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国集团在柏林创始（论文文献综述）
丁伟航[1]（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王胜男[2]（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指出“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王文,王鹏[3]（2019）在《G20机制20年:演进、困境与中国应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G20机制成立20年来已发展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然而,其固有缺陷、当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新挑战以及世界大国间的战略矛盾等因素导致其面临困境,且使部分"杭州共识"面临边缘化的威胁。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密集调研的基础上,回溯G20机制20年演进史,以有效性和代表性的变化为主要依据,分阶段考察G20全球治理的演进逻辑,讨论其当前困境及杭州峰会后"中国方案"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就应对困境提出具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赵骏,谷向阳[4]（2018）在《论全球治理中的G20软法治理》文中研究表明全球治理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根本途径。G20机制正在经历由危机应对机制向全球治理机制的转型,并逐步形成了以软法为核心的治理框架,呈现出了鲜明的软法治理特征。这种软法治理的形成源自软法在全球治理中的比较优势。在G20向全球治理机制完善的过程中,应当解决软法治理存在的效率性、制度性和协调性问题。中国应在G20机制的完善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推进以"一带一路"为典型代表的中国方案纳入全球治理体系,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朱伟婧[5]（2018）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文中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诸多问题,也开始推动其进入从由“西方主导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历史性转变过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经济体要求进一步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危机后进一步展现中国实力,领导人在很多场合多次提出要提升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在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路径有两方面:一是在原有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内进一步提升,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等机制内;二是另辟蹊径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首次提出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报告中,目前学界对于制度性话语权尚无公认的定义。笔者把福柯对于话语权的研究与施密特的“话语性制度主义”理论相结合,分析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的联系、国际制度与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国际制度设计和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从而对制度性话语权的概念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制度性话语权是指行为体以自身经济实力为基础,以正式和非正式国际制度为平台,对其他行为体产生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即在全球机制维护、全球决策参与和全球机制创设三方面掌控与行为体经济实力相一致的权力。具体到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主权国家及其建立的国际经济机制,以正式和非正式国际制度为平台,解决当前全球性经济问题,并依据自身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机制的维护、全球经济决策参与、全球经济机制创设三方面享有与其相一致的影响力和引导力。本文侧重研究经济领域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的制度性话语权,即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正式机制进行的全球货币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全球监管治理和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以及以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非正式机制治理以上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还包括作为国际经济机制有益补充的“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治理涉及的话语权。本文对以上领域机制的建立、发展均有详细梳理,对于份额改革、投票权改革、份额公式的改革过程也均有详细说明。对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中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的进展和困境、谈判内容、现状和发展也有详细说明。此外,对于非正式机制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产生、发展、历届峰会的议题和成果、新机制的建立等历史均有梳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先后经历了起步阶段（1980-2001年）、全面参与阶段（2001-2009年）和主动作为阶段（2009年-目前）。尤其在第三个阶段,中国开始积极争取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进一步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在二十国集团中主动参与并设定议程、推动多哈会谈判和出台“巴塞尔III”、推动人民币入篮。此外,中国还为国际社会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本文对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取得的进展和身份转变有详细论述。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以下外交理念:亲、诚、惠、荣的周边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同时也提出了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相关的外交理念,即坚持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体现了以下新理念、新思路:创新、共商共建共享、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思路是:维护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以上理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归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如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回潮、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化和碎片化、美国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掌控、新兴经济体内部存在矛盾、全球及中国经济不确定的严峻形势等。为此,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要通过以下两个路径:一是在原有国际机制内提升,如客观看待全球化、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代表性和发言权改革;促成多哈回合谈判早日达成;推动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完善并强化金砖国家机制;加强议题设定能力;培养全球经济治理人才;讲好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故事等。二是另辟蹊径建立新机制,如根据“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理论提出亚太自贸区制度设计构想,推进亚太自贸区早日建立;以欧洲金融监管机制为参考,提出建立亚洲金融监管委员会构想;加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促进沿线国家合作;完善风险评估、加强亚投行与金砖国家银行、应急储备机制和“丝路基金”的互动,加强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的顶层设计;以“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为平台,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等。
