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在根本 帮在长远——建立和谐内部关系的做法(论文文献综述)
吴健[1](2021)在《严信厚研究》文中提出
何妤如[2](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吴健[3](2021)在《严信厚研究》文中认为严信厚生于晚清时期宁波慈溪的一个书香世家,在以“经世致用”为核心观念的浙东学派的多年影响下,以仁爱、平等、冒险、创新为主要特质的宁波人文环境为严信厚个人性格的养成提供了良好的外界因素,同样也对严信厚人生的塑造起到了“根”的意义。晚清时期的上海社会,虽到处充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野蛮行径,但同时这片土地也普遍孕育着新事物、新希望的萌芽。在近代西方列强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环境中,经营多年钱庄、票号的严信厚认逐渐认识到,这些以儒家观念中“义”为核心的旧式金融机构在面对以产权交换机制为基础并以现代信用体系为核心的现代金融机构——银行时毫无生存空间,因此他建议恰有自办银行主张的盛宣怀创建一个与西方银行制度相仿又能够使得“诚信与官民相洽”的中国银行,在两人共同的努力下,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1897年诞生。银行成立后,严信厚在考虑中国实际政治经济情况的基础上参照当时外资银行中的佼佼者——恒丰银行的制度为通商银行制定了多条章程,并且严也凭借通久源、源丰润等工商业成就及与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私交顺利成为银行首任办事总董。在经营的过程中,面对盛宣怀等晚清官僚所提出的总行数量及驻地选择、官款入股等企图将通商银行变成官银行的要求,严信厚能够善于变通,坚守现代银行商办的理念,而在银行分号经理任免等问题上,严信厚却未注重银行新式人才的培养与运用,反而任用此前自己票号生意中的亲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地分行在经营与管理上时常与上海总行背道而驰,这种前后对比实质上便反映出了晚清时期传统商人在向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转变的过程中,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与明清时期江南绅商一样,家财丰厚的严信厚不仅颇善商贾,也有心系桑梓,行善天下的慈善之风。严信厚曾在家乡捐田散资建造寿芝山庄、开设义塾,创办医馆,这些义行不及能够惠及族人,也能恩泽乡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严信厚开始投身近代义赈,从而使得自身的慈善事业由江南地方一隅扩大到了全国,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他用他的财富、担当与努力将义赈带到了空前的高度,在他的带领下,近代义赈这样一种“民捐民办”的跨境救援形式在清末时得到了与一直以来被视为“唯一合法”之官赈几乎平等的地位。“行帮”是中国传统的商人组织形式,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以商人所经营之“行当”为基础,在同业商人长期运输、贸易过程中垂直整合而成的、封闭的商人群体,隔行、隔业如隔山是对这一组织最恰当的形容。鸦片战争后,当西方殖民者裹挟着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而来时,中国传统商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与世界市场的双重打击下濒临破产,如何打破商人行业间的天然隔阂进而集结全体商力与之奋力一博成为了生死考验的问题,在严信厚“明联合上海各行帮商人之宗旨”及“联群情”的号召下,1902年,由其主导创办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会,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商人转型成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而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商人组织形式完成由传统的行会帮派组织向近代商人群体的转型。此外,由于严信厚在商会中提携、任用了众多宁波帮的后辈,即使是在此后商会不断改组的情况下,宁波帮也一直雄踞于中,始终成为上海商业的引领者,这也是严信厚被后世称为近代宁波帮“开山鼻祖”的根本原因。
毛连军[4](2020)在《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及其培育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由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向公共空间不断扩大的“陌生人”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与人之间不友善、不和谐现象也不断出现。人们呼唤友善道德价值,但传统友善观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亟需进行价值重构以建立新型友善关系。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将友善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范畴,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回应,如何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成为重要课题。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出场正是时代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差等之爱”的传统友善观需要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以“博爱”为核心的西方友善观由于其抽象性、虚伪性和超阶级性而必然是“浮于空想”,只能批判超越。为此,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友善的思想中汲取资源,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探求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建设,无疑十分必要。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建构的基本思路就是坚持友善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即既要凸显友善作为公共道德普遍性的本质(质);又不能忽略其作为个体情感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应限定在友善的程度(量)方面。这样,友善既不会沦为抽象道德,也不会沦为伪善;既契合现代公共道德要求,又符合私人情感的内在特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根基之所在,起到基础性作用和原点意义。具体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核心要素来看,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包括仁爱、尊重、宽容、互助四个主要方面,从层次和范围来看,包括人际友善、社会友善、国际友善和生态友善四个基本维度。这一友善价值观不是什么别的友善价值观,而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中华民族特色并富有时代性特征的全新友善价值观。当然,这样的友善价值观不是对所有人和所有事无条件的服从和满足,友善交往关系和助人行为应具有合理程度,必须遵循正当性和适当性原则,维护社会共同道德标准和伦理秩序,这是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深入把握具体内涵的同时,本论文的中心议题就是要回答“为什么”,即我们为什么要培育这样的友善价值观?我们为什么要对陌生的他人友善?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视角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意识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人的道德意识归根到底是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再现,进一步而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存在形式决定了人的社会交往方式,因此,人的社会存在是友善交往方式得以存在的依据,而当今中国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性向善的必然趋势。本论文试图通过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交汇和融合,以“关系主义”思维取代“实体主义”思维,建立“真实共同体”,从本体论视角寻找友善的理论依据;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立足于“人的需要”,从人性论视角寻找友善价值观的理论依据。最后,本论文尝试探索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培育的场域、路径、方法及其机制。原有社会有机体被打破,我们亟需重建社会有机体,特别是要大力充实社会基层生活空间,建构新的“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培育空间,为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提供现实场域和实现路径。同时,为了确保培育落地见效,需努力建构媒体渗透法、文化涵养法、榜样激励法等培育方法和利益激励机制、制度保障机制等培育机制。
