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国民经济存在止跌回升的可能 宏观调控适当 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7.5%—8%之间（论文文献综述）
景刚[1]（2019）在《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规模差异、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住房改革、城市化建设和城镇旧房改造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发展机遇,也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房地产投资相关的产业链长,上下游相关行业多,与国民经济多个部门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作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投资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乘数效应。房地产投资增长在城市化建设、拉动内需、提供就业岗位、提高人们居住条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20年,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房地产投资的年均名义增长速度接近20%,虽然当前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但房地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中均占有较高的比重,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房地产投资的稳定持续增长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和持续、健康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房地产投资高增长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弊端和风险,会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波动风险。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业泡沫对日本经济的拖累,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间接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些足以说明,房地产业的非理性发展对经济稳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近些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发展如火如荼,由于房价的高企和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各级政府也多次出台了调控政策。针对房地产投资到底与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对经济增长是正向还是负面影响等方面问题,国内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定量分析房地产投资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房地产投资规模与增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的机制与机理等。本文在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基础上,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针对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探索,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的:（1）绪论、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分析。这是本文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基础,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文献综述部分主要总结和梳理了前人的研究经验、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并进行了简要分析评述;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对与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些理论做了分析和阐述,包括古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空间集聚经济学等,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作用机制部分主要就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和机理进行理论探讨与定性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逻辑支持。（2）房地产投资发展现状及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该部分首先回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并分析了我国房地产投资的发展现状,然后实证检验了房地产投资与GDP、房地产投资与三次产业的关系。研究表明,房地产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二者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房地产投资与GDP短期相互影响显着,房地产投资对三次产业贡献明显,工业化发展即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房地产投资增长。（3）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差异分析。该部分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数据建立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房地产投资在不同规模、不同增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显着,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降低,并且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对经济增长呈现明显抑制作用。（4）分区域分时段对比研究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该部分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全样本、分地区、分地区分时段分别建立模型,实证分析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高,2008年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东部地区变化不大,中部地区明显升高,而西部地区下降较为明显。（5）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该部分首先就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机制与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探讨,然后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数据建立面板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房地产投资要素（这里指与房地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及其人力、资本、技术、产品等）流动引致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房地产投资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房地产投资的稳定持续增长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降低;房地产投资要素流动会形成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而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受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影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发挥固定资产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势在必行。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适当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有利于扩大内需,巩固近年来去产能所取得的成果,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2）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必然会带动城市房地产需求的增加,房地产投资应与城市发展相匹配。适当的房地产投资能够为城市提供良好的城市居住环境和城市投资环境,吸引投资和增加就业人口,促进城市化建设。（3）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应实施差别化的政策,合理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并采取区域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房价调控与房地产投资调控应区别对待,在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时,制定和实施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不影响房地产投资的政策,充分发挥保障性住房的积极作用。（4）房地产投资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是基于地区间的房地产投资要素的流动来实现的,未来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其空间溢出效应及结构异质性,特别是制定区域性房地产政策时,应更多地考虑经济邻近的区域房地产产业链的形成。（5）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短期波动影响较大,过快或过慢的房地产投资增速都预示着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的低效率,房地产市场暴涨暴跌,都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干扰。所以保持平稳的房地产投资对促使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创新点为:（1）本文从理论上探析了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机制,揭示了房地产投资要素流动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验证了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本文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发现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但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或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其影响效应下降。（3）本文从房地产投资对中国三次产业发展的贡献角度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房地产投资对三次产业均具有正向影响,对第二产业的贡献要大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
