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应重视非理性因素在我国改革政策中的作用

一、应重视非理性因素在我国转型时期改革政策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张男^[1]（2020）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直都是货币政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对于正处于利率市场化进程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中国而言,随着利率全面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的影响方式也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与理论中稳定的金融体系与完善的政策调控框架相比,我国本世纪初期我国金融体系的调整优化升级仅处于初级阶段,各个市场间存在相互分割的状况,货币市场化利率浮动空间严重受限,金融自由化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改进可能,种种原因令该时期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导机制具有潜在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在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这一具体政策框架下,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传导机制的潜在阶段性特征角度出发,探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与关键政策的演进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及传导机制的影响,不仅能够进一步解析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渠道与调控模式,同时够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证检验。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别针对资产负债表渠道,金融机构信贷渠道,以及利率管制和存款保险渠道,深入探究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传导速度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变化情况,分析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改变的影响因素等问题,这对新常态时期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极大程度地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和累积的可能性,以及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在中高速水平上实现稳定、持续增长的发展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全文分为6个章节进行研究,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先详细介绍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发展背景并提出存在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需求,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进一步,本章中依据政策传导路径的不同特征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进行了多层次的总结,系统地分析了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政策传导机制、传导范围与传导效果,为后文中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进一步,本章同时对不同国家利率市场化这一具体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演进的基本事实进行了详细的理论梳理与文献分析,特别是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不同学者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框架与传导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综述。在以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与研究目的,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出铺垫。第二章开始进入文章的实证研究阶段,本章从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探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利率水平影响,利用包含潜在门限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馈机制。分析显示,中国经济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在明显上升,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主因,并且不确定性整体呈现出逆周期性,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的冲击。美国政府的行为和决策是造成不确定性的最主要因素,现阶段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是不确定性的主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面对不确定性的上升,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十分迅速,不确定性往往引致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平稳时期,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程度最低,在金融危机时期反映程度加大,在贸易摩擦时期的反应程度最大。第三章至第五章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分解研究。本部分创新性的将不同层面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具体政策结构与经济形势相结合,进一步探究了我国已实行与未实行的利率市场化政策在具体经济背景下对不同渠道传导机制的影响。第三章将从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渠道这一角度出发,将社会融资规模分解为信贷、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三个信用扩张渠道,实证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用传导效应。结果显示,信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我国货币政策在广义信用渠道方面的传导仍然以信贷为主,表外融资次之,直接融资效果最弱。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货币政策向广义信用的传导力度和速度均有明显改善,应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利率并轨和实质上的市场化。结合研究结果和与现有文献的对比分析,本章对我国货币政策量价转型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从“总量——结构”的功能性角度提出构建一种新的“价格为主、参考数量”的货币政策量价搭配调控范式。