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民歌情歌心理分析

一、畲族民间情歌的爱情心理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潇^[1]（2021）在《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羌族民歌研究》文中提出羌族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历史多以口传文本为载体。民歌作为口传文本的一种重要形式,承载了丰富的羌族文化,本文以羌族文化为研究背景,以女性主义为视角将羌族民歌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口述史研究、音乐人类学等研究方法,阐释羌族音乐中的性别文化。本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绪论部分笔者论述了选题相关事项,总结了羌族民歌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对文中涉及的相关定义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介绍羌族社会文化及羌族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变迁、婚姻习俗。第三章在羌族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以婚姻为划分,讨论羌族民歌中体现的羌族女性婚前婚后不同的形象与社会身份。第四章对羌族女性民歌的应用场景展开论述,主要讨论了羌族女性在生活、节日、仪式场景中民歌演唱的形式与内容。第五章总结全文内容,在民歌中体现的羌族文化对女性性别的建构,以及羌族女性对于自身性别、身份认同两方面进行阐释。

杨柳^[2]（2018）在《哈尼族女性哭嫁中的关怀伦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哈尼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我国滇南地区。也分布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国的局部地区,是周边多国性少数民族。哭嫁存在于许多地区、许多民族。但在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哭嫁却又大不相同。哈尼族人的一生是和音乐紧密相连的,历史上,哈尼族没有文字,大部分历史文化是靠歌曲来记录,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传承下来。“哭嫁歌”作为哈尼族婚俗歌中的一种,在哈尼族婚嫁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哈尼族姑娘还在孩童时期就会自发的学习“哭嫁歌”,等到出嫁前新娘及新娘伙伴亲属都要进行哭嫁的仪式。“哭”和“唱”是完成新娘整个出嫁过程中一种重要行为方式。而唱“哭嫁歌”也不仅仅是种行为方式,其中唱法、歌词也在为我们呈现背后的伦理意义。婚恋、家庭,是女性生命中寄托感情的世界,从女儿到妻子、母亲角色的转变,是女性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过渡。哭嫁完全是女性家庭伦理、社会关系之间变化的重要记录。本文将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角度,剖析哭嫁中所呈现的伦理意义和其中所反映的哈尼族的伦理思想。以云南省墨江县哈尼族的碧约支系为调查对象,文章第一部分对云南省墨江县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人文背景做详细的介绍。根据一些学者们提供的宝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在第二部分详尽的展现出云南省墨江县哈尼族碧约支系的婚礼全过程,通过老人讲述的婚礼仪式、现代年轻人的婚礼仪式,解析哭嫁仪式的发展与变迁。再对哭嫁仪式的功能进行分析,将哈尼族碧约支系的伦理思想进行梳理。最后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角度,通过哭嫁内涵的分析,将哈尼族碧约支系社会中存在的关爱关系、社会正义原则,和对女性的关怀展现在文章的分析中,挖掘更深层次关怀伦理对于少数民族女性的特殊意义。希望通过探析哈尼族碧约支系哭嫁的伦理思想,可以向大家呈现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哭嫁背后的伦理意义和伦理现象。在未来社会制度与伦理思想共同发展的前景下,过去的也更值得保护和研究。

张相宽^[3]（2017）在《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莫言曾经在他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后记中提出"大踏步撤退"的设想,后来又多次对"撤退"的内涵进行过论述。根据莫言本人的阐释并联系他的创作实践,可以确定莫言所说的"撤退"主要就是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回归。毋庸置疑,相对于莫言所在时代的创作潮流,莫言的创作的确是在"撤退",而且他几乎是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己经身在"传统"之中,他的"撤退"也是相当彻底,一直"撤退"到小说的起点。莫言正是"撤退"到了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原点,带领着我们重返原始民间讲述故事的情境,带领着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围绕在大人身边听故事的时期,他用他的原始而又现代的创作阐释着中国当代小说的发生学。本文主要从口头文学传统的天然滋养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故事的没落与崛起、说书传统的承继与创新、民间谣谚与民间小戏的汲取、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中的变与不变几个方面论述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在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论文选题的缘起、研究现状、拓展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口头文学传统的概念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特地对口头文学传统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廓清,而且,也正是以口头文学传统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为依据,限定了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和结构。