”这一主题的绝佳材料。如果说保田所谓的“昭和精神”是其探索东亚之旅的“手电筒”,那么本论尝试探究的“东亚之旅”,也就是保田的朝鲜、“满洲”、北京、“蒙疆”之旅将是一段独特的“景观”。我们遵循保田的“手电筒”所照射出来的“光束”,通过阐述各个不同区域的“景观”,不仅能认识到“光束”照射下的东亚,同时亦能发现“光束”所折射出来的暗影,从而勾勒出保田心中的中国形象。尤为关键的是,我们亦可以由此来认识始终蛰伏在“手电筒”之背后的日本这一最大的“暗影”。换言之,透过保田的中国形象乃至东亚的形象,我们可以反过来确认与确证保田的日本式思维,进而针对保田所谓的“昭和精神”展开反思与批判。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就保田与重郎的生平及社会评价进行概述。因此,本章在一开始阐述了保田作为诗人、文艺评论家、思想者、文学家的阅历与活动;梳理了日本学界对保田的评价,即大多集中在对其个人的历史行动与价值判断上,间或穿插针对其文学评论的学术评价,且大致经历纯粹否定批判—否定批判与肯定赞美并存的历程;其次,围绕保田着作的出版情况以及国内外学者对保田的相关前期研究,本章进行了详实的陈述与具体的评价,尝试指出保田研究的问题与缺憾;第三,围绕本论的研究对象——《蒙疆》,本章就保田旅行的始末、目的等进行了阐述,并就该书的形成与出版进行了简要概述;最后,提出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第二章以保田的朝鲜之旅为中心,通过梳理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前往朝鲜旅行的、具有不同身份的三位代表性日本知识分子的朝鲜认识,采用横向比较、多点测量的方法论述研究了保田在1938年的朝鲜之旅。保田的朝鲜之旅带有“怀旧”与“新鲜”的双重内涵:一方面,采取“怀旧”的态度来追溯历史,渲染日本与朝鲜的渊源与情谊;一方面,通过“新鲜”的体验,强调朝鲜人之中“日本主义者”的重要性,突出朝鲜的“日本主义”运动。就这样,保田通过朝鲜之旅论证了“日本精神”的创造力与有效性。第三章以保田的“满洲”之旅为中心,首先围绕新闻记者小林爱雄、政论思想家德富苏峰、小说家林芙美子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满洲”纪行,尝试回到1908年、1917年、1940年这三个不同时代,构筑起在保田前后经历满洲旅行,并留下独特记载的日本人的“满洲印象”;而后,通过回溯保田的“满洲”体验,即追寻近代日本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乃至“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争所留下的所谓“圣迹”,来追索近代日本是如何通过一次次战争从而实现自一个东亚一隅之地的小国向东亚霸主、乃至世界“一等国”的跨越的“日本精神”,从而构筑起自身的“精神与朝圣”的“满洲”之旅。第四章以保田的北京（北平）之旅为中心,以保田与重郎在历史空间视域下的北京考察为着眼点,切入其现实空间视域下的北京文化体验,最后聚焦对话空间视域下的保田一行与中国文人的一场晚宴,由此探讨保田之所以对北京抱有一种“灰色与失望”的情绪之缘由。在如此情绪下,保田借助颓废不堪的古迹、无法共鸣的艺术、麻木的庶民、沉默谨慎的北京知识分子,搭建起一个看似了无生趣、毫无生机的北京形象。面对这样的北京,保田意识到“日本精神”难以改变它,由此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失望”。第五章以保田的“蒙疆”之旅为中心,首先探讨了“蒙疆”这一概念的多样性,而后就保田在蒙疆的城市掠影与人物掠影进行了文本分析,最后提示保田何以将“希望”落实于蒙疆的问题。具体而言,保田对蒙疆的考察始终在一个比较文化、比较文明的视野下,他通过构建“十九世纪”与“昭和精神”这一对立、对抗的空间结构,突出蒙疆的“原始”和“野蛮”之性格,从而呼吁“昭和变革”,以树立浪漫主义式的“昭和精神”。第六章作为结论,首先就保田的东亚之旅进行了概述总结。保田在朝鲜通过渲染朝鲜的“日本主义”运动从而论证“日本精神”的创造力;在“满洲”通过朝圣战争遗迹从而印证“日本精神”的成型;在北京由于遭遇冷漠麻木的北京民众和沉默谨慎的北京知识分子而把对“日本精神”的宣扬转为对北京的巨大失望;最后在蒙疆认识到具有未来性的“原始”和“野蛮”而重拾希望,进而大力宣扬他所谓的“昭和精神”。事实上,这样的精神带有近代的传承,即源自“明治精神”;亦带有时代感,即通过扩张与殖民而走向“世界史的创造”的“昭和精神”。保田的东亚之行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建构这样的“昭和精神”。
张中楷[2]（2018）在《清末新政影响下的长春教育》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项大事,影响深远。长春地区教育作为这个大历史背景下的小区域,其发展经历无不体现出与大背景的共性与个性。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现有的资料,回顾1800年长春建制以来,教育事业从无到有的经历,梳理出长春教育从1906年奉令开办以来至20世纪20年代教育体制逐步确立及其特点,教育观念深入人心为止的发展大势。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述,首先回顾了百年以来学术界对于清末新政乃至吉林、长春地区新政影响下的教育变革的研究动态,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发现前人研究大部分过于宏观,于是选取长春县这样一个相对小的行政区域,用“地域社会”的视角审视清末新政的推行;第二部分,回顾了长春设治以来直至1906年教育发展之概况,意在勾勒长春地区原有的教育背景,铺陈新政推行;第三部分,着重论证清末新政在长春推行,从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置、新式学校的普及、附属地教育发展以及以此为背景长春地区发生的社会运动;第四部分,主要论述清末新政影响下的长春教育发展的余续,其实也是其在民国初期的影响;文章的结语部分,收束全文通过研究教育体制本身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变革、教育与社会风气等多个方面,以及近百年来长春地区历史的沧桑变故。并通过这一研究总结出教育具有发生滞后性和作用后发性的特点。
王乔乔[3]（2017）在《地域视野下的中国水彩画研究》文中认为水彩画艺术自清朝末年随传教士传入我国,至今已有300余年的发展历史。历经萌芽期、成长期、形成期之后,中国水彩画艺术于20世纪70年代末迎来了跃进式的繁荣发展。随着中国民众对水彩艺术接受程度的提高和创作者基数的不断扩大,中国水彩画在创作观念、审美取向以及艺术形式上都取得了全方位的进展。关注的焦点也由原先对技术语言层面的探索转向至民族化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地域文化的介入使得中国水彩艺术的地域风格、创作群体及其创作机制开始形成。本文以中国水彩画艺术为研究对象,以地域空间为研究视野,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艺术风格学、美术地理学、艺术美学、比较艺术学等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水彩画艺术在地域文化下的发展走向,就其艺术风格及创作机制的形成展开讨论,试图阐明中国水彩画作品的地域风格特征及其美学意涵,以期辨明中国水彩画艺术发展的多元性及其民族性特色。根据研究的理论框架设计,论文共分为三大部分论述:第一部分为总论,包括绪论与第1章,主要从史学视阈探讨水彩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嬗变,将论述的焦点聚集于中国当代水彩画的地域风格与创作群体;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2、3章,按照中国地理区域划分,从10个水彩画创作区域入手,在时空纵横两条维度上,以地域文化及其地域艺术传统为背景,力图将重点创作者、重要流派的水彩画风格样式置于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立体坐标中,进行地域风格化的美术地理学研究考察,阐明其地域的绘画题材、观念审美、技法语言等,进而解析各区域水彩画作品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征;第三部分为深入论述部分,包括第4、5章,主要辨析影响中国水彩画艺术地域风格特征形成的因素,探究南北方审美取向的异同,认为在不同审美范式的影响下,中国南北方水彩画艺术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通过研究,笔者认为中国水彩画艺术地域风格的形成主要由外部因素与本体因素共同促成,外部因素包括反映其地域空间传统的自然因素,决定其地域文化传统的精神因素与沿袭其地域学术传统的学院与师承因素构成;本体因素中影响力最显着的首先是创作者,其创作个体的性格与其存在群体结构的特殊性是主导原因。与之相对的画种自身本体语言也是影响水彩画风格的重要因素,这其中又包含创作媒材的演进与创作技法的更迭;除此之外,地域艺术文化间存在着交流与互动,在文化碰撞中产生的学术传统又反哺于中国水彩画艺术。最后,在比较分析的方法下,将“妍美”与“雄健”两种代表南北方审美取向的范畴并置类比,阐明中国北方与南方水彩画的审美范式,并进一步探究其风格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总体言之,中国水彩画艺术的创作理论亟待建构,研究力图通过比较分析中国水彩画艺术各区域的地理文化背景,并结合典型的艺术作品,总结中国水彩画艺术地域风格化的成因及其审美范式,提出了地域风格研究是开拓中国水彩艺术民族化与多元化的有效途径。随着中国水彩画艺术主体意识的崛起,一代代水彩画家们努力展现水彩艺术其独立的文化与审美价值,这就必然决定了水彩画艺术的地域风格向多元美学思想的跃进与转化。