第四章的研究将从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以及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存在调控“困境”出发,利用包含有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的DSGE模型,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行的指标量化,进而分析资产负债表衰退对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阶段性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当模型系统中考虑资产负债表衰退因素时,紧缩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效果得到相应的强化,并延长了相关变量对经济系统稳态的回归时间且增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模型框架中同时考虑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利率市场化程度变化时,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增加将提高模型中相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程度并提高变量恢复稳态的速度,换言之,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有助于提高紧缩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第五章的研究将从我国利率市场“双轨制”这一利率生成模式展开,利用DSGE模型对我国的双轨制利率生成模式、利率管制程度与市场化程度以及存款保险金制度等利率市场化进程政策与操作进行研究,重点探究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措施与金融市场机制的完善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管制一方面削弱了常规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抑制了宏观经济的常规性波动,减少了经济活力。在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发展的大前提下,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发展能够显着的提高中央银行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释放市场潜能。逐步取消管制利率,让“双轨制”利率生成机制逐步回归市场化生成机制,是促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六章的实证研究是对我国不同利率市场化程度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检验。在探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各渠道的传导机制以及方针效果后,最后本文将针对存款利率上限打开以后,中央银行迟迟没有推进市场轨和计划轨的双轨合并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对我国利率的渐进市场化与完全市场化后货币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进行研究,并且对未来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给出相应的预测与展望。在宏观传导方面,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地优化利率传导机制,然而若是立即进入完全市场化状态,均衡利率水平的提升很可能降低经济行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这说明尽管完全市场化不会改变利率宏观传导的有效性,但会降低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在利率的微观传导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着实加强了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效率。然而若是进入完全市场化状态,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风险会迅速放大,造成利率的微观传导失灵。

左殿升^[2]（2020）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文中认为网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决不能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治理和国家网络安全工作,他多次强调“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互联网正在成为西方国家新一轮和平演变和实施网络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背景,关乎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升。政治认同是政治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是维系政治稳定的心理基础,是执政党的生命线。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认同的原有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但重塑着政治认同的新形态,而且使传统社会的政治认同差异出现扩大趋势,网络时代政治认同的变化正成为一种影响国家安全的新的风险因素,互联网引发了全新的政治和政党安全问题。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情况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效果,决定着中国政治稳定、政治进程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青年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受到网络影响最为深重,互联网正在成为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最大“变量”。正是由于网络大环境的差异影响、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作用和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构成,造成了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呈现。互联网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具有极强的放大作用,需要高度警惕、有效应对。本研究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6所不同类型高校27174名不同学历在校大学生中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大学生政治认同进行“可视化”呈现。将政治认同分为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发展认同等六个方面构成,设置了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个影响变量,围绕不同性别、民族、学历、政治面貌、生源地等1 1个维度进行整体性和差异性大数据分析。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全面厘清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知认同基本状况和差异特征,为大学生政治认同精准“画像”;二是,深入分析网络时代不同影响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作用,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准确“把脉”;三是,系统构建应对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的对策路径,为网络时代强化大学生政治认同“赋能”。研究发现,互联网极大拓展政治生态空间、极大激发大学生政治权利意识、极大焕发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极大影响大学生行为观念;大学生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文化认同、政策认同以及发展认同,两两之间分别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正向相关;大学生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大影响因素相互之间高度相关,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总体向好,相较于党的十八大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差异明显:低度认知与高度认同存在悖论,宏观认同与微观认同存在失衡,情感热爱与行为疏离存在矛盾,整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存在差异。网络时代应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需要增强整体认同,消解差异分歧,要从变量到增量,创造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优良网络环境,全面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从网下到网上,夯实党和政府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效能、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努力让青年学生有更多获得感;从边缘到中心:彰显政治认同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粗放到精准:精准对待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精准应对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不同影响因素和不同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差异。

