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省水土流失及其危害（论文文献综述）
冯骥强[1]（2020）在《宋代社会污染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污染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污染问题的重视体现了现代人类对于环境卫生的深度认识。环境污染问题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从现存的史籍中可以看出,古人同样饱受着环境污染之苦,而且还颇为严重。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存在着污染问题,只是在污染的程度上有所轻重而已。宋代经济的高度繁荣也必然会带来一些污染问题。污染来源的多样化集中体现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当中,诸多生产生活污染源不仅对周边水域、空气及土壤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亦会使得人体健康遭受威胁,甚至引发疫病的流行。污染危机的出现使得两宋政府不得不制定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宋代政府在治理水域污染方面的措施主要有污水处理,净化水质、设置水域监管机构,定期疏浚河渠水道、制定法规,打击污染水域行为;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主要以广植林木进行绿化运动及自省、选贤惩奸、祭天敬神等措施为主;在治理街区污染方面的措施中有整饬街道卫生,清理垃圾、制定法律,严惩侵街及设置义冢、漏泽园,防止流尸污染。
彭浩,石林[2]（2020）在《湖南省水土流失动态变化特征分析》文中提出湖南省是我国长江中下游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掌握全省水土流失发展变化趋势对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利用历史遥感影像数据、普查资料以及规划报告等,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水土流失变化情况。目前,全省土壤侵蚀强度整体呈自西向东、自南向北递减的趋势。除部分区域受建设活动等人为影响较大外,预计近期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在整体上将继续下降。
聂选华[3]（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认为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曾文[4]（2018）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文中研究说明数千年来,洞庭湖区以其“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优越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物阜民丰,赢得“鱼米之乡”美誉。目前,洞庭湖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渔业生产基地,在湖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洞庭湖区的长期开发活动,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以来洞庭湖湖泊面积迅速萎缩,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泥沙大量淤积,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垸老田低,洪涝灾害频发;钉螺滋生,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工业废水、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上述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洞庭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还原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复杂历史过程,对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如何逐步实现从过度开发到建设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对政府、民间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纵向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建设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绿色湖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湖区气候、江湖关系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因素均对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发生着深刻影响。气候变化使得农业自然灾害加重、鱼类资源减少、候鸟的栖息环境恶化、鼠害加重、血吸虫病传播加剧,江湖关系变化导致洞庭湖调蓄能力减弱和洪涝威胁加重。社会因素使得人类一直在能动地改变周遭环境,使自然环境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同时也造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过程。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洞庭湖区的社会经济尚处于以农垦为主的农业经济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围绕水患、疫病、围湖造田而展开。建国之初,面对洞庭湖区年久失修的堤垸、水患威胁以及疫病危害等主要环境问题,党中央把对荆江和洞庭湖的治理作为头等要事来办。自1952年开始,湖南省委集中力量整修洞庭湖。根据江湖关系的现状和实际,采取了荆江分洪工程、湖区堤垸的修复工程和南洞庭湖整修等工程。这一历史时期里,政府主要是向洞庭湖要地要粮,人与湖争地,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洞庭湖面积急剧减少,“以粮为纲”“向湖中要粮”“几年再造一个县”“农业学大寨”“灭螺与生产并举”等口号盛行,围湖造田、乱围滥垦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洞庭湖区堤垸化使得湖面不断被堤垸分割包围,增加了修防负担及抗洪难度,并导致枯水季节水资源局部短缺。洞庭湖区的围垦与抗洪,体现着洞庭湖区农业经济时代的历史特征。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的工业进步和发展程度,工业化、城镇化成为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世纪结束的这一历史阶段,是洞庭湖区开始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主要围绕新型的工业和城镇污染而展开。1978年改革开放后,洞庭湖区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轻型工业为主、轻重结合的的工业发展格局。