崔琪涌[6]（2018）在《非同步经济周期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研究 ——以二十国集团为例》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逐渐加强,世界主要经济体充分意识到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性。二十国集团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非正式国际机制,最早发起于亚洲金融风暴,又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虽然是历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成员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效果常被质疑。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出现了经济周期不同步的现象,这无疑会给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带来更大的困难。本文在对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测度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国际机制理论得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基本理论假设并且借助卢卡斯提出的效用函数,比较经济政策对国家福利提高的成本的大小实证研究二十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效果,提出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如何提高政策协调效果的具体建议和对策。本文在理论上实现在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话题下为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国与跟随国在经济利益纷争中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在现实意义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有利于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如何利用二十国集团机制共同应对如金融危机之类的全球性经济挑战提供有效的解决法案,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在新常态时期的平稳渡过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的提升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全文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主体和结语,正文主体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问题、选题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文献综述、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时间维度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非同步性的特点;第二章对二十国集团成立以来的成员国的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进行定量测度;第三章梳理国际机制理论,进而提出二十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假设,并且通过改进卢卡斯效用函数,建立衡量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效果的数理模型;第四章实证研究在不同情况下二十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效果;第五章对考虑经济周期非同步性的二十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过程进行案例比较分析;第六章基于前文的分析结果提出二十国集团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效果的对策建议;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并且提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通过科学的论证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同步性复苏要求主要经济体必须协调,协调又会损害经济体的主权,因此需要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第二,经济周期同步时,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相对容易;非同步时,政策协调较难达成;第三,后金融危机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长效机制的形成才能够帮助主要经济体实现有效协调;第四,二十国集团虽然被定位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但是在经济周期非同步时表现出的政策协调效果较差;第五,二十国集团长效协调机制的形成有赖于集团的机制化建设、成员国对议题设置的参与和与其他国际组织或国家之间的互动;第六,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对于国内和国际经济的发展皆有益处。
郭璇[7]（2018）在《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话语建构与国际认知》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战争、贫困、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核安全、网络空间安全、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不可能仅在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内产生威胁和影响,更无法仅靠单一国家加以解决,它需要全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于是,对全球治理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思考、讨论与创新,日益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权力体系出现了转向趋势,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在全球治理体系建构层面,开始出现从“西方主导”向“西方非西方共同治理”的转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等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全球治理工作,“中国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中国药方”等全新提法频繁在国内国际的重要场合发声,以期逐渐实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从被治理者、疏离者向积极参与者和主动建设者角色的转型。中国政府特别强调,为了实现更加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努力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的实现需要两个层面的建设,一是建构起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这就是当前频频发声的“中国方案”;二是通过中国话语在国际上的话语互动,形成国际共识,完成话语权的实现。因此,本文的研究将围绕两大核心问题展开,即“中国怎么说”和“世界怎么看”。回答“中国怎么说”,实质是审视中国如何在融入现有国际制度的过程中,积极贡献改革国际机制的方案,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并符合国际新秩序基本价值观的治理理念和具体措施,创新和完善全球治理理论。鉴于中国方案的组成,一是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二是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与改革的实践,因此,对全球治理中国话语的分析,包括两个子问题:问题1——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整体理念话语框架是如何建构的?问题2——在塑造中国主动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国家身份的过程中,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参与实践话语框架是如何建构的?回答“世界怎么看”,实质是审视中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改革思路,是否在国际层面达到共识,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认知是否与中国所期望的全球治理角色和身份相统一。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认同程度,本文从媒介框架理论与社会认知互为作用的理论视角,提出两大核心假设——假设1:中国方案话语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假设2:中国方案话语在新兴经济体获得了比发达经济体更高程度的认同。对于假设的检验,通过选择分别代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媒体对中国方案报道的关注度和报道议题框架两个指标的定量、定性研究来实现。本论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绪论部分在分析了当前全球治理的国际权力转向背景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议题的意义所在。第一章在综述了国内外全球治理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分析了本论文研究框架搭建的理论基础。首先对本论文的核心概念之一——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建构从历史梳理、概念界定、话语构成等几个维度加以厘清,对本论文的核心概念之二——国际认知从媒介话语的框架化过程和社会认知关系视角进行分析,最后将两者之间的比较关系汇聚于实现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问题上,建立起通过比较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内涵和国际认知之间的认同与差异,来检验中国制度性话语权提升效果的理论合理性。