贾贺敬[2]（2019）在《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的视角》文中提出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自2010年开始位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大而不强的问题始终突出,自主创新能力、质量效益水平、资源利用效率等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制造业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产业升级的形势紧迫而艰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指明了目标和任务。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金融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近年来,中央政府为了引导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相继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对金融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作出了规划和安排,但时至今日,无论从数据统计还是运行状态来看,制造业面临的金融难题和资本困局并未能得有效纾解。本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系统性的分析研究,用经济学的语言厘清以下重点问题:第一,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机制,特别是金融如何通过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来影响制造业产业升级;第二,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内涵界定和测度;第三,金融的规模、结构和效率对制造业产业升级作用的数量关系;第四,是否存在适合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最优金融区间;第五,现有金融支持政策的效用情况以及新的政策建议。在逻辑安排上,本研究按照提出问题-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分析-总结结论的思路逐层推进。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整体分析与局部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及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通过构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指数（CMUI）测度体系,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情况和28个两位数行业及31个地区的产业升级情况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和门槛效应回归的方法,结合理论分析与现状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总体呈现“倒U”型分布,结构和效率因素占比逐渐增加;二是当前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效用虽然显着,但方向均为负向,说明中国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产业升级对于金融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金融资源在实体领域的供需矛盾和结构性错配仍非常突出,特别是在金融效率方面的短板尤为严重;三是金融规模具有显着的门槛效应,而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门槛效应并不显着。回归得出的门槛值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9%,大致相当于欧洲的水平（欧盟4.90%,欧元区4.60%,德国3.59%）,而德国恰恰是制造业稳定发展、稳步升级的典型代表国家,无数的“隐形冠军”使得德国制造业始终保持竞争优势。实证计算出的门槛值与现实中的期望值不谋而合,进一步验证了只有金融规模保持在适当区间,才最有利于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假设是成立的;四是本研究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整体,由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者有机构成且相辅相成,之所以三者都呈现出负向效应,是因为规模过度导致的结构失衡和金融资源被挤占引发的效率失灵,这也说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尚需进行一系列有目的的调整和优化。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现有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效用未达预期的原因,认为政策施力方向不够明确、政策用力角度不够精准、政策发力层次不够清晰以及政策内容执行不够有力等是主要原因。因此,针对改善和优化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本研究提出了包括政策执行框架、政策内容框架、政策时序框架以及政策支撑和保障框架在内的政策框架体系,其中主要政策内容包括:一是构建以实体经济增长和关键产业（制造业）升级为“锚”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让金融回归本源,发挥其经济润滑剂的作用,真正实现在长周期视角下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联动协调,不再靠短期超发货币来解决本该是金融结构优化和金融效率提升的问题。二是推进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推进金融开放,通过建立竞争有序、规范统一的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形成对创新的全面支撑,让风险定价机制发挥作用,引导社会与经济实现良性发展,避免进一步的“脱实向虚”。三是针对制造业产业的特点,促进产业基金、融资租赁、供应链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和知识产权融资等领域加快发展,为制造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转型升级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使制造业真正成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和强国之基,推动国民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
顾维佳[3]（2018）在《云南省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相关性研究 ——基于烟草电力重点行业的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我国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经济体制上来说是一种混合经济,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既遵循市场规律通过价格机制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又运用政府宏观调控对市场低效部分进行完善、通过财税政策对资源进行再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税收和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很重要,因此公共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较大。税收既是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物质保障,也是政府进行资源再分配的主要财源,也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重要方式之一。因为从税收的来源看,税收会直接减少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改变理性经济人对市场的判断,对经济配置中资源的占用和资本的积累产生内源推动,最终影响经济的总体发展。但从公共经济学的税收分配来看,税收的最终目的足为国聚财,财政支出的重要其目的之一就是发展经济,财政支出对社会经济的平稳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的发展情况直接影响税收收入的多少。所以笔者认为税收对经济并不足不仅仅是削弱的关系,合理的税负既是社会稳定运行的行政保障,也能通过财政支出方式促进经济均衡发展,也就是税收与经济存在最优的平衡。因此本文选择云南省重点行业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的相关性作为研究对象,并于2018年初向云南省税务局和统计局提出书面申请,取得使用2006-2017年度相关经济和税收数据用于本文的研究。采用从宏观到微观、从一般规律到特殊个人的思路分析经济和税收的相关性,分别从全球经济视角、中国经济视角、两部地区视角研究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间的一般规律及不同之处:再从云南省独特的税源结构和经济发展实际阶段出发,结合本土实情,通过对GDP和流转税从总量、质量、结构三方面进行分析,成用宏观税负、税收弹性系数、财政支出占比三种方法研究云南省经济发展与税收之间的关系;最后应用计量经济学最小二乘法（OLS）,使用2007-2017十年间云南省GDP和流转税的真实数据,从GDP对流转税的作用和流转税通过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两个方面,再次验证云南省经济发展和税收收入的相关性。最后,笔者选取云南省两大支柱行业进行重点分析,一个是占云南省税收收入和GDP比重大的烟草行业,另一个是云南省近年来来税收增长最迅速的电力行业。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从行业实际出发,分析其“十一五”以来行业和税收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根据行业特点探究新形势下探究云南省的税收与经济的优化发展之路。论文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和税收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经济增减直接影响税收收入的增减,且这个影响具有时间的延后性,经济增减变化在前、对应的税收收入增减变化在后,这符合税款核算和缴纳的规定;同时,税收收入中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财政支出进行建设和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税收负担过重对经济发展也存在抑制作用。以上是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的一般规律。云南省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的相关性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存在其特殊性。从地域上看,云南省流转税收入主要集中在几个经济较发达、GDP贡献率高的城市;从产业上看,云南省流转税收入以第二产业为主;从行业上看,云南省GDP排名前五的行业集合决定了全省80%的税源。本文使用云南省近十年来的经济数据,通过回归模型的推导,得出两个数据:一是云南省GDP关于流转税收入的弹性估值为0.032,即云南省每增加100元人民币的GDP可以带来3.2元的收入;二是在当前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税收政策条件下,对于云南省来说入库流转税收入最大化的实际税负为GDP的23.48%,即云南省实际流转税负担不超过实际GDP的23.48%时税收收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实际流转税负担超过了实际GDP的23.48%就会导致经济受到抑制而不能正常经营。因此可以得出云南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且决策者在考虑政策制定时不能超过实际税负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最优平衡点。