在众多工业类别中,石化、能源、电力、冶金机械和电子信息等新兴现代工业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湖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工业文明在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步产生,其中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洞庭湖区的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到20世纪末演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并逐渐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环保意识开始兴起,环保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环保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日趋完善,省人大开始部署全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主动监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依然停留在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层面,而且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态文明意识尚未觉醒。进入21世纪后,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后,国务院提出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引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作为灾后重建指导原则。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朱镕基2002年6月检查和考察湖南防汛工作时有关恢复洞庭湖往日“浩浩汤汤”景色的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整洞庭湖的计划,编制规划了“4350工程”,期望通过工程实施使得洞庭湖的湖面面积恢复到1949年前的4350平方公里。这一时期,政府和民间均对洞庭湖区生态日趋恶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达成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在贯彻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上,湖南省确立了建设绿色湖南战略,开始严格实行洞庭湖区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实施了综合治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渔民上岸、关闭湖区造纸企业等措施。以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并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国家级发展战略重点示范区为标志,洞庭湖区开始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从鱼米之乡到生态经济区,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构成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主线。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以整合社会力量、创新管理模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依法治湖为重点,构建洞庭湖生态安全管理模式,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段雅茹[5]（2018）在《基于SOFM模型的湖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是水土保持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础依据。根据2011年颁布的新水土保持法明确规定,重点防治区划分是当前每个省域必须要开展的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水土流失现状等特点,借鉴国家级划分结果,划定并公告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本文以湖南省为实例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提出湖南省重点防治区划分指标体系。在借鉴国家级划分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地的水土流失现状和经济社会等条件,突出区域特色,因地制宜地提出重点防治区划分指标体系。明确湖南省重点预防区划分指标选取包括森林覆盖率、坡度和集中连片面积;重点治理区划分指标选取包括水土流失面积比、中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比、坡耕地面积比和集中连片面积。指标体系的提出为后续开展防治工作奠定基础。（2）构建湖南省重点防治区划分模型。此次划分模型主要包括指标体系选取、指标阈值确定、划分方法计算和修正检验等。定量化划分方法模型的构建为湖南省以及正处于探索阶段的省市区开展重点防治区划分工作提供依据和借鉴。（3）基于SOFM方法开展重点防治区划分指标阈值确定。指标阈值确定是重点防治区划分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划分结果的精准度。当前普遍选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定性为主,客观性和科学性不足。为了避免阈值标准不统一,随意性强等问题,湖南省选用SOFM方法进行阈值确定。通过对比修正前后的基于镇单元的SOFM方案可知,划分准确率从65.1%提升到83.9%,因此SOFM方法可行。（4）以县镇两种空间尺度开展重点防治区划分工作。根据收集整理当地的植被覆盖率、坡度、水土流失和土地利用等基础数据,选取空间尺度以县镇行政区为划分单元,基于GIS平台以湖南省为例开展重点防治区划分工作。（5）针对重点防治区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分区治理模式。重点预防区以封育为主,严禁人为干扰;大力营造水源涵养林,减少面源污染。重点治理区以小流域为单元,在沟头兴建防护工程,在沟道修筑谷坊和淤地坝等挡水建筑物,在荒坡营造水土保持用材林和经济林,提升林草覆盖率,减轻地表径流,建设良好宜居环境。
刘琼[6]（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提出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王玉军[7]（2017）在《基于地质环境约束的区域土地利用布局优化研究》文中认为地质环境主要是地球表层岩石、土、地下水共同构成的环境系统,是自然环境的本底和自然资源的赋存系统,也是人类生存的栖息场所、活动空间及生产生活所需物质来源的载体,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所有的土地利用活动均发生在地质环境系统中。伴随着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导致的土地利用激烈变化,地质环境急剧恶化,地质灾害和地质环境问题频发,暴露出长期以来未根据地质环境约束开展土地利用活动、土地利用规划中地质环境因素缺位等不足。因此,系统地考虑地质环境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将地质环境影响因素融入土地利用规划中,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能够从源头上预防和减轻地质灾害和地质环境问题,为探索“矿地融合”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在土地利用上体现出城镇用地、基础设施等建设用地快速扩张,耕地、未利用地不断减少,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U”型增长。在各类用地增减变化表象的背后,其驱动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和地质环境因素。