第二章梳理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研究框架和样本选择过程,通过收集处理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阐释中国方案时的整体理念话语和参与实践话语,分析这两大主要话语框架的建构过程,从而回答中国话语的建构问题。通过对所选9个国家15家媒体的媒介话语研究,分析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问题。第三章具体进入中国方案整体理念的话语建构过程分析,结合沃达克的历史语言学、菲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和范迪克的话语与社会认知理论,通过主题和词汇两大话语次序在共时性和历时性变化上的规律,作者发现传统性话语和创造性话语两套体系在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外交实践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这一理念延续了中国一贯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延续了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同时在新的国际格局下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包容性发展”话语、“创新”话语和“倡导者”话语等,形成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治理理念。第四章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为切口,以G20机制下的中国经济话语实践为个案,对参与实践与话语之间的互构关系进行分析。主要基于“实践理论”框架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影响因素理论,从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两个维度,构建起中国的经济实践话语框架,以及由此所体现的中国主动参与者、倡导者和积极贡献者的国家身份。第三章和第四章共同完成对中国方案所体现的全球治理中国话语建构过程的分析。第五章是对国际社会认知情况的分析,通过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国家的相关媒体,对中国方案的报道关注度和框架化解读两个层面,通过14个具体指标分析检测下的量化和质化研究,对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进行检验。得出结论是中国方案日益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战略、成立亚投行等具体举措在改革全球治理机制问题上受到了普遍的期待,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认知鸿沟依然明显,中国方案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得到较高程度的认同,而在发达经济体国家仍然处于较为有限的认同中。经过中国话语和国际话语框架之间的比较,第六章对如何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做出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一、我们要牢牢抓住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和国际权力体系发生转向给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带来的契机,承担起引领全球治理的大国使命。二、大力发挥经济外交在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观是对突破主权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矛盾的积极尝试。四、中国的“天下观”思想要成为制度性话语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上发挥作用。
吴孟依,李佳运[8]（2016）在《G20缘起及其变迁的阶段性特征》文中研究指明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到之后的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G20机制在不断健全完善,这也确保了其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的地位,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制。G20要更好发挥作用,必须加强问责和评估,以确保G20峰会成果和相关承诺得到落实。此外,还应进一步丰富妇女会议、青年会议、就业会议、民间社会会议、智库会议等配套活动,以更好地回应民众诉求。
徐凡[9]（2014）在《G20机制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G20从成立开始就被定义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内部的非正式对话机制”，然而在起初的十余年中，G20作为一种危机应对及预防机制在国际治理中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2008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传统的国际治理机制---七国集团和其主要执行机构IMF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而G20却一跃成为应对这场危机的最核心治理机制，并迅速升级为峰会，在匹兹堡峰会后开始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对话的首要平台。迄今为止，G20已成功召开了8次领导人峰会，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另一方面，在后危机时代，G20也面临着如何从危机应对机制过渡为长效治理机制及如何进行机制化建设等问题。有关G20机制化建设这一课题无疑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G20机制化建设进行研究将丰富相关学科的理论背景，提供更多的分析框架和批判视角。首先，G20机制研究可进一步丰富“国际制度该如何设计”这一课题；其次，G20机制研究可反映出国际格局最新变化并推动重要国际经济机构改革进程；第三，G20机制研究可反映全球治理机制发展趋势及发展相关理论；第四，G20机制研究可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建设、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现实操作提供新思路。G20机制化建设研究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意涵，也具有十分紧迫的实践意义。其一，G20机制研究可为其未来发展方向和方式提供新思路；其二，对G20机制的研究有利于中国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实现国家利益。因此，对G20进行深入研究符合我国发展战略，深远的实践意义不言而喻。综合对国内外文献的整理分析以及本文设定的思路框架，笔者在研究中着重关注如下几点：一是寻找新的切入点，如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法等跨学科的角度进行思考。力求从一个有新意的角度重新审视G20的成立、发展、机制化建设，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二是着重关注G20作为一个国际机制的内在发展规律，如其内部矛盾（成员国间的利益诉求博弈）、内在动力（成员国共同利益）、与其他国际机制的关系、机制化的理由问题，以此丰富有关国际机制的研究；三是注意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定性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经济视角和政治视角相统一的方法，并尝试运用利益分析等研究方法，尽量避免研究出现深度不足、过于主观化等问题。在对G20机制化建设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关于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的理论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本文先从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综述入手，在研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在更深刻的层面阐述G20问题，整个理论框架共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世界体系的相关概念为原点展开理论框架的阐述；二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G20为什么要机制化；三是从国际法角度研究该机制应如何设计。G20机制化建设是一个复杂问题，在机制化路线的设计过程中，本文还广泛吸取其他国际机制的验和教训，对硬法性WTO和软性机制G7、APEC进行系统比较，为G20机制化建设的性质定位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践背景。在研究了相关国际机制理论和其他国际机制的经验教训后，笔者运用定性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经济视角与政治视角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对G20作为一个国际机制的历史背景、存在基础及内在矛盾与发展动力展开深入解读，并对G20的性质作出明确定位。分析G20内、外部的矛盾离不开对其成员国的深入探究，本文进而对G20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及各方互动进行了深入探讨，更从博弈视角下论证了G20未来机制化面临的国际关系基础，以此形成G20机制化建设可能性和可行性分析的重要实践参考。有了以上这些研究作为基础，笔者对G20机制化建设的可能性及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更从国际软法角度论证了G20作为国际治理机制的法律框架选择。