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植财源的“助推器”（论文文献综述）
刘富华,吴近平[1]（2020）在《减税降费、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基于西部A地区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减税降费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积极性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其发挥经济"助推器"作用的同时,短期内也给地方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此外,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权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下解"的财政分权体制致使地方财政收入有限,而财政支出逐渐刚性化,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凸显,影响了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因此,基于我国现行财税体制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减税降费、财政分权和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联系机制发现: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在地区间具有显着差异,一般而言,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地区,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的影响更大;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内有显着差异,在短期内,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消极影响,而在长期内,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利用西部A地区实地调研所获取的县区一级数据,运用客观赋值的熵值法从经济发展、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地方债务四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综合评价体系,并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和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现状不容乐观;在我国的财税体制下,减税降费和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地区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更大;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的惯性,即上期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对当期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正向反馈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在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发力的同时,中央政府需要继续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地方政府要抓好税源建设,培育财源增长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科学安排地方债务,持续防范化解风险以保证地方财政可持续高质量运行。
滕静[2]（2020）在《新预算法背景下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探究 ——以甘肃省为例》文中认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是指为缓解县区财政运行困难,解决政府预算级次过多等问题,在现行行政体制与法律框架内,省级财政在转移支付分配、收入划分、资金下达、项目申报、决算结算等方面,直接对县（市）财政进行管理的一种管理方式。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激励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平衡。但从甘肃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运行十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县级财政自身管理水平不强、管理方式落后,市级财政对省直管县财政业务管理缺位、积极性不高,省级财政管理半径过大、对直管县管理程度有限等原因,省直管县的预算管理暴露中把关不严、管理较为粗放、预决算信息公开有待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效能有待提高、人大审查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省直管县的预算管理改革整体效果未能完全显现。2015年1月起施行的新预算法,从预算编制、预算公开、预算审核、预算执行、转移支付制度、政府债务管理、责任追究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预算编审程序和各级财政预算管理职责,对规范各级财政预算管理产生了刚性约束。本文根据新预算法对各级财政预算管理的具体约束,通过理论分析、对比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有针对性的分析了新预算法对解决甘肃省直管县预算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实际效果,得出新预算法的实施,使得直管县全口径政府预算体系初步建立、预决算公开全面实施、部门预算编制程序更加完善、人大审查监督力度得到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更加规范。对于省直管县预算管理中存在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有限与全面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存在矛盾、地方税制建设水平较低等体制性问题,并认为可以从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加快地方税制建设、进一步理顺省与市、省与县、市与县的财政关系,完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配套措施等方面着手解决,为后续完善省直管县预算管理提供一定参考。
谭建上[3]（2019）在《以稳脱贫工作统揽桂东高质量发展》文中指出市委指出，要着力抓好“四稳一强”，全力推动郴州高质量发展。联系桂东实际，我们将以稳脱贫工作统揽桂东高质量发展，切实推动“四稳一强”要求落实落地、见行见效。以稳扶贫推动脱贫巩固，激活发展全局。脱贫攻坚成效的稳定、巩固、提升，决不亚于打一场新的攻坚战。桂
于俊[4]（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提出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制度是一国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制度改革是个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课题,从古至今,税收制度改革以制度促经济、以经济稳政治、以政治助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战略考量。税收制度兼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双重色彩,税收制度改革是通过税收制度架构设计和组成要素的边际变化来调整治理格局、增进社会福利的过程。国家治理呼唤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助推国家治理优化。当今世界,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国家、抑或是何种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国家治理中都非常重视税收制度改革,这其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何吸收和借鉴他人在税收制度改革中取得的有益成果,适时推进本国的税收制度改革,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课题。