类维顺[4]（2014）在《民国时期中国美术文化探究 ——以东北绘画艺术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运用历史学、美术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通过东北绘画艺术的个案考察，揭示中国美术文化的整体状况，具体内容如下：一、论述近代中国美术文化的流变历程。首先阐释美术文化的定义，其次论述中国美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最后阐释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美术文化的转型，指出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深，为东北地方美术的孕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物质生活的进步、社会新风尚的萌蘖、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审美趣味的转变，也深刻影响到了中国美术的近代化历程，传统美术文化受到冲击，现代美术文化迅速发展，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二、主要论述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绘画艺术状况，认为民初以后，东北传统绘画勃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促进了东北地方美术的发展，但这些画作艺术观念陈旧、表现手法单一，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民国时期东北绘画艺术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大致可分为“繁荣期”、“高速期”、“中兴期”、“多元期”四个阶段。三、论述民国时期东北画家群体。西方新式思潮和新式绘画手法的不断传入中国东北地区，但是东北画家无论是师承和绘画内容都保持着浓厚的传统画派特色。东北画家群的职业除画家外，仍有官员，社会活动家，革命者等。尤其指出革命家以画作作为宣传革命的新手段。东北画坛几位领袖人物的作品具有四个特点：一是种类齐全，较重形式；二是重温宋、元绘画，学习西洋画法；三是商业气息浓重；四是注重绘画本身。1919年以后，东北出现了两种传统绘画流派，各自成立社团，此外，也有一批画家提倡现代绘画。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东北美术的理论来源是相当匮乏的。四、主要论述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绘画的特色，首先民国时期东北绘画艺术呈现出社会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社会阶层、社会经济、社会变迁等社会因子对东北绘画艺术的影响；其次，民国时期东北绘画艺术具有时代性的特征，不同时期的绘画，其艺术形式、蕴含的思想等诸多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但有时代的传承与流变性；最后，民国时期东北绘画艺术呈现出地域性的特征，东北社会是一个移民性很强的社会，其文化构成既有土着的少数民族文化，又有关内多区域的汉族文化，文化的交融使得该区域的绘画艺术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是一种地域的汇集。五、主要论述民国东北美术文化的影响。东北美术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美术学科的确立，也加快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起步；同时，认为近代东北美术风格的变异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产物，它打破了封建时代美术宣教的传统，有助于旧思想的破除和新思想的传播；另外，也对艺术的时代特征与美术史观的当代性进行了探讨。
王伟[5]（2014）在《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政治精英培训的制度史。中共通过有计划的培养政治精英，提升了政党的整体素质，加强了政党的能力建设。在中共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也逐步探索、构建并完善了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制度的物质载体是进行政治精英培训的场域基地，主要是党校和干部院校；理论载体是培训的课程和内容体系；功能是塑造与政党要求相一致的新型政治精英，从而提升政党素质，推动政党发展。在中共发展的九十多年里，制度根据政党的目标和战略，主要培养了两类政治精英：革命精英和执政精英。这些精英也都成为了中共革命和执政的中坚力量，由此也证明了制度的有效性。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的变迁与中共的发展呈现出同步性的特征，是中共发展的缩影。在建国之前，制度开始初步探索，并逐步建立完善，其目标指向于培养适应战争环境的优秀革命精英，制度的物质载体不断完善，理论载体在经历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后实现了本土化的创新，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建国至“文革”结束，制度实现了演进发展，但最终走向分化和断裂，其目标指向于培养革命后执政精英，但是由于受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制度的理论载体演变为新的教条主义，最终制度走向崩溃。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制度得以恢复，并实现了变迁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制度致力于培养符合改革需要的新型执政精英，并在制度的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上实现了创新。在物质载体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精英培训基地体系，并将制度的边界延伸到了国外，派遣政治精英到海外受训或调研考察；在理论载体上，构建了意识形态导向和实用主义导向两个维度的培训内容体系，其中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新意识形态思想，现实主义导向的课程内容则更加丰富。制度的功能在于再生产出符合政党要求的新型政治精英。一方面，提升政党的学习能力，使政党能够具备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主要在意识形态教育和党性锻炼两个方面，强化政治精英对政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当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教育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党性锻炼与个人利益的张力、政治逻辑与市场侵袭的张力。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让政党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本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进行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思路，界定论文使用的关键概念、提出论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讨论政治精英培训与现代政党建设。从现代政党的起源与发展谈起，论述政治精英培养对现代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本章比较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资产阶级政党主要是培养选举导向型的政治精英，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培养模式则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本章重点论述了共产主义政党的特征和政治精英培养模式。共产主义政党具有强调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严密和处于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之中的特点，因此政治精英的培养模式也显着区别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第三章，讨论建国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探索。将建党至建国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分别讨论这几个时期政治精英培训制度所处的环境、制度的具体安排、制度的绩效和影响制度变迁的变量。第四章，讨论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演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领导人民恢复生产秩序，开展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开展，政治精英培训制度也实现了制度演进，构建了较为科学的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体系。但是在1957年之后，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制度缺乏继续演进和变迁的土壤，相继出现了分化和断裂。第五章，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培训制度变迁。在这一时期，中共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因此也需要培养大量适应改革需要的新型执政精英。在这一阶段，中共实现了政治精英培训物质载体的完善和理论载体的持续更新，促进了制度的变迁。第六章，讨论制度的特征、功能和问题。制度呈现出与中共同步性变迁的特征，主要是由政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增强政党的学习能力和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制度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意识形态教育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党性锻炼与世俗利益的张力、政治属性与市场侵袭的张力。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总结了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在提升中共政党能力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认为制度是中共实现政治精英培养、加强政党能力建设的一项基本的政党内部制度安排。本文还认为，制度与中共具有同步性变迁的特征，其变迁受到内部冲突、外部压力、新观念输入、政治精英推动这些基本变量的影响。要解决制度存在的内在张力，就必须加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的持续更新。