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涉及G20机制化建设的内容和实质，而国际法视角则是前者的具体外在形式，此内容适合于此形式，G20研究框架下二者的结合相得益彰。本着客观与创新的原则，本文对G20未来的机制化路线提出具体设计方案，将G20机制化建设划分为软性非正式阶段、软性半机制化阶段和“软硬兼施”机制化阶段等三个阶段：软性非正式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具体准备工作，为软性半机制化建设作出前期铺垫。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业已明确提出经济复苏的主要任务：“如何启动投资这一发展引擎以及如何通过搭建国际金融架构并预防可导致新危机的经济失衡，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本文藉此将圣彼得堡峰会作为机制化建设的正式开端。软性半机制化阶段是G20着眼于未来长效全球统筹机制使命,向半机制化阶段过渡是一条必由之路，即首先强化G20组织架构及议题专门化设置，这也同时符合G20机制软法性特征的形成规律，即软法机制的成型须经由程序化、透明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等一系列完整程序。其中，组织架构建设主要集中于固定秘书处的设置论证，为了力求本研究的客观性，笔者将此预设为备选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以便读者作出独立判断和甄别。议题建设专门化设置分为三个步骤：经济议题专门化、金融议题专门化、议题建设多元化。“软硬兼施”的机制化阶段重点从五方面展开G20机制化建设方案：1.逐步扩展、开放议题领域；2.严格成员国准入制度；3. G20决策机制构建；4.多层级会晤与协商框架构建；5.G20决议执行机制构建；6.相互评估程序构建。中国作为G20成员国之一，其行为将对G20机制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样，G20作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最有效的平台，其发展也将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最后一章着重从中国视角对G20机制化建设提出观点，即G20机制化建设中的中国战略，从中国的态度和立场、G20机制化对于中国的潜在利益、G20机制化建设对于中国的制约因素和潜在风险等展开论述，并提出中国对于G20机制化建设的应对战略。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金融、贸易、投资等经济议题以及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反恐等安全挑战日益不可分割，G20峰会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最佳沟通平台。然而由于各国经济诉求不同，各集团综合实力各异，以及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幻，各方利益的交织与博弈往往很难最终取得共赢结果。如何克服这一治理困境以保障世界经济永续发展，是G20机制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深刻思考及永续关注的一项议题。
张夏馨[10]（2014）在《全球治理框架中的二十国集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治理与二十国集团作为本文重点探讨的两大关键词有其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全球治理的提出与当今日益加深的全球化程度相关,一是全球性问题在众多国家出现并具有独立个体解决的困难性,二是全球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市民社会的壮大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在两者共同作用下,“治理”超出一国或一个地区上升为“全球治理”成为理所当然,然而由于全球治理模式众多,且各种治理模式均有其弊端,二十国集团作为新兴的多边主义大国协调机制展现了它的优越性与有效性。二十个国家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小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标准有显着的作用,同时,完善机制,明确讨论议题,加强组织成员的代表性是改进的方向。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的一员,在推动二十国集团建设以及借助此平台解决国际问题、消除国际争端中作出了贡献,通过对二十国集团的全球治理行为的研究,对我国探索在全球治理中的自身定位和谋求国家利益,乃至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良好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有利于探索如何将中国在参与二十国集团中表现出的影响力转变为实质性权力,并为在更广范围、更高水平上积极参与、改进国际经济秩序营造有利环境。本文除前言外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通过对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进行分析,从对治理的发问延续到全球治理来探索全球治理的意义和限度,然后总结现有全球治理模式,指出新型的多边主义大国协调模式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代表性的是二十国集团。第二部分主要是回顾二十国集团的历史,梳理二十国集团历次活动的成果,将之与八国集团与八国集团+5进行比较,指出二十国集团在功能、角色、意义等多方面的进步。在探究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的功能后,针对二十国集团的发展现状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如合法性与效率问题、机制化与议题问题等。第三部分主要是在第二部分对二十国集团的优、缺点进行全面分析后,对其改进方向做出预测,鉴于中国是二十国集团的重要一员,此部分就中国如何利用二十国集团这种全球治理模式提升国际地位、表达需求以更好发挥国际影响力做出分析,最后就中国参与二十国集团建设的战略意义提出粗浅看法。
二、二十国集团在柏林创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十国集团在柏林创始（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渊源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研究 |
| 二、区域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变量综述与选择 |
| 四、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案例综述与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
| 一、概念诠释与描述性推论 |
| 二、比较案例分析与因果推论 |
| 三、过程追踪与历史制度分析 |
| 第一章 区域共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共识的内涵 |
| 一、观念与共享观念 |
| 二、意向与集体意向 |
| 三、语言与共同承诺 |
| 四、认同与集体认同 |
| 第二节 共识的建构 |
| 一、利益与共识 |
| 二、危机与共识 |
| 三、交往与共识 |
| 第三节 区域共识的建构 |
| 一、共同利益与区域共识 |
| 二、危机管理与区域共识 |
| 三、国际互动与区域共识 |
| 第二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规律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化 |
| 一、制度的构成 |
| 二、制度化动因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国际安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国际经济共识的制度化 |
| 三、国际环境共识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区域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制度化: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 |
| 二、区域共识的制度化变量与假设 |
| 第三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一、利益协调需要制度保障 |
| 二、共同利益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利益扩大推动再制度化 |
| 第二节 危机管理 |
| 一、危机化解需要制度安排 |
| 二、危机管理依靠制度协调 |
| 三、危机管理迫使制度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协调 |
| 一、国际协调奠定制度基础 |
| 二、国际协调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推进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集体意向 |
| 一、集体意向决定集体行动 |
| 二、集体意向建构社会实在 |
| 三、集体意向建构制度事实 |
| 第四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全球与区域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跨区域到全球 |
| 一、国际安全“共识”:从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
| 二、国际经济“共识”: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
| 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次区域到区域 |
| 一、西欧联合:从思想理念到煤钢共同体 |
| 二、欧洲联合:从“三大共同体”到欧盟的成立 |
| 第三节 全球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关系 |
| 第五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次区域与区域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东欧剧变推动中欧制度合作 |