鉴于税收制度改革的庞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目前学术界对于税收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制结构、税种设置、税收政策等较为传统单一的领域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视角开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可以将税收制度改革由微观的、具体的工作层面提升到宏观的、战略的层面,拓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顺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要求,实现税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争取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对税收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提供了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税收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财税思想的中国化。在当代中国,新时代赋予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新思维、新要求、新使命,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探讨税收制度改革,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好地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及其调整、改革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及其调整以税收集权化匹配计划经济化、以集中统一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以公共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现代税收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这是我国税收制度变革发展的一项基本经验。历经七十年发展,我国税收制度日臻完善,但也还存在结构布局、法律层级等方面的不足,这些瓶颈制约着税收制度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只有从新时代税收文明现代化的高度统筹布局税收制度改革,才能打破瓶颈,建立起与国家治理战略相匹配的税收制度体系。党的领导是我国税收制度改革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属性,是贯穿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始终的一根红线。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中自觉融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观点和党的方针政策,能够集中体现党对税收制度改革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优势。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融洽相助益,总体布局重塑了税收制度改革的灵魂,税收制度改革强劲了总体布局的血脉。自觉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发展的“稳定器”、文化发展的“催化剂”、生态文明发展的“净化剂”、社会发展的“粘合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宏观抱负和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既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也要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确保税收制度改革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避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恪守税收制度改革的家国情怀、激励国家社会公民多元治理主体同频共振,遵循市场规则、力求治理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注重统筹兼顾、发挥制度集成聚变效应,尊重契约伦理、扞卫税收权利义务生态,维护央地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中观价值和基本原则。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需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是税收制度改革应有的姿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施行税收法治方略,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放大税收乘数效应,在公平正义精神感召下释放税收正能量,在绿水青山愿景引领下促进绿色税收发展,在多元共治价值追寻下创新税收治理方式,为各国治理中的税收制度改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微观努力和路径探索。
朱江华[5]（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以来新一轮边疆危机加剧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虽然不受中央政府的实力控制,但仍然与中央保持着若即若离之关系。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新疆各届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局势动荡之中,不同程度地维持边疆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了国家安全,教育施政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届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不仅事关新疆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更关乎边疆政治的成败,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教育服务于政治是有关民国新疆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教育施政由此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进入本研究的视野。本研究在大量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以边政学、教育政治学、教育问题史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对维持新疆地方稳定和国家整体安全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为主线,以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所处的政治及历史背景、主政者教育施政的观念或态度、民汉教育的措置、教育的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权衡、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为五条逻辑分线索梳理和呈现历史。为增强研究的生动性,本研究还运用个案研究手段以及史论结合原则,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对接,得到历史借鉴意义和引起现实反思;另一方面剖析三届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进行优劣比较和原因分析。最后,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经验启示,同时进行研究的前瞻性探讨。依据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教育施政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上:杨增新政府处身于共和乍兴的新疆地方社会,政治变局较为复杂,教育历史条件与晚清相比极为落后;金树仁政府登台主政适逢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际,处于国民党中央开始图取西北以及其自身在新疆社会内部政治根基不牢这样杌陧的内外境遇,教育的历史条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陈旧不堪;盛世才政府的主政基本处于国家抗战时期,其虽面临国民党对新疆实际谋求控制以及新疆内部动乱等政治困局,但同时在抗战历史主题下拥有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机遇,有利于开创新疆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政治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教育施政理念方面:杨增新政府由于其主政者杨增新是前清遗吏出身且自身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操守,加之民国初期新疆社会的内外危机的影响,决定其政治上抱守“羁縻治边”观念与“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金树仁政府由于其主政者金树仁阅历肤浅、能力不足及其政治视野的狭隘,导致了对集团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