原光^[3]（2020）在《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研究》文中认为网络参与是一种以科技为载体,以追求民主权利与现实利益为目标的社会行为,其政治性和社会性必然要求政府进行有效回应。当前,政府回应存在的问题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回应的行动困境,即网络治理的开放性和地方政府管理的封闭性之间的矛盾。网络治理的开放性要求网络治理必须适应瞬息万变的因网络参与导致的舆情发展,但地方政府的封闭性使其习惯于以我为主,以不变应万变,往往被动地见招拆招,很难跟上舆情发展的步伐,这种缺乏前瞻性和应变能力的被动回应经常使政府陷入被动。在理论层面,“参与（?）回应”是研究公众参与和政府回应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因为公众参与形式繁多,每个时代皆有不同主题,所以抽象地分析参与和回应的关系极易陷入不直观、不聚焦、不深入的窠臼。涉官网络舆情既是网络参与的产物,又是政府回应的重要对象,可作为研究网络社会“参与（?）回应”关系的切入点和中介变量。在我国,因为官员身份特殊、敏感,与政府存在着难以剥离的内在联系,所以我国的政民关系往往通过官民关系体现出来,官民关系是理解和研究涉官网络舆情政府回应的逻辑起点。在现实层面,涉官网络舆情表面上针对官员个体,但实际上体现的却是对政府的诉求,其实质是民众在不便或无法与地方政府直接沟通或抗争时表现出来的一种变通的底层抗争方式,其目的在于通过影响官员进而影响政府。涉官网络舆情的回应是政府、涉事官民、网民、媒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各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构成了舆情回应的基本行动逻辑。一般而言,公众试图通过“闹大”舆情的方式引起政府重视,地方政府则企图采取“化小”的方式平息舆情,于是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构成了多元主体的动态合作博弈过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的研究,破解网络时代的政府治理困局,即公众日益增长的网络参与需求与落后的政府回应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目前我国“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为解决这一矛盾,本文对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进行研究,试图通过提升政府回应成效来改善政府网络治理绩效,从而促进公众参与的发展。针对涉官网络舆情所引发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本文从建设责任型、服务型、回应型政府的总体目标出发,试图通过提升政府回应成效的方式解决网络社会中地方政府的回应性、回应力和回应度依然不足的问题。在对政府回应成效的研究中,回应速度和回应质量是对回应成效评价的基本维度,回应弹性则是政府回应中速度和回应质量不同步、不协调、不稳定的现象,是回应成效不佳的集中体现。本文以自建“涉官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案例库”为基础,以140个涉官网络舆情案例为样本,从4个维度16个指标出发对影响涉官舆情回应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回应弹性是政府对内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判、博弈和调适的结果。政务公开、央媒报道等因素对回应速度的提升作用高于对质量的改善;政府问责、舆情叠加、司法介入等因素对质量的改善作用高于对速度的提升。社会化媒体、利益型和激烈性诉求目标、新兴网络首发平台、涉党政机关、上级介入等因素能够同步提升政府回应的速度和质量。公众线下参与、政府话语回应、网络渠道回应等因素虽能提升回应速度但无助于提高回应质量。网络普及、政府的线下管理能力等客观条件对回应成效的影响不明显,政府的主观意愿才是决定回应弹性的关键因素。同时,政府线上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也说明提升政府网络舆情回应的专项能力是改善地方政府回应的必要路径。本文除从“参与-舆情-博弈-回应”的宏观模型对政府回应进行理论探讨外,还结合诸多实际案例,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存在的典型性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具体、深入地剖析,以期更全面地展现地方政府在涉官网络舆情回应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和面临的挑战,并从中探寻完善政府回应的切入点,为提升政府回应成效提供抓手、奠定基础、理清思路。为切实改善地方政府回应成效,本文从回应能力发展、回应决策完善、回应行动规范、处置追究机制健全等方面提出了制度建设构想,为如何完善回应机制提供了基本思路和行动策略。

丛中杰^[4]（2020）在《国家自主性视角下邻避决策的困境与出路 ——以湘潭九华垃圾焚烧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造成垃圾围城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现有的邻避设施无法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此,地方政府修建了许多邻避设施以应对这些城市问题,但修建邻避设施却引来邻避居民的不满。由于邻避居民、地方政府、邻避企业的主体认知差异、行为特征差异,由此导致的邻避冲突愈演愈烈。邻避决策是化解邻避冲突的重要环节,在邻避决策中,地方政府本应独立且高效地贯彻国家意志。然而,在邻避设施选址决策中,地方政府决策权力集权化、公民社会参与缺失等问题频频发生;在邻避冲突治理决策中,常常受到邻避居民反对、利益集团干预。这些都是邻避决策中国家自主性失衡的重要表现,即源自于政治偏好导致的国家自主性过度与社会偏好导致的国家自主性不足,最终导致邻避决策困境。因此,重塑国家自主性是有效化解邻避决策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决策能力,决定了地方政府是否能有效贯彻国家意志,自主且高效地完成社会公共目标进而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在邻避决策中,地方政府应通过重塑国家自主性,实现邻避决策中国家自主性的平衡。为此,本文在搜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公共决策理论、国家自主性理论、治理理论,分析了邻避决策中国家自主性的体现以及国家自主性对邻避决策的意义,通过选取湘潭九华垃圾焚烧厂为案例,探讨地方政府面临的邻避决策困境,即问题界定的困境、目标困境、决策修正困境、决策效能的困境,并建立了邻避决策困境的原因分析框架,其主要源自邻避决策中国家自主性失衡,包括邻避设施选址决策中国家自主性过度与邻避冲突治理决策中国家自主性不足两个方面。为此,本文认为应重塑国家自主性以化解邻避决策困境,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与对策,主要包括:落实政府责任,彰显国家自主性;促进邻避决策科学化,减少国家自主性过度问题;推进政府决策转型;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互动,实现国家自主性平衡。