三类因素对土地利用的作用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和制约的:①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地质环境的变化均是双向影响关系;②生态环境和地质环境都是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底,两者的内涵在地形、水土等方面存在重叠与互动;③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是短期的、主动的,生态环境因素和地质环境因素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是长期的、被动的、决定性的;④地质环境与土地利用的本质关系是地球自然本底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地质环境与土地利用互相作用、互为制约,地形、岩土、地下水、地质灾害是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地质环境因素,城镇开发、矿产开采、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耕作是影响地质环境的主要土地利用方式。从地质环境方面看,岩土、地下水和地质灾害对各类土地利用方式均存在制约影响;从土地利用方面看,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各种地质环境要素均有较大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与地质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是明显的,每一种互动关系中的影响机理也是明确的。地质环境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其正、负面影响可归纳为地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和地质环境问题两方面。一方面,地质资源作为地质环境对土地利用所提供的物质支持,包括了矿产、地下水、地热、地质遗迹等资源,其中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较强。另一方面,地质环境问题作为危害人类生存与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现状相冲突的不良地质作用或现象,包括地震、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和水土地质环境问题、特殊岩土地质环境问题以及矿山、城市、河湖水库、海岸带等其他地质环境问题,大部分对土地利用都有强约束作用,会阻碍土地用途的主动转变,抑或造成土地用途的被动调整。地质环境对某类土地用途的满足程度即为该土地用途的地质环境适宜性。由于地质环境因素繁杂,土地用途类型多样,不同土地用途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的指标体系不同。根据耕地、城镇用地、采矿用地的立地条件及其与各类地质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分别建立了耕地、城镇用地、采矿用地的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①耕地的指标体系包括地形、土壤、水文、地质灾害、地质环境问题等5类16项评价指标;②城镇用地的指标体系包括地形、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质灾害、地质环境问题、地质环境资源等6类22项评价指标;③采矿用地的指标体系包括资源、安全、环保3类9项评价指标。针对各项评价指标,分别确定了适宜、较适宜、较不适宜、不适宜4个适宜性级别的评价标准。运用物元法构建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模型,使各项评价指标的量化值与适宜性级别直接关联;采用AHP法与熵值法相结合的主、客观综合赋权法,更加科学、准确地反映不同地质环境因素对土地利用的相对影响程度。以徐州城市地质调查区为研究区进行实证研究,评价结果显示:①研究区耕地适宜性总体较高,铜山区利国镇和贾汪区大洞山极差;②研究区城镇用地适宜性总体较高,泉山区西部和东南部、铜山区局部区域极差;③研究区采矿用地适宜性两极分化,适宜和不适宜的范围均较大,鼓楼区东南部、云龙区南部、铜山区北部和东南部、贾汪区南部等区域极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地质环境数据资料完备的情况下,本文提出的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方法具有可行性,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准确地从地质环境的角度评价区域不同土地用途的适宜程度。基于不同土地用途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结果,在遵循现行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分区管制规则,突出地质环境约束、落实约束性指标、保护耕地和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对现行规划的土地用途分区和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进行布局调整优化。针对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允许建设用地区,探讨具有普适意义的土地利用规划布局调整优化方法:①将耕地地质环境适宜性为不适宜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为非耕地,较不适宜的调整为一般农地区;②将耕地地质环境适宜性为不适宜的一般农地区调整为非耕地,适宜的优先调整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且尽量保证乡镇内部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不变;③对于允许建设用地区,将城镇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为不适宜的新增城镇村建设用地区,根据其耕地适宜性调整为一般农地区中的耕地、林业用地区或其它生态用途;将采矿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为不适宜的采矿用地区,根据其耕地和城镇用地适宜性及区位,调整为城镇村建设用地区、一般农地区、林业用地区或其它生态用途;④对于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中调出的耕地,优先从调出的允许建设用地区中补充,其次从一般农地区中的非耕地中补充,且尽量保证乡镇内部耕地面积不变;⑤对于允许建设用地区调出的新增城镇村建设用地区,优先从有条件建设用地区中补充,其次从现状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周边、城镇用地适宜性较高的一般农地区中补充,且尽量保证乡镇内部允许建设用地区面积不变。以徐州城市地质调查区为研究区进行实证研究,调整优化结果为:①研究区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2431.69公顷,面积保持不变;一般农地区调出2691.38公项,调入2623.64公顷,面积减少67.74公项;允许建设用地区调整248.03公顷,面积保持不变;允许建设用地区内部,采矿用地区减少215.81公顷,城镇村建设用地区增加215.81公顷;林业用地区增加67.34公顷,水域等其他用地区增加0.40公顷。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提出的土地利用布局优化方法能够在与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机衔接的基础上,基于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结果,对主要的几类土地用途分区进行空间布局调整,使现行规划布局方案更加科学、合理、安全、可行,弥补了现行规划对地质环境因素考虑不足的缺陷,是“矿地融合”理论实践的有益探索。