迷恋,因此固守着“四同”政治小集团观念和教育施政的“权宜”态度;盛世才政府的主政者是拥有新思想的政治投机者,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政治野心,决定了其审时度势和善于应变的统治风格,因此盛世才政府主政新疆能够抓住新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顺应时局提出“六大政策”政治主张和全新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对待新疆民汉教育方面:杨增新政府对于二者基本采取分立举措,官办教育实施汉文和汉化教育且着眼于地方的地方治理的自足,少数民族私立教育则加强监管杜绝外来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持地方安定,同时还十分支持封建色彩浓厚的新疆本地的经堂教育,力求边疆社会因俗治俗;金树仁政府在公立学校教育方面基本因袭杨氏的汉化策略然而在国民学校的扩充方面亦属有限,而对少数民族教育则基本无力监管甚至达到放任的地步;盛世才政府由于提出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教育施政方针,新疆地方民汉教育实现了共举,官方和民众真正地联手协作,公立国民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会立学校教育都繁荣起来教育的边疆属性权衡方面:杨增新政府兼顾边疆教育的安全与发展二重因素,但总体上安全重于发展,安全上坚守封闭与传统两原则,发展上将实业教育视为边疆社会根基而视师范教育为教育的补充手段;金树仁政府在边疆安全上的教育举措走向偏颇,偏重于加强军事教育强化统治以及防范民族知识分子,而在边疆发展方面尚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足够的行动;盛世才政府在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的举措做到了并行和并重,安全上分别实施了强化政府政策教育以筑牢思想防线、宣扬抗战建省观念以此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完善教育机构以强化监管与指导等举措,发展上分别积极推动了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扩大经费投入保障各类教育的落实、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和各类学校并进发展等新疆教育的央地关系方面:杨增新政府坚持在教育的自决原则下与中央政府保持基本的形式上的行政关联;金树仁政府在防范国民党中央对新疆教育的实质影响之下附和其一般的行政指令;盛世才政府兴办教育并非仅仅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更多地吸纳了苏联、中共以及国内民主人士的援助力量,因此在教育的央地关系上主要是个人政治利益优先下的回应与权变就新疆学院兴办始末和新疆反帝会的抗战教育这两个政府教育施政的历史标识进行探讨,其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将其与新疆地方当下的高等教育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对接起来,反思其中的诸多问题在分析和述评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方面,研究认为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参半,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总体上弊端超过成就;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得大于失,其借鉴意义深远最后,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启示:在客观事实层面,民国新疆的教育状况并非总是落后,而有其历史变迁,它的兴衰进退与各届地方政府的不同的施政情况密切相关。在政府主体作为层面,对边疆地区教育发展,政府必须彰显主导性作用,不但要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政治方向,更要通过教育发展促进边疆地方问题的治理。在历史认识层面,对于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要兼顾边疆安全与发展、朝向多民族多文化融合方向发展、契合国家重要历史任务和政治主题。这些经验有益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形势下的边疆治理。
张哲[6]（2018）在《辽宁LY市财政管理体制优化研究》文中提出辽宁LY市财政管理体制总体上能够满足当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但是该财政管理体制在实际运行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其发挥应有作用。为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实现公共服务和资源的合理分配,优化LY市的财政管理体制至关重要。论文以LY市的财政管理体制为研究对象,从LY市财政运行的现状出发,分析LY市财政管理体制出现的问题并设计相应的优化方案。首先,论文对国内外关于财政管理体制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并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应用到的理论基础;其次,论文深入分析LY市的财政管理体制现状与问题,认为主要存在财政收入来源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出管理不科学、县区级财力保障不充分以及财政债务风险防范不得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论文进而对LY市财政管理体制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主要包括预算管理体制不规范、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税收体系不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再次,论文针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从优化目标、优化原则、优化思路和优化内容等几个方面系统设计了 LY市财政管理体制的优化方案,并为优化方案的实施制定了规范预算管理体制、推进财权与事权科学划分、健全税收管理制度以及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具体的保障措施。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专注于省级和中央的财政体制管理问题,而对于具体城市的财政管理体制优化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LY市的财政管理的体制的缺陷进行分析,找出原因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方案,对LY市财政管理体制的高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仉婷婷[7]（2018）在《《2017年宁津县政府工作报告》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承担着对外宣传中国政策的作用,其英文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对外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工作作报告》中有大量中国特色词,加大了翻译难度。本翻译实践报告的翻译内容为《2017年宁津县政府工作报告》。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任务描述,主要是对源文本的背景、特征以及人物的意义进行描述。第二部分是翻译过程,讲述了译者翻译前的准备工作、翻译过程中的各个步骤以及如何控制翻译质量。第三部分是案例分析,作者以目的论为指导,运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对源文本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是对翻译实践进行总结,通过此次翻译任务,作者学到了许多有关政治文献翻译方面的知识,提高了语言表达和翻译能力,同时也对翻译过程中的不足进行了反思。