张锋学^[5]（2020）在《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增长,犯罪特点出现了新的变化,现行犯罪预防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从过分强调报复、报应的刑罚功能转变为注重教育、挽救的预防功能;从事后惩治、震慑转变为事前预防、以人为本,需要理论和实践创新。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人格预防理论,探讨一条有效的途径。从“人格刑法理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进行探讨,通过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设计我国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旨在探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新思路,降低犯罪率和社会教育、矫治成本,并为理论和实务部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内容包括: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成因和预防现状、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包括:网络犯罪亚文化和不良信息成为犯罪低龄化的重要诱因、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逐渐增多、城市社区未成年人和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增多、犯罪动机简单且手段残忍、侵犯财产和涉毒案件逐渐增多。犯罪成因为:社会不良环境容易诱发思想偏差和行为失范、传统家庭教育环境未足够重视人格塑造、学校教育环境过于看重分数、文化商业市场监管失灵、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难以解决、专门学校的运行面临困境、传统帮教制度和理念有待创新。我国目前犯罪预防现状为:网络环境的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家庭环境预防没有突出人格预防、学校环境预防不够重视人格预防、社区环境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改善、心理预防尚未成为人格预防的重点、未成年人的道德思维塑造乏力、社会团体的防治潜能尚未发挥。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要提高网络环境的预防水平。通过净化网络环境和技术创新,科学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防范网络不良行为影响未成年人的人格塑造。家庭环境预防应突出人格预防,建立以“爱”为核心的家庭环境预防模式,重视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育教育,要突出健康人格的塑造。社区应优化功能和环境条件,创新社区教育和帮教模式。农村应加强留守儿童犯罪防治,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建立强制监护制度,完善农村社会救助有效机制。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的构建新思路是:积极防范未成年人在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犯罪心理,加强未成年人社会交际的心理引导,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科学运用“认知疗法”进行教育、矫治,创造良好环境条件促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生物学治疗是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新路径,人格调查是生物学治疗的前提和基础,应当以新技术手段提升生物预防水平。道德思维水平对塑造道德思维影响较大,道德思维教育应超越犯罪本身。道德思维能力培养是道德思维教育的核心,道德思维教育应融入“爱的教育”、“平等教育”和“独立教育”。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有利于及时防治道德偏差,应当构建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创新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综合预防体系,重视体育运动干预的作用,发挥社会团体对不良行为的防治潜能,提升自我预防能力。

韩煜^[6]（2020）在《非理性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探析》文中提出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精神因素。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符合一定逻辑顺序的过程,而符合逻辑性又是理性因素的特征。因此,理性因素在政策制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但是,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中都避免不了人的参与,而人又是理性与非理性结合体,因此,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可以视而不见的。由于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理性因素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像政策制定环境的不确定性,分析政策的框架和模型也存在着局限性。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关注非理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重要且必要的。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非理性因素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方式进而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非理性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主要包括:认知、选择、推动、调控以及创新作用;消极作用主要包括片面性、非科学性、盲目性、低效性以及阻碍性。通过分析非理性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与消极作用进而为探讨非理性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作用的扬弃奠定了基础。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完善对政策制定相关主客体情感方面的管理进而发扬非理性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削弱公共政策制定中人负面情绪所带来的影响、淡化政策制定主体对利益的追求等来抑制非理性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消极作用。最终,要通过利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二者相互交融、共同作用来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效率。

赵珊珊^[7]（2020）在《结构性减税、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 ——基于“营改增”政策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2008年末,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我国实施了旨在“扩内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鼓励投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结构性减税是以“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为特征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以降低纳税人的实质性税负为出发点,实现优化税制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助推经济增长的目的。“营改增”政策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我国税制改革史上的重要举措。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年,即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营改增”累计减税额高达7000亿元,整体减负率为22.85%,减税效果显着。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所释放的减税红利,有效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促进企业“脱虚向实”转变,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迫切要求。投资是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企业价值提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在我国宏观层面投资额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微观层面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却普遍存在。