艾均文,肖建中,李学升[8]（2015）在《构筑生态高效蚕业 将湖南蚕业融入新丝路》文中研究指明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湖南存在着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本文围绕湖南开展的全国提升式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全国扶贫开发先进区、全国生态经济发展样板区的建设规划,根据蚕桑产业特点与我省产业现状,提出了在蚕桑"新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把湖南蚕桑发展成为产业之路、脱贫致富之路、生态之路、文化之路的设想。
艾均文,龚昕,肖建中,李飞鸣,龙唐忠,黄仁志[9]（2015）在《基于可持续发展要求对湖南打造生态高效蚕业的探讨》文中研究说明湖南在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产业转型压力加大、资源能源约束强化、环境生态恶化加剧的严峻形势,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急需构建低碳环保、生态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蚕业作为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型产业正在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围绕蚕业在土壤修复、石漠化治理、水土保持、畜禽饲料、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绿色开发前景,阐明了蚕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坚持契合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不断建立与其他产业耦合共生关系,着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的产业链条,最终依靠科学布局与产业融合实现湖南蚕业的有序转移与转型升级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艾均文,龚昕,肖建中,李飞鸣,龙唐忠,黄仁志[10]（2014）在《契合国家与湖南地方发展战略,促进生态蚕桑与高效蚕业融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湖南在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产业转型压力加大、资源能源约束强化、环境生态恶化加剧的严峻形势,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急需构建低碳环保、生态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蚕业作为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型产业正在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本文围绕蚕业在土壤修复、石漠化治理、水土保持、畜禽饲料、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绿色开发前景,阐明了蚕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坚持契合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不断建立与其它产业耦合共生关系,着力打造多元化、多层次的生态循环产业链条,最终依靠科学布局与产业融合实现湖南蚕业的有序转移与转型升级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二、湖南省水土流失及其危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南省水土流失及其危害（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社会污染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 |
| 第一章 宋代生产生活水平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宋代生产水平发展概况 |
| 一、手工业发展概况 |
| 二、商业发展概况 |
| 三、畜禽养殖业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宋代生活水平发展概况 |
| 一、衣食住行 |
| 二、节日习俗 |
| 三、文娱活动 |
| 第二章 宋代生产污染源及其危害 |
| 第一节 手工业生产污染及其危害 |
| 一、造纸印刷业污染及其危害 |
| 二、矿冶业污染及其危害 |
| 三、纺织印染业污染及其危害 |
| 四、手工业生产中煤炭污染及其危害 |
| 第二节 牲畜养殖模式中粪便污染及其危害 |
| 一、牲畜豢养模式 |
| 二、人畜粪便造成污染 |
| 第三章 宋代居民生活污染源及其危害 |
| 第一节 生活性水域污染及其危害 |
| 一、生活垃圾污染河渠水道 |
| 二、非法侵占河渠、湖泊,加剧水体污染 |
| 三、井水等地下水污染 |
| 第二节 街道污染及其危害 |
| 一、生活垃圾导致街道污染 |
| 二、侵街严重,加剧污染 |
| 第三节 其他污染源及其危害 |
| 一、烟火爆竹污染 |
| 二、生活中煤炭应用 |
| 三、受污染食物致病 |
| 四、流尸污染引发疫病 |
| 第四章 宋代治理污染措施 |
| 第一节 治理水域污染措施 |
| 一、污水处理,净化水质 |
| 二、设置水域监管机构,定期疏浚河渠水道 |
| 三、制定法规,打击污染水域行为 |
| 第二节 治理空气污染措施 |
| 一、绿化运动 |
| 二、灾异迷信应对策略 |
| 第三节 治理街区污染措施 |
| 一、整饬街道,清理垃圾 |
| 二、制定律法,严惩侵街 |
| 三、置义冢、漏泽园,防治流尸污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湖南省水土流失动态变化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区概况 |
| 2 水土流失面积及强度变化 |
| 3 水土流失空间分布差异及变化 |
| 4 水土流失近期潜在变化趋势及建议 |
（3）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灾荒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及既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五、创新与写作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 |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 |
| 二、气候变迁的驱动 |
| 三、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效应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 |
| 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 |
| 二、云贵地区民族起义的扰动 |
| 三、西方近代化势力的入侵 |
| 第二章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 |
| 一、气象灾害 |
| 二、地震灾害 |
| 三、地质灾害 |
| 四、疫疾灾害 |
| 五、农作物病虫害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
| 一、灾害对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冲击 |
| 二、灾害对云贵地区财政经济的损耗 |
| 三、灾害对云贵地区民众生活的扰动 |
| 四、灾荒对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制度的施行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的基本程序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报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勘灾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审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发赈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救灾的基本措施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蠲免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借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抚恤 |