何治民[8]（2018）在《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进行扶贫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其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各地扶贫攻坚举措从原来的“吃大锅饭”转向“精准到户”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S村从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扶贫举措,增加贫困农民的经济收入。如开展“异地产业扶贫”,在外村租地发展猕猴桃种植业;在村内发展黄桃和冬桃的种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入S村山泉水产业等。通过3年多的扶贫攻坚,S村在2017年实现了整村脱贫。S村的扶贫举措中,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同时在基层落实过程中的一些扶贫措施,值得认真讨论。从总体上来看,S村在这一阶段的扶贫攻坚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然而,虽然S村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如何将脱贫成效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扶贫实践和乡村振兴中实现其可持续性,将是学者们和扶贫工作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S村的脱贫工作,主要聚焦于贫困个体,扶贫的措施针对的是贫困户。要实现整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这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贫困群体的整体角度,分析出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以便针对致贫主因,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而致贫主因,往往是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以及长期的政策效应积累等众多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需要查阅历史资料,并结合当代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并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相反地,在某些历史时期内,当地经济处于很高的水平。对比当代的贫困现状,不难发现,造成当地由富转贫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桐油、油茶、生漆、杉木等众多林产品丰富,当地少数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知识,能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本地优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时期,当地就处于富裕状态,而一旦优势资源被闲置或者被人为干预不允许利用,就会落到贫困的地步。因此,要想实现S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的资源,变得至关重要。S村是我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既是传统的第一产业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往往和S村一样,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的闲置,才造成当地的贫困。因此,通过对S村的扶贫实践进行反思,能对我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措施的制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黄毅轩[9]（2018）在《扬帆奋进又一程——2017年兵团财政工作综述》文中研究说明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2017年,对兵团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兵团党委第七次党代会围绕新疆工作总目标,聚焦兵团职责使命,开启了屯垦戍边事业新的航程。在兵团党委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指引下,兵团财政系统全面贯彻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兵团党委各项要求,针对突出问题,采取能利当前、可利长远的有效举措,着力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全年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郭雷庆[10]（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指出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二、培植财源的“助推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培植财源的“助推器”（论文提纲范文）
（1）减税降费、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基于西部A地区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理论分析及案例选择 |
| （一）减税降费、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机制 |
| （二）案例选择：西部A地区 |
| 四、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测度 |
| （一）测度方法 |
| （二）测度结果 |
| 五、实证分析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三）变量描述性分析 |
| （四）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1. 基准回归 |
| 2. 异质性分析 |
| 3. 稳健性检验 |
| （五）动态面板回归结果与分析 |
| 六、结论与建议 |
| （一）中央政府层面 |
| 1. 完善财政制度设计，改革创新财税管理体制 |
| 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转移支付法制化 |
| 3.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 |
| （二）地方政府层面 |
| 1. 抓好税源建设，培育财源增长点 |
| 2.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
| 3. 科学安排地方债务，持续防范化解风险 |
（2）新预算法背景下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探究 ——以甘肃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总则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问题及目标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文献综述 |
| 1.3.2 预算法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及甘肃省实践情况 |
| 2.1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 |
| 2.1.1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背景 |
| 2.1.2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及主要内容 |
| 2.1.3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分类 |
| 2.2 甘肃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实践情况 |
| 2.2.1 甘肃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历程 |
| 2.2.2 甘肃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内容 |
| 2.2.3 甘肃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成效 |
| 2.3 甘肃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2.3.1 省直管县财源建设水平不高 |
| 2.3.2 省直管县预算管理不够科学精细 |
| 2.3.3 预决算公开有待加强 |
| 2.3.4 政府债务管理效能有待提高 |
| 2.3.5 人大审查监督力度不足 |
| 第三章 新预算法主要变化及对完善省直管县财政管理的积极作用 |
| 3.1 新预算法主要变化 |
| 3.1.1 政府预算体系更加完整规范 |
| 3.1.2 预算编制理念更加科学合理 |
| 3.1.3 预算公开制度更加健全透明 |
| 3.1.4 政府债务管理更加实际规范 |
| 3.1.5 转移支付制度更加完备合理 |
| 3.1.6 预决算审查监督机制更加完备 |
| 3.1.7 法律责任追究更加严厉具体 |
| 3.2 新预算法对完善甘肃省省直管县财政管理的积极作用 |
| 3.2.1 全口径政府预算体系初步建立 |
| 3.2.2 预决算公开全面实施 |
| 3.2.3 部门预算编制程序更加完善 |
| 3.2.4 人大审查监督力度明显加强 |
| 3.2.5 政府债务管理更加规范 |
| 第四章 继续完善省直管县财政管理的对策建议 |
| 4.1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中目前仍未有效解决的问题 |
| 4.1.1 财权与事权不对称 |
| 4.1.2 财政管理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不匹配 |
| 4.1.3 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全面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存在矛盾 |