王珊珊[6]（2013）在《金毓黻《东北通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毓黻先生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史学家，尤以研究东北史学和地方文献学着称，堪称北方史坛巨擘。金毓黻先生自1923年起搜集整理东北地方文献，开始进行东北史的系统研究，终于在1941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东北地方性通史专着《东北通史》。本书对东北地区各民族的活动、政治权力的归属、地理的沿革，都进行了独到而精辟的论证。《东北通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第一部东北地方性通史专着的问世，奠定了东北史的研究体系。本文对金毓黻先生的生平治学、《东北通史》的成书经过、内容特点、地位影响等进行了分析评价，并将金毓黻《东北通史》与傅斯年《东北史纲》进行了比较研究，以凸显在抗日战争这一大时代背景下历史学发展所独有的特征，及《东北通史》对后世研究东北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孙鸿金[7]（2012）在《近代沈阳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98-1945）》文中指出近代沈阳，作为清王朝陪都、自开商埠城市和满铁附属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形态，其城市的历史变迁颇具典型性、代表性。近代沈阳的历史主要沿着两条基本的脉络发展：一是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社会转化，这种转化是历史的自然过程；另一条则是由一座独立的封建都城变为半殖民地城市，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给这个城市的，是城市政治地位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沈阳的近代城市建设也相应表现出两条主要的脉络：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城市向新兴资本主义开放的、多方位的城市文化形式进化；另一条则是纯粹的外国建设模式的直接输入，这两条脉络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进交融。本文以1898——1945的时间跨度为限，以近代沈阳城市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沈阳城市的近代化历程，归纳城市发展演进的特点和影响沈阳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因素。全文分共七部分。绪论，主要阐述该论文研究的选题意义和概念的厘清，重点介绍当前国内外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论文所运用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整体结构等。第一章，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沈阳城市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条件及盛京古城的形成，说明近代沈阳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社会背景。即沈阳城市发展的自然条件；早期城市的兴起与传统封建城市的形成；清代盛京古城的建设与发展；沈阳传统城市的近代过渡。第二章，主要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沈阳殖民地化与近代化的同步演进过程。一方面，营口开埠后，伴随着列强的侵略、洋教洋货的冲击、日俄的争夺、日本殖民机构的建立，盛京古城屡遭洗劫，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同时殖民者也将西方物质文明的成果不自觉地带入了近代沈阳，推动了沈阳的近代化；另一方面，日本为把奉天满铁附属地建成日本侵略东北的前沿阵地，殖民者投入大量资金，给沈阳这座古城带来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手段和西方的科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转向和发展，造成了附属地城市空间和社会结构迅速向近代化演变，率先成为当时东北地区较为先进的具有现代意味的城市。第三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初，清末新政、自开商埠与奉天自主性近代化的启动历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奉天三罹兵燹，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百业萧条。为恢复城市生机，一方面，赵尔巽在奉天率先启动新政，带动了近代沈阳城市面貌的恢复与更新；另一方面，伴随着奉天开埠，城市功能结构、城市面貌和城市发展动力都有所改变，加快了奉天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并逐步发展成为内外贸兼有的商业城市。第四章，主要论述了自辛亥革命至九一八事变，奉系军阀统治时期，沈阳城市自主性近代化的推进。面对日本通过经济和军事控制奉天的企图，张作霖一方面与之周旋，另一方面，努力拓展城市空间、建立市政公所、完善市政建设与管理、大力发展经济、教育、交通、卫生事业等，全力进行自主性城市建设，将沈阳城市自主性近代化建设推向了高潮。第五章，主要论述了伪满时期，沈阳城市建设的畸形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把沈阳变成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供应基地，建立稳定的侵华后方的需要，建设了铁西工业区，制订并实施了《奉天都邑计划》，推行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教育，进行为战争服务的经济建设，这一时期沈阳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于对沈阳城市发展没有长远考虑，致使城市格局、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对今天沈阳城市化向更高层次迈进，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结语，这是论文的最后部分。梳理了近代沈阳城市空间形态形成的过程，探析了影响近代沈阳城市发展的主要原因、对沈阳现代城市建设的影响，并对今天的沈阳城市建设提出了建议。
佟银霞[8]（2011）在《吉林市城市近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吉林市自1673年建城以来,就一直是吉林乃至东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其作为吉林地区省会级城市长达281年之久。1881年吉林机器局的创办,揭开了吉林市城市近代化的序幕。在以近代商贸发展和交通进步为核心动力的推动下,吉林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间歇性发展,其城市功能和结构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现了由单一的军事政治城市向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多元性城市的转型,区域交通枢纽以及商贸、教育文化中心地位得以确立,城市人口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市民社会生活越来越凸显近代化特征。但其城市发展道路却艰难崎岖。从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开始,东北三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向中东铁路沿线转移,哈尔滨和长春迅速崛起,城市空间规模、区首位度以及商贸发展与区域中心地位逐步赶上并超越吉林市。至民国初年,与后起的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相比,吉林市城市相对性衰落更为明显。但吉林市没有像近代其他衰落型城市一样一蹶不振,经过民国前半期吉林市城市的重振以及伪满时期吉林市城市的发展,吉林市继续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吉林区域首位中心城市地位,并以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模式形成了独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风貌。因此,探讨吉林市近代城市发展变迁的历史,梳理其独特的发展脉络,知古鉴今,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及今日城市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概况,研究方法与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介绍吉林市的自然地理条件,追溯吉林市历史的演进。优越的地理历史条件以及便利的交通,使吉林市在清初逐步由边防城镇发展为“七镇之首”和区域商贸中心。第二章主要阐述吉林市城市近代化的发起。时间跨度从1881年吉林机器局开办到1905年东北“新政”。1881年吉林机器局的开办揭开了吉林市城市近代化的序幕,吉林市开始由清初的区域贸易中心发展为近代工业生产中心。随着松花江航运业的渐次发展,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商业社区街巷。城市空间由古城向外拓展,东西部城区初步形成,功能区域分化。但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地属吉林省的哈尔滨和长春迅速崛起,城市空间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别达到或超越省会吉林市。吉林市由于不在中东铁路通过的东北腹地的铁路干线上,中心城市地位旁落,经济腹地范围缩小,“七镇之首”的地位不复存在。第三章主要论述清末“新政”时期吉林市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时间跨度从1906年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清末“新政”改革大大加快了吉林市城市近代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城市管理机构朝着司法与行政分开的趋势发展,出现了诸如警察和城市自治组织等管理机构,城市经济结构开始发生转变。