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有损于股东财富,阻碍了企业的良性发展,甚至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税率调整、税种变换、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劳动雇佣、固定资产投资等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营改增”政策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代表性政策,是否能够对企业投资结构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能否带来企业投资效率的变化?作为投资行为重要资金来源的负债融资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机制?为此,本文从税制改革的视角,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融资优序理论为依据,选取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同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的研究方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在我国各省市逐步实施这一事件造成的企业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的变动情况。进一步,本文还分析了“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规模和债务融资结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了负债在减税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机制作用,在中国特殊的税制背景下,以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负债对投资的资产替代假说。最终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显着地提高了企业的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刺激企业发生并购行为,但企业投资增加的同时也引发了企业投资效率下降,并导致企业投资过度现象更为严重。企业内部异质性和外部环境的差异性对上述研究结论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后,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资和企业并购可能性均得到显着提高,而国有企业无显着变化;但是在投资效率方面,政策实施后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和投资过度均比非国有企业呈现更为显着的上升趋势。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政府支持使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小,而地方政府的干预也使得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往往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此外,本文还发现高水平的公司治理能够显着抑制减税带来的投资效率下降。“营改增”政策与企业并购可能性的关系还受到地区制度效率差异的影响,相比低制度效率地区,高制度效率地区“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并购可能性的推动作用更为显着。第二,“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总负债水平显着提高,在债务结构上表现为流动负债水平的降低和长期负债水平的提高,验证了债务税盾和非债务税盾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也说明了“营改增”政策具有一定的去杠杆作用,但这种作用仅体现在流动负债中。加入“税收耗损状态”假说后,发现当试点企业接近“税收耗损状态”时,流动负债下降的程度更大。进一步考虑企业异质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发现“营改增”政策对于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仅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政府支持使其拥有较为充裕的经营现金流,减税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非债务税盾效应很难体现。相比规模较小企业来说,规模较大企业减税政策对于流动负债的负向影响和长期负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着,可能由于大规模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强、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并且大规模企业投资需求更高,需要较多的长期债务资金来保证投资的后续支出。高融资约束企业相比低融资约束企业,流动负债下降更为显着,原因在于长期债务融资的审批要求更为严格,高融资约束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更多是依靠于流动负债。第三,负债水平和债务结构在“营改增”政策对企业资本投资、研发投资、投资效率和投资过度的影响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验证了负债与投资关系的资产替代假说。具体表现为“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企业流动负债减少,同时长期负债增加,二者共同作用使得企业资本投资、研发投资显着上升,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增长,但政策实施后企业投资过度现象更为严重的原因之一是企业长期债务的增加。进一步分析“营改增”政策对于企业并购可能性的中介机制,验证了“减税政策-融资约束-企业并购”的影响路径。综上,在我国结构性减税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背景下,本文研究提供了探索税制改革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企业角度出发,管理者应努力培养自身的投资规划意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从政府角度出发,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大国有资产监管力度,在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支持国有企业提高投资效率,同时,政府还应加大财税优惠力度,进一步推动企业实施并购;从债权人角度出发,应重视对企业贷款申请的审核,制定详细严谨的信贷合同,严格遵守合同要求实施对企业的监督权力,充分发挥负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作用,缓解企业投资过度现象。

苟欢^[8]（2020）在《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文中认为纵观我们的生活空间,是一个不断被各种社区所嵌入的场域,就像地球被“国家化”、国家被“城市化”一样,城市也逐渐被“社区化”了,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与社区这个包裹着我们身、心、灵的壳打交道。当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社区作为治理开展的新兴力量和基础单位,承担了越来越多（甚至是超越其能力）的公共性,以至于出现了街道开始具备执法权的奇特景观。西方国家对社区及其治理功能的重视早于中国,这与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和“自洽”的理论阐释逻辑息息相关。从实践背景而言,西方较早进入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较早受到工业文明的洗礼,也较早感知到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负产品”（各类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危机事件易发多发。）正是这些“负产品”不断冲击着社会治理的各道防线,使得西方社会治理变革的诉求更为迫切,变革动力更为深刻,变革决心更为坚定,一场“依靠社区发展社会”的社区复兴运动便由此开始。那么,引导西方社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是什么呢?总结而言,就是“公共选择+民主理论”的变革理路。以奥尔森、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论证了集体行动的诸多实践困境,如搭便车、公共池塘、负外部性行为等等问题;以罗伯特·达尔、卡普兰、帕特南为代表的民主理论探析更告诉我们:“民主太遥远了,不如打个折去搞多头政体”、“理性选民是个神话,总统总是选择不良政策”、民主制度的绩效在地区间存在极大差异会导致“独自打保龄球”的社会原子化。将这两条主线合流,便构成了西方社区治理实践与研究的基本假设与理路:共同体内人数太多,民主制度不易玩转,必须缩小共同体规模,即将国家治理转换为城市治理、把城市治理分割为社区治理,在“小场域”的社区民主实践中去实现“大场域”的社会发展。