第一章主要从口头文学传统的天然滋养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两个方面来论述莫言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这也为下面诸章节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依据。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大栏乡平安庄,作为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农村,识字人少,书籍也不多见,这就为口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民间故事的口耳相传就成为口头文学传统的主要承传路径。莫言正是听着平安庄的故事长大的,由于民间故事的耳濡目染,他天然地成为口头文学传统的受益者和继承者。此外,莫言小时候也极爱听说书人讲故事,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说书天赋。同时,由于莫言过早辍学在家,没有经历初中和高中的教育阶段,这种"不幸"反而使他在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海洋里吸足了营养。莫言不仅潜意识中受到了口头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且他还很快就建立了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写作理念。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使得莫言在创作中汲取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叙事艺术也就成为必然。第二章主要论述"故事"在莫言小说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莫言坚守"讲故事"这一小说创作理念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同时论及莫言小说中民间故事的插入、叙事功能、存在缺失,探讨了荤故事在莫言小说中的审美意义,也对莫言小说整体上讲述故事的风格进行了论述。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是以故事的讲述为中心的,只是到了近代之后,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将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提上日程,许多作家和理论家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观点。到了 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小说要不要讲故事的话题也比较流行,而且更是出现了对故事的蔑视,同时出现了小说创作抽象化的趋势。这不仅是在当代的中国,就是在为中国提供理论资源和写作经验的西方,也是对故事表达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讲故事已经被视为落伍的写作方法。所以,从历史的角度,从世界的视阈来看故事在小说中的流变,就更能体现出莫言小说的传统性、独特性,也更能体现出莫言坚持自己的勇气,体现出莫言小说创作宽广的胸怀、广阔的视野和超脱的智慧。当莫言的童年记忆被唤醒之后,口头文学传统的资源都纷纷涌到他的眼前,汇聚到他的笔下,从而使得他的小说中插入了许多民间故事。莫言在自己的小说中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借鉴口头文学传统讲述故事的技巧,另一方面又通过直述、转述,或者是将民间故事化为小说中人物经历等方式使之不留痕迹地编织进小说的情节之中。这些被嵌入的民间故事增强了莫言小说的传奇色彩,在情节上和主故事有承续关系,有助于推动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起到升华小说主题、渲染和加强主故事的叙事氛围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也有极个别的被插入的民间故事和主故事有脱节的嫌疑。荤故事在中国民间口头故事中特色鲜明,数量众多,莫言小说深受中国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也插入了一些荤故事。莫言小说中荤故事的插入,有助于揭示人性的复杂和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深化小说的主题,赋予小说更加开放的阐释空间,有助于充分认识人物所遭受的性压抑心理,更加准确地理解人物的行为及其动机。莫言小说中嵌入的民间故事及其嵌入方式和叙事功能,似冰山一角,反映了莫言小说与口头文学传统的联系,而实际上我们如果仅仅是从莫言的叙事姿态,从整体上来考察莫言的小说,也能够看出莫言小说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从语言到结构都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第三章是探讨莫言小说对中国说书传统的承继与创新。莫言的小说创作受到中国说书传统的重要影响。首先,表现在莫言小说中"类书场"的重建与异变。莫言的小说大都含有多个叙述层次,而叙述者层次的存在遮蔽了叙述者所叙故事层次的说书特征。莫言小说中充满个性化的叙述者讲述的是自己的或与己相关的"同故事",与传统说书中模式化的"异故事"的说书人拉开了距离。莫言小说中"说——听"叙述模式中双方人物的具体化、说书场合的多样化和闲谈风格的形成使得其说书形式从传统的独白型转变为莫言小说中的对话型,从单向灌输走向双向交流。其次,表现在叙述者跳进跳出,有说有评的叙述特征上。