近代社会团体和城市精英群的形成开启了大众参与政治的先河。与此同时,吉长铁路的建成和通车进一步拓展了吉林市与外界的联系,吉林市再次成为东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城市。“新政”改革也使吉林市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新的思想观念和教育文化开始广泛传播,城市市民的社会生活发生初变。第四章主要论述民国前半期吉林市城市的相对性衰落与重振。时间跨度从1912年到1930年。由于近代交通起步较晚、政局动荡,再加上1911年“火烧船厂”灾难性的打击以及日本经济政治势力增长等因素影响,使吉林市在中东铁路通车后衰落态势进一步凸显,与后起的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相比,相对性衰落更为明显。但吉林市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政治中心地位以及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吉林市没有像近代其他衰落型城市一样一蹶不振,而能够继续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吉林区域首位中心城市的基本条件。1920年代近代城市政府的组建,全方位、多层次近代交通的完善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办,吉林市城市发展又进入重振阶段,城市规模扩大,区域政治、经济、交通功能进一步强化,进而发展为近代东北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发育较为完善的典型城市。第五章主要探讨伪满时期吉林市城市近代化的畸形发展。时间跨度从1931年到1945年抗战结束。伪满统治时期,吉林市城市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区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建设也随之展开。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基础上,表现为重工业的畸形发展,民族工商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日本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使吉林市原有的教育文化受到严重打击和摧残,城市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结语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吉林市近代城市发展的特征。即由单一的军事政治城市向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多元性城市的转型;以近代商贸发展和交通进步为核心动力;城市近代化与殖民地化复线交叉演进;呈间歇性发展的特征。
赵建明[9]（2010）在《近代辽宁报业研究（1899-1949）》文中研究表明近代辽宁报业肇始于清朝末期,是随着日、俄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而产生和发展的。从全国范围考量,它起步较晚,这与东北闭塞、封建军阀官僚们的摧残和国际列强的破坏不无关系。但是发展较快且影响较大,辛亥革命的自由之风吹至辽宁,使民报勃兴,数量剧增且种类齐全,在全国报业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后伪满的十四年统治,带来了辽宁报业史无前例的灾难,报业发展走过了一段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黑暗时期。东北光复后,又将辽宁报业带入了一个国共内战中没有硝烟的舆论战场。四个阶段的泾渭分明,使近代辽宁报业的发展特点尤为鲜明。假如能够有效地勾勒出近代辽宁报业发展的全景,考衡其发展的政治环境、经济物质条件、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从报业的内部管理和经营入手,寻踪报人群体的社会交往轨迹,探求其对民众之影响及功用,必将会对丰富报业史研究带来可借鉴之处。基于此,作者翻阅了大量的报刊文献资料,追踪溯源,以求将近代辽宁报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加以呈现。本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对研究现状进行学术回顾。第二部分,分四个阶段对近代辽宁报业产生与发展历程加以描述,并作学理评价。第三部分,近代辽宁报业生态环境分析,主要从政治环境、新闻立法、经济物质环境和思想文化因素进行阐述,考衡其发展的主、客观基础。第四部分,报业内部管理与经营,含有机构设置、发行、广告等诸多运行模式。第五部分,报人群体的活动状况,描述了报人的社会活动和办报思想。第六部分,近代辽宁报业之功用及其影响,分层次阐述其在政治宣传、新闻传递、娱乐消遣和教育引导等方面的功用。第七部分,结语,着重对研究成果进行总体评价,探求近代辽宁报业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总而言之,近代报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近代辽宁各报刊上均有体现,而其受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又有别于其他同时代报刊发展的轨迹,发展形态具有多变性,但客观上加速了辽宁社会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影响尤为深远。
佟大群[10]（2010）在《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文献辨伪学是一个学术性和思想性兼具的课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尚未有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笔者有感于此选作该题,勉力为之。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五方面内容：（1）探讨了有关辨伪学、文献辨伪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对二十世纪初年迄今,文献辨伪研究的状况进行回顾。同时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理论方法等进行了简要说明。（2）回顾了清以前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及其成就。文献辨伪学发端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复经隋唐、宋明数百年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清人的文献辨伪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分析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动力和环境问题。文献辨伪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所处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清代的文献辨伪学能够继续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是清代学术和社会对其提出的内在要求和它们所给予的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4）分清初、清中期和清后期三个阶段,系统考察清人文献辨伪研究的状况。笔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顾炎武以降数十名学者的文献辨伪成就进行个案分析,还专设“图书”辨伪、《古文尚书》辨伪、《周礼》辨伪、《竹书纪年》辨伪等专题,此外还对《总目提要》的辨伪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研究。（5）最后总结了清人文献辨伪学研究的学科体系、辨伪学成就和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现代启示等。本文对清代文献辨伪学、中国学术史及社会现实均不无意义,其主要创新点可概括如下：（1）首次明确规定文献辨伪学的学科体系,确立文献辨伪学研究的理论框架。现代的文献辨伪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如混淆文献辨伪与考订文献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的关系、混淆文献真伪考辨和史料真伪甄别的关系、仅仅视文献辨伪为文献整理的方法、往往阉割文献辨伪的思想性意义,等等。这突出反映了文献辨伪学理论研究中的阙失,因此亟需对其进行完善。笔者所为,是对既有理论框架的突破,是对文献辨伪学史的重写。（2）全面清理清以前文献辨伪发展的历史,为考量清代文献辨伪成就提供合理的参照标准。清人的文献辨伪研究渊源有自,因此全面把握清以前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是正确认识清代学者文献辨伪研究状况、准确把握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程度、合理定位清代文献辨伪学学术成就的基础和关键。在这一点上,学界目前还作得不够。（3）系统考察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动因和外部环境,这是以往学界多忽视的问题。笔者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归纳为守卫圣经圣道、处理遗留问题等七个方面。同时也综合考察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探讨了文献辨伪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深刻社会背景和原因。学界目前对文献辨伪学发展动因和环境关注的不足与对文献辨伪认识的片面之间有着因果关系。（4）整体把握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定位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学术地位。就阶段性特征而言,清初文献辨伪气势磅礴,清中期精益求精,清后期则能推陈出新,三者各具特色,鼎足而立。清代辨伪学家,初步统计有213人,考辨文献涉及783种。从文献辨伪学通史的角度,其巅峰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以往学界对清代文献辨伪学特征和学术地位的认识不清,且多有妄论,笔者的结论,不无意义。（5）全面分析清人文献辨伪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思想观念。在辨伪方法问题上,参照前代,笔者认为清人少有发明；一些学者动辄十几种、数十种的罗列办法,也非允当。在辨伪思想方面,笔者特别强调了清人文献辨伪的思想性因素,特别是对维护经学正统、治学以经世的问题阐发颇多。已有成果中多将文献辨伪视为文献整理的方法、或无视其思想性意义,笔者以为不妥。（6）驳正对清代学者文献辨伪学成就的不恰当定位。笔者通过重点考察和宏观描述相结合的方式,以重要学者的深入分析支撑起宏观描述,以宏观描述的广泛开展给个别学者的学术定位以合理的参照系统。通过这样的方式驳正了已有研究成果中对个别学者过高估计或贬抑太过的问题,前者如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后者如毛奇龄等。（7）订正清代史料中的记载及其解读中的错误。如《阎若璩年谱》、乾隆本《古文尚书疏证》中记载的阎若璩东归过灵璧的时间；朱彝尊等关于万斯大《周官辨非》考条数量的记载等,都是清代史料记载中的错误。如林庆彰等所谓黄宗羲在“十六字心传”问题上态度有“重大转变”问题；如司马朝军的《辨伪书目》中误收67种文献,却漏掉224种文献的问题；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考辨伪书的确切数目等,都是对清代史料的错误解读。诸如此类问题,笔者多有订正。
