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会见美国众议院

一、江泽民会见美众议员（论文文献综述）

荔嘉钰^[1]（2020）在《二战后美国收养中日韩三国儿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跨国收养是国家间关系——战争与和平的产物,美国人收养亚洲儿童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受到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如美国占领日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美建交、苏联解体等。二战后至今收养日本儿童约1万人,韩国儿童约16万人,中国儿童约10万人,这三国收养儿童总数占到了二战后美国全球收养人数的将近一半。被收养儿童包括战争孤儿、混血儿以及因战后经济发展贫富差距增大,以及“一胎化”政策下产生的社会弃婴等。本文使用中、美、日、韩四国政府官方网站的数据,通过梳理美国在日韩三国的收养历史,采取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以及比较方法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第一,跨国收养与二战后美国亚太政策的演变和中日韩三国内政与外交息息相关。第二,国家间关系的特点投射在收养当中,美日的收养是两国对儿童的争夺,也是日本在美日关系中寻求独立的体现;美韩的收养是朝鲜战争后韩国人民为美韩“血盟”,“汉江奇迹”、韩国形象和海外韩人作为国家资源而付出的“代价”,直至进入21世纪,韩国才开始真正保障被收养者的权益。中美的收养是两国表达善意、增进理解的特殊渠道,然而收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可能成为双方人权对话的“双刃剑”。第三,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日韩在收养中表现出相似性与差异性。日韩两国虽同为美国盟友,且韩国借鉴日本的收养法,然而韩国被收养儿童人数远超日本,因为韩国对美援与驻韩美军的依赖高于日本;传教士帮助建立韩国的儿童福利体系与培养韩国社工人才,因此基督教在韩国迅速传播;日韩经济发展存在时间差,日本对儿童福利体系投入的时间较早,力度较大;日韩妇女地位不同,韩国的国内收养意愿更低。另外,中韩两国先后作为亚洲最大的儿童输送国,差异在于中韩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两国对跨国收养的认识不同,导致截止2007年韩国的国际收养人数远高于国内收养人数。相似性体现在送养儿童中女性偏多。第四,中韩在各自主流媒体上有关收养的报道和影视中所呈现的国家形象,与养父母和被收养者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美国与“母国”形象有所不同。第五,亚裔儿童进入美国,使得美国移民政策中对亚裔的排斥有所松动。在“被收养者权利运动”组织游说以及美国政府参众两院议员的努力下,2019年《被收养者公民法》（Adoptee Citizenship Act of 2019）修补2000年《儿童公民法》（Child Citizenship Act of 2000）的法律漏洞,亚裔的公民权得到进一步发展。韩裔被收养者回到韩国后,可申请F-4签证定居韩国,以及拥有双重国籍。

黄心顶^[2]（2019）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等和无差别原则一直是外交外事活动的重要原则。但在近现代外交史中,一国政府官员对另一国来访的人员进行突破行政级别的接见,或者给予高于来访人员行政级别的礼遇也并不罕见。这一破格接待的外交行为是接待方释放重要信号的举措,其背后往往有非常重要或者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因此,依据当时的背景,解读和分析破格接待行为的含义,就显得尤其重要。可以说,破格接待是对外交外事活动中对等和无差别原则的补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领导人破格接待外宾的情况也比较多,例如1959年毛主席会见巴西桑巴约州长、197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华盛顿州州长再到2017年习近平会见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州长等等。本文通过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外宾的情况。发现每一个时期领导人对外宾的破格接待均有不同的特点,与这一时期我国的外交任务和领导人人格特点高度相关。本文也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去看到我国领导人破格接待外宾的目的。对于破格接待的产生,本文认为来源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双方在交往领域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二是外宾有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和潜力,三是领导人个人重视。最后,本文再以毛泽东1970年两次破格接待美国记者斯诺为例,分析了破格接待无法发挥作用的可能原因。