然而,立足于历史发展与转型的时空格局来看待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当今社会及其治理,社会治理及其行动场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素与特征不断凸显,社区的民主追求与治理行动亦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趋势,社区再也无法从社会大系统中被分割看待。进言之,治理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部分简单相加之和,社会的治理绝对不能被机械地加总为对“多个社区的治理”,因为多个社区之间的互动极可能放大一些问题,亦可能次生出一些之前没有的新问题。所以,在走向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转型期,在一个城市胜利的时代,在社区生活模式不可逆转的时代,我们需要在对社区及其治理面貌的重新省察基础之上对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做出前瞻性的行动构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使得以社区治理为核心构成的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坚实的存在之基。如果说当下社区及其治理的建构目标与行动路径是由整个社会的历史转型情景与发展诉求所决定的,那么新型社区及其治理行动的建构过程必然充满着各种困境。因为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并非是一个均衡的发展过程,相反,其间不断充斥着由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而成的社会发展失调问题,即主要表现为作为主观条件的行动知识建构滞后于作为客观条件的时代发展情景,继而致使具有主观性和稳固性特征的传统社会意识,在新生社会情景中依然继续发挥着对新生社会事物及其运行过程的观念塑造与行动支配作用,这显然具有导向意识混乱与行动失灵的双重发展困境。全球化和后工业进程中呈现出的新型社区及其行动建设便处于这样的风险之中。虽然转型时期的社区及其治理语境已然不同于工业社会时期的样貌特征,但是工业社会时期的意识形态却依然继续侵染着新兴社区及其治理行动场域。这将不仅削弱作为新型社会治理力量之一的社区在转型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亦将极大干扰以新型社区自治与合作为基本实践路径而实现社区实质民主价值的行动方向,更将最终阻碍以社区合作治理促进整个社会合作治理的发展进程。当然,我们并非就此而全盘否定传统社区及其发展的历史作用,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发展情境中开展社区及其治理模式的构建,必须始于对工业社会时期的社区观念与行动的反思性考察与合理性解构,继而才能创造性地重构出具有“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特征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模式。针对这些研究背景、特征省察、研究目的与基本假设,我们将关于转型时期的社区治理考察与研究凝练为一个核心问题: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如何促使社区及其治理模式改革朝向具有实质民主意涵的发展方向。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而拓展出的实践模式思考,便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据此,我们又将核心研究问题具化为一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链:为什么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是走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的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建构趋势与目标?为什么行动主义是社区合作治理研究的应然理论范式?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行动主义特征与规范基础为何?如何在行动主义的知识规范下具体建构走向合作的社区及其治理实践?根据这些问题索引,我们首先对转型时期社区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基本论证,明确了现代社区作为新市民社会的基本构成区别于传统社区所具有的自主行动特质,以及作为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新型自治力量,对社会合作治理终极建构目标所具有的实践价值。其次,通过对工业社会时期所形塑的制度主义社区治理方案的反思性考察,发现其在后工业化情景中具有导向社区治理走向失灵和形式民主等诸多实践悖论的风险,故转而透过行动主义的理论棱镜去折射出转型期的社区治理模式所应关注的建构维度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社区民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社区民主作为社区治理追求的价值目标,应该在公共性的社区扩散实践发展背景之下,在作为新生社会治理力量的社区自治组织与以政府为核心的公权力部门之间建构平等的合作关系模式,从而实现契合社区自主行动诉求和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双重目标。如此,朝向合作的新型社区自治模式也便具有时刻关照各类社区治理行动者权益的实质民主发展蕴含。这一“结构-解构-重构”的诠释过程,也便构成了社区合作治理理论构想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最后,为了更为具体地诠释转型社会时代中社区合作治理建构的行动主义知识与规范,我们着重选取了两组相对应的诠释要素——“自主性-场域”和“他在性-角色”——以更为具体地贯通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合作治理模式构建的理路与实践。在关于“自主性-场域”的理论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明确了自主性作为社区场域的构成性特征,是规范现代社区治理场域的一个基本建构性变量。据此,我们树立起对社区参与治理模式的实践警觉、排除了社区自治与他治的实践纠结、打破了社区治理理念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性思维,并最终确立起合作理性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指引功能;在“他在性-主体”的实践探析过程中,我们首先树立起对“他在性”作为一种区别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去主体中心化”的理念,它之于社区民主价值的实现所具有的主体建构意义。以此为基础,我们更加具体地明确了服务型政府模式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建构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核心引导作用、明确了社区场域中的新社会组织及其组织形态之于社区合作治理建设的重要支持作用、并确立起社区治理行动者角色及其能力塑造的基本向度。以上这些问题和内容的相继呈现,共同诠释了什么是行动主义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以及如何建构更加符合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转型情景的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这一切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为朝向具有实质民主蕴含的社区及其行动模式的建设做出了大胆的探索。