潘从义[5](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利己主义驱使下,不少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不顾及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当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做出有损于他国乃至全人类的行为。当代人类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武器威胁、恐怖主义、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导致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人类在许多事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尚未形成价值共识,没有形成人类共同价值观,世界各国在价值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其中有其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根源。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类逐渐形成了一些价值共识,但它们基本上是零散的,尚未成为完整系统的人类共同价值观。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事实上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顺时应势地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写入了联合国决议。这一切都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作为其内核和灵魂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支撑。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根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提出了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任务。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许多探讨和讨论,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关于将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完整系统研究。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尝试在对历史上中西方共同人类价值思想进行初步挖掘和梳理并利用现有价值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今天人类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着重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有的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阐述其理论架构,最后也对它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阐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渊源。中西方历史上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是今天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一章主要对中西方思想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提炼和归纳。西方思想家以探讨和构建“好社会”(理想社会)为中心,提出把幸福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这对于当前人类构建共同价值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价值观蕴涵着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理念,近现代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以及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等当代主张等,都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在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要充分利用和挖掘中西方的思想资源,通过梳理历史上各具特色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归纳出其中的合理因素。这些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代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提供思想滋养和宝贵启示。第二,阐述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二章通过分析人类还未建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以及人类价值冲突和面临严重危机的现状,提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从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人类整体意识不断增强、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几个方面分析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最后对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条件作了阐述,这些条件包括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国际组织、会议、赛事,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等。第三,从理论上尝试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提出初步的架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要素,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三章主要从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整体架构进行了初步的勾画,并阐述框架内各层次确立的必要性、意义、内涵及其依据。本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表达了本文的最主要观点。本文认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包括底线目标(世界永久和平)和最高目标(人类普遍幸福),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以及合作、共赢、和谐,而应把人类利益至上、维护基本人权、恪守和平底线和协商解决冲突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最基本原则。第四,阐述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理论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或人类共同价值观必须转化为现实,转化为世界性的制度和文化,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世界和人类朝着永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方向加速前进。要实现这种转化,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必须选择合适的路径。第四章在借鉴和吸取历史上国家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要坚持四条主要原则,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各国平等原则和尊重各国国情原则。这一章还把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激励各国积极参与、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世界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路径。