韩磊^[3]（2015）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文中研究说明在后冷战时期,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诸多重要问题决策过程中关键的推动者与参与者。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过程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性藏独组织日益引人注目。1988年3月成立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目前活跃于国际社会的众多国际藏独组织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年度报告、年度财政报告、美国国会记录、听证会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成员构成、机构设置、资金来源进行横向阐述以及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立的背景和1988年至2010年该组织藏独活动的轨迹进行大跨度纵向历史考察与实证探究的基础上,揭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作为一股重要的境外反华势力与达赖集团的密切关系及该组织遏制中国、分裂中国,为“西藏问题”国际化推波助澜的本质。引言部分首先从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角度对本文的选题依据作了阐释；其次对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作出界定；再次对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援藏组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细致的梳理；最后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作了说明。第一章分析了美国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背景下,达赖集团自1959年至1979年在国际社会进行公关游说活动的历史轨迹。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期,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主要成员通过利用各种游说方式,在联合国通过涉藏决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达赖集团在欧美各国建立驻外办事处,负责对外联络与宣传,促进达赖喇嘛出访各国；1970年代,达赖集团通过组建“西藏青年大会”、“美国西藏委员会”等藏独组织来进一步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达赖集团不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国际公关游说策略,组建藏独组织逐渐成为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常见手段。第二章详细分析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立时的具体背景和该组织的基本机构建制与资金来源。在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陷入停滞状态的情况下,达赖集团对国际公关游说策略进行调整,在欧美各国策动成立包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内的“援藏组织”,由“援藏组织”游说各国议员,开展各种形式的藏独活动,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进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有鉴于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达赖集团的国际公关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本章还结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1999年至2010年年度报告和1999年至2010年年度财政报告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宗旨、人员构成及资金来源、支出状况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实证考察揭示该组织的藏独本质。第三章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1988年至1999年的藏独活动进行深入分析。首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美国国会议员考察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涉及流亡藏人的法案；其次,“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两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达赖喇嘛放弃“中间道路”的背景下从事一系列藏独分裂活动,包括策动“国际西藏年”、建立“声援西藏百人委员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藏独组织。与此同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在经济领域进行反华活动,旨在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抹黑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伴随着成员人数激增,组织规模迅速膨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在欧洲建立分支机构,将藏独活动拓展至美国之外,表现出了国际性藏独组织的性质。这十年基本上奠定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后来藏独活动的基本方向。第四章主要探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1999年至2002年之间的藏独活动。达赖喇嘛重提“中间道路”之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紧跟达赖集团的宣传策略,执行第三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通过的“柏林宣言”,主要在人权与环境保护方面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第五章主要分析2002年至2010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商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围绕宗教信仰、北京奥运会、境外流亡藏人社区等问题进行藏独分裂活动,为接触商谈增加筹码。结语部分总结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藏独活动的基本特点,依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要藏独活动、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资金来源等因素对该组织的属性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预测。结语部分还针对中国政府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援藏组织”的反制措施进行了探讨。

何梦逸^[4]（2014）在《《人民日报》上的美国驻华大使形象变迁（1979-2013）》文中指出本文以《人民日报》19792013年涉及美国驻华大使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框架理论和媒介形象理论为指导，以内容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从报道数量与篇幅、角度、主题、方式和体裁等方面对《人民日报》上美驻华大使的媒介形象进行梳理和分析，并通过对一些报道进行话语分析，总结大使的媒介形象。研究贯穿历史与现实，旨在呈现《人民日报》塑造的美国大使形象变化，并探究这些变化的表征和成因。首先，本文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背景，发现《人民日报》涉及美国驻华大使的报道与当时的中美关系及中国对美的外交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演变轨迹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其次，世易时移，《人民日报》的报道方式虽然从完全的政治意义呈现，逐渐向事实报道转化，报道也更加注重客观性。但研究发现，34年间《人民日报》塑造的美驻华大使形象并没有多大改变，较为单一模糊化。从宏观构造上来说，报道的新闻框架较为单一，其取景框架具有政治性、正面化的特点，叙述框架具有模式化的特点。本文最后，从文化的视角对《人民日报》的他者形象建构进行探讨，发现大使形象的构建受刻板传统的宣传思维和中美关系、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同时，通过对他者形象的不断认识，分析和反思自我的意识形态。