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李治亭研究员来访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李治亭研究员来访讲学（论文提纲范文）
（1）比较文化视野下的保田与重郎的东亚之行 ——以《蒙疆》（1938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关于保田与重郎 |
| 1.1.1 保田与重郎的生平 |
| 1.1.2 保田与重郎的社会评价 |
| 1.2 前期研究 |
| 1.2.1 保田与重郎着作出版概况 |
| 1.2.2 研究着作 |
| 1.2.3 研究论文 |
| 1.2.4 《蒙疆》研究 |
| 1.3 保田与重郎与《蒙疆》 |
| 1.3.1 《蒙疆》的成立 |
| 1.3.2 旅行目的 |
| 1.4 研究主旨、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与基本框架 |
| 1.4.1 研究主旨 |
| 1.4.2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4.3 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怀旧与新鲜”的朝鲜之旅 |
| 2.1 近代日本的朝鲜考察 |
| 2.1.1 股野琢 |
| 2.1.2 德富苏峰 |
| 2.1.3 藤山雷太 |
| 2.1.4 小结 |
| 2.2 保田的第一次朝鲜之旅 |
| 2.2.1 寺庙、城址 |
| 2.2.2 朝鲜人 |
| 2.2.3 小结 |
| 2.3 1938年的朝鲜之旅 |
| 2.3.1 怀旧与新鲜交织的朝鲜之旅 |
| 2.3.2 历史与现实呼应的镜像 |
| 2.3.3 小结 |
| 2.4 本章结论 |
| 第三章 “精神与朝圣”的“满洲”之旅 |
| 3.1 “满洲”的近代书写 |
| 3.1.1 小林爱雄的“满洲”之行 |
| 3.1.2 德富苏峰的“满洲”印象 |
| 3.1.3 林芙美子的“满洲”之行 |
| 3.1.4 小结 |
| 3.2 保田的“满洲”之旅 |
| 3.2.1 旅行目的 |
| 3.2.2 保田的“精神”之旅 |
| 3.2.3 保田的“朝圣”之旅 |
| 3.2.4 小结 |
| 3.3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灰色与失望”的北京(北平)之旅 |
| 4.1 保田眼中的中华古都 |
| 4.1.1 紫禁城 |
| 4.1.2 万寿山 |
| 4.1.3 卢沟桥 |
| 4.1.4 天坛 |
| 4.1.5 小结 |
| 4.2 北京的民众文化 |
| 4.2.1 市井文化 |
| 4.2.2 戏剧文化 |
| 4.2.3 小结 |
| 4.3 北京文人 |
| 4.3.1 竹内好与北京文人 |
| 4.3.2 佐藤春夫与北京文人 |
| 4.3.3 保田与重郎与中国文人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希望与重生”的“蒙疆”之旅 |
| 5.1 何谓“蒙疆” |
| 5.1.1 历史语境下的“蒙疆” |
| 5.1.2 日本想象空间下的“蒙疆” |
| 5.2 “蒙疆”之行的“浮光掠影” |
| 5.2.1 城市掠影 |
| 5.2.2 人物掠影 |
| 5.2.3 小结 |
| 5.3 “蒙疆”何以成为希望 |
| 5.3.1 诀别十九世纪 |
| 5.3.2 昭和的“变革” |
| 5.3.3 何以是“蒙疆” |
| 小结 |
| 5.4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保田的东亚之旅 |
| 6.1.1 朝鲜之旅 |
| 6.1.2 “满洲”之旅 |
| 6.1.3 北京之旅 |
| 6.1.4 “蒙疆”之旅 |
| 6.2 从“明治精神”到“昭和精神” |
| 6.2.1 “明治精神”的火炬 |
| 6.2.2 保田的“明治精神” |
| 6.2.3 保田的“昭和精神” |
| 6.3 结论 |
| 附录1: 保田与重郎年谱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论文成果 |
（2）清末新政影响下的长春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研究背景 |
| (一)东北新政与吉林教育史研究 |
| (二)长春沿革及教育研究动态 |
| 二、长春建治后的教育起步(1800-1906) |
| (一)长春建治与教育荒漠期 |
| (二)以官绅倡导为动力的科举教育草创期 |
| (三)边疆地区的宗教教育实验 |
| 三、清末新政影响下的长春教育(1906-1912) |
| (一)新式教育管理机构设置与演变 |
| (二)长春新式学校的兴起发展 |
| (三)附属地的教育发展及影响 |
| (四)新式教育兴起之下学界力量的兴起及社会活动 |
| 四、民国初年的长春教育发展(1912-1920) |
| (一)官办教育在长春城区和四乡的普及 |
| (二)部分官方机构对教育的参与 |
| (三)长春私立学校的兴起——以王荆山捐建自强小学为例 |
| (四)教育新政影响下的长春社会新风 |
| 五、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长春教育大事记 |
| 致谢 |
（3）地域视野下的中国水彩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的学术史略 |
| 三、研究方法、思路与构架 |
| 四、基本概念的界定及问题说明 |
| 第1章 回顾与聚焦:中国水彩画艺术的历史嬗变 |
| 1.1 地域学术传统与中国水彩画 |
| 1.1.1 从他山之石到异趣同辉 |
| 1.1.2 民族文化孕育中国化的水彩画 |
| 1.2 地域文化与当代中国水彩画的繁荣 |
| 1.2.1 观念与审美的演进 |
| 1.2.2 自然与人文的浸染 |
| 1.2.3 题材与风格的呈现 |
| 第2章 阔达与雄健:中国北方水彩画的艺术风格 |
| 2.1 北方地域文化与地域艺术传统 |
| 2.2 东北地区 |
| 2.2.1 “多元人文”下的关东文化 |
| 2.2.2 “质实雄健”与关东现实主义 |
| 2.3 西北地区 |
| 2.3.1 厚重历史传承下的西北文化 |
| 2.3.2 现代水彩语言下的“西北质感” |
| 2.4 京津地区 |
| 2.4.1 以汇聚为核心的京津文化 |
| 2.4.2 京津中心区位与水彩画多元走向 |
| 2.5 山东地区 |
| 2.5.1 阔达足智——儒家思想并行的齐鲁文化 |
| 2.5.2 恢弘细腻的现实主义画风 |
| 2.6 内蒙古地区 |
| 2.6.1 辽远深沉的草原文化 |
| 2.6.2 静穆含蓄的水彩画风格与区域特征 |
| 第3章 灵动与妍美:中国南方水彩画的艺术风格 |
| 3.1 南方地域文化与地域艺术传统 |
| 3.2 沪浙苏地区 |
| 3.2.1 吴越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开放性人文优势 |
| 3.2.2 “温雅毓秀”的沪浙苏水彩画风格 |
| 3.3 两湖地区 |
| 3.3.1 浪漫开拓的楚文化 |
| 3.3.2 技艺并重的装饰化风格 |
| 3.4 两广地区 |
| 3.4.1 “岭南画派”与“漓江画派”:汇通包容的地域文化特质 |
| 3.4.2 沉雄和谐:两广水彩画特征 |
| 3.5 渝川地区 |
| 3.5.1 “闲趣活力”的巴蜀文化 |
| 3.5.2 “东方意象”的渝川水彩画艺术 |
| 3.6 云贵地区 |
| 3.6.1 “绿山红土”下的西南风情 |
| 3.6.2 精微诙谐的地域水彩画风格 |
| 第4章 探析与明理:中国水彩画地域风格的归因分析 |
| 4.1 外部因素 |
| 4.1.1 地域空间传统:自然因素 |
| 4.1.2 地域文化传统:精神因素 |
| 4.1.3 地域学术传统:师承因素 |
| 4.2 本体因素 |
| 4.2.1 创作者 |
| 4.2.2 水彩画的本体语言 |
| 4.3 互动与反哺 |
| 4.3.1 地域艺术文化的互动与交流 |
| 4.3.2 地域学术反哺中国水彩画 |
| 第5章 观念与形式:中国水彩画地域风格的美学意涵 |
| 5.1 以“雄健”与“妍美”为主导的南北水彩审美范畴 |
| 5.1.1 作为两种范畴的美学本质 |
| 5.1.2 以“雄健”为主导的北方审美特质 |
| 5.1.3 以“妍美”为主导的南方审美特质 |
| 5.2 不同审美特质下南北方水彩画风格比较 |
| 5.2.1 南北水彩艺术的差异性 |
| 5.2.2 南北水彩艺术的内聚性 |
| 5.3 中国水彩画地域风格的整体跃进、转向与开放 |
| 5.3.1 中国水彩画的地域特征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
| 5.3.2 中国水彩画地域风格的整体跃进与美学转化 |
| 5.3.3 当代中国水彩画独立创作与开放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民国时期中国美术文化探究 ——以东北绘画艺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一） 20 世纪 20-70 年代的中国美术文化研究 |
| （二）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中国美术文化研究 |
| （三） 21 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文化研究 |
| （四） 有关东北美术文化研究 |
| （五） 研究特点及留下的学术空白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内容 |