邴波[6](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声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及国际地位。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新疆的独特地缘及多元文化所塑造的新疆形象对建构国家形象的意义重大。而在中国电影中占据独特地位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参与建构新疆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重塑了人们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而且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认知具有多维性,从文化维度来看,建构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家理想与现实中“和谐中国”建设目标相融合的产物。建构与传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既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确立文化共同体,又与中国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形象相一致。本文主要以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生产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田野调查、史论结合等方法,结合文艺学、电影学、文化人类学、影视民俗学、影视传播学等理论,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程与国家形象的生产、传播、影像化变迁相结合,分析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不同侧面,挖掘电影译制、发行、放映、“走出去”、获奖对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重点探究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如何建构理想化的国家形象,思考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通过这一研究,一方面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6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发现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表现规律,为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又分为四个方面,即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表达、策略,重点在于生产、传播及表达。绪论部分是全文的引言,阐释本选题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概述本文的研究中心,界定相关概念和梳理文献,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建构部分。通过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与“和谐中国”国家形象、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建构新疆形象对国家形象的意义,为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是文章的历史回顾部分。梳理了社会历史语境中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影像变迁。依据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的时代烙印,将国家形象的影像生产与传播分为“新中国”(1949—1966)奠基期、“新时期”(1977—1999)拓展期及“新世纪”(2000年以来)繁荣期三个阶段,探讨各阶段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生产、传播及国家形象的演变轨迹,指出国家形象塑造与各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实,其建构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追寻,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第三章到第六章是论文重点展开部分。采取文本分析法,定位不同变量空间、性别、导演及民俗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借鉴媒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及生态人类学的“空间”理论挖掘地理空间、地理景观及生态空间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空间表达意义上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多向度方式展示了国家形象,使观众可以通过空间认同获得国家归属感。第四章借鉴性别理论,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观念和两性生存境遇的差异性分析,展示性别与国家形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性别话语系统中透视国家形象的塑造策略。第五章借鉴身份理论,探讨文化传统及民族身份多元化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导演,如何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通过文化互动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以作品中导演的家国情怀及融化于叙事中的家国同构模式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完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坚守者的导演形象塑造,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一体化倾向。第六章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影视民俗学相关理论,将影视民俗表达的多元一体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多元化”侧重于各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发展与同一少数民族电影中不同类型(物质、社会、精神)民俗文化的多层展演,而挖掘民俗和谐文化因素及以集体记忆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则成为实现民俗文化“一体化”表达的有效途径。第七章针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建构及传播国家形象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新疆的特殊地缘性决定了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要考虑如何将“战场”与“市场”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回归电影产业的本质属性。因此针对电影在影像化建构及传播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别从创作者与传播者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从创作者来说要提升内容质量,书写真实新疆故事,汇聚新疆正能量;从传播者来说,架设好电影桥梁,传播和谐国家形象。结论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对全文作出总结,展望未来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且对实现国家形象的理想化表达提出遵循或借鉴的原则。
王娟[7](2020)在《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中国文化标志和象征的中国传统建筑,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独特魅力的部分。如何令传统民居既能得到有效保护,又能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需求,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本文以武安地区现存的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对武安商帮的历史以及商帮民居的形成进行探究,并对武安商帮传统民居的地域分布范围做出界定,通过调研分析研究武安商帮现存民居现状以及建筑特点,分析总结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机遇,探讨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的策略及方法,该研究有助于更好的展现武安当地历史风貌,解读地域文化,印证文化传承在传统建筑保护更新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参考。课题主要分为四大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基础研究:第一章阐释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涉及相关概念;确立课题研究对象、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制定课题研究框架。