石正义^[5]（2012）在《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的美国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来是国家稳定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和事态,西藏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等夹杂分裂主义的暴力事件,活跃于内蒙边境的“三蒙统一”思潮以及广西、云南宗教渗透等问题,都引起了政府和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诚然,我们正处于一个民族分裂主义思潮高涨和民族分裂活动的多发期,不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因素推波助澜,使边疆民族问题成为遏制中国的政治工具。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国会、学术界、新闻媒体等都将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作为对华交往中的焦点问题,并通过国际施压、资金和政治支持、人权、宗教等多种途径,煽风点火、混淆视听,使不利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因素滋生蔓延。本文聚焦于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的美国因素,系统梳理美国政府、国会议员和社会各界在涉及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各种问题上的看法和活动,以及它们对边疆安全稳定的影响,希望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一些民族地区事件的美国因素、从外部消除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的隐患、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大局。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抽象归纳法、比较分析法和典型调查法,从纷杂的事件、言论、外交政策和政府文件中,抽丝剥茧,既不是对一般事实的简单描述,更不是对外交政策的梳理,而是站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的独特视角,将相关的美国因素一一拣选出来。具体在内容上而言,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导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缘由及其研究意义,梳理了美国关于西藏、新疆的研究和国内外学者关于美国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问题的基本看法,进而介绍了研究方法、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二章。首先分析了近代国际格局变动中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问题,继而以历史回溯的方式,概括了近代以来美国与我国西藏、新疆、西北和东北地区的早期接触,冷战时期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变化以及在新疆、北部和东北边疆的活动和评价。这部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美国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相关联的历史渊源。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详细梳理、解读了冷战以来美国各个层面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关注、干涉、看法及其影响。以总统为首的美国行政机构和具有立法职能的国会,是干涉我国边疆民族问题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第三章分析了历届总统、白宫发言人、国务卿和外交官在行使其职能和国际交往过程中的大量官方报道、公开言论,详细剖析了有关我国边疆的国会记录、议案法案、中国问题年度报告等文件；第四章主要分析当前美国社会各界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问题的看法及影响,各种NGO组织具有资金支持、舆论影响、政府政策施压等功能,学术界带有倾向性的研究对国际舆论、民族问题历史认识、民族认同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发达的美国媒体介入西藏新疆等热门话题,美国民众的舆论压力也是我国的边疆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原因之一；第五章则重点关注我国民族地区旅美人员和组织在美国的活动及其影响。达赖喇嘛、热比娅以及各种分裂主义组织、人员藏身美国或其他国家,直接、间接获得美国的支持,对我国境内的民族地区稳定影响很大。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归纳了美国因素介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主体体系、作用方式和作用特点,进而对美国介入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现实原因进行剖析,最后总结了美国因素在国际施压、民族分裂势力国际生存空间、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和国家认同方面的深刻影响。第五部分,是最后一章,思考和建议部分。主要从坚定外交立场、健全防范机制、创新对美外宣、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加强宗教和NGO活动管理、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六个方面展开思考并给出建议。

黄仁国^[6]（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沈本秋^[7]（2008）在《美国的香港政策：决策的视角（1989-2007）》文中研究表明自1989年以来,美国开始深入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香港回归前美国出台针对香港的特殊移民政策,关注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与人权,并制定《美国——香港政策法》。香港回归后,美国一直支持香港走向西方式民主,并不断介入香港的政治改革过程。这就是中美之间的“香港问题”。那么美国的香港政策是一个怎样的决策过程?美国的香港政策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影响如何?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将从对外政策研究的决策过程出发,综合分析美国香港政策生成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因素,即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以及决策者个体特点。为了使三个层次的分析更加便于操作,本文在宏观层次引进了理性行为者模式,在中观层次引进了跨机构政治模式,在微观层次引入决策者个体特点和认知因素,来分析美国的香港的政策决策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并比较不同决策结果所生成的美国香港政策对“一国两制”影响程度的差异。通过分析,本文发现,美国对香港这一具有国际政治经济“二元特征”地区的政策具有以下特点:老布什政府在维护美国在港利益与保持中美友好关系之间寻求平衡;克林顿政府尽管也在维护美国在港利益和维持中美关系之间寻求平衡,但这种平衡偏向于维护美国在港利益;小布什政府第一阶段出于全球反恐以及朝核问题等战略需要而急于和中国谋求发展良好关系,所以为了中美关系大局,美国的平衡是偏向维护中美关系的,而第二阶段小布什政府逐步加大了在全球推动民主的战略,尽管也有平衡,但是偏重于扩展美国在香港的利益。总之,美国的香港政策表现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确定性的一面就是历届美国政府尽力在维护中美关系和扩展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不确定性就是这种平衡并不总是稳定的,有时候偏向于维护中美关系,有时候偏向于扩展美国在港利益。美国的香港政策为何有上述特点?理性行为者模式可以解释美国香港政策的确定性,跨机构政治模式和决策者个体因素可以解释美国香港政策的不确定性。作为理性行为者的美国政府既要维护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又要维护中美关系,所以会尽量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因此理性行为者模式能够解释为什么三届美国政府都尽力在维护中美关系和维护美国在港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跨机构政治模式能够解释在意识形态、利益团体和党派政治等因素影响下,国会努力维护美国在港利益;决策者个体因素能够解释,当决策者个人倾向中国和重视现实战略时会维护中美关系,而决策者不倾向中国和重视国内价值时会维护美国在港利益。但这三种方式单独都不具有充分解释力。美国自1989年以来历届政府的香港政策决策过程都是这三种决策方式在综合起作用。但是不同的政府时期三种决策视角的解释力不一样。老布什政府时期理性行为者模式解释力最强,所以该政府的政策以在维护中美关系和维护美国在港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为主。克林顿政府时期跨机构政治模式解释力最强,所以该政府的政策偏重维护美国在港利益。小布什政府时期决策者个体因素解释力最强,所以美国的香港政策体现出不稳定特点,在2003年前偏重于维护中美关系,而2003年后偏重于维护美国在港利益。就美国1989年以来历届政府的香港政策对“一国两制”的影响而言,小布什政府2003年以前的政策负面影响较小,老布什政府的政策负面影响相对较大,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2003年之后的政策负面影响最大。从政策意图和政策绩效来说,当美国的对港政策目标是倾向于维护中美关系时,其政策对“一国两制”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小;当美国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在维护中美关系和维护美国在港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时,其政策对“一国两制”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当美国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为了维护美国在香港的利益时,其政策对“一国两制”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大。从决策视角来看,理性行为者模式主导的政策（老布什政府）对香港“一国两制”负面影响较大;跨机构模式主导的政策（克林顿政府）对香港“一国两制”负面影响最大;决策者个体因素主导的政策（小布什政府）最不稳定,决策者重视维护中美关系时,其政策对“一国两制”负面影响较小;当决策者重视维护美国在港利益时,其政策对香港“一国两制”负面影响最大。