| 五、 论文创新与突破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美术文化的流变 |
| 一、 中国美术文化内涵的阐释 |
| （一） 狭义的美术—绘画释义 |
| （二） 美术文化内涵探析 |
| 二、 传统文化语境下的美术文化觉醒 |
| （一） 中国美术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
| （二） 传统变革中美术文化的觉醒 |
| 三、 中西文化冲突下传统美术文化的转型 |
| （一） 中西文化冲突下传统美术文化的混沌 |
| （二） 思想革命引导下的中国美术文化转型 |
| （三） 中国美术文化转型的特点及推动力量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美术文化扫描 |
| 一、 民初中国传统绘画的勃兴 |
| （一） 中国传统绘画勃兴的历史背景 |
| （二） 中国传统绘画的勃兴与变革 |
| （三） 东北绘画勃兴与变革的重要意义 |
| 二、 东北地区的美术文化 |
| （一） 东北美术文化的内涵 |
| （二） 以东北为个案的近代美术文化的特点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画家群体的考察 |
| 一、 东北地区画家群体的构成 |
| 二、 东北地区画家群体的美术文化观 |
| （一） 东北美术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
| （二） “独立自主”发展传统的美术文化观 |
| （三） “融合中西”变革传统的美术文化观 |
| 三、 东北地区画家群体新格局的形成 |
| （一） 东北地区画家群体的结社 |
| （二） 东北画家群体的新格局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绘画特色 |
| 一、 东北地区绘画的社会性 |
| （一） 城市社会的兴起对东北绘画的影响 |
| （二） 多元化的社会构成对东北绘画的影响 |
| （三） 自然环境对东北绘画的影响 |
| 二、 东北地区绘画的时代性 |
| 三、 东北地区绘画的地域性 |
| （一） 东北地区绘画的地域特征 |
| （二） 东北画家群体绘画理念的地域特色 |
| （三） 东北地区绘画作品的地域特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东北美术文化的影响 |
| 一、 美术学科的确立与学术研究的起步 |
| （一） 美术学科的确立 |
| （二） 美术研究的起步 |
| 二、 美术风格变异的缘由与历史作用 |
| （一） 东北美术风格变异的表征与特点 |
| （二） 东北美术风格变异的历史作用 |
| 三、 “艺术的时代特征”与美术史观的当代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活跃在民国时期的东北画坛画家简介 |
| 后记 |
（5）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索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关于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关于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三、 进一步开展对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学术空间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制度主义方法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 |
| 三、 比较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 政治精英与中共政治精英 |
| 二、 政党能力建设 |
| 第五节 本文的分析思路 |
| 第六节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政治精英培训与现代政党建设 |
| 第一节 现代政党建设与政治精英培养 |
| 一、 现代政党的起源与发展 |
| 二、 现代政党发展与政治精英队伍建设 |
| 三、 现代政党政治录用与政治精英培养 |
| 第二节 西方主要政党政治精英培养机制 |
| 一、 资产阶级政党与选举导向型政治精英培养 |
| 二、 社会民主党与多向度政治精英培养 |
| 第三节 干部培训与共产主义政党政治精英培养 |
| 一、 强意识形态政党与纲领型政治精英培养 |
| 二、 组织严密的政党结构与政治精英培养的主客观需求 |
| 三、 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与职业革命家的政治精英培养目标 |
| 小结 |
| 第三章 制度的探索与创立：建国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探索 |
| 第一节 制度的探索：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培训（1919—1927.7） |
| 一、 革命需要与意识形态引入：干部培训制度产生的早期环境 |
| 二、 制度载体的产生与革命精英培养 |
| 三、 制度的初步探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建的制度分析 |
| 第二节 制度的创立：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27.8—1937.7） |
| 一、 对抗中生存与意识形态中国化：冲突环境下制度的独立发展 |
| 二、 核心制度的创立与实干型精英培养 |
| 三、 制度的形成：关键节点与制度生成动因 |
| 第三节 制度的完善：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37.7—1945.8） |
| 一、 政党自主发展与意识形态整合：战争环境下制度的全面发展 |
| 二、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政治精英主体地位的确立 |
| 三、 制度的完善：路径依赖与制度内在价值的重构 |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45.8—1949.10） |
| 一、 国家机器扩张与干部紧缺的矛盾：全面战争环境下对干部的需求 |
| 二、 阶级基础扩大与制度边界延伸：制度载体的拓展与全方位干部培训 |
| 三、 制度边际延伸与政党整合：大规模培训干部的现实需要 |
| 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演进与制度断裂：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制度的演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干部培训（1949—1956） |
| 一、 主体角色转变与客体多样化：过渡时期制度演进的环境 |
| 二、 政治精英培训正规化：制度体系与内涵的建构 |
| 三、 制度的演进：倾向与影响变量分析 |
| 第二节 制度的分化：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56.9—1966.6） |
| 一、 制度环境变迁与制度分化 |
| 二、 制度的分化与调整 |
| 三、 制度规定与现实运行的分化 |
| 第三节 制度断裂：“文革”时期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扭曲（1966—1976） |
| 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变迁与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培训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制度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干部培训（1976.10—1982.9） |
| 一、 政治路线回归与意识形态重构 |
| 二、 制度的变迁：载体恢复与内涵重建 |
| 三、 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与影响变量 |
| 第二节 制度化与科学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干部培训（1982.10—2000） |
| 一、 意识形态发展与二元结构环境下对执政精英的要求 |
| 二、 制度化与科学化：任务与目标的转变 |
| 三、 推动制度化与科学化的综合动因 |
| 第三节 制度的完善：新时期围绕培养高素质执政精英的干部培训（2000—） |
| 一、 国情变化与政党能力提升 |
| 二、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 |
| 三、 制度完善的特征与影响变量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制度的特征、功能与问题的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同步性变迁及根源 |
| 一、 制度的同步性变迁 |
| 二、 制度同步性变迁的根源 |
| 第二节 制度的主要功能 |
| 一、 强化政党学习能力 |
| 二、 加大政党整合力度 |
| 第三节 制度发展的问题与应对之策 |
| 一、 意识形态标准与高素质执政精英培养的张力 |
| 二、 党性修养与世俗利益的冲突 |
| 三、 政治属性与市场侵袭的矛盾 |
| 四、 应对问题的策略选择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金毓黻《东北通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金毓黻《东北通史》的撰写 |
| 第一节 金毓黻撰写《东北通史》的缘由 |
| 一、 个人兴趣与师友启迪 |
| 二、 西北学的影响 |
| 三、 边疆危机与满蒙学派的刺激 |
| 第二节 金毓黻撰写《东北通史》的历程 |
| 一、 前期史料搜集 |
| 二、 三次域外访书 |
| 三、 中央大学的教研 |
| 第二章 金毓黻《东北通史》与傅斯年《东北史纲》 |
| 第一节 成书背景 |
| 第二节 撰述意旨 |
| 第三节 史学价值 |
| 第四节 治史方法 |
| 第三章 金毓黻《东北通史》的成就与贡献 |
| 第一节 金毓黻研究《东北通史》的主要内容 |
| 一、 金毓黻对东北史的分期 |
| 二、 金毓黻对东北民族的族系划分 |
| 三、 金毓黻对东北民族分布的研究 |
| 四、 金毓黻对东北政权归属的认识 |
| 第二节 《东北通史》的史学贡献 |
| 一、 地方性通史专着 |
| 二、 创立了东北史的研究体系 |