欧阳易[4]（2018）在《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体系,其调控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中资金的流转和运行。由于调控对象的相对一致,两大体系间天然存在着交织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协调机制也就尤为重要,其协调配合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而要提升宏观调控的质量、提升宏观调控的效果,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在我国经济面临新常态的背景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其协调机制也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原有的理论框架已不能完全解释、指导新常态下的发展情况,迫切需要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科学的创造性的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现存问题以实现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客观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我国新常态和新常态之前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作用效果既可以有效地度量当前时期我国两大政策宏观调控的得失又可以探索、寻觅未来时期我两大政策改进调节的方向。本文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研究中,提出了具有新意的观点和相关建议,主要包括: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与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政策需求,不能单独就政策论政策,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必须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特色,适应经济发展形势,没有完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才能起到预期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协调发力,在政策引导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围绕宏观调控目标协同运作,才能提高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两大政策协同发力,既能有效克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各自的缺点和单一性的不足,又能避免两大宏观个调控部门相互扯皮的情况。三是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运用定向政策等方式进行相机宏观调控,避免宏观调控滞后性带来的相关影响。
程婉静[5]（2017）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基于中国严重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的人口年龄结构新特征,分析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尤其是总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结构、城乡结构等,但基于一些理由,本文只关注年龄结构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常态和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之下,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占比下降、工资率水平提高、部分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这些严峻的形势都促使我们从供给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本文从经济和人口的数据中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与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尤其是3045岁壮年劳动力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势基本协同,1529岁年轻劳动力在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有所协同,而4664岁年长劳动力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呈现反向趋势。因此这促使我们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人口年龄结构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部分扩展了索罗经济增长模型（Solow Model）,引入代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量,用于分析在短期和长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使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再利用中国各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PSVAR）进行实证分析,以克服SVAR模型对样本长度的限制。结果发现,除了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的重要作用之外,中国总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也有显着的影响。其中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产生滞后的正向影响,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产生持续的负向影响。中国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的波动也对经济周期波动有显着的影响,其中3045岁壮年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有正向影响,4664岁年长近退休型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有负向影响,而1529岁年轻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正向影响。滞后期生育率波动会对当期经济周期波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中长期这种影响转负为正,累积影响显着为正。本文使用种族结构Leslie模型方法对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进行预测。文中设置了四种总和生育率变化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若生育率维持在现有水平,中国总人口将在2020年开始萎缩,人口年龄结构迅速恶化,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造成不良影响。若生育率逐渐升高,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波动强度较为缓和。从总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在2040年之后会因新增婴儿数和老龄人口数量激增的双重作用叠加而出现社会总抚养比大增的情况,因此,我们要提防在长期中社会抚养比波动较大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来看,劳动力占比沿着时间趋势发展的同时周期波动并不强烈,不会由此加剧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未来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波动趋缓也会对缓解经济周期波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该预测结果对本文提出逐渐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建议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本文主要选取日本进行国际比较,发现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标准差越来越大。日本是典型的严重老龄化国家,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造成了劳动人口甚至是总人口的日益萎缩,使得国民经济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衰退和停滞,我们通过分析认为,生育率波动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转变是造成日本经济周期波动日益剧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本文还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角度对美国经济“大缓和”时期经济周期波动趋缓的原因和欧债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区的历史经验都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目前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在提高人口质量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要完善生育政策优化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建议。首先,要根据当前“全面二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完善,解决好落实该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可以为下一步的决策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制定时间表,加快放开三胎生育政策,逐步推进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这才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最后,在长期推行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政策,进一步降低人们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成本,以期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育观念,实现提高总和生育率的目标,从而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中国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证券[6]（2016）在《供给侧改革投资策略》文中研究指明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改革造就了资本市场。在2015年12月18日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怍会议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2016年改革和发展任务作出部署。2016年将是供给侧改革的破冰之年,将会为中国的经济和改革带来曙光。当前,中国经济处在L型底部调整期。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话,叫"三期叠加",即增