赵国军^[8]（2007）在《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研究（1989-2006）》文中提出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是美国议员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议员中国观会对美国国会对华决策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过去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从对华决策的角度，很少从形象认知的观念视角深入探悉决策的根源。至于美国议员的中国观本身及其生成机制，更是付之阙如。1989年以来，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冲击，加上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迁，中国的形象在美国国会议员那里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议员没有统一的中国观。在美国多元政治社会的现实之下，美国国会本身对中国也缺乏一个完整的、前后一贯的中国形象。不仅美国国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没有统一的中国观，就是同一个议员，在不同的议题领域，也会具有对中国形象的不同感知。因此，美国议员的中国观，应当从美国议员对中国的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和安全形象三个议题领域分别加以探讨。本文基本结构分为导论、五章和结论部分。导论部分包括阐述论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介绍国内外关于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美国国会与对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章节安排、理论创新、分析模式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对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的历史考察。以1949年为界，分两个历史时期探讨美国议员在历史上对中国的看法。历史考察表明，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在理想和现实、浪漫和幻灭之间摇摆。同时，美国议员的对华态度也受到美国的价值观传统、种族主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等的影响。这些历史上的现象，时至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仍然可以从美国议员的对华态度中找到存在的痕迹。第二章分析美国议员对于中国政治形象的建构。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定位首先来自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知。总体而言，美国国会议员依凭自己对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感，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制度的不满，通过对中国负面形象的塑造，建构出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立的“他者”形象——政治上不“民主”、侵犯“人权”的共产党国家形象。同时一部分极端派议员倾向于把中国塑造成对美国的价值观构成严重威胁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对中国政治形象的负面建构构成了美国议员看待中国的其它问题的基础。不过，在对中国政治形象总体负面的情况下，美国议员之间在中国的社会是否进步，如何促进中国的民主以及如何评估中国政治改革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等方面有着程度不一的分歧，从而在总的负面建构的背景下形成了几种关于中国政治的具体镜像。第三章探讨美国议员眼中的中国经济形象。美国国会议员在1990年代围绕最惠国待遇辩论对于中国经济形象的认知是分化的，主要在于对于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是否对美国有利。辩论的结果是主张正常贸易的一派占据上风。进入后PNTR时代之后，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美国议员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不满日渐强烈，美国议员对于中国的经济形象负面观感加重。不少议员利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大打“中国贸易牌”，抛出人民币汇率法案，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第四章是美国议员对中国安全形象的定位。美国国会对于中国军事安全的关注肇始于第三次台海危机的触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试图把中国塑造为一个军事现代化正在取得迅速进步，将对台湾进而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国家，并为此作了应对准备。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美国国会内部既有对中国威胁论的鼓噪，也有来自不少国会议员对这一论调的反制。近年来，国会“中国连线”和“美中工作小组”的成立，从非正式组织的视角，代表了美国国会内部两种对待中国崛起的不同声音。这表明，在军事安全等领域，美国议员对于中国的看法也是分化的。第五章是对美国议员中国观生成机制的分析。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影响国会议员中国观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以及议员个人因素。国会议员中国观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显然，就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而言，国际环境、选区利益、利益集团、媒体舆论、议员个人因素都会起到或大或小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因素朝着一个方向起作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在国会议员“观察中国”的时候有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作用到国会议员的头脑中，就会形成一个支离破碎甚至相互矛盾的“中国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国会议员头脑中的中国观何以如此复杂多变和具有多元性。本文的结论是：一、美国议员的中国观是负面主导的多元复杂的中国观。在中美关系的不同议题领域，中国在美国议员的眼中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形象。二、美国议员中国观与“议题政治”联系紧密。三、美国议员中国观是国际一国内一个人多重复杂因素互动的产物。四、美国议员对中国的负面观念对美国国会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肖世泽^[9]（2006）在《日本民主党主要领导成员简介》文中指出今年4月民主党第10任党代表小泽一郎上任后,为团结全党摆脱困境,以“举党体制”的精神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除新任前党代表菅直人为代表代行外,原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均留任,即:最高顾问羽田孜（前首相）、干事长鸠山由纪夫 （前代表）、国会对策委员长渡部恒三（前众议院副议长）、政策调查会长松本刚明（原代表前原诚司的亲信）。包括小泽在内的上述6 名主要领导中有4名为原自民党竹下派成员。其中除鸠山外,小泽、羽田和渡部均属原竹下派建派时的“七员干将”。6名主要成员中的干事长鸠山由纪夫和政策调查会长松本刚明两人情况在本刊2006年