叙述者介入故事进行评论是传统说书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莫言作为一个受到说书传统影响的作家,他在小说中保持了充分的冷静与客观,但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能够感觉到作家的声音,能够看出作家的介入。第三,莫言小说也体现出传统说书所承袭的绿林传统,并塑造出一系列英雄传奇人物。莫言受到说书传统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显着的草莽英雄和传奇侠义的特征。第四,莫言小说的语言由于受到了说书艺术的影响,往往同义铺排、夸饰华赡,不在意语言的简洁精炼,但求随意挥洒、一吐为快,由此形成了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的语言的狂流。这可以从莫言喜用排比、雅俗共融、语体混杂和讲究语言的韵律势能几个方面见出。第四章主要论述莫言小说对民间谣谚与民间小戏的汲取。作为农村出身的作家,莫言对反映了民间生存体验的俚谚俗语耳熟于心,他在自己的写作中也对俚谚俗语进行了淋漓尽致、颇为夸张地运用。论文对莫言小说中俚谚俗语特定的审美意蕴与修辞效果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民间歌谣在民间喜闻乐见,莫言受到这种口头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自己的小说中充分利用各种民间歌谣塑造人物、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展示独特的民情风俗、讴歌男女之间真挚野性的爱情、营建小说神秘的气氛、揭示狂欢的精神和生命,也用民谣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儿童世界。莫言对流行于山东的茂腔、吕剧、柳腔等民间小戏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民间小戏在莫言的小说中表现出民间生命的混沌苍茫与英勇悲壮,而戏中戏的结构形式对于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莫言的"撤退"之作《檀香刑》更是以戏代言、以戏叙事、以戏言情,使得整部小说回荡着小戏的旋律,达成"戏剧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戏剧"的效果。论文的第五章主要论述莫言小说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中的变与不变。莫言的叙事艺术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先是从原先按照教科书上的理论写作变为在西方文学影响下的先锋性写作,再从西方文学影响下的先锋性写作变为逃离西方影响向传统回归的写作。但是,莫言在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过程中作品的先锋性一直都没有变。他在运用口头文学传统的创作形式时也会怀念现代技巧,而在运用现代技巧时会反思对技巧的过度运用以防止作品"读不懂",莫言是在中国文学盲目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转过身来向民族叙事传统汲取营养的,而同时并未摒弃西方的于他相宜的创作技巧。可以说,莫言的创作在寻求着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他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既有鲜明的本土性,同时也褒有充分的世界性。论文的结语主要是探讨莫言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意义,认为莫言既保持本土性又不失世界性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借鉴。

张雯雯^[4]（2017）在《《彝族古歌》生命意识研究》文中提出生命意识与文学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一部作品都离不开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索与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彝族古歌》由303首类型不同的古歌组成,是彝族迄今为止涵盖内容最广的书籍,古歌是以生命为基点,在对生命关照的过程中,彰显该民族对生命价值独特的理解,强调生命意识在生命中的作用。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多学科交叉的方式,以美学理论为依托,从生命意识这一视角对《彝族古歌》进行深入分析。文章分为三个部分,首置绪论,中置本论,尾置结论。本论共三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研究缘起和意义,对现有《彝族古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界定了相关概念并对研究文本收集整理过程进行简单的介绍,理顺了研究方法和思路,提出了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彝族古歌》概述,主要是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主要内容和类型特点对其进行探讨。《彝族古歌》流传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影响着古歌的传承与发展;主要内容包括与古歌相关的民间信仰、口头传统、文化科技和社会习俗;内容与形式的特点中对《彝族古歌》中反映的现实生活进行探讨,对古歌的表现手法、结构形式和演唱方式做了简单的介绍。第三章:《彝族古歌》生命意识的体现,主要是将古歌中对生命意识的表现进行提炼与分析,并从生命的思考、生命的智慧、生命的热爱三个方面对《彝族古歌》中生命意识进行爬梳整理。通过这三方面的研究,将《彝族古歌》中所蕴涵的生命意识放到彝族民众生活、生产中来进行探讨研究。第四章:对《彝族古歌》生命意识的价值和对后世彝族诗歌的影响进行探讨,突出表现其对于彝族社会所具有的美育的价值,对培养彝族民众身心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其生态伦理价值更是为契合当下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传承价值对彝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增强民众凝聚力起着重要的意义。古歌中的生命意识对后世彝族诗歌影响深远,后世彝族诗人通常将寻源意识、自然崇拜、灵魂观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结论:《彝族古歌》是彝族社会、历史、文化、民俗活动的载体,其生命意识体现了彝族民众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对《彝族古歌》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方式之一,其生命意识独具特色对彝族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作用于彝族后世诗人诗歌创作。分析《彝族古歌》中生命意识与彝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是值得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议题。