第二部分,分析研究:第二、三、四章对武安商帮传统民居建筑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对武安商帮的发展史以及武安商帮文化进行详细论述;选取武安商帮传统民居的几个典型代表为研究对象,对其历史背景、建筑主体、使用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并总结其建筑特征;对现存民居进行价值评估,得出调研对象的价值评估等级,总结现存的武安商帮传统民居建筑价值以及存在的问题,为民居保护与更新策略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第三部分,策略及方法研究:第五章在现状调研分析以及价值评估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转译理论的运用,论述了现存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保护更新的策略以及技术方法;然后结合调研对象的价值评估等级,分类研究保护与更新发展目标;最后拟定理论方验证方案,以“文化结合乡村旅游”和“文化结合特色产业”两个方向为保护与更新目标,通过还原型、再生型、复苏型保护与更新方式展开论述。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为论文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保护更新研究的成果的总结及保护更新研究的展望,归纳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供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综上所述,本文将武安商帮文化传承与传统民居保护更新相结合,从文化传承的层面出发,进行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更新研究,丰富了河北地区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的地域文化研究。
张竞远[8](2020)在《大型央企承担社会责任面临的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 ——以M航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呈现出新的特点,从注重经济成果到注重经济生产效率,从粗放型经济到注重集约和环境承受能力。在这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是这个重要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其中,大型央企作为企业中的巨无霸和标杆,其国有背景、独特体制、政治地位及在很多领域的强大话语权,理应在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中承担起领头羊和榜样的作用。当压力和机会并存,又是社会关注的中心,如何使大型央企更全面、更有效、更规范地履行社会责任,既是这些企业本身应该考量的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更考验着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水平。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起源于西方,近几年逐渐进入中国并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大型央企的角色更为特殊,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大型央企掌握国家经济发展命脉,其发展规划和发展动向关乎国计民生;作为引领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大型央企承接政府的部分责任,起到了引导经济发展方向的带头作用,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型央企的社会责任要比普通企业更为重要。因此,完成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引领经济发展方向,维护和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既是央企自身的使命和任务,也是社会和人民的期待和要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大型央企已经取得了非常亮眼的发展成绩。但是新时期有新的挑战和特殊性,在国际环境变幻莫测、国内经济面临转型压力的大背景下,在民众普遍对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呼声较高的情况下,大型央企在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加严峻,提升大型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就势在必行。因此,对大型央企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予以分析研究,对面临的问题提出优化策略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根据中央企业的资产规模与管理权限划分,我国中央企业可分为若干类型,M航空公司无论从行政层级、行业特点、规模体量还是员工人数等各方面来看都属于大型央企,也是国内民航运输企业的典型代表。以M航为实例研究大型央企社会责任的履行效果、面临的问题并寻求优化策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课题。本论文立足于大型央企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所扮演的角色,并在其中详细分析了其成功的实践及面临的困惑,针对性提出了优化策略,对深入研究、推动大型央企承担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首先引经据典,界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内涵,其次对大型央企承担社会责任时的特点、范围和必然性做出了解释和说明,之后,本人从现实出发,论证了大型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历程,现状、面临的挑战及原因,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本人的建议和观点,通过提高大型央企社会责任意识、完善组织架构,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和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制定操作细则并针对性考核以及通过制定评判标准,给予大型央企适当激励等手段和方法,解决大型央企承担社会责任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既着眼于现实,又立足于长远,旨在全面分析、了解、解决大型央企在履行社会责任中的问题,推动大型央企更加科学、合规、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
裴红幸[9](2020)在《汉越俚语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俚语(Slang)是指民间非正式、较口语化的词语,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通俗易懂顺口的具有地方色彩的词语。长期以来,汉、越俚语对比并未得到语言学者的应有关注,关于汉、越俚语研究的书籍、资料目前仍然比较稀缺。正因为如此,本人以“汉、越俚语比较研究”为题开展分析和研究。汉、越俚语的共同点有:首先,从语音来看,汉、越俚语的音节结构有很多相同之处。如汉、越俚语的音节结构都有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等几种主要形式;其次,从分类来看,汉、越俚语的分类都有音节构成分类和内容分类;最后,在表达方面,越南俚语借鉴了大量汉语因素,融合到自身的文化血脉与基因当中,使之发展出全新的自我特色。汉、越俚语的不同点有:首先,在语法结构方面,汉语俚语里很多不好的事物都可以变成骂人的载体,如:书呆子、垃圾、贼等。但是越南语俚语的结构是“??+X”(东西+X)(其中X指被骂者的缺点);其次,在分类方面,汉、越俚语的分类大致一样,但是小类里面的内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再次,在构成方面,汉语俚语中的大部分来源于社会方言和社会流行语,而越南语俚语中的大部分来源于原有词语的词义改变;最后,在语义表达方面,汉语俚语的语义表达主要有字义与实义、本义与喻义、并义与偏义的特点,而越南语俚语的语义表达的主要特点是多义性和转义性。汉、越俚语之间之所以有诸多共同点和不同点,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俚语产生于现实的生活,是人类思维的表现。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在历史上有过频繁的人类活动交往和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另一方面,俚语是各自国家的历史性、文化性和民族性的真实反映,有各自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历程,从而产生了各自的特色。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汉越俚语的比较研究,一方面为相关学者和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素材、线索和思路,以便揭示中国和越南的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习汉语的越南学生进一步了解汉语俚语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排除使用俚语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减少文化冲突,使他们能够增强学习汉语的兴趣,并自如地运用汉语俚语。