邵育群^[10]（2003）在《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1979-2002）》文中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实质问题，其敏感性和特殊性使我们的研究变得更为复杂。美国国会作为美国政治体制中三权分立的重要部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本论文主要考察了从卡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的23年中，美国国会对台湾问题产生的影响，试图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产生和影响。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代表的利益不同，看待外交问题的角度、视野也不同。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代表的是选民的利益，因为选举政治的需要，选民利益始终被放在首位，这点在众议院中尤其突出。在台湾问题上，各种利益集团，包括台湾当局、美国的军工企业、台裔美籍华人等对国会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游说，国会最终对台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些游说的影响。国会和行政当局之间也存在着互相游说、互相妥协的关系。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政治的干扰因素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为政策制订过程提供了缓冲的机会，保证了美国外交政策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从卡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虽然中美关系历经曲折，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如果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还是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健康的发展。从国会与台湾问题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基于以上考虑，本论文首先对美国国会的制度运作及其与总统的关系进行了介绍，然后分别对卡特、里根、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总统任期内国会对台湾问题产生的影响做了介绍和分析，主要采取的是个案分析的方法。

二、江泽民会见美众议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泽民会见美众议员（论文提纲范文）

（1）二战后美国收养中日韩三国儿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论文提纲范文）

（4）《人民日报》上的美国驻华大使形象变迁（1979-2013）（论文提纲范文）

（5）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的美国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7）美国的香港政策：决策的视角（1989-2007）（论文提纲范文）

（8）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研究（1989-2006）（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1979-2002）（论文提纲范文）

四、江泽民会见美众议员（论文参考文献）

• [1]二战后美国收养中日韩三国儿童研究[D]. 荔嘉钰. 华侨大学, 2020(02)
• [2]中国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研究[D]. 黄心顶. 外交学院, 2019(01)
• [3]“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D]. 韩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3)
• [4]《人民日报》上的美国驻华大使形象变迁（1979-2013）[D]. 何梦逸. 华中科技大学, 2014(12)
• [5]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稳定的美国因素研究[D]. 石正义.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6]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7]美国的香港政策：决策的视角（1989-2007）[D]. 沈本秋. 复旦大学, 2008(08)
• [8]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研究（1989-2006）[D]. 赵国军. 复旦大学, 2007(06)
• [9]日本民主党主要领导成员简介[A]. 肖世泽. “小泉政权后中日关系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6(总第84期)
• [10]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1979-2002）[D]. 邵育群. 复旦大学, 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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