| 4.2 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意见建议 |
| 4.2.1 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 |
| 4.2.2 加快地方税制建设 |
| 4.2.3 进一步理顺省与市、省与县、市与县的财政关系 |
| 4.2.4 建立激励性财政机制和考核指标体系 |
| 4.2.5 根据各省经济条件实行分类改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来源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六、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与税收制度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 |
| 一、国家治理对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的历史性超越 |
|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中的税收因素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任务 |
| 第二节 税收及其制度 |
| 一、财政与税收 |
| 二、税收制度的内涵与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税收的论述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与税收制度的互动 |
| 一、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双重色彩的税收制度 |
| 二、国家治理呼唤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
| 三、税收制度助推国家治理成就新高度 |
| 第二章 国外税收制度改革的治理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促进面向现代国家转型 |
| 二、相机抉择的税收制度结构化改革 |
| 三、税收制度改革强国富民的新担当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助力稳固民族独立成果 |
| 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税收制度改革 |
| 三、税收制度改革擦亮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成色 |
| 第三节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苏联东欧国家不成功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二、越南革新开放下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三、古巴“模式更新”下的税收制度改革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税收制度的确立、改革和问题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的建立、调整和评价 |
| 一、新旧税收制度的转换 |
| 二、改革开放前的税收制度调整 |
| 三、对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改革的评价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税收制度改革 |
| 一、税收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开启 |
| 二、涉外税制和“利改税”的出台 |
| 三、分税制和“营改增”的深远影响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央地税收的合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结构布局不够完善 |
| 二、税收法律级次较低 |
| 三、地方税收体系失衡 |
| 四、税收征管效率较低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使命 |
| 第一节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治理的“助推器” |
| 一、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 二、提升政府对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能力 |
| 三、拓展公共资源的多元协同治理 |
| 第二节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治理的“稳定器” |
| 一、从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 |
| 二、从依法治税实践推及到依法治国战略 |
| 三、从税收技术发展关涉到民主权利保障 |
| 第三节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治理的“催化剂” |
| 一、协同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 |
| 二、丰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
| 第四节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治理的“粘合剂” |
| 一、推动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
| 二、推动建成全面的多层次社保体系 |
| 三、推动创建融通的大格局社会治理 |
| 第五节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治理的“净化剂” |
| 一、克服生产的“异化”及自然的“异化” |
| 二、放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外部性 |
| 三、绿色税收制度拓宽绿色发展道路 |
| 第六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 |
| 一、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
| 二、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
| 三、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恪守家国情怀的价值 |
| 一、以人为本 |
| 二、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 三、助力民族复兴之梦 |
| 第二节 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
| 一、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三、把握好坚守与开创的关系 |
| 第三节 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
| 一、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 |
| 二、统筹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
| 三、统筹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 |
| 第四节 遵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契约伦理 |
| 一、维护税务相对人的权益 |
| 二、建设纳税社会信用体系 |
| 三、提供税收事先裁定服务 |
| 第五节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
| 二、健全地方税体系 |
| 三、增强税收预算科学性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对策 |
| 第一节 全面落实税收法治方略 |
| 一、大力推进税收立法进程 |
| 二、严格规范税收执法行为 |
| 三、完善提供税收司法保障 |
| 四、创新开展税收法治宣教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税收乘数效应 |
| 一、进一步优化税收制度结构 |
| 二、进一步稳定宏观税负水平 |
| 三、进一步深化税收种类改革 |
| 四、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改革 |
| 第三节 有力彰显税收公平正义 |
| 一、聚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
| 二、情系民生降低基尼系数 |
| 三、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成长 |
| 四、积极鼓励慈善事业发展 |
| 第四节 加速提升税收绿色指数 |
| 一、激活绿色税收制度机制 |
| 二、健全完善环境保护税法 |
| 三、增强现有税种绿色程度 |
| 第五节 多元构建税收综合治理 |
| 一、推动建立税收保障制度 |
| 二、发挥涉税中介服务力量 |
| 三、打造经世济用税收智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基础 |
| 五、概念界定与研究边界 |
| 六、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杨增新政府的教育施政(1912-1928年) |