| 第四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设置 |
| 二、云贵地区常平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常平仓的管理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设置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社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社仓的管理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功能 |
|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管理 |
| 第四节 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建设 |
| 一、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推行的原因 |
| 二、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建设 |
| 三、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实践成效 |
| 第五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官方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减免额赋以纾民困 |
| 二、平粜米谷以平市价 |
| 三、赈给银米以裕口食 |
| 四、鼓励垦殖以补种杂粮 |
| 五、捐给养廉银两以资赈济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民间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
| 二、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
| 三、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 |
| 一、修缮城墙以资扞卫 |
| 二、疏挖河道以广“东作” |
| 三、修复桥梁设施以利行旅 |
| 四、修复盐井以利税课征收 |
| 第六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案例探讨 |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救济 |
| 一、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情 |
| 二、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赈济 |
| 三、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后重建 |
| 第二节 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 |
| 一、清朝“以工代赈”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原因 |
| 二、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主导措施 |
| 三、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辅助举措 |
| 四、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社会成效 |
| 第三节 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一、清代贵州“新疆”的开辟 |
| 二、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背景 |
| 三、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 四、清代贵州“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第七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协调联动 |
| 一、云贵地区灾赈物资的应急调运和供给 |
| 二、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国家干预” |
| 三、云贵地区灾赈期间的乡村秩序维系 |
| 第二节 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联动效应 |
| 一、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困境 |
| 二、清光宣时期云南的灾赈近代化转型路径 |
| 三、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社会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及荣获奖励情况 |
| 致谢 |
（4）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本文中使用的几个概念的说明 |
| 第一章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1949年前洞庭湖区环境变迁的回顾 |
| 一、晚清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二、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第二节 自然条件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一、气候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二、长江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三、四水水系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第三节 人类经济活动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的环境变迁 |
| 一、发展战略与洞庭湖环境变迁 |
| 二、人口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三、农业生产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第二章 水患、围湖造田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1949-1978) |
| 第一节 政府对洞庭湖区的认识、规划和治理 |
| 第二节 水患危机与洞庭湖环境保护 |
| 一、洞庭湖区水患危机 |
| 二、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 |
| 第三节 疫病危机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 |
| 一、洞庭湖区的疫病危害 |
| 二、疫病防治与环境保护 |
| 第四节 围湖造田工程与洞庭湖区环境恶化 |
| 一、持续不断的围湖造田运动 |
| 二、围湖造田对洞庭湖区环境的破坏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绩效 |
| 一、洞庭湖环境的局部改善 |
| 二、洞庭湖区环境存在严重隐患 |
| 第三章 工业化进程与洞庭湖区环境保护(1979-1999)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洞庭湖区经济的发展 |