农丽婵^[5]（2016）在《农冠品诗歌族性写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族性研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话题这一,但广西作家及作品的族性研究起步较晚。本论题以农冠品诗歌的族性写作为研究个案,不仅因为其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族性内涵,还因为其作品体系中清晰地呈现出建构历史记忆纵横交错的脉络,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详实地展演了族群的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在族群历史记忆中传承了民族传统,并取得了民族国家文学的在场。通过个案研究,笔者试图找到当代广西诗歌族性叙述的一些书写技巧和文学规律,尽快参与学界相关的学术对话与交流。该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目的是通过对农冠品诗歌族性写作的维度、书写技巧及相关语境进行分析,揭示文学族性叙述与民族建设和文学语境之间的深层关系。该研究以文本细读和田野调查方法的结合,试图深刻地挖掘农冠品诗歌作品的族性内涵和书写特征。该研究以民俗学及相关学科的学理为指导,经过相关的理论分析,得出本文结论:农冠品诗歌的族性书写方法研究同样适用于对其他少数民族诗人的族性叙述研究;面对广西诗歌族性书写尴尬之境,该研究提倡族性多维度书写,提倡心性、族性和文学性书写的合一;提倡地域书写。该研究属农冠品诗歌作品研究综述,对今后农冠品诗歌论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赵文英^[6]（2016）在《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艺术语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是当代白族作家文学中的艺术语言。艺术语言是指通过对语法偏离,对各种语项超常设置,以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变异语言。本文的研究采用语言学、美学、文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从多层面多角度予以微观考察,从当代白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中选取客观可信的例证,来系统地探究当代白族作家的艺术语言。绪论部分交代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梳理了相关研究的学术史以及目前的研究动态,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并就本文的研究理论和语料来源进行了说明。第一章主要对艺术语言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艺术语言是一种变异的语言,它往往超越传统的语言规范,而是遵循一种“活法”,它通过各种语项的超常设置来表达发话主体的审美体验和自然情感。艺术语言“超越现实,也超越发话主体自身,它不是对现实的描摹,而是发话主体的创造”。它的变异体现在“语音、语义、词语的感情色彩、词性的类属以及词语的组合搭配各个方面”。第二章对当代白族作家文学及其艺术语言的表现形式进行了介绍。当代白族作家文学是指建国以来发展和成长起来的作家的作品。建国后,白族作家受惠与新政府少数民族倾斜政策,得到了快速成长。同时作家文学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生活和居住地相对集中,文化习俗和文学习惯相似,他们在艺术语言的创造上也呈现出了共同的特征。第三章分别从言语特点、审美价值和风格特征等三个方面对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艺术语言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艺术语言体现出了“对语法的偏离性、辞面和辞里的不吻合性、词的动态使用性、以及对客体描写的变形性等言语特点”。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艺术语言在审美上呈现出了形式美、文境美和神韵美。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艺术语言富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同时本文选取了两位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行了艺术语言个人风格特征的分析。第四章讨论了当代白族作家艺术语言的生成受到语境、审美情感和艺术思维的制约。当代白族作家的审美情感在艺术语言中呈现出了多样性和真实性；他们的艺术思维分别体现为原始性思维、儿童性思维和心象性思维。第五章是结语,总结了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基本认识,概述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以及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以及可拓展的研究领域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彭清^[7]（2015）在《瑶族典籍《盘王大歌》翻译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化。