| 第一节 共和乍兴之新疆:多重政治变局与教育历史变迁 |
| 一、伊犁革命政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冲击 |
| 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潮在新疆的影响 |
| 三、“双泛”思想意识形态在新疆社会加剧渗透 |
| 四、新疆教育发展的历史条件变迁 |
| 第二节 旧式官僚之立场:“羁縻治边”下的“养防合一”教育施政理念 |
| 一、杨增新旧式官僚政府的构成及施政依靠 |
| 二、旧官僚的羁縻治边观念及其表现 |
| 三、“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分立:汉文官办的自足与民族私立的监管 |
| 一、汉文官办教育施政的自足 |
| 二、民族新式私立教育的监管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衡量:安全与发展兼顾及其轻重措置 |
| 一、教育施政的安全属性考察:抱守封闭与传统原则 |
| 二、教育施政的发展属性分析:实业强基,师范补员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权衡:坚持自主原则下的微弱关联 |
| 一、教育观念: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抵牾与差距 |
| 二、教育行政:地方敷衍与中央放任共存 |
| 三、学校教育实施:地方行为滞后于中央的变革节奏 |
| 第二章 金树仁政府的教育施政(1928-1933年) |
| 第一节 登台主政之境遇:杌陧的内外政治情势与教育的历史遗留 |
| 一、历史转捩下金树仁政府的杌陧政治情势 |
| 二、教育发展的历史遗留 |
| 第二节 集团利益之主导:“四同”政治观念下的“权宜”教育施政态度 |
| 一、金树仁政府“四同”政治观念分析 |
| 二、金树仁政府“权宜”教育施政态度考察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敷衍:有限扩充汉校与消极放任民校 |
| 一、国民教育扩充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 |
| 二、民族学校疏于管理,“双泛”影响严重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检视:安全举措偏颇与发展的行动不足 |
| 一、兴办军事教育以期强军统治 |
| 二、漠视民族教育,防范民族知识分子 |
| 三、教育的发展缺少足够有效的行动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防范中央实质影响与附和其行政指令 |
| 一、坚守统治利益,拒斥三民主义思想传播 |
| 二、教育发展在形式上附和国民政府的要求 |
| 三、与中央部门畅通信息,防范不法文化考察 |
| 第三章 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1933-1944年) |
| 第一节 历史脉搏之把握:政治困局中的机遇与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
| 一、主政困局的解决与机遇的把握 |
| 二、开辟新疆文化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
| 第二节 政治投机之姿态:“六大政策”主张下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 |
| 一、广纳各方进步力量,充实与革新政府机构 |
| 二、“六大政策”的产生及其确立 |
| 三、“双以”教育施政方针指导下的教育新面貌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共举:官民携手推进各民族教育繁荣 |
| 一、全面设立民族文化促进会,兴办会立学校 |
| 二、积极采纳民族人士的教育建言 |
| 三、正面回应与合理措置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多元 |
| 四、推动各民族教育事业与国家抗战历史主题融合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探析:安全与发展的并行并重 |
| 一、强化“六大政策”教育,筑牢思想安全防线 |
| 二、宣扬抗战建省观念,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 |
| 三、完善文化和教育管理机构,强化教育监管与指导 |
| 四、加强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 |
| 五、扩大经费投入,确保各类教育的有力实施 |
| 六、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各类学校齐头并进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措置:政治利益下的回应与权变 |
| 一、以维护个人的政治利益为根本立场 |
| 二、保持新疆地方与中央的教育联系 |
| 三、在央地关系之间的游移和权变 |
| 第四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的两个历史标识 |
| 第一节 新疆学院:地方政府兴办高等教育始末及其社会价值 |
| 一、新疆学院建设发展始末 |
| 二、兴办新疆学院的社会价值 |
| 三、地方政府对待高等教育的施政态度 |
| 第二节 新疆反帝会:地方政府与民众联合开展抗战教育之典型 |
| 一、反帝会的创建及其性质 |
| 二、反帝会的抗战教育活动 |
| 三、反帝会抗战教育活动的社会影响 |
| 第三节 价值探寻:历史借鉴与现实反思 |
| 一、历史借鉴 |
| 二、现实反思 |
| 第五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举要与比较 |
| 第一节 变中谋安及其因习守成: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权的把握与教育资源的分配 |
| 二、教育与边疆政治社会化 |
| 第二节 适时改良及其敷衍褊狭: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成绩 |
| 二、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偏失 |
| 三、举措偏失带来的政治恶果 |
| 第三节 全新锐进及其正反面相:盛世才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施政的革新举措 |
| 二、教育施政的历史突破 |
| 三、民主进步与专制独裁并存的两副面相 |
| 第四节 综合评述: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比较与差异原因 |
| 一、各届政府教育施政举措得失比较 |
| 二、民国新疆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差异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一、历史发展之边疆安全启示 |
| 二、学术领域之相关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情况 |
（6）辽宁LY市财政管理体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 |
| 2 财政管理体制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财政管理体制 |
| 2.1.2 财政收入与支出 |
| 2.1.3 税收制度 |
| 2.1.4 财政转移支付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公共选择理论 |
| 3 LY市财政管理体制管理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 LY市经济发展概况 |
| 3.2 LY市财政管理体制管理现状 |
| 3.2.1 组织机构设置 |
| 3.2.2 现行收支范围划分概况 |
| 3.2.3 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下LY市财政运行状况分析 |
| 3.3 LY市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3.1 财政收入来源结构不合理 |
| 3.3.2 财政支出管理不科学 |
| 3.3.3 县区级财力保障不充分 |
| 3.3.4 财政债务风险防范不得力 |
| 3.4 LY市财政管理体制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
| 3.4.1 预算管理体制不规范 |
| 3.4.2 财权与事权不对称 |
| 3.4.3 税收体系不健全 |
| 3.4.4 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
| 4 LY市财政管理体制优化方案设计 |
| 4.1 优化目标 |
| 4.1.1 提高财政管理效率 |
| 4.1.2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
| 4.1.3 促进社会发展 |
| 4.2 优化原则与思路 |
| 4.2.1 优化原则 |
| 4.2.2 优化思路 |
| 4.3 优化的主要内容 |
| 4.3.1 拓宽财政收入渠道 |
| 4.3.2 严格财政支出管理 |
| 4.3.3 加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
| 4.3.4 规范政府债务风险管理 |
| 5 实施LY市财政管理体制优化方案的保障措施 |
| 5.1 规范预算管理体制 |
| 5.1.1 改进预算分配机制 |
| 5.1.2 开展预算绩效考评 |
| 5.1.3 执行全方位预算监督 |
| 5.2 推进财权与事权科学划分 |