| 一、洞庭湖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
| 二、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农业的大发展 |
| 三、工农业发展导致的环境危机 |
| 第二节 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洞庭湖区环保机构的建立 |
| 一、政府环保意识的觉醒 |
| 二、洞庭湖区政府环保机构的建立 |
| 三、政府环保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
| 四、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
| 第三节 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治理 |
| 一、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源头 |
| 二、污水的治理 |
| 第四节 洞庭湖区面积继续缩小与环境保护 |
| 一、洞庭湖区面积急剧缩小导致的环境问题 |
| 二、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工程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绩效 |
| 一、洞庭湖区治理工程取得一定成效 |
| 二、环境危机比较严重 |
| 第四章 生态理念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与修复(2000-2016) |
| 第一节 新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危机日趋严峻 |
| 一、洞庭湖区水土流失严重 |
| 二、血防压力加大 |
| 三、水质污染加剧 |
| 四、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
| 第二节 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 一、洪水频发引发政府对洞庭湖区生态系统的反思 |
| 二、政府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 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政府修复洞庭湖区环境的主要措施 |
| 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 |
| 二、造纸企业污染治理工程 |
| 三、洞庭湖综合治理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各界与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 |
| 一、社会各界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修复的讨论 |
| 二、社会环保团体的快速增加 |
| 三、社会各界开展的环保活动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绩效 |
| 一、洞庭湖区环境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扭转 |
| 二、形势依然严峻 |
| 第五章 评价 |
| 第一节 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问题 |
| 一、鄱阳湖治理的历程与主要经验 |
| 二、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环境保护的绩效 |
| 第二节 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特点 |
| 一、政府是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主体 |
| 二、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社会共识的形成 |
| 第三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教训 |
| 一、主要经验 |
| 二、主要教训 |
| 结语: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基于SOFM模型的湖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1.3 水土保持区划进展 |
| 1.4 重点防治区划分进展 |
| 1.4.1 国家级重点防治区划分进展 |
| 1.4.2 省级重点防治区划分进展 |
| 1.4.3 湖南省重点防治区划分进展 |
| 1.5 水土保持区划与重点防治区划分之间的异同 |
| 1.6 国家级重点防治区划分流程 |
| 1.7 重点防治区划分存在的不足 |
| 1.7.1 定量化分析不足 |
| 1.7.2 边界线划分主观经验性强 |
| 1.7.3 基础数据参照不准确 |
| 1.7.4 划分指标体系选取不准确 |
| 1.7.5 地方部门利益干扰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自然条件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形地貌 |
| 2.1.3 河流水系 |
| 2.1.4 气象 |
| 2.2 社会经济条件及土地利用现状 |
| 2.2.1 社会经济条件 |
| 2.2.2 土地利用现状 |
| 2.3 水土流失现状 |
| 2.4 空间分布格局 |
| 2.4.1 壤侵蚀高值区分布 |
| 2.4.2 土壤侵蚀低值区分布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2 重点防治区划分方法 |
| 3.2.1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3.2.2 基于GIS平台的空间叠置分析 |
| 3.2.3 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 |
| 3.3 重点防治区划分原则 |
| 3.3.1 分级分类原则 |
| 3.3.2 统筹考虑水土流失现状和防治需求原则 |
| 3.3.3 集中连片原则 |
| 3.3.4 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 |
| 3.3.5 动态管理原则 |
| 3.4 技术路线图 |
| 4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指标体系研究 |
| 4.1 重点防治区划分指标体系框架 |
| 4.2 重点防治区划分指标选取原则 |
| 4.3 国家级重点防治区划分指标体系 |
| 4.4 省级重点防治区划分指标体系 |
| 4.4.1 重点预防区划分指标体系 |
| 4.4.2 重点治理区划分指标体系 |
| 4.4.3 已完成重点防治区划分的省市区指标体系 |
| 4.5 湖南省重点防治区划分指标体系 |
| 4.5.1 重点预防区划分指标 |
| 4.5.2 重点治理区划分指标 |
| 5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定量划分模型研究 |
| 5.1 重点防治区划分指标阈值确定 |
| 5.1.1 基于行业规程方案的指标阈值确定 |
| 5.1.2 基于SOFM的指标阈值确定 |
| 5.2 重点防治区划分结果 |
| 5.2.1 基于县单元的行业规程方案结果 |
| 5.2.2 基于县单元的SOFM方案结果 |
| 5.2.3 基于镇单元的行业规程方案结果 |
| 5.2.4 基于镇单元的SOFM方案结果 |
| 5.3 修正后的重点防治区划分结果 |
| 5.3.1 修正后的基于县单元的行业规程方案结果 |
| 5.3.2 修正后的基于县单元的SOFM方案结果 |
| 5.3.3 修正后的基于镇单元的行业规程方案结果 |
| 5.3.4 修正后的基于镇单元的SOFM方案结果 |
| 5.4 湖南省重点防治区划分公告方案标准 |
| 5.4.1 涉及湖南省的国家级重点防治区划分结果 |
| 5.4.2 省级重点防治区划分结果 |
| 5.5 划分结果准确率分析 |
| 5.5.1 修正前的划分结果准确率分析 |
| 5.5.2 修正后的划分结果准确率分析表 |
| 5.6 误差空间分析 |
| 5.6.1 基于县单元的行业规程误差空间分析 |