周益赟[10](2020)在《基于甬商记忆的庄市古镇当代价值及保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风貌逐渐趋同,尤其是城市建设标准和模式的套用,导致许多乡镇失去了原本“非正规”和“自然式”的地域特色,历史环境与乡土文化渐行渐远。村镇聚落是现实生活与经济活动开展的舞台,由于受所处地理环境和区域人文环境的长期影响,社会群体之间的认同得到维护,因此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基因,且同一地域范围内的村镇聚落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宁波镇海的庄市古镇,借用“地方记忆”和“城市意象”理论,详细阐释了“甬商”记忆的形成、内涵与载体构成。结合庄市古镇的案例,通过文献查找、实地调研获取古镇的甬商记忆要素,据其特征梳理记忆线索,从而得出古镇当代价值,并进一步提出“聚落式博物馆”这一概念,为当前村镇历史聚落的保护以及地方文脉延续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借鉴。核心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解析,包括甬商记忆的形成、内涵与载体构成三个部分。分析了在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影响下,甬商形成的以民生行业安身立命、以主导行业为依托,以新生行业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并根据地方记忆理论归纳了甬商记忆的主要内涵以及场景化、体化、符号化三个方面的记忆载体构成。第二部分是对庄市古镇承载的甬商记忆及其当代价值的分析。首先根据调研情况对记忆碎片进行梳理,并结合庄市甬商的发展轨迹对庄市的甬商记忆沉淀分层,得到三个阶段的记忆主题。在此基础上,从个人、甬商群体、城市等多个角度对庄市古镇的当代价值进行总结。第三部分是针对庄市古镇现有的甬商记忆特征和当代价值而提出的新的保护方法,即聚落式博物馆。并根据聚落式博物馆的内涵特征,围绕身份认同的核心思想,提出相应的建设模式以及聚落式博物馆所必须的展陈路径,为相关的历史聚落的保护提供新思路。
二、爱在根本 帮在长远——建立和谐内部关系的做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爱在根本 帮在长远——建立和谐内部关系的做法(论文提纲范文)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2.1.1 逻辑起点 |
2.1.2 资源养护 |
2.1.3 可持续利用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2.2.2 学科关联 |
2.2.3 相关原则 |
2.3 基本分类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3.1.2 渔业元治理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4.1.1 时间维度 |
4.1.2 空间维度 |
4.1.3 人际维度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缩略语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3)严信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严信厚与严氏家族 |
第一节 宁波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 |
一、海定则波宁:宁波的地理环境 |
二、经世致用:浙东学派影响下的宁波人文环境 |
第二节 严氏家族与严信厚 |
一、严氏家族简介 |
二、严信厚生平事迹 |
三、严信厚生卒年考 |
第二章 严信厚与中国通商银行 |
第一节 “诚信与官民相洽”:严信厚创办银行之缘起 |
第二节 严信厚“办事总董”地位的取得及其原因 |
第三节 严信厚的银行设想与实践 |
一、通商银行总行数量及驻地选择问题 |
二、严、盛二人关于银行股本问题的讨论 |
三、严信厚与中国通商银行的早期经营 |
第三章 严信厚的商会实践 |
第一节 19 世纪末晚清朝野创办商会的设想与实践 |
第二节 严信厚与上海商务会议公所 |
一、中外商约谈判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诞生 |
二、严信厚与公所的制度建设 |
第三节 严信厚与上海商务总会 |
一、上海商务总会的成立、构成及其职能 |
二、严信厚与中美公约风潮 |
第四章 严信厚慈善活动研究 |
第一节 慈祥恺恻:严信厚与地方社会救助 |
一、近代义赈前的初步尝试 |
二、泽被乡里:严信厚与寿芝山庄 |
第二节 从地方慈善救助到近代义赈 |
一、国家场域下的慈善:近代义赈 |
二、义赈起点:1889—1890 年浙水赈灾中的严信厚 |
三、余论 |
第三节 从独立走向合作:1890—1897 年义赈中的严信厚 |
一、独自办赈阶段 |
二、向合作办赈的过渡 |
第四节 合作办赈:1898—1900 年义赈中的严信厚 |
一、1898 年徐淮义赈中的势力整合 |
二、“留养妇儒为救荒第一善政” |
三、义赈领袖地位的确立 |
结语 |
附录 |
严信厚年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致谢 |
(4)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及其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问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论文框架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出场逻辑 |
第一节 友善价值观研究相关概念界定 |
一、价值、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 |
二、友善、友善观和友善价值观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出场动因 |
一、社会变迁、空间变化需要新的友善观 |
二、市场化、技术化缺陷需要新的友善观 |
三、网络化交往方式需要新的友善观 |
第三节 友善价值观的历史考察 |
一、“差等之爱”的传统友善观“不合时宜” |
二、“博爱主义”的西方友善观“浮于空想” |
三、马克思主义友善思想的“正确指引” |
第四节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出场 |
一、狭隘的“私人友善”转向普遍的“公共友善” |
二、抽象的“普遍友善”转向现实的“真正友善” |
三、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地位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涵、特征及其内在要求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涵 |
一、友善的核心要素 |
二、友善的基本维度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特征 |
一、社会主义属性 |
二、中华民族特性 |
三、时代性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
一、友善交往关系之维 |
二、助人行为方面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理论依据 |
第一节 本体论依据分析 |
一、“实体主义”思维阻碍“他人”价值的确立 |
二、“关系主义”价值建构 |
三、“真实共同体”和“友善”的生成逻辑 |
第二节 人性论依据分析 |
一、传统儒家人性论 |
二、西方友善人性论 |
三、马克思主义友善人性论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场域和路径 |
第一节 家庭培育 |
一、家庭在个体友善价值观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
二、家庭培育的实现路径 |
第二节 学校培育 |
一、教育引导 |
二、环境渗透 |
三、实践养成 |
第三节 社会培育 |
一、社会培育的地位和作用 |
二、社会培育的实现路径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方法和手段 |
第一节 媒体渗透法 |
一、加强传统媒体建设 |
二、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 |
第二节 文化熏陶法 |
一、传统文化涵养 |
二、文化作品浸润 |
第三节 榜样激励法 |
一、道德绅士的示范效应 |
二、文化名人的公众效应 |
三、行业精英的标杆效应 |
四、党员干部的表率效应 |
第六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机制及其运行 |
第一节 利益激励机制及其运行 |
一、利益激励机制作用发挥的根据 |
二、构建培育友善的利益基础 |
三、利益激励机制的运行 |
第二节 态势激发机制及其运行 |
一、态势激发机制作用发挥的根据 |
二、态势激发机制的运行 |
第三节 制度保障机制及其运行 |
一、制度保障机制作用发挥的根据 |
二、制度保障机制的运行:激励约束 |
三、制度保障机制的运行:依法兴善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
(二)外文文献 |
(5)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二、本研究的意义 |
(一)学术价值 |
(二)应用价值 |
三、本研究的主要任务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 |
(二)研究的内容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二)具体研究方法 |
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视角的创新 |
(二)学术观点的创新 |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
第一章 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理论渊源 |