| 二、共同利益:集体安全需要中欧制度安排 |
| 三、国际协调:维谢格拉德会晤与“V4+N”会晤机制 |
| 四、集体意向:共同加入欧盟与加强中欧身份 |
| 五、维谢格拉德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反恐国际合作启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能源与安全利益奠定制度化基础 |
| 三、国际协调:从“双边”上海峰会到“多边”杜尚别会晤 |
| 四、集体意向:《上合宣言》与《打击三股势力公约》 |
| 五、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三节 “东盟+”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内忧外患推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利益范围扩大助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从邦胜聚会到东亚峰会 |
| 四、集体意向: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 |
| 五、“东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四节 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接口”:“扩员”与“+N”模式 |
| 结论 |
| 一、区域共识制度化的一般经验 |
| 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理论限定与局限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其他变量与假定 |
| 四、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的区域共识制度化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2）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3）G20机制20年:演进、困境与中国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一、G20机制20年:治理成果与演进逻辑 |
| 二、G20机制面临的困境 |
| (一) G20机制自身性质和组织形式存在固有缺陷。 |
| (二) 全球治理新形势给G20机制带来新挑战。 |
| (三) 西方发达国家对G20机制的重视度大幅降低。 |
| (四) 中美战略竞争使G20沦为大国博弈“角斗场”的风险增大。 |
| 三、“中国方案”面临的挑战 |
| (一) 西方发达国家加大联合制华力度。 |
| (二) “中国方案”面临被西方曲解和污名化的威胁。 |
| (三) 杭州峰会上所确立的若干原则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
| 四、中国的应对 |
| (一) 中短期延续杭州共识、扞卫中国方案的策略思考。 |
| (二) 中长期进一步优化G20架构、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策略思考。 |
（4）论全球治理中的G20软法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一、G20向全球治理机制的转型 |
| (一) 全球治理概念的界定 |
| (二) G20向全球治理机制的转型 |
| (三) 中国在G20转型中的贡献 |
| 二、G20软法治理的内涵 |
| (一) 软法的特征及其治理优势 |
| (二) G20软法治理的框架 |
| 1. G20软法治理的渊源 |
| 2. G20软法治理的主体 |
| (三) G20软法治理的价值 |
| 1. 全球议题磋商、新机制形成的新平台 |
| 2. 国际经济合作精神的重申 |
| 3. 全球治理的多元化取向 |
| 三、G20软法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
| 四、G20治理机制的完善与中国话语权构建 |
| (一) 加强中国在G20治理机制的完善中的话语权 |
| (二) 加强中国在G20议题设置与推进中的话语权 |
| (三) 加强中国在G20协调中的话语权 |
| 五、结语 |
（5）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内容和框架结构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全球经济治理和制度性话语权理论及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界定 |
| 一、全球治理、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及联系 |
| 二、中国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三、本文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界定 |
| 第二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构成要素 |
| 一、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 |
|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 |
| 三、全球经济治理的客体 |
| 四、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 |
| 五、全球经济治理的工具 |
| 六、全球经济治理的评估 |
| 第三节 制度性话语权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一、话语权的概念 |
| 二、制度性话语权的概念及理论来源 |
| 三、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 |
| 四、国际制度与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 |
| 五、国际制度设计与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 |
| 六、本文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概念的界定 |
| 第二章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及发展 |
| 一、二战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1945-2008年) |
| 二、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特点 |
| 三、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现状 |
| 第二节 全球货币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 |
| 二、牙买加货币体系 |
| 三、美元霸权体系 |
| 四、SDR的重要性及作用 |
| 第三节 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一、IMF份额改革 |
| 二、IMF投票权改革 |
| 三、IMF份额公式的改革 |
| 四、理事会代表席位的改革 |
| 五、美国国会对IMF的影响 |
| 六、WB份额和投票权改革 |
| 第四节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一、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和困境 |
| 二、多哈回合谈判内容 |
|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和发展 |
| 第五节 全球监管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一、FSB机制的建立及功能 |
| 二、新巴塞尔协议的现状和演进 |
| 三、G20MAP的形成 |
| 第三章 全球经济治理非正式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第一节 非正式机制的产生及发展 |
| 一、非正式机制的概念及特点 |
| 二、2008年后非正式机制的发展 |
| 第二节 Gx机制的形成及演变 |
| 一、G7、G8的形成及发展 |
| 二、海利根达姆进程：G8+5 |
| 三、2008年之前G20机制的形成及运作 |
| 四、2008年后G20机制的运作及成果 |
| 五、对G20的评价 |
| 第三节 新南南合作的典范：金砖国家的形成及发展 |
| 一、金砖国家的演进 |
| 二、金砖国家历届峰会取得的成果 |
| 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和运作 |
| 四、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 |
| 五、对于金砖国家的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历程和身份转变 |
| 第一节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起步阶段(1980-2001年) |
| 一、恢复WB和IMF合法席位 |
| 二、艰难加入WTO |
| 三、参加G20部长级会议 |
| 第二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全面参与阶段(2001-2009年) |
| 一、初步要求对IMF和WB进行改革 |
| 二、参与G20机制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三、在WTO内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
| 第三节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主动作为阶段(2009年-目前) |
| 一、进一步要求增加在IMF和WB的份额和投票权 |
| 二、在G20中主动参与治理并设定议程 |
| 三、引领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发挥更大作用 |
| 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和出台“巴塞尔III” |
| 五、推动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 |
| 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落实 |