| 5.2.1 保障地方履行财政事权 |
| 5.2.2 明确共同财政事权 |
| 5.2.3 动态调整财政事权划分 |
| 5.3 健全税收管理制度 |
| 5.3.1 合理划分税收收入 |
| 5.3.2 严格税收违法责任追究 |
| 5.3.3 创新税收执法考核指标 |
| 5.3.4 强化非税收入管理 |
| 5.4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 5.4.1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
| 5.4.2 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
| 5.4.3 建立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体系 |
| 6 结论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 结论 |
| 6.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2017年宁津县政府工作报告》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Introduction |
| Chapter 1 Task Description |
| 1.1 Background of the Source Text |
| 1.2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
| 1.2.1 Lexical Features |
| 1.2.2 Syntactic Features |
| 1.2.3 Stylistic Features |
| 1.3 Significance of the Task |
| Chapter 2 Translation Process |
| 2.1 Translation Preparation |
| 2.1.1 Preparation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
| 2.1.2 Introduction to Skopos Theory |
| 2.2 Duration of the Task |
| 2.3 Quality Control |
| Chapter 3 Case Analysis |
| 3.1 Translation at Lexical Level |
| 3.1.1 Free Translation |
| 3.1.2 Literal Translation |
| 3.2 Translation at Syntactic Level |
| 3.2.1 Adding a Subject |
| 3.2.2 Voice Conversion |
| 3.2.3 Division |
| 3.3 Translation at Discourse Level |
| 3.3.1 Cohesion |
| 3.3.2 Coherence |
| Chapter 4 Im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
| 4.1 Translation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s |
| 4.2 Limitations |
| Conclusion |
| References |
| Acknowledgements |
| Appendix Ⅰ: The Target Text |
| Appendix Ⅱ: The Source Text |
（8）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 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 |
|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研究 |
| 三、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 |
| 四、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五、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与精准扶贫的研究 |
| 六、文章中“关键词”的界定与解读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过程 |
| 三、研究价值、研究意义和研究创新 |
| 四、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田野点介绍 |
| 第一节 S村概况 |
| 一、花垣县概况及历史沿革 |
| 二、S村概况 |
| 第二节 富饶的资源与贫困的经济 |
| 一、富饶的资源 |
| 二、贫困的经济 |
| 第三章 S村的贫困对象识别 |
| 第一节 贫困对象识别问题 |
| 一、贫困对象识别标准 |
| 二、贫困对象精准识别与建档立卡 |
| 三、贫困对象瞄准偏差 |
| 四、贫困对象瞄准偏差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S村贫困对象识别与社会争议 |
| 一、“光棍”SLJ与贫困对象精准识别 |
| 二、低保对象识别的瞄准偏差 |
| 第四章 S村的民族生境与产业扶贫策略 |
| 第一节 S村土地“稀缺”与“飞地”扶贫 |
| 一、S村的土地“稀缺” |
| 二、异地扶贫的理论依据 |
| 三、S村“飞地”扶贫的实施 |
| 第二节 “飞地”扶贫成效与问题分析 |
| 一、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 |
| 二、企业在扶贫中的作用 |
| 三、扶贫对象在扶贫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S村的在地扶贫产业 |
| 一、S山泉水项目 |
| 二、“11.3”工程和“418”项目 |
| 三、S村蔬菜产业 |
| 第五章 S村的习俗特点与旅游产业开发策略 |
| 第一节 S村乡村旅游的发展 |
| 一、S村乡村旅游资源 |
| 二、S村的乡村旅游开发 |
| 第二节 旅游开发与苗族传统习俗 |
| 一、S村苗族传统习俗 |
| 二、旅游开发过程中苗族传统习俗的缓慢调适 |
| 第三节 S村乡村旅游扶贫的思考 |
| 一、S村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扶贫成效 |
| 二、S村乡村旅游开发需要关注的问题 |
| 第六章 S村传统生计的生态原理 |
| 第一节 传统生计方式的实质 |
| 第二节 传统养蜂业的复兴与脱贫成效 |
| 一、孤儿LXL |
| 二、LXL的养蜂脱贫之路 |
| 第三节 S村林副产业与生态扶贫问题 |
| 一、S村林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二、S村桐油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三、S村油茶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第七章 S村的生态脱贫之路 |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 一、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源流 |
| 二、文化生态与贫困问题 |
| 第二节 S村的可持续脱贫 |
| 一、生态环境是可持续脱贫的根基 |
| 二、民族文化是可持续脱贫的工具 |
| 三、历史记忆是提高可持续脱贫的路径选择的指南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类 |
| 二、着作类 |
| 三、论文类 |
| 四、网络文献类 |
| 五、外文文献类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1:六盘山区等11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分县名单 |
| 附录2: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分县名单 |
| 附录3:生态扶贫工作方案 |
| 附录4: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细则 |
| 附录5:湖南关于推进立业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
| 附录6: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 |
| 附录7:花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 |
| 附录8:S村精准识别的贫困户 |
（9）扬帆奋进又一程——2017年兵团财政工作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真招实措, 增进民生福祉 |
| 蹄疾步稳, 推进财政改革 |
| 谋定而动, 顺应时代发展 |
（10）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理论框架与变量关系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民主与民主转型 |
| 二、民族与民族分离 |
| 第二节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概念、理论与参数 |
| 一、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 |
| 第三节 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耦合关系分析 |
| 一、“多数制民主”异化为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 |