一、西方思想家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 |
(一)西方古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二)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二、中国价值观所体现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人类价值思想 |
(二)中国近现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三)中国当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三、历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重要启示 |
(一)追求人的幸福生活 |
(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
(三)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理想社会 |
(四)追求公平正义、持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美好世界 |
第二章 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现实性 |
一、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时代背景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得到国际认同 |
(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的主旋律 |
(三)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基调 |
二、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 |
(一)人类尚未建立起应有的价值体系 |
(二)现代价值的弊端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严重生存危机 |
(三)西方推行霸权主义给世界安全和国际秩序带来挑战 |
(四)价值相对主义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带来障碍 |
三、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 |
(一)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 |
(二)人类的整体意识不断增强 |
(三)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 |
四、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性 |
(一)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的推动 |
(二)国际组织、会议、赛事的推动作用 |
(三)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提供的共识 |
(四)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提供的经验 |
第三章 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理论架构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内涵及其架构 |
(一)价值、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 |
(二)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总体框架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具备的特征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目标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确立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理念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原则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确立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基本内涵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贯彻和落实 |
第四章 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与路径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任务及障碍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任务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障碍 |
二、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 |
(一)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异同 |
(二)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启示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 |
(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 |
(二)尊重国家主权原则 |
(三)各国平等原则 |
(四)尊重各国国情原则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路径 |
(一)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 |
(二)激励各国积极参与 |
(三)发挥国际组织作用 |
(四)建立世界管理机构 |
(五)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致谢 |
(6)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主要概念界定 |
三、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分析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建构 |
第一节 新疆形象与国家形象 |
一、国家整体形象 |
二、新疆局部形象 |
第二节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 |
一、电影塑造国家形象 |
二、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内涵 |
三、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国家形象 |
第二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 |
第一节 新中国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奠基(1949—1966) |
一、奠基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二、奠基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第二节 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拓展(1977—1999) |
一、拓展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二、拓展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第三节 新世纪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繁荣(2000年以来) |
一、繁荣期国家形象的生产 |
二、繁荣期国家形象的传播 |
第三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空间表达 |
第一节 “空间”概述 |
第二节 地理空间中的领土与边界 |
一、领土认同 |
二、地理形象 |
三、国防意识 |
第三节 地理景观中的城市与乡村 |
一、地理景观 |
二、城市与乡村 |
三、城市、乡村空间中的新疆与新疆的城市、乡村空间 |
第四节 生态空间中的绿洲与草原 |
一、生态空间、生态人类学与新疆生态空间 |
二、绿洲生态空间 |
三、草原生态空间 |
第四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性别表达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一、“被突出”与“被遮蔽”的女性形象 |
二、“被压抑”与“被潜藏”的男性形象 |
第二节 新时期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一、寻找女人 |
二、寻找男子汉 |
第三节 新世纪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 |
一、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
二、理想化的男性形象 |
第五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导演表达 |
第一节 多元化的导演形象 |
一、作为国家形象启蒙者与维护者的汉族导演形象 |