黄聪英[7]（2014）在《论实体经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也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世界各国曾经十分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积累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宝贵经验。然而,20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来,欧美不少发达国家逐渐忽视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虚拟经济日益膨胀,最终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洗礼之后,世界各国重新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制定了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苗头初显,引起了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实业界的极大关注。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重振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界定了实体经济的范畴,总结了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中国、德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以及这些国家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和复苏成效,探讨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研究了中国省域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状况,最后系统论述了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方福前[8]（2014）在《大改革视野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文中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一直建立在"可控性"的信念基础上。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二重的:第一重目标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第二重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后一重目标要服从并服务于前一重目标。"可控性"的信念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不相容,并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政策工具和相关经济参数的控制能力在不断衰减。宏观调控目标的多重性往往造成调控目标冲突、多变、调控滞后和调控结果失衡,从而导致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和经济不稳定。重构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宏观调控理念、宏观调控目标和宏观调控架构的重构。当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要解决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和增加就业,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
陈磊,隋占林[9]（2013）在《2013年经济景气和物价形势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和"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取向共同影响下,2012年7月以来,经济景气在"偏冷"区间出现弱回升态势,2013年8月已返回"正常"区间,未来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预测2013年GDP增长率将达到7.7%。从2012年4季度开始,物价进入新一轮比较温和的上升周期,并可能持续到2014年2季度,预计2013年CPI上涨率为2.7%左右,仍然处于适度增长区间。
邵明振[10]（2013）在《中国物价波动特征和预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市场调节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内容,也是市场机制中最敏感、最有效的调节机制,因此物价波动对整个经济系统运行有重要影响。同时物价总水平也是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保持物价总体稳定是各国政府公认的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一。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逐渐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各个领域的物价也逐渐放开,价格机制成为引导市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经济受外部影响日趋加深,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形成了我国物价波动的独有的特征。我们要从考察物价本身的历史波动周期当中,总结和认识其波动特征规律,以有利于发现新特征并对物价波动未来走势进行把握和预测。本文在阅读大量有关物价波动的中外文献基础上,收集相关材料和数据,利用数量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和成果,对我国物价波动特征和预测进行研究和探索,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工作如下：一、用全局经验模态分解方法（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简称EEMD）对我国1983年以来的物价水平波动进行了分解,并在分析总结分解得到的各个频段物价波动的周期特征后,对我国物价波动历程特征进行定性描述。EEMD分解的结果具有丰富的经济学内涵：高频成分反映了短期供求和不规则因素对我国物价波动的影响；中频成分表明我国物价波动具有周期为1年左右的频率成分,这说明季节性因素对我国物价波动影响明显；低频成分反映了每次通货膨胀的发生对物价波动造成的冲击；同时分解剩余的趋势成分表明了我国物价总水平具有价格刚性以及上涨回落的非对称性等特征。接着按照一定的方法和规则划分出了我国物价波动的同比月度通胀率周期,并参考EEMD分解出的定基比通胀率的低频成分,对1978年来我国物价波动的历程特征进行了定性分析和总结。二、运用具有持续期依赖特征的Markov转换DDMS （Duration Dependence Markov-Switching,简称DDMS）模型和Gibbs抽样方法,研究了我国物价波动（环比月度消费价格指数为测度指标）区制转移和持续期依赖特征。持续依赖性是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重要动态特征,虽然传统上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研究较多,但对物价波动周期持续依赖性研究的文献还很少见。文中首先利用DDMS模型估计出的区制平滑转移概率,识别和确定了我国环比月度CPI（Consumer Price Index）"高水平（高通胀）区制”与“低水平（低通胀）区制”的转折点及其区间,同时发现高通胀区制向低通胀区制的转折点一般领先于通常的同比CPI下降的拐点,这对同比CPI拐点的预测有一定参考价值。再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发现通胀率在“低水平区制”具有明显的正持续期依赖特征,即我国由“低通胀区制”转入“高通胀区制”的概率会随着区制持续时间的延长而明显增大,而通胀率在“高水平区制”的正持续期依赖性不太明显。研究结果对我国物价波动监测及通货膨胀的预警有重要实践意义,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参考意义。三、基于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对我国物价波动和汇率波动的非线性关系特征进行了实证和经验分析。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是以广义Lotka-Volterra模型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广泛用于数学、生态学中,近年来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在本章中建立了物价指数CPI和汇率指数NEERI（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Index）的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CPI-NEERI Non-linear Dynamical System,简称C-NNLDS）对我国物价波动和汇率波动的动态关系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物价波动和汇率波动存在着相互影响的非线性动态机制关系特征,也就是汇率的上升对我国物价的持续上升有抑制作用,并且高通胀率的时候这种抑制效果较明显。同时我国物价的上升一般不会形成汇率的下降而往往会使汇率上升（即本币的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现象）,但在较高通胀率和较低汇率时容易形成物价持续上升和本币持续贬值的双恶化,这是要尽力避免的。文中在估计出物价指数和汇率指数的非线性关系模型后,利用数学方法对系统模型的平稳性、相位图、以及冲击反应图进行了分析,比较准确地刻画反映了我国物价波动和汇率波动的相互影响机制和动态轨迹走向。这对我们认识我国物价波动和汇率波动的内在关系以及未来物价指数和汇率指数走势的预测及风险控制都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四、对我国月度消费价格指数的预测方法做了总结和探索研究。