韩晓梅^[9]（2019）在《中国信贷供给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发展的重点转向大力加强经济建设,各行各业亟需资金支持,通过扩大信贷供给规模满足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使信贷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凸显。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等,使新增信贷增长率大幅增加,自2010年以后随着新增信贷增长率的提升,GDP增长率却逐渐走低,这打破了人们一直以来增加信贷以拉动经济增长的观念。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发展的重点是要解决当前结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需要从供给侧出发推进结构性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信贷供给改革承担着改善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为其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支持等重要职责。信贷供给应根据新时代发展矛盾的变化,尽快转变过去强调扩大规模以拉动经济增长的理念,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率的供给,增强信贷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金融要注重回归本源,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作为重要金融工具之一的信贷,应找准自己在新时期的定位和改革方向才能更有效地服务经济发展。因此,研究如何提升信贷供给效率对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立足这一出发点,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的比较研究,探索信贷供给应遵循的原则;通过建立信贷供给效率分析模型,研究信贷供给应依据的方式;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信贷政策特征、供给演化逻辑和有效性研究,分析当前信贷政策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信贷体系机制研究,分析我国信贷供给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的特征;通过对信贷环境研究,分析环境对信贷供给的影响。总体看,原则是信贷供给的依据,方式决定方法,政策是原则和方式的具体体现,体系是信贷供给和政策落实的主体,环境是影响信贷供给的外在因素,通过对以上影响信贷供给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给出提升我国信贷供给效率的对策建议。基于以上思路,文章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模型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展开: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主要内容、思路、方法,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并从信贷的作用、信贷供给问题和提升信贷供给效率的方法三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第二章是信贷理论的比较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信贷理论出发分析信贷的产生和发展、内在机理和利息,研究认为信贷供给要以实际生产为基础、坚持按均衡比例分配的原则和通过利息率进行调控,且应当正视信贷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对西方经济学的信贷配给、信贷传导机制和信贷周期理论进行梳理,并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信贷理论为基础,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的有益成果。第三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模型研究,基于理论研究的思想,以企业收益为重点,建立企业未获得信贷、获得短期信贷和长期信贷的决策模型,研究企业将信贷用于实体生产和虚拟投资的决策,进而分析信贷在不同决策下的供给效率,探索信贷供给的有效方式。第四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政策研究,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信贷相关政策研究,根据供给特征将政策划分为依计划调节与市场化并存期、依市场化改革完善期和全面完善期三个阶段,对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并依据阶段性特征分析信贷供给思路演化的逻辑,然后从强化投入产出、推进优化升级和促进结构调整三方面分析信贷政策的有效性,最后总结分析我国信贷政策中存在的问题。第五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重点从信贷供给体系中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个主体间的机制出发,分析我国金融结构、政府干预、银企关系和市场竞争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从而解释当前信贷资源配置不均、信贷供给存在低效浪费等现象的原因。第六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环境研究,从与信贷供给紧密联系的市场化、法治化和科技化环境出发,通过理论分析找到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再通过HP滤波分析、关联性分析和省际面板数据相关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分析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具体影响。研究认为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其作用的效果、阶段、滞后影响不同,当前阶段应根据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加强三方面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的促进作用。第七章是总结和建议,根据各章节研究结果对影响信贷供给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总结,并结合新时代要求从信贷供给的原则、方式、影响机制、政策、服务对象和环境六方面为提升我国信贷供给效率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为:一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信贷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这方面基础研究的不足。二是建立以投资决策为基础的信贷供给效率分析模型,从三方面补充了现有研究的不足,首次根据收益建立企业在虚实经济中进行投资的决策模型并对信贷供给效率进行分析;对虚拟经济投资决策的CAPM模型引入Markov状态转移进行改进,实现理论模型的创新;根据模型研究探索出实施差别化信贷利息率、实行精准信贷供给的方法提升信贷供给效率,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王佳^[10]（2019）在《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以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出生率持续偏低、死亡率居高不下和外来移民人口补偿能力显着减弱三个方面。受此影响,俄罗斯人口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总数逐年下滑。此次人口危机因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引起了俄朝野各界的普遍高度关注。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形势是在全球人口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人口纷纷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模式逐步被少子女的现代家庭模式取代,居民生育意愿显着下降,人口生育水平降至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步入负增长阶段。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人口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既受到了俄人口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等传统人口因素的影响,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转型时期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则是此次人口危机的助推器,不仅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度,也增强了危机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并加重了它的灾难性后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俄政府出台了包括鼓励居民生育、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吸引外来移民在内的一系列应对人口危机的配套措施,旨在扭转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同时增强外来移民对人口再生产的补偿能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俄罗斯人口总数自2010年起恢复增长。