| 三、 运用考证方法治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近代沈阳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9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及有关问题的说明 |
| 一、 城市的定义 |
| 二、 城市发展与近代化 |
| 三、 社会变迁概念的界定 |
| 四、 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与空间界定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拟解决的问题 |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二、 拟解决的问题 |
| 第三节 论文所运用的理论、研究方法与整体结构 |
| 一、 参考运用的理论与方法 |
| 二、 整体结构 |
| 第一章 传统封建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沈阳城市发展的自然环境 |
| 一、 沈阳的地理位置 |
| 二、 沈阳的地形地貌 |
| 三、 水文与气候 |
| 第二节 传统封建城市的形成 |
| 第三节 清代沈阳古城的建设与发展 |
| 一、 迁都沈阳 |
| 二、 清入关前沈阳的建设城市与发展 |
| 三、 陪都盛京的城市建设与空间拓展 |
| 第四节 沈阳传统城市的近代过渡 |
| 一、 手工业 |
| 二、 商业 |
| 三、 公共卫生事业 |
| 四、 金融、教育、电讯业 |
| 第二章 近代沈阳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同步演进 |
| 第一节 洋教洋货的传入与城市近代化因素的渗入 |
| 一、 洋教的传入 |
| 二、 洋货的涌入 |
| 第二节 日俄对陪都盛京的争夺 |
| 一、 沙俄对盛京的占领 |
| 二、 日俄战争对城市的破坏 |
| 三、 日军奉天守备队进驻沈阳与殖民机构的相继建立 |
| 第三节 奉天满铁附属地的形成与扩大 |
| 一、 奉天满铁附属地的形成 |
| 二、 奉天满铁附属地的规划建设 |
| 三、 奉天满铁附属地人口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
| 第三章 近代沈阳自主性城市近代化的启动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沈阳近代化 |
| 一、 改革官制整合行政机构，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 |
| 二、 发展实业振兴经济，推进城市近代化 |
| 三、 建立现代警察制度，强化社会管理与控制 |
| 四、 发展文化教育，培养新式人才 |
| 第二节 通商续约与自开商埠 |
| 一、 奉天自行开商埠的原因 |
| 二、 奉天商埠的划定与开放 |
| 三、 奉天商埠的拍租、规划与建设 |
| 四、 奉天开埠与城市自主性近代化的启动 |
| 第四章 奉系统治下沈阳城市自主性近代化的推进 |
| 第一节 奉系统治时期沈阳城市规划与空间拓展 |
| 一、 惠工工业区 |
| 二、 奉海市场 |
| 三、 大东新市区 |
| 四、 东大新区、东大营和北大营 |
| 五、 大帅府 |
| 第二节 奉天市政公所的成立 |
| 一、 奉天市政公所的成立原因 |
| 二、 奉天市政公所的成立 |
| 三、 奉天市政公所与城市近代化的推进 |
| 第三节 奉系军阀统治下沈阳市政建设的近代化 |
| 一、 完善道路系统 |
| 二、 上下水系统的建设与管理 |
| 三、 公共空间的建设与管理 |
| 四、 公用事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奉系军阀统治下沈阳城市经济的发展 |
| 一、 近代工业体系的形成 |
| 二、 繁荣的城市商业经济 |
| 三、 东北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 |
| 第五节 奉系统治下城市交通体系的完善 |
| 一、 城区交通 |
| 二、 对外交通 |
| 第六节 城市公共卫生的建设与管理 |
| 一、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
| 二、 城市医疗机构的完善 |
| 三、 城市卫生防疫 |
| 第七节 奉系统治下教育体系的日臻完备 |
| 一、 奉天学制改革 |
| 二、 学校教育日臻完备 |
| 三、 社会教育蓬勃发展 |
| 第八节 东北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 |
| 第五章 伪满时期沈阳城市的畸形发展 |
| 第一节 铁西工业区的设立 |
| 一、 九·一八事变前的铁西 |
| 二、 铁西工业区的形成 |
| 三、 日本对铁西区的畸形开发与影响 |
| 第二节 奉天都邑计划与沈阳城市建设 |
| 一、 奉天都邑计划的出台 |
| 二、 奉天都邑计划的内容 |
| 三、 奉天都邑计划的实施 |
| 四、 奉天都邑计划的影响 |
| 第三节 伪满时期沈阳的文化教育 |
| 一、 组建教育管理机构，颁布《学制要纲》 |
| 二、 实施殖民教育，强化教育统制 |
| 第四节 伪满时期沈阳社会生活的变迁 |
| 一、 物质消费生活的变迁 |
| 二、 休闲娱乐生活的变迁 |
| 结语 |
| 一、 近代沈阳城市形态的形成机制与特点 |
| 二、 近代沈阳城市发展的影响 |
| 三、 对现代沈阳城市建设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吉林市城市近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吉林市城市史整体研究概况 |
| （二） 吉林市城市史专题研究概况 |
| （三） 国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吉林市城市近代化开启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吉林市的自然地理概况与历史沿革 |
| 一、吉林市的自然地理概况 |
| 二、吉林市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边外“七镇之首”与区域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 |
| 一、边外“七镇之首”地位的确立 |
| 二、区域贸易中心的确立 |
| 第二章 吉林市城市近代化的发轫（1881—1905） |
| 第一节 吉林机器局——城市近代化的开端 |
| 一、机器局选址于吉林市的原因 |
| 二、吉林机器局的筹建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水上运输业的渐次发展和商业的繁荣 |
| 一、松花江航运与城市经济的活跃 |
| 二、具有区域特色商业社区街巷的形成 |
| 第三节 火磨的兴起与煤炭资源的开发 |
| 一、火磨的兴起 |
| 二、煤炭资源的开发 |
| 第四节 东西部城区的拓展与城市功能区域的分化 |
| 一、东西部城区的拓展 |
| 二、分化型城市功能区的初步形成 |
| 第五节 中东铁路通车与吉林市中心城市地位的旁落 |
| 一、中东铁路的修建与哈尔滨、长春的崛起 |
| 二、吉林市中心城市地位的旁落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时期吉林市城市近代化的发展（1906—1911） |
| 第一节 新行政体制的确立和运行 |
| 一、新行政体制的确立 |
| 二、新行政体制的运行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化 |
| 一、自开商埠与吉林市城市近代化 |
| 二、洋行与商业发展的新趋势 |
| 三、官办、商办工业的兴起 |
| 第三节 新式教育文化事业的兴起 |
| 一、新式教育的兴起 |
| 二、新式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 |
| 第四节 近代交通的兴起 |
| 一、吉长铁路修建的历史背景 |
| 二、吉长铁路的修建及作用 |
| 第五节 近代社会团体、城市精英群的形成 |
| 一、近代商会等社会团体的建立 |
| 二、近代城市精英群的形成 |
| 第六节 城市市民社会生活的初变 |
| 第四章 民国前半期吉林市城市的相对性衰落与重振（1912—1930） |
| 第一节 吉林市城市的相对性衰落 |
| 一、吉林市城市相对性衰落的表现 |
| 二、制约吉林市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三、吉林市城市重振的基本条件 |
| 第二节 近代城市政府的组建与城市建设和管理 |
| 一、近代城市政府的组建 |
| 二、城市建设和管理 |
| 第三节 全方位多层次近代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完善 |
| 一、“中日合办”的吉敦铁路 |
| 二、“民族自办”的吉海铁路 |
| 三、航运、邮电通讯与公路运输的发展 |
| 第四节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
| 一、近代工业的发展 |
| 二、商业近代化的加强与商业网络的形成 |
| 三、近代银行、储蓄会、保险业的发展与旧式钱庄的并存 |
| 第五节 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
| 一、阶段完备的教育载体 |
| 二、门类齐全的各类学堂 |
| 第六节 城市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 |
| 一、城市人口的增加 |
| 二、城市市民社会生活的变迁 |
| 第五章 伪满时期吉林市城市近代化的畸形发展（1931—1945） |
| 第一节 殖民工业的畸形发展 |
| 一、殖民工业兴建的缘由 |
| 二、殖民工业的兴建对吉林市城市的影响 |
| 第二节 “旅游开发型”城市的打造 |
| 一、“满洲第一旅游城市”的打造 |
| 二、城市基础设施的营建和改造 |
| 第三节 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的推行 |
| 一、文化专制的实施 |
| 二、奴化教育的推行 |
| 第四节 殖民统治下的吉林市城市人口与社会 |
| 一、殖民统治下的城市人口 |
| 二、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恶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 |
| 后记 |
（9）近代辽宁报业研究（189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论文缘起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课题具备的基本条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二章 近现代辽宁报业产生与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辽宁报业（1899-1911） |