在总结目前CPI预测方法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时间序列的BP神经网络（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半参数模型对我国月度CPI的短期预测进行了研究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利用BP神经网络非线性拟合和预测的优点,同时结合非参部分提高了BP神经网络拟合和预测的精度。另外本文还对CPI走势拐点的预测方法进行了探索,通过建立影响物价波动因素的Probit模型,能够根据影响物价波动的因素指标计算出未来CPI走势向上（向下）拐点出现的概率,这对CPI拐点出现的时间确认和预测有重要意义。在实践应用中表明,两种方法互相补充对我国CPI走势和具体值预测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具有较大的实践应用价值。当我们关注到物价出现变动时,往往已经丧失了最佳的治理时期（吴敬涟,2003）。所以我们应当加深对物价波动规律和特征的认识和分析,加强对物价波动预测研究力度,以致在实践中能够尽早判定出物价未来走势,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即防止较高的通货膨胀发生、也防止持续的通货紧缩的出现,以达到防患于未然,把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利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本文从多角度用多方法对我国物价波动特征和预测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于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和制定正确的货币、财政等经济调控政策,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2000年国民经济存在止跌回升的可能 宏观调控适当 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7.5%—8%之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国民经济存在止跌回升的可能 宏观调控适当 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7.5%—8%之间（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规模差异、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5 研究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 |
| 2.2 房地产投资与相关产业 |
| 2.3 房地产投资与区域经济 |
| 2.4 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 |
| 2.5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 |
| 3.1.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房地产投资理论 |
| 3.1.3 城市化、集聚经济的房地产投资理论 |
| 3.1.4 投资乘数效应的房地产投资理论 |
| 3.2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1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3.2.2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
| 3.2.3 房地产政策对房地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保障作用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房地产投资与宏观经济关系研究 |
| 4.1 中国房地产投资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 |
| 4.1.2 中国房地产投资发展现状 |
| 4.2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4.2.1 理论分析 |
| 4.2.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2.3 房地产投资与GDP的协整检验 |
| 4.2.4 房地产投资与GDP短期影响关系分析 |
| 4.3 房地产投资与三次产业关系分析 |
| 4.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3.3 房地产投资与三次产业相互影响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4 本章研究结论 |
| 5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差异性研究 |
| 5.1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度量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度量 |
| 5.2 单位根检验和描述性统计 |
| 5.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不同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 |
| 5.3.2 不同增速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 |
| 5.3.3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 |
| 5.4 本章研究结论 |
| 6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
| 6.1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度量 |
| 6.1.1 计量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度量 |
| 6.2 单位根检验与描述性分析 |
| 6.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6.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全样本实证分析 |
| 6.3.2 分地区实证分析 |
| 6.3.3 分时段实证分析 |
| 6.3.4 分地区分时段实证分析 |
| 6.4 本章研究结论 |
| 7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7.1 房地产投资空间溢出效应 |
| 7.2 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度量 |
| 7.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度量 |
| 7.3 单位根检验和描述性分析 |
| 7.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7.3.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面板空间效应 |
| 7.4.2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研究结论 |
| 8 结论、建议和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 |
| 8.4 研究展望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制造业 |
| 1.2.2 产业升级 |
| 1.2.3 金融支持机制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6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论文研究的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 |
| 2.1.1 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内涵和研究视角 |
| 2.1.2 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实现路径和影响因素 |
| 2.1.3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 |
| 2.2 对现有文献研究的评述 |
| 2.3 金融支持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金融发展理论 |
| 2.3.2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
| 第3章 金融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基本作用机制分析 |
| 3.1 金融对制造业厂商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1.1 影响制造业厂商升级的因素 |
| 3.1.2 金融影响制造业厂商升级的机制 |
| 3.2 金融对制造业产业升级作用机制的分析 |
| 3.2.1 金融规模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2.2 金融结构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2.3 金融效率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3 金融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框架 |
| 第4章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现状分析 |
| 4.1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强度分析 |
| 4.1.1 货币体系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强度分析 |
| 4.1.2 间接融资体系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强度分析 |
| 4.1.3 直接融资体系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强度分析 |
| 4.2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效度分析 |
| 4.2.1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整体效度分析 |
| 4.2.2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分行业效度分析 |
| 4.3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存在问题 |
| 4.3.1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面临的瓶颈 |
| 4.3.2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
| 第5章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 |
| 5.1 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测度与分析 |
| 5.1.1 对制造业产业升级测度方法的回顾 |
| 5.1.2 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内涵重构 |
| 5.1.3 制造业产业升级指数的测度 |
| 5.1.4 对制造业产业升级指数的分析 |
| 5.2 实证分析的研究假设 |
| 5.2.1 金融对典型制造业企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