| 二、多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 |
| 三、自由化带来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甚至权力真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斯里兰卡:两族对峙与宪政改革 |
| 第一节 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斯里兰卡的民族结构 |
| 二、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历史上的僧泰关系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斯里兰卡的建立及其特点 |
| 一、科尔布鲁克—卡梅伦改革:民族代表制的形成 |
| 二、威廉·曼宁改革:民族政党制的萌芽 |
| 三、多诺莫尔改革:引入普选制 |
| 四、索尔伯里改革:多党竞争制的确立 |
| 第三节 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泰米尔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1948-1972年:僧伽罗人控制型民主的确立 |
| 二、1972-1983年:从议会民主制到总统议会制 |
| 第四节 内战中的分权改革试验:民族和解的钥匙? |
| 一、1983-1987年:印斯和平协议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
| 二、1995-2000年:新宪法草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泰国: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泰国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泰国的民族结构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历史上的泰马关系 |
| 第二节 泰国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议会民主制的艰难前行与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的产生(1932—1957) |
| 二、“泰式民主”与马来穆斯林的武装分离运动(1957——1973) |
| 第三节 泰国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多党议会制的短暂回归与马来穆斯林的有限政治参与(1973——1976) |
| 二、军方主导下的半民主制与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沉寂(1976——1992) |
| 第四节 泰国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第三次民主转型初期(1992——2001):民主乱局与马来民族分离问题的复燃 |
| 二、第三次民主转型中期(2001——2006):他信强势政府与马来穆斯林问题的恶化 |
| 三、第三次民主转型后期(2006——至今):阶级冲突与民族分离的双重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菲律宾: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菲律宾的民族结构 |
| 二、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南北关系 |
| 第二节 美式民主的构建与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美式民主的构建及其特点 |
| 二、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与美式民主体制的瓦解 |
| 第三节 马科斯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民族分离运动与民主运动 |
| 一、马科斯政府为维护合法性实行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和谈政策 |
| 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分裂和民主运动的高涨 |
| 第四节 美式民主制的恢复与民族和解的推进 |
| 一、阿基诺夫人政府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和解(1986——1992) |
| 二、拉莫斯政府时期的民族和解与摩洛分离运动的新动向(1992——1998) |
| 三、从埃斯特拉达到阿罗约政府时期摩洛分离问题的进展(1998-2010) |
| 四、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南和平进程(2010——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缅甸: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缅甸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缅甸的民族结构 |
| 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过程与特点 |
| 二、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三、吴努政府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分离运动的扩大 |
| 四、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军政府的上台 |
| 第三节 军政府执政下的民族冲突和民主运动 |
| 一、奈温军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政治改革 |
| 二、民族冲突的扩大和民主运动的兴起 |
| 三、民主运动的高涨与奈温军政府的垮台 |
| 第四节 1988年以来缅甸的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 |
| 一、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1988——2003) |
| 二、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03——2011) |
| 三、吴登盛政府主导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11——2015)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亚: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结构 |
| 二、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与失败 |
| 一、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过程及其特点 |
| 二、民族地方叛乱与印尼议会民主制的失败 |
| 第三节 从“有领导的民主”到“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的确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体制时期(1957——1965) |
| 二、苏哈托“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65——1998) |
| 第四节 民主转型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苏哈托新秩序体制的崩溃与民族冲突及分离运动的高涨 |
| 二、以分权为核心的宪政改革 |
| 三、分权:能否有效遏制民族分离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培植财源的“助推器”（论文参考文献）
- [1]减税降费、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基于西部A地区的实证研究[J]. 刘富华,吴近平.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6)
- [2]新预算法背景下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探究 ——以甘肃省为例[D]. 滕静. 兰州大学, 2020(01)
- [3]以稳脱贫工作统揽桂东高质量发展[N]. 谭建上. 郴州日报, 2019
- [4]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D]. 于俊. 华侨大学, 2019(12)
- [5]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D]. 朱江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6]辽宁LY市财政管理体制优化研究[D]. 张哲. 西安理工大学, 2018(12)
- [7]《2017年宁津县政府工作报告》翻译实践报告[D]. 仉婷婷. 山东科技大学, 2018(03)
- [8]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D]. 何治民. 吉首大学, 2018(02)
- [9]扬帆奋进又一程——2017年兵团财政工作综述[J]. 黄毅轩. 当代兵团, 2018(05)
- [10]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