| 七、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 |
| 第五章 中国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现状 |
| 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取得的进展 |
|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中身份的转换 |
| 三、取得与本国经济实力相称的制度性话语权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存在的机遇 |
| 一、金融危机促使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
| 二、西方国家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不足 |
| 三、新兴经济体及中国的实力和治理能力增强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
| 一、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回潮 |
| 二、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和碎片化 |
| 三、美国对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掌控 |
| 四、新兴经济体内部存在矛盾 |
| 五、全球动能不足,不确定性增加 |
| 第六章 中国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对策 |
| 第一节 中国外交理念与全球经济治理思想 |
| 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交理念与全球治理思想 |
|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梳理 |
| 三、提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
| 四、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
| 第二节 在现有国际机制内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对策 |
| 一、客观看待经济全球化,处理好中美经济关系 |
| 二、进一步要求对IMF和WB进行代表性和发言权改革 |
| 三、促成多哈回合谈判早日达成 |
| 四、推动G20制度化 |
| 五、完善并强化金砖国家机制 |
| 六、加强议题设定能力 |
| 七、培养全球经济治理人才 |
| 八、讲好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故事 |
| 第三节 另辟蹊径建立新机制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对策 |
| 一、推进FTAAP早日建立 |
| 二、建立AFSB构想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倡议的顶层设计，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
| 四、加强亚投行和金砖银行顶层设计 |
| 五、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国际机制英汉对照表 |
| 致谢 |
（6）非同步经济周期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研究 ——以二十国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文献述评 |
| 五、主要内容和框架结构 |
| 六、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七、创新点 |
| 第一章 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非同步性：历史与现实的定性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危机之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 |
| 第二节 二十国集团的成立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议题的设置 |
| 第三节 经济复苏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
| 第四节 非同步性下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运行机制研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非同步性：定量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说明 |
| 第二节 宏观经济波动的共动性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同步经济周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非同步经济周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国际关系理论 |
| 第二节 非同步经济周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三节 经济周期同步情况下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福利比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考虑非同步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效果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二十国集团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效果 |
| 第二节 二十国集团在金融危机与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效果 |
| 第三节 二十国集团在长期和短期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效果 |
| 第四节 二十国集团分区域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效果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考虑同步性的二十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金融危机时期二十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
| 第二节 后金融危机时期二十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
| 第三节 二十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案例的比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非同步性下中国参与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对策研究 |
| 第一节 二十国集团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发展与前景 |
| 第二节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同步性考察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二十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对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不足之处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7）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话语建构与国际认知（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权力体系的转向 |
| 第一章 全球治理、中国话语与国际认知 |
| 第一节 国内外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述评 |
| 一、全球治理概念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
| 二、国外全球治理模式的两大主要设想 |
| 三、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六大方向 |
| 第二节 全球治理中国话语的建构 |
| 一、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体系 |
| 二、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从“话语缺失”到提出“中国方案” |
| 三、全球治理中国话语的构成：整体理念话语和参与实践话语 |
| 第三节 媒介框架视角下的国际认知 |
| 一、认知论视角下媒介框架理论的建立与发展 |
| 二、新闻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认知 |
| 三、新闻报道框架与国家身份认知 |
| 第四节 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实现：中国话语建构与国际认同 |
| 一、国际关系中的国际话语权争夺 |
| 二、制度性话语权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体现 |
| 三、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研究框架 |
| 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和基本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研究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设计 |
| 一、中国方案话语建构研究的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 |
| 二、中国方案国际认知研究的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整体理念话语 |