| 5.2.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3 面板回归模型实证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数据选取 |
| 5.3.3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5.3.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门槛面板模型实证 |
| 5.4.1 门槛面板模型的基本原理 |
| 5.4.2 门槛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 |
| 5.4.3 门槛效应检验 |
| 5.4.4 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第6章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框架分析 |
| 6.1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的总体框架 |
| 6.1.1 现有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效用未达预期的原因分析 |
| 6.1.2 发达国家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经验借鉴 |
| 6.1.3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体系设计 |
| 6.2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的内容框架 |
| 6.3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的时序框架 |
| 6.4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的执行框架 |
| 6.5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的支撑和保障框架 |
| 第7章 结论和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3）云南省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相关性研究 ——基于烟草电力重点行业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 国外文献研究 |
| 2. 国内文献研究 |
| 3. 国内外文献研究述评 |
| (四) 理论基础 |
| (五) 本文创新点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的一般相关研究 |
| (一) 发达国家经济与税收的关系 |
| (二) 我国区域经济与税收的关系 |
| (三) 西部三省经济与税收的关系 |
| 第三章 云南省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
| (一) 云南省行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 1. 行业经济总量分析 |
| 2. 行业经济质量分析 |
| 3. 行业经济结构分析 |
| (二) 云南省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
| 1. 宏观税负分析法 |
| 2. 税收弹性系数分析法 |
| 3. 财政与税收占比分析 |
| (三) 云南省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相关性的计量分析 |
| 1. 云南省GDP对流转税的作用分析 |
| 2. 云南省流转税对GDP的反作用分析 |
| 第四章 云南省重点行业与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
| (一) 云南省烟草制品行业与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
| 1. 云南省烟草制品行业及税收现状分析 |
| 2. 云南省烟草制品业的发展境遇分析 |
| 3. 云南省烟草制品业可持续发展建议 |
| (二) 云南省电力行业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
| 1. 云南省电力行业及税收现状分析 |
| 2. 云南省电力行业发展和税收的回归分析 |
| 3. 云南省电力行业的发展境遇分析 |
| 4. 云南省电力行业可持续发展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总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 |
| 1.1.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 |
| 1.3.2 实证分析 |
| 1.3.3 比较分析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国外文献 |
| 1.5.2 国内文献 |
| 第2章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理论和机制 |
| 2.1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概念 |
| 2.1.1 货币政策 |
| 2.1.2 财政政策 |
| 2.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依据 |
| 2.2.1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调控的必要性 |
| 2.2.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调控原理 |
| 2.2.3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的宏观经济学定位 |
| 2.2.4 货币政策调控传导机制 |
| 2.2.5 财政政策调控传导机制 |
| 2.2.6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机制的区别 |
| 2.2.7 单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的局限性 |
| 2.3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分析 |
| 2.3.1 促进经济总量基本平衡,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增长 |
| 2.3.2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体系的潜在产出水平 |
| 2.3.3 在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具有更多特殊的意义和紧迫性 |
| 2.3.4 在某些重点领域和结合点上加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 |
| 2.4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模式 |
| 2.4.1 强劲型政策组合 |
| 2.4.2 稳定型政策组合 |
| 2.4.3 温和型政策组合 |
| 第3章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运用模式 |
| 3.1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
| 3.2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具体运用 |
| 3.2.1 1979 年-1982年 |
| 3.2.2 1983 年-1986年 |
| 3.2.3 1987 年-1991年 |
| 3.2.4 1992 年-1997年 |
| 3.2.5 1998 年-2003年 |
| 3.2.6 2004 年-2007年 |
| 3.2.7 2008 年-2010年 |
| 3.2.8 2011 年后 |
| 3.3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特点及其存在问题 |
| 3.3.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模式过于单一 |
| 3.3.2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主体之间存在一定分歧 |
| 3.3.3 财政投入不断增加,信贷资金和民间资金带动乏力 |
| 3.3.4 财政风险不断加大,货币政策受阻 |
| 3.3.5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出的时机、方式有待优化 |
| 第4章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选取与模型介绍 |
| 4.1.1 样本期与数据的选取 |
| 4.1.2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 |
| 4.2 序列平稳性检验 |
| 4.2.1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4.2.2 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 |
| 4.3 方差分解 |
| 4.4 检验结果 |
| 4.4.1 我国的财政政策并未对经济增长做出太大的贡献,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
| 4.4.2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着,货币政策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缓慢 |
| 4.4.3 我国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独立性 |
| 4.5 关于特殊时期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二者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5.1 1998 年第1季度至2003年第4季度 |
| 4.5.2 2008 年第4季度至2010年第3季度 |
| 4.6 新常态初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6.1 新常态时期,新预算法颁布,破除财政政策障碍 |
| 4.6.2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向公共性财政转变 |
| 4.6.3 新常态下,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总体上基本适应新常态初期的调控需要 |
| 第5章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国际经验 |
| 5.1 美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
| 5.2 日本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
| 5.3 韩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
| 5.4 总结和启示 |
| 5.4.1 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
| 5.4.2 持续增加央行独立性 |
| 5.4.3 降低间接融资比例 |
| 5.4.4 信息快速联动共享 |
| 第6章 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对策建议 |
| 6.1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调控导向 |
| 6.1.1 优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调控的目标 |
| 6.1.2 优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组合模式 |
| 6.1.3 健全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的交流机制 |