少数民族典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大战略观下,民族典籍的对外翻译是一项紧迫且重要的工作。《盘王大歌》是瑶族最瑰丽的史诗,在我国南部湘、桂、粤等省以及东南亚、欧美国家的瑶族地区都有传唱,它是瑶族的“国际歌”,是一种兼具音乐和舞蹈的综合型艺术体,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明显的民间传承性。《盘王大歌》作为瑶族的创世史诗和“百科全书”,已被列入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国内对《盘王大歌》的研究在史料梳理、文化渊源的追溯、传播等方面已有一定基础。国外的研究也有涉及,但非常有限,基本限于语言文字层面,而且有些解读失真,容易造成对中华文化的误解；其次,国外的瑶族后裔,很多不会瑶语,中文的《盘王大歌》满足不了广大国外瑶族同胞唱诵的需要,迫切需要适合他们传诵的文本；再者,瑶族没有文字,《盘王大歌》作为口传文化有其“失忆”的过程。《盘王大歌》作为国内外广大瑶族同胞及瑶族文化爱好者的纽带,迫切需要在甄别原汉译文权威版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英译与研究。《盘王大歌》的翻译与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该课题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研究与翻译的关系,《盘王大歌》本身的性质,译作的文化定位,其思想文化的移译等。本文在对《盘王大歌》进行文化渊源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英译探究,探寻民族典籍尤其是南方民族史诗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就南方民族口头文学的翻译作出一定的理论阐释和推导。同时,该研究立足于对民族典籍英译的进一步探索,进而推进到译配、译作的多业态传播等相关问题。瑶族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播是《盘王大歌》的翻译动因,促使了《盘王大歌》的翻译与研究活动。《盘王大歌》的研究是对瑶族文化上的追溯与考查,是《盘王大歌》翻译的基础,也是为其服务的,可以说,翻译与研究是同步交叉进行的。依据以上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重点,本文首先对《盘王大歌》进行原作（权威汉译文本）考察,就《盘王大歌》的形成渊源、内容梗概、文本形态、结构特点、时代背景、思想内涵、传承方式、说唱艺人等展开研究。运用当前史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口头“程式”理论,对《盘王大歌》的程式化结构以及说唱艺人的记忆与心理特征进行了阐述。借鉴田野调查的成果,对史诗的版本流传作了较为清晰的划分,对歌谣的吟唱方式进行了分析,为进入史诗的翻译与研究做好理学基础。其次,对《盘王大歌》进行文化定位和文体分析。《盘王大歌》所反映的瑶族文化是我国多元文化的融合,以岭南文化为主导,中原文化为底蕴,还吸收了如汉族、壮族等民族的多元文化,民族认同、民族团结、民族和谐发展是历史的主旋律。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变迁通过《盘王大歌》中的神话传说得到诠释。因此,《盘王大歌》既有其文化真实的一面,又有其文学性的一面。《盘王大歌》的基本形式为七言古诗体,其独特的艺术特色,情重于教、借喻含蓄、古雅纯朴。虽是凝练的诗章,但口语特色却十分鲜明。其独特的比兴手法,丰富了歌谣的表现方式。这两部分的研究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对《盘王大歌》进行阐释,为译作文本的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因素的解释,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的选择提供了依据。传统文化是哲学思想、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体现。《盘王大歌》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与作品本身及传播过程中所反映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观念是其主要的特色,也是国内外瑶族同胞至今仍将《盘王大歌》看成他们的文化根基的主要原因。文章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盘王大歌》进行探析,为从文化的历史维度、宏观维度对《盘王大歌》进行英译提供了依据,也为《盘王大歌》中瑶族核心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的多维翻译提供了基础。《盘王大歌》的文化属性及功能分析构成其英译与研究的基础。《盘王大歌》的基本形式为七言古诗体,根据学界对七言诗是中国西南各地民谣中最普遍的形态的推论,加上其口传、集体创作、富于音乐性的特征,以及与英语民谣在叙事方式、韵律等方面的相似性,将其认定为民谣体的史诗（ballad）,不同于古老的英雄史诗（epic）。文章最后就南方民族史诗的翻译进行了总的分析。回归原典的翻译定位,英语民谣传统的介入翻译以及翻译过程中译文的通俗经典化调适,原作语言艺术特色的再现,原作文化的遮蔽与显现是其主要特点。《盘王大歌》英译是为国外的瑶族同胞和瑶族文化爱好者提供一份文献,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和联系纽带,因此,文化上的异化翻译和语言层面上的归化翻译就成了最佳选择。当然,每个层面的归化和异化的使用既有大致的主次之分,又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情况灵活处理。本文一方面借鉴我国南方史诗、口头程式、口头诗学理论、民族志诗学等史诗研究的新理论、新视角对《盘王大歌》进行现代解读和阐释,另一方面站在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角度,推导出“归化异化的动态平衡”、“文化模因再现——层级递进翻译”等翻译理论思考,为民族典籍尤其是我国南方史诗英译的策略选择提供参考。