| 第一节 中国方案整体理念话语的基本结构 |
| 一、2013年习近平讲话的共时性话语分析 |
| 二、2013-2016年习近平讲话的历时性话语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方案整体理念话语的创造性话语体系 |
| 一、中国对全球治理理念的倡导，逐步凝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 |
| 二、在国际对话机制设立目标和国内发展的问题上，完善了“包容性发展”话语 |
| 三、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的问题上，提出了“创新”话语 |
| 四、在中国全球治理角色转型的问题上，提出了“倡导者”话语 |
| 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经济实践话语——以G20框架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例 |
| 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及中国的参与实践 |
| 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形成 |
|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方案的经济实践话语框架与主动参与者的国家身份 |
| 一、中国方案话语解释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 |
| 二、中国方案话语表达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改革的强烈意愿 |
| 三、中国方案话语展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能力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认知的共识与分化 |
| 第一节 中国方案在整体上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
| 一、中国方案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 |
| 二、中国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
| 第二节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对中国方案的认知存在差异 |
| 一、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对中国方案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话语互动 |
| 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对中国方案的认知鸿沟依然明显 |
| 第三节 发达经济体内部对中国方案认知的分化与趋同 |
| 一、在国家关系议题方面，冲突框架的使用差异明显：以“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为例 |
| 二、在改革和发展议题方面，竞争与合作框架相交织：以“亚投行”的相关报道为例 |
| 三、在中国角色议题方面，“中国挑战论”框架的使用较统一：以“china”/“Hangzhou”/Shanghai“作为标题主语的深度报道和评论为例 |
| 第四节 新兴经济体内部对中国方案的认知较为统一 |
| 一、在改革和发展议题方面，合作框架的使用较统一：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相关报道为例 |
| 二、在中国角色议题方面，“共同体”和“挑战者”框架相交织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关于有效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思考 |
| 第一节 中国方案要将中国的需要和世界的需要相结合 |
| 第二节 中国方案要在经济类制度性话语权的带动下实现全面提升 |
| 第三节 中国方案要突破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 |
| 第四节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要不断发展与不同文化之间的重合区 |
| 第五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的研究可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理念话语分析样本：习近平主席2013-2016年相关讲话的时间、地点、标题、主题列表 |
| 附录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实践性话语分析样本：2013-2016年G20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的发言时间、地点、标题列表 |
| 附录三：2013-2016年习近平讲话中其他表达全球治理理论的词汇 |
| 附录四：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境外媒体报道分析指标、赋值及说明 |
（8）G20缘起及其变迁的阶段性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一、1999年9月至2008年10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建立并发挥主要作用 |
| (一)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的建立与运行 |
| (二)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的主要特征 |
| 二、2008年11月至今:形成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 |
| (一)G20领导人峰会的演进与特征 |
| 1. G20领导人峰会的初始阶段 |
| 2. G20领导人峰会的机制化阶段 |
| (二)G20峰会下财金渠道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运行及其特征 |
| 三、2016年G20中国峰会主题、议题及运行状况 |
| (一)G20中国峰会主题及其阐释 |
| (二)G20中国峰会的重点议题 |
| (三)G20中国峰会运行机制及其状况 |
| 四、结论与展望 |
（9）G20机制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1.1 G20 的作用 |
| 1.2.1.2 G20 面临的困境 |
| 1.2.1.3 G20 的议题设置 |
| 1.2.1.4 G20 的角色定位和前景 |
| 1.2.1.5 G20 与现今经济问题的关系 |
| 1.2.1.6 评论及启示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1 G20 取代 G8 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
| 1.2.2.2 G20 面临的问题 |
| 1.2.2.3 G20 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
| 1.2.2.4 G20 如何机制化 |
| 1.2.2.5 G20 的发展与中国 |
| 1.2.2.6 评论及启示 |
| 1.2.3 国内外文献综述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全球经济治理理论框架 |
| 2.1 世界秩序及其发展规律的相关理论 |
| 2.1.1 与世界格局演变规律相关的国际政治概念 |
| 2.1.1.1 世界体系概念 |
| 2.1.1.2 世界体系与世界格局 |
| 2.1.1.3 世界秩序与国际秩序 |
| 2.1.1.4 世界秩序主要特征 |
| 2.1.2 与世界秩序发展规律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 |
| 2.1.2.1 以权力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发展 |
| 2.1.2.2 以合作为中心的理想主义理论及其发展 |
| 2.1.2.3 以“职能外溢”为核心的功能主义理论 |
| 2.1.2.4 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建构主义及其发展 |
| 2.2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2.1 与 G20 机制化建设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1.1 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主要特征 |
| 2.2.1.2 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传统理论 |
| 2.2.1.3 世界秩序及其发展规律的相关理论与 IPE 理论的内在关联 |
| 2.3 国际软法理论基础 |
| 2.3.1 软法概念 |
| 2.3.2 软法的特征 |
| 2.3.3 软法的范畴 |
| 2.3.4 软法与硬法 |
| 第3章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实践背景 |
| 3.1 布雷顿森林机制建设分析（以 WTO 为例） |
| 3.1.1 布雷顿森林机制概述 |
| 3.1.2 WTO 的机制设计特点 |
| 3.1.2.1 WTO 的组织架构 |
| 3.1.2.2 WTO 的决策机制 |
| 3.1 2.3 WTO 的谈判机制 |
| 3.1.2.4 WTO 争端解决机制和执行程序 |
| 3.1.3 WTO 等布雷顿森林机构未能走出现有困境的原因分析 |
| 3.2 七国集团（G7）机制建设分析 |
| 3.2.1 G7 机制的演进 |
| 3.2.1.1 G7 诞生的背景 |
| 3.2.1.2 G7 成员国的演变 |
| 3.2.1.3 G7 议题的演变 |
| 3.2.2 G7 的组织架构及会议机制 |
| 3.2.2.1 首脑会议 |
| 3.2.2.2 部长级会议 |
| 3.2.2.2.1 G7 财长会议 |
| 3.2.2.2.2 G7 外长会议 |
| 3.2.2.2.3 贸易部长会议 |
| 3.2.2.2.4 领导人私人代表会议 |
| 3.2.2.2.5 专家小组与工作小组 |
| 3.2.3 G7 的决策机制 |
| 3.2.4 G7/8 机制的国际经济协调实践 |
| 3.2.4.1 G7/8 机制的成功经验（上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及原因探究 |
| 3.2.4.1.1 G7/8 机制的成功经验 |