| 5.6.2 基于县单元的SOFM误差空间分析 |
| 5.6.3 基于镇单元的行业规程误差空间分析 |
| 5.6.4 基于镇单元的SOFM误差空间分析 |
| 5.7 修正后的误差分析图 |
| 5.7.1 修正后的基于县单元的行业规程误差空间分析 |
| 5.7.2 修正后的基于县单元的SOFM误差空间分析 |
| 5.7.3 修正后的基于镇单元的行业规程误差空间分析 |
| 5.7.4 修正后的基于镇单元的SOFM误差空间分析 |
| 6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治理模式研究 |
| 6.1 湖南水土流失概述 |
| 6.2 重点防治区划分防治对策 |
| 6.2.1 传播法律法规,提高水保意识 |
| 6.2.2 完善法律法规,依法管理 |
| 6.2.3 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
| 6.3 重点预防区治理模式 |
| 6.3.1 重要江河源头区水土保持 |
| 6.3.2 重要水库水源地水土保持 |
| 6.3.3 其他重要生态功能区水土保持 |
| 6.3.4 预防区治理措施配置 |
| 6.4 重点治理区治理模式 |
| 6.4.1 汨罗江～新墙河中上游及环洞庭湖丘岗片治理模式 |
| 6.4.2 湘水中上游片治理模式 |
| 6.4.3 资水中上游片治理模式 |
| 6.4.4 沉水中上游片治理模式 |
| 6.4.5 澧水中上游片治理模式 |
| 6.4.6 治理区治理措施配置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校内导师简介 |
| 校外导师简介 |
| 致谢 |
（6）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简述 |
| (二) 清代环境史研究述略 |
| (三) 土家族环境史述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土家地区早期的环境和开发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
| 三、水系分布和土壤特性 |
| 三、动植物资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环境 |
| 一、民族政策与管理方式 |
| 二、民族格局及其人口变迁 |
| 三、文化生态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以前的开发概况 |
| 第二章 清政府对土家地区的经略与开发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制度的沿袭与强化 |
| 二、土司政权的相对自主性 |
| 三、清前期的开发措施 |
| 第二节 清中叶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的改流与改流后的制度 |
| 二、人口增长与民族结构 |
| 三、清中叶的开发状况 |
| 第三节 晚清政局与开发 |
| 一、旧制维持与洋务新政 |
| 二、近代工商业的开发与发展 |
| 三、文化殖民与新式教育的出现 |
| 第三章 土家社会生计方式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游耕生计方式与环境适应 |
| 一、山区游耕与汉区畲田 |
| 二、游耕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 |
| 三、游耕生计方式与社会环境的适应 |
| 第二节 农耕生计方式与环境利用 |
| 一、从游耕到农耕的社会环境因素 |
| 二、农耕生计方式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利用 |
| 第三节 生计方式与生态文化的调适 |
| 一、“无为而有为”的朴素生态观 |
| 二、人地和谐的环境伦理观 |
| 三、因地制宜的习俗调适 |
| 四、因时而为的物候调适 |
| 第四章 土家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响应 |
| 第一节 原生性自然生态环境变迁 |
| 一、经济开发与森林资源退化 |
| 二、生物多样性减少 |
| 三、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 |
| 四、自然灾害的增长趋势 |
| 第二节 官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
| 一、流官政府环境意识的提高 |
| 二、政府的引导与调控 |
| 三、民间社会的参与 |
| 余论: 区域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7）基于地质环境约束的区域土地利用布局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数据来源 |
| 1.4 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地质环境与土地利用 |
| 2.1.1 地质环境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
| 2.1.2 土地利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
| 2.1.3 小结 |
| 2.2 区域地质环境评价 |
| 2.2.1 区域地质环境评价的必要性 |
| 2.2.2 区域地质环境评价的研究内容 |
| 2.2.3 区域地质环境评价的方法 |
| 2.2.4 区域地质环境评价的应用研究 |
| 2.2.5 小结 |
| 2.3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
| 2.3.1 土地利用布局的影响因素 |
| 2.3.2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方法 |
| 2.3.3 小结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地质环境 |
| 3.1.2 地质环境评价 |
| 3.1.3 地质资源 |
| 3.1.4 土地利用 |
| 3.1.5 土地利用布局 |
| 3.1.6 土地利用分区 |
| 3.2 基础理论 |
| 3.2.1 系统论 |
| 3.2.2 灰色论 |
| 3.2.3 区位理论 |
| 3.2.4 人地协调理论 |
| 3.2.5 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 |
| 第4章 地质环境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相互影响 |
| 4.1 影响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
| 4.1.1 社会经济因素 |
| 4.1.2 生态环境因素 |
| 4.1.3 地质环境因素 |
| 4.1.4 各类影响因素的关系 |
| 4.2 地质环境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
| 4.2.1 地质环境对城镇土地开发的影响 |
| 4.2.2 地质环境对采矿活动的影响 |
| 4.2.3 地质环境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 |
| 4.2.4 地质环境对耕地利用的影响 |
| 4.3 土地利用变化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
| 4.3.1 城镇土地开发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
| 4.3.2 采矿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
| 4.3.3 基础设施建设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
| 4.3.4 耕地利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影响土地利用的地质资源利用方式与地质环境问题 |
| 5.1 地质资源与地质环境问题 |
| 5.1.1 地质资源及类型 |
| 5.1.2 地质环境问题及类型 |
| 5.2 地质资源开发利用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
| 5.2.1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