2013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首次自然增长。尽管近年来人口危机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就目前人口形势来看,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依旧严峻。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偏低,无法保证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出生率水平。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人口危机最严峻时期出生的女性逐渐步入生育年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育龄女性数量将面临显着减少的局面,人口出生率预计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死亡率水平尽管有所回落,但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死亡率难以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俄罗斯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规模很可能将持续扩大。在外来移民对人口自然损失的补偿能力难有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当代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本论文的研究以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人口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俄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其实施成效和不足进行评价。同时,通过比较并借鉴世界同类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经验,为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提出可行建议,并对俄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论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对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论述了旧俄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的主要发展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日益减弱的移民人口补偿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对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入手,详细探讨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府实施的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移民吸引力等应对人口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相关措施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论述了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前景,并就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解决尝试提供可行性建议。人口危机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受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维持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应更加重视外来移民的人口替代效应,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移民环境,进一步加大引进外来移民的力度,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口交流,充分利用邻国的人口资源禀赋,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吸引外来国际移民的同时,优化整合国内人口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人口流动同样可作为俄罗斯应对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影响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因此,俄政府应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入手,健全有利于人口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培养居民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家庭在社会舆论及居民思想观念中的威望,从根本上引导社会环境向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方向转变。总体而言,鉴于俄罗斯未来依旧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移民政策的财政投入,为应对人口危机措施的落实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因此,经济发展才是未来俄罗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二、应重视非理性因素在我国转型时期改革政策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应重视非理性因素在我国转型时期改革政策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自主性视角下邻避决策的困境与出路 ——以湘潭九华垃圾焚烧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非理性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7）结构性减税、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 ——基于“营改增”政策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信贷供给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应重视非理性因素在我国转型时期改革政策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D]. 张男. 吉林大学, 2020(03)
• [2]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D]. 左殿升. 山东大学, 2020(10)
• [3]涉官网络舆情的地方政府回应研究[D]. 原光. 山东大学, 2020(01)
• [4]国家自主性视角下邻避决策的困境与出路 ——以湘潭九华垃圾焚烧厂为例[D]. 丛中杰. 湘潭大学, 2020(02)
• [5]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D]. 张锋学.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6]非理性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探析[D]. 韩煜.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7]结构性减税、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 ——基于“营改增”政策的实证研究[D]. 赵珊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8]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合作治理研究 ——行动主义的视角[D]. 苟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4)
• [9]中国信贷供给效率研究[D]. 韩晓梅.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D]. 王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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