二、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者与探索者的少数民族导演形象 |
三、文化互动 |
第二节 不同民族导演共同的“家国情怀”与“家国同构”叙事 |
一、家国情怀 |
二、家国同构叙事 |
第六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民俗表达 |
第一节 民俗与电影 |
一、民俗 |
二、影视民俗 |
三、影视民俗与国家形象 |
第二节 民俗文化的多元化表达 |
一、物质民俗文化 |
二、社会民俗文化 |
三、精神民俗文化 |
第三节 民俗文化的一体化表达 |
一、挖掘影视和谐文化因素 |
二、建构中华共有文化记忆 |
第七章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 |
第一节 影像化建构及传播困境 |
一、内容创新不足 |
二、传播渠道障碍 |
三、“走出去”路途曲折 |
第二节 影像化建构及传播策略 |
一、书写真实新疆故事 |
二、传播和谐中国形象 |
结语 |
附录: 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课题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问题提出 |
1.2.2 研究目的 |
1.2.3 研究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商帮、商帮文化 |
1.3.2 武安商帮 |
1.3.3 传统民居 |
1.3.4 文化转译 |
1.3.5 保护与更新 |
1.4 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 |
1.4.1 时间范围 |
1.4.2 地域范围 |
1.4.3 研究对象 |
1.5 国内外研究概况 |
1.5.1 国外研究现状 |
1.5.2 国内研究现状 |
1.6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6.1 研究内容 |
1.6.2 研究方法 |
1.7 论文研究创新点与框架 |
1.7.1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1.7.2 论文研究的框架 |
1.8 本章小结 |
第2章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相关理论研究 |
2.1 武安商帮的起源与发展史 |
2.1.1 武安商帮的起源 |
2.1.2 武安商帮的发展 |
2.1.3 武安商帮的衰败 |
2.2 武安商帮的历史地位 |
2.3 武安商帮的文化及其特征 |
2.4 武安商帮传统聚落及民居建筑地域分布 |
2.4.1 武安商帮聚落的地域分布 |
2.4.2 武安商帮聚落分布的影响因素 |
2.4.3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建筑地域分布 |
2.5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建筑存在的地域特征 |
2.5.1 自然环境 |
2.5.2 历史沿革 |
2.5.3 风俗文化 |
2.5.3.1 建房风俗 |
2.5.3.2 地区文化 |
2.5.3.3 宗教文化 |
2.5.4 社会发展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建筑形态调查研究 |
3.1 调研综述 |
3.1.1 调研背景 |
3.1.2 调研对象 |
3.1.3 调研内容及方法 |
3.2 调研成果构成 |
3.2.1 调研成果综述 |
3.2.1.1 商帮民居及所处聚落的历史背景 |
3.2.1.2 商帮民居建筑主体调研 |
3.2.1.3 民居使用现状调研 |
3.2.2 调研成果分析 |
3.2.2.1 伯延镇伯延村调研成果分析 |
3.2.2.2 午汲镇大贺庄调研成果分析 |
3.2.2.3 北安庄乡同会村调研成果分析 |
3.2.2.4 磁山镇西孔壁村调研成果分析 |
3.2.2.5 淑村镇大淑村调研成果分析 |
3.3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现存的问题 |
3.3.1 房屋功能落后及老化 |
3.3.2 建筑及周边环境风貌保存不完整 |
3.3.3 院落环境破败 |
3.3.4 修缮材料和技术要求高 |
3.3.5 缺乏维护资金 |
3.3.6 相关法规不健全,专业技术人才短缺 |
3.3.7 保护意识淡薄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建筑特色总结及价值评估 |
4.1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建筑“商帮”独特性的体现 |
4.2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建筑特征概括分析 |
4.2.1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平面形制 |
4.2.2 武安商帮传统入口空间特点 |
4.2.3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建筑细部特点 |
4.3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价值评估体系 |
4.3.1 确立价值评估体系的意义 |
4.3.2 评估体系的流程及内容 |
4.3.2.1 评估体系的流程 |
4.3.2.2 评估体系的内容 |
4.4 评估体系的参数修正 |
4.5 评估时要注意的问题 |
4.6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价值评估报告及建议 |
4.6.1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价值评估报告 |
4.6.2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保护更新的建议 |
4.7 本章小结 |
第5章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策略及方法研究 |
5.1 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研究的理论基础 |
5.1.1 从文化传承到文化转译 |
5.1.2 文化转译的价值 |
5.2 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过程中遇到的难点 |
5.3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的策略研究 |
5.3.1 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 |
5.3.2 文化环境有机更新 |
5.3.3 强调建筑的原真发展 |
5.4 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的方法 |
5.4.1 空间信息采集 |
5.4.2 原型提取 |
5.4.3 探究发展动力机制及原型形变 |
5.4.4 目标导向的设计表达 |
5.5 理论论证与案例设计 |
5.5.1 还原型保护与更新--“文化结合乡村旅游” |
5.5.1.1 徐家九门相照院空间信息采集 |
5.5.1.2 徐家九门相照院原型提取 |
5.5.1.3 徐家九门相照院文化旅游开发设计表达 |
5.5.2 再生型保护与更新--“文化结合乡村旅游” |
5.5.2.1 宏顺德庄园与常家庄园文化转译的应用 |
5.5.2.2 宏顺德庄园与常家庄园文化空间信息采集 |
5.5.2.3 宏顺德庄园与常家庄园原型提取及形变 |
5.5.2.4 宏顺德庄园与常家庄园“农家乐”设计表达 |
5.5.3 复苏型保护与更新--“文化结合特色产业” |
5.5.3.1 同会村胡家大院空间信息采集 |
5.5.3.2 同会村胡家大院原型提取 |
5.5.3.3 同会村胡家大院“文化结合特色产业”设计表达 |
5.6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作者简介 |
附录 |
(8)大型央企承担社会责任面临的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 ——以M航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研究状况 |
二、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模式的研究现状 |
三、关于大型国企承担社会责任的研究现状 |
四、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创新 |
二、可能存在的不足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一、大型央企 |
二、社会责任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
二、企业公民理论 |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
第二章 M航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与现状 |
第一节 大型央企承担社会责任的概况 |
一、大型央企承担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 |
二、大型央企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 |
第二节 M航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证分析 |
一、M航基本概况 |
二、M航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 |
第三节 M航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效与不足 |
一、取得的成效 |
二、存在的不足 |
第三章 大型央企承担社会责任面临的困境和原因 |
第一节 面临的主要困境 |
一、侵害其他权益主体 |
二、下达的硬性指标较多 |
三、影响经营业绩 |
四、范围边界模糊 |
第二节 产生困境的主要原因 |
一、意识淡薄、机构缺失 |
二、利益配置难以平衡 |
三、缺少明确的法规依据 |