| 一、外报初创 |
| 二、官报发轫 |
| 三、民报勃兴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辽宁报业（1912-1931） |
| 一、官报衰而不退 |
| 二、民报起伏勃兴 |
| 三、中共党报初露尖角 |
| 四、日报渐成气候 |
| 第三节 伪满统治时期的辽宁报业（1931 年-1945 年） |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辽宁报业（1945 年-1949 年） |
| 一、国民党军政报纸 |
| 二、解放区报纸 |
| 三、光复初期的日伪报人办报 |
| 第三章 近代辽宁报业生态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新闻政策法规的演进 |
| 一、《大清报律》对辽宁报业的影响 |
| 二、《报纸条例》对辽宁报业的影响 |
| 三、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法》对辽宁报业的影响 |
| 四、伪满《出版法》与“弘报三法”对辽宁报业的屠戮 |
| 第二节 政治环境与新闻控制思想的演进 |
| 一、清末赵尔巽主政时期从开禁到专制 |
| 二、张作霖军阀统治时期从专制到相对宽松 |
| 三、张学良主政时期的加快发展 |
| 四、伪满统治时期的黑暗专制 |
| 五、国统区的舆论钳制与解放区的民主宣传 |
| 第三节 经济物质条件的演进 |
| 一、近代辽宁印刷业发展带来报纸质效的提高 |
| 二、近代辽宁造纸业带来的纸张供应 |
| 三、近代辽宁交通邮电业对报纸发行的支撑 |
| 第四节 思想文化因素 |
| 一、人口流动培育报业生根土壤 |
| 二、近代东北教育对报业发展的积蓄与引领 |
| 第四章 报业内部管理与经营 |
| 第一节 报社的机构与设置 |
| 第二节 报纸的经费与发行 |
| 一、官署派销 |
| 二、自办发行 |
| 三、街头零售与包销 |
| 四、邮发一体 |
| 五、免费赠阅 |
| 第三节 报业广告业务的开拓 |
| 一、广告业务的开拓 |
| 二、广告与近代东北社会 |
| 第五章 报人群体的活动状况 |
| 第一节 报人的构成与社会地位 |
| 一、报人群体的构成与招录 |
| 二、报人社会地位的起伏变化 |
| 第二节 报人的社会交往 |
| 一、报界团体的初创及与日本新闻界的密切联系 |
| 二、易帜后的言论弛禁与国内新闻界间的短暂交流 |
| 三、报人群体的自觉联合与报界团体的社会效应 |
| 第三节 报人办报思想之流变 |
| 一、张兆麟与他的《醒时报》 |
| 二、赵雨时与《新民晚报》 |
| 第六章 近代辽宁报业之功用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政治宣传功用 |
| 一、言论中的政治宣传 |
| 二、新闻报道中的政治宣传 |
| 第二节 新闻传递功用 |
| 第三节 娱乐消遣功用 |
| 第四节 教育引导功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10）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伪·辨伪·文献辨伪学 |
| 一、"伪"的多重涵义 |
| 二、"辨伪学"的概念和分科 |
| 三、"文献辨伪学"的学科体系 |
| 第二节 文献辨伪学研究百年 |
| 一、建国前 |
| 二、建国后 |
| 第三节 成就、不足及选题意义 |
| 一、取得的成就 |
| 二、新情况与突出问题 |
| 三、选题意义及可行性说明 |
| 第四节 主要内容、理论方法及创新点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理论方法 |
| 三、学术创新点 |
| 第二章 清以前的文献辨伪学 |
| 第一节:文献辨伪学的滥觞——先秦 |
| 一、学术述评 |
| 二、先秦滥觞说 |
| 第二节 文献辨伪学的形成——两汉 |
| 一、《史记》和《汉书·艺文志》中的文献辨伪 |
| 二、汉儒和《书》类文献真伪的争论 |
| 三、王充的文献辨伪研究 |
| 四、主要成就与文献辨伪学的形成 |
| 第三节 文献辨伪学的初步发展——隋唐 |
| 一、颜之推、刘炫的文献辨伪问题 |
| 二、孔颖达、刘知几等的文献辨伪问题 |
| 三、啖助、赵匡、柳宗元的文献辨伪 |
| 四、隋唐时期的文献辨伪学成就 |
| 第四节 文献辨伪学的繁荣——两宋 |
| 一、欧阳修开宋代文献辨伪学风气之先 |
| 二、郑樵的《诗序》辨伪 |
| 三、朱熹的辨伪学成就 |
| 四、宋儒的文献辨伪学成就 |
| 第五节 文献辨伪学的继续发展——元明 |
| 一、宋濂对诸子的考辨 |
| 二、胡应麟对四部文献的辨伪 |
| 三、梅鷟对《古文尚书》的考辨 |
| 四、继往开来的元明文献辨伪 |
| 小结:千年间文献辨伪学成就概要 |
| 第三章 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动因和外部环境 |
| 第一节 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
| 一、守卫圣经圣道,巩固专制政权 |
| 二、处理遗留问题,甄别新见伪书 |
| 三、增进学人素养,端正士林风气 |
| 四、抨击盗版渔利 |
| 第二节 文献辨伪学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一、倡导儒教,承继道统 |
| 二、稽古右文,倡导治学 |
| 三、盛世百年,学术昌盛 |
| 第三节 文献辨伪学发展的人文环境 |
| 一、实学思潮与文献辨伪 |
| 二、朴学风尚与文献辨伪 |
| 三、经世致用与文献辨伪 |
| 小结:社会·思想·学术与文献辨伪学 |
| 第四章 清初的文献辨伪(上) |
| 第一节 顾炎武的文献辨伪学 |
| 一、顾炎武及其学术 |
| 二、《书》类问题 |
| 三、《易》类问题 |
| 四、《左氏春秋》及其他文献杂论 |
| 第二节 毛奇龄的文献辨伪学 |
| 一、毛奇龄及其学行 |
| 二、《古文尚书冤词》的文献辨伪学研究 |
| 三、《诗传》、《诗说》等文献辨伪 |
| 第三节 朱彝尊与辨伪学 |
| 一、朱彝尊及其学术 |
| 二、《书》类问题 |
| 三、《诗》类问题 |
| 四、《易》类问题 |
| 五、群书杂辨 |
| 第四节 姚际恒与辨伪学 |
| 一、姚际恒及其着述 |
| 二、《古文尚书》及孔《传》辨伪 |
| 三、《诗序》及《中庸》辨伪 |
| 四、《古今伪书考》别论 |
| 第五章 清初的文献辨伪(下) |
| 第一节 "图书"辨伪 |
| 一、问题缘起 |
| 二、黄宗羲等人的辨伪 |
| 三、胡渭与"图书"辨伪的集成之作 |
| 第二节 《古文尚书》辨伪 |
| 一、清初的诸家考辨 |
| 二、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 |
| 三、马骕《古文尚书》辨伪与张穆《阎若璩年谱》订误 |
| 第三节 《周礼》辨伪 |
| 一、《周礼》辨伪问题概论 |
| 二、毛奇龄的辨伪 |
| 三、万斯大的辨伪 |
| 小结:辨伪拾遗与辨伪成就 |
| 第六章 清中期的文献辨伪学(上) |
| 第一节 辨伪诸家(上) |
| 一、全祖望、卢文弨的文献辨伪 |
| 二、戴震文献辨伪举隅 |
| 三、钱大昕文献辨伪问题研究 |
| 第二节 辨伪诸家(中) |
| 一、辑佚学家王谟的辨伪 |
| 二、姚鼐、孙志祖的群书辨伪 |
| 三、章学诚、崔述的文献辨伪学 |
| 第三节 辨伪诸家(下) |
| 一、诸子辨伪中的异类 |
| 二、辨伪与经世 |
| 三、经学家、辑佚家、藏书家的辨伪 |
| 四、《总目提要》的续笔 |
| 第七章 清中期的文献辨伪学(下) |
| 第一节:《古文尚书》辨伪 |
| 一、《古文尚书》褒扬派 |
| 二、《古文尚书》辨伪派 |
| 第二节 《周礼》及《竹书纪年》辨伪 |
| 一、《周礼》辨伪 |
| 二、《竹书纪年》辨伪 |
| 第三节 《总目提要》的文献辨伪学成就 |
| 一、考辨伪书数量 |
| 二、考辨伪书方法 |
| 三、辨伪思想及理论 |
| 小结:文献辨伪研究拾遗及成就 |
| 第八章 清后期的文献辨伪与古典辨伪学的终结 |
| 第一节 文献辨伪学者(前) |
| 一、学术宗尚与文献辨伪 |
| 二、校雠、辑佚中的文献辨伪 |
| 三、辨伪杂识 |
| 第二节 文献辨伪学者(中) |
| 一、《总目提要》文献辨伪的补足之作 |
| 二、学风、时局与文献辨伪 |
| 三、朴学余绪与文献辨伪 |
| 四、目录学家、藏书家的文献辨伪 |
| 五、辨伪拾遗 |
| 第三节 文献辨伪学者(后) |
| 一、朴学殿军孙诒让与文献辨伪学 |
| 二、皮锡瑞对文献辨伪研究的梳理总结 |
| 三、康有为的治学以经世与文献辨伪研究问题 |
| 四、其他成就 |
| 小结:文献辨伪成就别论 |
| 第九章 结论 |
| 一、清人完善的文献辨伪学体系 |
| 二、清人杰出的文献辨伪学成就 |
| 三、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的现代启示 |
| 附表 |
| 附表五:《中国古代文献辨伪总目》 |
| 附表六:《清以前的辨伪学者及其成就》 |
| 附表七:《清代辨伪学者及成就》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简历 |
四、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李治亭研究员来访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比较文化视野下的保田与重郎的东亚之行 ——以《蒙疆》（1938年）为中心[D]. 凌梦月. 厦门大学, 2019(08)
- [2]清末新政影响下的长春教育[D]. 张中楷. 长春师范大学, 2018(02)
- [3]地域视野下的中国水彩画研究[D]. 王乔乔.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4]民国时期中国美术文化探究 ——以东北绘画艺术为例[D]. 类维顺. 吉林大学, 2014(09)
- [5]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D]. 王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6]金毓黻《东北通史》研究[D]. 王珊珊. 黑龙江大学, 2013(S1)
- [7]近代沈阳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98-1945）[D]. 孙鸿金.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8]吉林市城市近代化研究[D]. 佟银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1(06)
- [9]近代辽宁报业研究（1899-1949）[D]. 赵建明. 吉林大学, 2010(05)
- [10]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D]. 佟大群. 南开大学, 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