| 6.1.4 加强在促进金融改革方面的配合 |
| 6.2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调控的结合点 |
| 6.2.1 国债 |
| 6.2.2 铸币税 |
| 6.2.3 财政投融资 |
| 6.3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政策建议和对策建议 |
| 6.3.1 政策目标区间化、宏观调控最小化 |
| 6.3.2 根据周期、趋势、外部冲击搭配政策 |
| 6.3.3 两大政策要从裁量型向规则型转变 |
| 6.3.4 货币政策委员会与财政政策委员会并行不悖 |
| 6.4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着力点 |
| 6.4.1 创新创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4.2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
| 6.4.3 一带一路战略 |
| 6.4.4 公共产品投资 |
| 6.5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具体措施 |
| 6.5.1 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并正确处理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之间的关系 |
| 6.5.2 完善政策支持,促进宏观经济保持长期稳定 |
| 6.5.3 大力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
| 6.5.4 全力推进金融市场体系改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2 本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结构 |
| 1.2.2 主要内容 |
| 1.2.3 论文的主要贡献、创新和难点 |
| 1.3 主要方法和数据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数据来源 |
| 第2章 世界与中国：人口和经济 |
| 2.1 世界人口和经济 |
| 2.2 中国人口和经济 |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3.1 人口转型的研究 |
| 3.2 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理论研究 |
| 3.3 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及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
| 第4章 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以及人口波动的特征分析 |
| 4.1 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特征分析 |
| 4.1.1 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特征 |
| 4.1.2 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描述 |
| 4.2 中国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波动的特征分析 |
| 4.2.1 人口总量 |
| 4.2.2 人口年龄结构 |
| 4.2.3 人口性别结构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 |
| 5.1 统计分析 |
| 5.2 扩展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理论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5.3.2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5.3.3 中国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5.3.4 中国滞后生育率波动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5.3.5 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就业时间波动 |
| 5.4 各地区经济周期波动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5.5 中国未来50年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预测 |
| 5.5.1 模型建立 |
| 5.5.2 预测结果 |
| 5.6 小结 |
| 第6章 国际比较 |
| 6.1 日本经济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6.1.1 日本人口转型的历史演变 |
| 6.1.2 日本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
| 6.2 美国经济“大缓和”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6.3 欧债危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
| 6.4 经验教训和启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人口预测R软件程序 |
| 附录B：人口预测的部分结果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论实体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金融危机暴露虚拟经济过度的弊端 |
| 二、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风险 |
| 三、复苏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
| 第二节 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动态 |
| 一、实体经济的国外研究动态 |
| 二、实体经济的国内研究动态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四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方案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 第一章 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三、毛泽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一、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二、内生技术变化理论 |
|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 |
| 四、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三节 简要评论 |
| 第二章 实体经济的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的概念、特点与功能 |
| 一、实体经济的概念 |
|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 |
| 三、实体经济的功能 |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
|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区别 |
|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联系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 一、第三产业的范畴界定 |
| 二、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 第三章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分析 |
| 一、德国道路 |
| 二、美国道路 |
| 三、日本道路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借鉴 |
| 一、注重创新制造技术 |
| 二、培养优质人力资源 |
| 三、拓宽国际销售市场 |
|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
| 第三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
| 一、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 |
| 二、要培育国际高端品牌 |
| 三、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
| 四、要保持健康的产业结构 |
| 五、要科学应对产能过剩 |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的回归 |
| 第一节 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
|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德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第五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SWOT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分析(Strength) |
| 一、实体经济发展成就辉煌 |
| 二、技术创新体系稳步形成 |
| 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 |
| 四、产业链成熟劳动力丰富 |
| 第二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劣势分析(Weakness) |
| 一、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 |
| 二、科技创新体制尚不健全 |
| 三、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
| 四、职业技术教育不够发达 |
| 第三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机遇分析(Opportunity) |
| 一、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机遇 |
| 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机遇 |
|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 |
| 第四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挑战分析(Threat) |
| 一、产业空心化趋势 |
| 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
| 三、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
| 第六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省域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一、广东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二、福建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产业的实证分析 |
| 一、传统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纺织服装业为例 |