四、欠缺有效的激励措施 |
五、缺乏可实施的操作细则 |
第四章 国外大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验借鉴 |
第一节 瑞典的经验 |
第二节 美国的经验 |
第三节 境外大型航司的经验 |
第四节 国外经验的总结及启示 |
第五章 完善策略的思考 |
第一节 提升意识、完善机构 |
一、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党建引领 |
二、提升责任意识、融入企业文化 |
三、完善机构设置,加强组织保障 |
第二节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二、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
第三节 制定评判标准、给予适当激励 |
第四节 制定实施细则、开展针对性考核 |
一、制定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
二、开展针对性考核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汉越俚语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内容与价值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中国俚语研究现状 |
二、越南俚语研究现状 |
三、汉语与其他语言的俚语比较研究现状 |
四、汉、越俚语比较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理论、研究方法、语料来源 |
一、研究理论 |
二、研究方法 |
三、语料来源 |
第四节 俚语的界定、研究范围及目标 |
一、俚语的界定 |
二、研究范围 |
三、研究目标 |
第五节 选题理由、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一、选题理由 |
二、研究意义 |
三、创新之处 |
第二章 俚语的概况、形成机理及其与其他词语的联系 |
第一节 俚语的性质和特点 |
一、俚语的性质 |
二、俚语的特点 |
三、俚语的特殊性 |
四、与汉语俚语对应的越南语俚语 |
第二节 俚语在词语中的功能 |
一、文化认同功能 |
二、交际改善功能 |
三、情感宣泄功能 |
四、禁忌回避功能 |
五、时尚展现功能 |
六、其他功能 |
第三节 俚语的分类及传播方式 |
一、俚语的分类 |
二、俚语传播与扩散的方式 |
第四节 汉越俚语的产生与形成机理 |
一、俚语的缘起 |
二、俚语的形成机制 |
三、汉越俚语形成机理的对比 |
第五节 俚语与俗语、行话、黑话、詈词及流行语的联系 |
一、俚语与俗语的异同 |
二、俚语与行话、黑话、詈词与流行语的不同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汉越俚语的结构对比 |
第一节 汉越俚语构成方式比较 |
一、汉越俚语的结构对比分析 |
二、汉越俚语的句法功能对比分析 |
第二节 汉越俚语的语音结构对比 |
一、单音节词 |
二、同音词比重差异 |
三、声调差异 |
四、叠词 |
五、语素重组带来的音节差异 |
第三节 汉越俚语构造形式的异同 |
一、汉语俚语构造形式 |
二、越南语俚语构造形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汉越俚语的修辞方式对比 |
第一节 俚语中的修辞方式 |
一、汉语俚语的修辞方式 |
二、越南语俚语的修辞方式 |
三、汉越俚语修辞方式的对比 |
第二节 俚语修辞的来源分析 |
一、来源一——颜色 |
二、来源二——动物 |
三、来源三——植物 |
第三节 俚语修辞方式在口语表达中的效果 |
一、适配环境 |
二、结合对象 |
三、注重内容 |
第四节 俚语修辞方式在文学作品中的举例说明 |
一、汉语俚语在文学作品里的例句 |
二、越南俚语在文学作品里的例句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汉越俚语文化内涵对比 |
第一节 汉越俚语的思维方式 |
一、辩证思维 |
二、意象思维 |
第二节 汉越俚语展现的人民思想意识对比 |
一、汉、越俚语所反映的世界观与宗教信仰 |
二、汉、越俚语所反映的价值观 |
第三节 俚语中的生活哲理 |
一、社会生活类俚语中的哲理 |
二、经济生活类俚语中的哲理 |
三、政治生活类俚语中的哲理 |
四、文化生活类俚语中的哲理 |
第四节 汉越俚语中的民族风俗 |
一、风俗介绍 |
二、例子说明 |
第五节 汉越俚语中的农业民俗 |
一、俚语中表达相似的农业意象 |
二、俚语中含有不同的农业意象 |
第六节 汉越俚语中的数字文化 |
一、文化内涵相同的表达 |
二、文化内涵不同的表达 |
三、文化内涵相近或相近的表达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作者统计的汉越俚语对应的表达形式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后记 |
(10)基于甬商记忆的庄市古镇当代价值及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缘起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背景 |
1.2 研究对象及范围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范围 |
1.3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1.3.1 相关概念 |
1.3.2 理论基础 |
1.4 相关研究综述 |
1.4.1 甬商文化的相关研究 |
1.4.2 地方记忆的相关研究 |
1.4.3 历史村镇保护的相关研究 |
1.4.4 遗产价值的相关研究 |
1.4.5 主题小镇的相关研究 |
1.4.6 综合述评 |
1.5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5.1 研究目的 |
1.5.2 研究意义 |
1.6 研究方法及框架 |
1.6.1 研究方法 |
1.6.2 研究框架 |
2 甬商记忆的形成、内涵与载体构成 |
2.1 甬商的形成与发展 |
2.1.1 地理条件的制约与优势 |
2.1.2 社会环境的时代变革 |
2.1.3 浙东文化的长期熏陶 |
2.2 历史环境中的甬商 |
2.2.1 甬商的经营之道 |
2.2.2 甬商的社会身份 |
2.3 甬商记忆的主要内涵、特征及意义 |
2.3.1 甬商记忆的内涵 |
2.3.2 甬商记忆的特征 |
2.3.3 甬商记忆的意义 |
2.4 甬商的记忆载体构成 |
2.4.1 场景化记忆 |
2.4.2 体化记忆 |
2.4.3 符号化记忆 |
3 庄市古镇甬商记忆的当代价值 |
3.1 庄市古镇的甬商记忆要素 |
3.1.1 聚落环境要素 |
3.1.2 建筑景观要素 |
3.1.3 人物事件要素 |
3.1.4 历史文本要素 |
3.1.5 民俗生活要素 |
3.2 庄市古镇的甬商记忆线索 |
3.2.1 “九龙漕”河——商船往来、贸易据点 |
3.2.2 宗族祠堂——寻根谒祖、家业兴旺 |
3.2.3 止所门头——建功立业、联络据点 |
3.2.4 学堂云集——叶荫故里、人杰辈出 |
3.3 庄市古镇的当代价值 |
3.3.1 甬商文化的空间遗产 |
3.3.2 民营企业家的精神摇篮 |
3.3.3 甬商集体的乡愁之源 |
3.3.4 甬商品牌的活力源泉 |
3.3.5 甬商故里的广泛认同 |
4 庄市古镇的整体保护探索:聚落式博物馆模型 |
4.1 聚落式博物馆的内涵 |
4.2 聚落式博物馆的意义 |
4.2.1 从单体建筑到整个聚落——凸显集聚优势,提高经济效益 |
4.2.2 从馆藏藏品到空间遗产——保留生长环境,整合地方资源 |
4.2.3 从静态观赏到参与互动——体现品牌效应,推动精神传递 |
4.2.4 从专业解说到当地居民——倡导公众参与,发挥主体作用 |
4.3 庄市甬商博物馆的建设体系 |
4.3.1 庄市甬商博物馆的发展优势 |
4.3.2 庄市甬商博物馆的建设理念 |
4.3.3 庄市甬商博物馆的建设模式 |
5 庄市甬商博物馆的展陈路径 |
5.1 融合甬商记忆场景的当代生活形态 |
5.2 展示甬商记忆主题的系列文化产品 |
5.2.1 “水乡街市记忆”产品 |
5.2.2 “民族工商记忆”产品 |
5.2.3 “薪火相传记忆”产品 |
5.3 演绎甬商记忆情节的叙事空间序列 |
5.4 传播甬商记忆形象的视觉符号系统 |
5.4.1 历史记忆地图 |
5.4.2 游览导视系统 |
5.4.3 交通工具设计 |
5.4.4 多媒体宣传 |
6 结语与展望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主要创新点 |
6.3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爱在根本 帮在长远——建立和谐内部关系的做法(论文参考文献)
- [1]严信厚研究[D]. 吴健.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3]严信厚研究[D]. 吴健.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4]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及其培育研究[D]. 毛连军. 东南大学, 2020(02)
- [5]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D]. 潘从义. 湖北大学, 2020(02)
- [6]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邴波. 山东大学, 2020(09)
- [7]武安商帮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研究[D]. 王娟. 河北工程大学, 2020(08)
- [8]大型央企承担社会责任面临的问题与优化策略研究 ——以M航为例[D]. 张竞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9]汉越俚语比较研究[D]. 裴红幸.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8)
- [10]基于甬商记忆的庄市古镇当代价值及保护研究[D]. 周益赟.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