| 3.2.4.1.2 成功经验原因探究 |
| 3.2.4.2 G7/8 机制的治理失灵（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及原因探究 |
| 3.2.4.2.1 G7/8 机制的失灵教训 |
| 3.2.4.2.2 治理失灵原因探究 |
| 3.2.5 G7 机制化对 G20 机制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
| 3.3 APEC 机制建设分析 |
| 3.3.1 APEC 机制的演进 |
| 3.3.2 APEC 机制的设计特点 |
| 3.3.3 APEC 的主要成就 |
| 3.3.4 APEC 机制存在的问题 |
| 3.3.4.1 APEC 机制化进程缓慢 |
| 3.3.4.2 APEC 议题庞杂 |
| 3.3.4.3 协议难以有效贯彻执行 |
| 3.3.4.4 发达与发展中成员的矛盾难以调和 |
| 3.3.5 APEC 机制面临的挑战 |
| 3.3.5.1 机制现存问题 |
| 3.3.5.2 关于 APEC 性质的争议 |
| 3.3.6 APEC 机制的发展方向 |
| 第4章 G20 的形成、现状与困境、性质定位、机制化的理由及软法与机制设计 |
| 4.1 G20 作为一个国际机制的历史背景 |
| 4.1.1 G20 机制的雏形：马尼拉框架小组 |
| 4.1.2 G20 机制的前身：G22 和 G33 |
| 4.1.3 温哥华会议与 G20 机制的诞生 |
| 4.2 G20 作为一个国际机制的存在基础 |
| 4.3 G20 作为一个国际机制的内在矛盾与发展动力 |
| 4.3.1 G20 的内在矛盾 |
| 4.3.2 G20 的发展动力 |
| 4.4 G20 的现实困境及潜在问题 |
| 4.5 G20 作为一个国际机制的性质定位 |
| 4.6 G20 机制化建设的理由 |
| 4.6.1 G20 机制化建设的必要性 |
| 4.6.1.1 符合世界秩序发展的客观规律 |
| 4.6.1.2 以硬法为导向的现有金融监管不力 |
| 4.6.2 G20 机制化建设的可能性 |
| 4.6.2.1 G7 等早期软性国际机制的治理实践 |
| 4.6.2.2 G20 机制化建设的经济、政治双重收益 |
| 4.6.3 G20 机制化建设的可行性 |
| 4.7 软法与 G20 机制设计 |
| 4.7.1 选取软法进行机制设计的基础 |
| 4.7.2 软法对于 G20 机制化建设的适用性 |
| 4.7.2.1 全球治理与 G20 |
| 4.7.2.2 国际软法与 G20 |
| 第5章 G20 成员国利益诉求分析 |
| 5.1 G20 中的小集团及利益同盟 |
| 5.2 美国为核心的 G7 与 G20 |
| 5.2.1 从 G7 到 G20 |
| 5.2.2 美国与二十国集团成员的内部互动 |
| 5.2.3 美国与 G20 |
| 5.2.4 小结 |
| 5.3 德国为核心的欧盟集团与 G20 |
| 5.3.1 德国与 G20 关系简述 |
| 5.3.2 德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
| 5.3.3 德国在历届 G20 峰会中的表现 |
| 5.3.4 德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诉求 |
| 5.3.5 德国在国际协作中发挥的作用 |
| 5.3.6 德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前景展望 |
| 5.3.7 小结 |
| 5.4 拉美集团与 G20 |
| 5.4.1 拉美三国与 G20 的整体互动 |
| 5.4.2 拉美三国与 G20 内部其他小集团 |
| 5.4.3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与 G20 的双边互动 |
| 5.4.4 拉美三国之间的互动 |
| 5.4.5 与 G20 中其他大国的互动 |
| 5.4.5.1 与美国的关系 |
| 5.4.5.2 与中国的互动 |
| 5.4.5.3 拉美各国与欧盟 |
| 5.4.6 小结 |
| 5.5 穆斯林集团与 G20 |
| 5.5.1 沙特为核心的阿拉伯世界与 G20 |
| 5.5.1.1 沙特与 G20 |
| 5.5.1.2 阿拉伯国家与美、中等大国的互动 |
| 5.5.2 土耳其与 G20 |
| 5.5.2.1 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 |
| 5.5.2.2 土耳其对于 G20 的利益诉求 |
| 5.5.3 印度尼西亚与 G20 |
| 5.5.3.1 印尼作为 G20 成员的现实意义 |
| 5.5.3.2 印尼在 G20 中的利益诉求 |
| 5.5.3.3 印尼在 G20 机制化建设中的角色 |
| 5.5.4 小结 |
| 5.6 G20 未来机制化面临的国际关系基础 |
| 第6章 G20 机制化建设与中国战略 |
| 6.1 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与 G20 |
| 6.1.1 G20 机制化的机遇 |
| 6.1.2 G20 机制化的制约因素和潜在风险 |
| 6.2 中国对于 G20 的态度和立场 |
| 6.3 中国持有的 G20 机制化建设理念、方略 |
| 6.4 小结 |
| 第7章 G20 机制化建设方案设计 |
| 7.1 软法应用的设计操作 |
| 7.1.1 第一阶段：软性非正式阶段 |
| 7.1.2 第二阶段：软性半机制化阶段 |
| 7.1.3 第三阶段：推动构建“软硬兼施”的机制化模式 |
| 7.2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全球治理框架中的二十国集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文本结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文本结构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全球治理的理论分析 |
| 一、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 |
| (一) 全球化语境产生全球治理 |
| (二) 从“治理”到“全球治理” |
| (三) 全球治理的内容构架 |
| 二、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和困境 |
| (一) 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 |
| (二) 全球治理的限度 |
| 三、全球治理模式转变的必然性 |
| (一) 全球治理五大模式评析 |
| (二) 全球治理新型模式的优势 |
| 第二章 二十国集团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模式 |
| 一、二十国集团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现状 |
| (一) 二十国集团的形成背景及成立 |
| (二) 二十国集团现状和发展 |
| (三) 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和影响 |
| 二、二十国集团与同类全球治理模式的比较 |
| (一) 二十国集团与八国集团的关系 |
| (二) 二十国集团与八国集团+5的关系 |
| 三、从议题多样化看二十国集团全球治理功能 |
| (一) 协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 |
| (二) 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
| 四、二十国集团全球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
| (一) 合法性与效率问题 |
| (二) 机制化与议题问题 |
| 第三章 二十国集团全球治理前景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
| 一、二十国集团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 |
| (一) 推进组织机构建设,增强机制运行的灵活性 |
| (二) 保持和增强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间的政策协调 |
| (三) 减少并协调与外部力量间的矛盾 |
| 二、中国与二十国集团关系 |
| (一) 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
| (二) 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峰会 |
| (三)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建设中的倡议分析 |
| 三、中国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战略意义 |
| (一) 在二十国集团议题设置中体现国家利益 |
| (二) 以二十国集团为平台调整与大国和中等国家关系 |
| (三) 丰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二十国集团在柏林创始（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2]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3]G20机制20年:演进、困境与中国应对[J]. 王文,王鹏. 现代国际关系, 2019(05)
- [4]论全球治理中的G20软法治理[J]. 赵骏,谷向阳. 浙江学刊, 2018(05)
- [5]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D]. 朱伟婧.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非同步经济周期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研究 ——以二十国集团为例[D]. 崔琪涌.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11)
- [7]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话语建构与国际认知[D]. 郭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03)
- [8]G20缘起及其变迁的阶段性特征[J]. 吴孟依,李佳运. 改革, 2016(06)
- [9]G20机制化建设研究[D]. 徐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12)
- [10]全球治理框架中的二十国集团研究[D]. 张夏馨.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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