| 二、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企业的实证分析 |
| 一、国有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上汽集团为例 |
| 二、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福耀玻璃为例 |
| 第七章 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 |
| 第二节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实力 |
| 一、着力化解产能过剩 |
| 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
| 三、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 四、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
| 第三节 激发企业活力，坚守实体经济 |
| 一、重振企业家精神 |
| 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
| 三、培育国际知名品牌 |
| 四、加大人才建设力度 |
| 第四节 加强宏观调控，服务实体经济 |
| 一、制订发展规划，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
| 二、优化社会氛围，营造勤劳创业的外部环境 |
| 三、坚持扩大内需，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
| 四、强化楼市调控，坚定不移遏制投机炒作 |
| 第五节 深化体制改革，壮大实体经济 |
| 一、完善科技体制，尽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 二、深化金融改革，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
| 三、加强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熟练技术工人 |
| 四、深化税制改革，切实减轻实体企业负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大改革视野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重新审视我国的宏观调控:逻辑与实践 |
| (一)我国宏观调控背后的逻辑 |
| 1. 我国宏观调控目标的二重性。 |
| 2. 可控性———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的信念。 |
| (二)我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与经验 |
| 1. 我国宏观调控的矛盾性。 |
| 2. 我国宏观调控目标的多变性。 |
| 3. 我国宏观调控的滞后性。 |
| 4. 我国宏观调控的失衡性。 |
| 二、重构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 |
| (一)为什么要重构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 |
| (二)重构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设想 |
| 1. 重构宏观调控理念。 |
| 2. 重构宏观调控目标。 |
| 3. 重构宏观调控架构。 |
| 4. 重新定位货币政策目标。 |
| 5. 改革宏观调控体制。 |
| 三、对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若干建议 |
（9）2013年经济景气和物价形势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利用景气分析与新型扩散指数对经济周期态势的分析和预测 |
| 1. 基于合成指数和非参数转折点测定方法对经济周期转折点和周期态势的分析 |
| 2. 利用先行合成指数、传统扩散指数和新型扩散指数对经济运行走势的预测 |
| 二、基于监测预警信号系统对经济景气状况的分析 |
| 三、物价变动特征与走势分析 |
| 四、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趋势分析和全年预测 |
| 五、政策建议 |
| 1、政策取向宜继续保持“稳中求进”, 全面推进各项改革 |
| 2、努力恢复金融体系的正常中介功能, 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
| 3、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 加快推进房产税试点改革, 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 |
| 4、城镇化过程中需抑制过剩产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
（10）中国物价波动特征和预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背景 |
| 1.2 有关物价波动研究的国外国内文献综述 |
| 1.2.1 物价波动时序特征的研究 |
| 1.2.2 物价波动传导机制的分析和研究 |
| 1.2.3 物价波动和经济周期波动 |
| 1.2.4 物价波动的影响因素和政策调控 |
| 1.3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物价波动相关概念及理论发展介绍 |
| 2.1 物价波动的定义 |
| 2.2 物价波动的测度 |
| 2.3 物价波动相关理论基础及发展介绍 |
| 2.3.1 物价总水平的货币数量论 |
| 2.3.2 “物价-失业”菲利普斯曲线理论 |
| 2.3.3 凯恩斯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物价刚性及通货膨胀理论 |
| 2.3.4 物价总水平变动的社会总供求决定理论 |
| 2.3.5 物价波动理论最新进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物价波动的全局经验模态分解及历程回顾 |
| 3.1 我国物价波动的全局经验模态分解 |
| 3.1.1 EMD及EEMD分解的基本原理 |
| 3.1.2 我国物价波动的EEMD分解结果及分析 |
| 3.2 我国物价波动历程回顾 |
| 3.2.1 建国以来我国物价波动历程概述 |
| 3.2.2 改革开放后我国物价波动周期的划分 |
| 3.2.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价波动历程特征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物价波动持续期依赖性研究 |
| 4.1 传统的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定义和度量 |
| 4.1.1 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定义 |
| 4.1.2 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度量 |
| 4.2 持续期依赖性的概念和理论发展过程 |
| 4.3 具有持续期依赖性的马尔科夫转换(DDMS)模型 |
| 4.4 我国物价波动区制转换与持续期依赖性的实证分析 |
| 4.4.1 指标选择和数据处理 |
| 4.4.2 我国物价波动周期DDMS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4.3 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区制及转换分析 |
| 4.4.4 通货膨胀率波动的持续期依赖特征分析 |
| 4.5 本章结论和政策启示 |
| 第五章 我国物价波动和汇率波动关系特征实证分析——基于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C-NNLDS) |
| 5.1 物价和汇率关系研究回顾 |
| 5.1.1 购买力平价理论 |
| 5.1.2 汇率对物价水平的传递研究 |
| 5.2 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引入和介绍 |
| 5.2.1 广义Lotka-Volterra模型 |
| 5.2.2 物价变动和汇率变动的非线性动力系统(C—NNLDS)模型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变量的数据特征和非线性BDS检验 |
| 5.3.2 平稳性检验 |
| 5.3.3 参数估计和残差平稳性检验 |
| 5.3.4 模型结果分析 |
| 5.3.5 系统模型的稳定性分析 |
| 5.3.6 相图分析 |
| 5.3.7 系统的脉冲反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月度消费价格指数预测方法探索与应用 |
| 6.1 CPI预测方法研究发展现状 |
| 6.2 基于时间序列的BP神经网络-半参数模型CPI预测 |
| 6.2.1 非参数和半参数模型 |
| 6.2.2 人工神经网络基础知识介绍 |
| 6.2.3 BP神经网络模型 |
| 6.2.4 BP神经网络-半参数建模原理和步骤 |
| 6.2.5 BP神经网络-半参数建模的CPI预测 |
| 6.3 基于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CPI拐点预测 |
| 6.3.1 因子分析法对物价影响因素的归纳提取 |
| 6.3.2 PROBIT模型的建立和拐点预测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和政策建议 |
| 7.1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 |
| 7.2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 7.3 政策建议 |
| 7.4 本文不足和需要进一步研究问题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2000年国民经济存在止跌回升的可能 宏观调控适当 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7.5%—8%之间（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规模差异、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视角[D]. 景刚.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2]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的视角[D]. 贾贺敬.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3]云南省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相关性研究 ——基于烟草电力重点行业的实证[D]. 顾维佳. 云南大学, 2018(04)
- [4]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及其效应研究[D]. 欧阳易. 苏州大学, 2018(01)
- [5]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D]. 程婉静. 清华大学, 2017(06)
- [6]供给侧改革投资策略[J]. 中国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证券. 资本市场, 2016(Z2)
- [7]论实体经济[D]. 黄聪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8]大改革视野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J]. 方福前.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4(05)
- [9]2013年经济景气和物价形势分析[J]. 陈磊,隋占林. 科技促进发展, 2013(06)
- [10]中国物价波动特征和预测研究[D]. 邵明振. 东北财经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