| 5.2.2 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 |
| 5.2.3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 |
| 5.2.4 地质遗迹资源开发利用 |
| 5.3 地质环境问题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
| 5.3.1 地震 |
| 5.3.2 滑坡崩塌、泥石流 |
| 5.3.3 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 |
| 5.3.4 水土地质环境问题 |
| 5.3.5 特殊岩土地质环境问题 |
| 5.3.6 其它地质环境问题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面向不同地类的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 |
| 6.1 耕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
| 6.1.1 耕地的立地条件及适宜性评价指标 |
| 6.1.2 耕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指标 |
| 6.1.3 评价指标来源及适宜性标准 |
| 6.2 城镇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
| 6.2.1 城镇用地的立地条件及适宜性评价指标 |
| 6.2.2 城镇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指标 |
| 6.2.3 评价指标来源及适宜性标准 |
| 6.3 采矿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
| 6.3.1 采矿用地的立地条件 |
| 6.3.2 采矿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指标 |
| 6.3.3 评价指标来源及适宜性标准 |
| 6.4 评价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4.1 评价方法确定 |
| 6.4.2 地质环境物元评价模型构建 |
| 6.5 实证研究 |
| 6.5.1 研究区概况 |
| 6.5.2 研究区耕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 |
| 6.5.3 研究区城镇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 |
| 6.5.4 研究区采矿用地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价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地质环境适宜性的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
| 7.1 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布局管控及其问题 |
| 7.1.1 现行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空间分区体系 |
| 7.1.2 现行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空间分区的依据 |
| 7.1.3 现行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空间分区的问题 |
| 7.2 基于地质环境适宜性的土地利用布局优化原则和分区调整思路 |
| 7.2.1 基于地质环境适宜性的土地利用布局优化原则 |
| 7.2.2 基于地质环境适宜性的土地利用分区调整思路 |
| 7.3 基于地质环境适宜性的土地利用分区调出方法 |
| 7.3.1 基本农田保护区调出 |
| 7.3.2 一般农地区调出 |
| 7.3.3 允许建设区调出 |
| 7.4 基于地质环境适宜性的土地利用分区调入方法 |
| 7.4.1 基本农田保护区调入 |
| 7.4.2 一般农地区调入 |
| 7.4.3 允许建设区调入 |
| 7.5 实证研究 |
| 7.5.1 研究区现行土地利用规划布局方案 |
| 7.5.2 研究区土地利用分区调出 |
| 7.5.3 研究区土地利用分区调入 |
| 7.5.4 优化方案与现行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构筑生态高效蚕业 将湖南蚕业融入新丝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一、适宜的气候环境、丰富的宜桑土地资源、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有产业之路的潜力 |
| 二、山区面积广阔, 有脱贫致富之路的需求 |
| 三、生态治理压力大, 有生态之路的动力 |
| 四、蚕丝文化源远流长, 有发展文化之路的底蕴 |
（9）基于可持续发展要求对湖南打造生态高效蚕业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1 桑 树对镉 (Cd) 等 重金属富集能力强 , 强力推进湖南耕地修复与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 |
| 2 桑树蛋白质含量高且营养均衡, 着力开发饲料桑新兴生态产业 |
| 3 桑树根深叶茂保水固土吸尘, 大力促进生态经济林建设 |
| 4 蚕桑资源丰富种类繁多, 努力催生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的低碳循环产业 |
| 5 栽桑养蚕比较效益高, 宜于在扶贫攻坚区域构筑高效蚕业 |
（10）契合国家与湖南地方发展战略,促进生态蚕桑与高效蚕业融合（论文提纲范文）
| 1. 桑树对镉(Cd)等重金属富集能力强,奋力推进耕地修复与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 |
| 2. 桑树蛋白质含量高且营养均衡,着力开发饲料桑新兴生态产业。 |
| 3. 桑树根深叶茂保水固土吸尘,大力促进生态经济林建设。 |
| 4. 蚕桑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努力打造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的低碳循环产业。 |
| 5. 栽桑养蚕比较效益高,服务于山区扶贫攻坚的区域化布局催生高效蚕业。 |
四、湖南省水土流失及其危害（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社会污染问题研究[D]. 冯骥强. 河北大学, 2020(08)
- [2]湖南省水土流失动态变化特征分析[J]. 彭浩,石林. 湖南水利水电, 2020(03)
- [3]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4]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D]. 曾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
- [5]基于SOFM模型的湖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研究[D]. 段雅茹.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6]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7]基于地质环境约束的区域土地利用布局优化研究[D]. 王玉军.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8]构筑生态高效蚕业 将湖南蚕业融入新丝路[A]. 艾均文,肖建中,李学升. “一带一路”战略与蚕丝行业发展研讨会论文集, 2015
- [9]基于可持续发展要求对湖南打造生态高效蚕业的探讨[J]. 艾均文,龚昕,肖建中,李飞鸣,龙唐忠,黄仁志. 湖南农业科学, 2015(02)
- [10]契合国家与湖南地方发展战略,促进生态蚕桑与高效蚕业融合[A]. 艾均文,龚昕,肖建中,李飞鸣,龙唐忠,黄仁志. 全国蚕桑资源多元化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