徐俪珊^[8]（2015）在《巫允眀舞蹈人类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巫允明是当代着名舞蹈家与舞蹈艺术研究员。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及民族文化领域研究三十多年,又将其十余年的教学与研究实践结合,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民族民间舞蹈。先后参加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舞蹈艺术通史国鉴》,担任“民族民间舞蹈编”的撰写;担任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当代舞蹈精萃·科研电视系列片》中《沟通中西方舞蹈文化的大师――戴爱莲》和《新疆第一舞人――康巴尔汗和他的学生们》两片的编导工作。出版专着《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神州舞韵》、《中国舞蹈艺术1942-1992》、《中国舞蹈艺术通史图鉴》。本文《巫允明舞蹈人类学思想研究》,重点研究巫允明的“舞蹈人类学思想”,并综合其着作《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探究巫允明的舞蹈人类学体系框架,进而掌握如何运用舞蹈人类学思想方法进行舞蹈学科的研究。在绪论中,对比国外与国内舞蹈人类学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可依据的研究方法。在第一章中,阐述巫允明舞蹈人类学的研究核心对象、学科体系以及学科体系的构架。第二章重点研究巫允明舞蹈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体系,便于后人利用此方法体系进行各项研究。第三章总结巫允明老师的舞蹈人类学研究成果。

景莹^[9]（2014）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神话书写》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文学中的神话书写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产生的,它既不是对传统神话题材的延续,也不是对西方神话题材的简单模仿,而是民族觉醒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自我认同和对进步的西方文学思想吸收的必然结果,是文学继承与更新的主动选择。作为现代文学独特的文学写作类型,神话书写所体现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倾向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梳理了神话书写产生的文化语境。它是在烂熟的封建文化走向没落的文化转型期和现代知识分子启蒙吁求下,在民间文学的崛起与西方神话学和神话文学复苏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现代学者和作家对中国神话资料的整理、对神话中民族精神的发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实性的神话观对现代文学中的神话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章,总结了神话书写与现代文学启蒙思想的关系。神话是以故事形式流传下来的世界观,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原始表象,民族品格的优劣都能在其中找到根源。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将神话作为寻求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品格的文化之母,从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泉,而曾虚白则从神话中挖掘国民劣根性予以批判。第三章,神话书写的英雄重构摒弃了传统文学对英雄神勇、侠义的道德化理解,注重对英雄形象的现代品格建构。现代文学通过对普罗米修斯和耶稣形象的集中描写,弘扬了现代英雄必备的纯正的道德品质和顽强反抗的意志品质,他们的形象成为现代文学英雄重构的范例,引导了现代文学的英雄形象塑造。同时也指出,现代文学英雄形象塑造在经历了启蒙理性的洗礼后并没有完全摆脱旧文学中英雄救世主的传统观念。第四章,神话书写中的原乡情结是一个既具有世界性意义也极具地方色彩的话题。沈从文以重构神话的方式作为对抗都市人性堕落和现代社会重建的精神旨归,东北作家群通过神话书写表达了国土沦陷后的故土家园的守望意识,他们以神话探讨的原乡情结具有根本性的文化意义。第五章,在对神话书写主题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总结了神话书写的文学史意义。神话书写中神话仪式的描写和运用拓宽了现代文学的叙事空间,神话意象的隐喻推进了现代文学的诗化品格,大量神话原型丰富和深化了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倾向。

黎亮^[10]（2013）在《林兰民间童话的结构形态与文化意义研究》文中提出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经验的幻想性表达,具有稳定的结构模式和意义关怀,即通过获得宝物、难题考验、死亡复活等情节隐喻人的独立成长与自由幸福。童话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幸福地生活、合理地做人”。正因为童话中潜藏着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创造精神,无论中西,民间童话最早的收集者和记录者都纷纷将民族的自觉寄托于民族的童话中,并将童话所包含的人类经验转化为对现代民族和现代个体的探索中来,童话遂成为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的现代性经验的一部分。20世纪20、30年代北新书局林兰编八本民间童话集由赵景深担任主编,以周作人等人的激进童话观念为指导,不仅抓住了童话万物有灵的幻想特质以及原始思维的未驯化特性,而且从民间发展出面向儿童的前瞻视野,将个性解放的现代性话语落到了实处——即通过供给儿童地道的民间童话,以文学启蒙促成现代个体的诞生。遗憾的是,童话与民族的个性以及个体的自由与完备之关系已不再被提及,造成了国内童话乃至幻想文学的衰颓。本研究通过梳理林兰和她所属时代的童话理论、出版状况以及对中国民间童话文本重新进行文化阐释,以期发掘并重申中国童话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对林兰编民间童话的文化阐释首先建立在普罗普结构形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并运用跨文化的文本比较和跨种类的民俗事象比较等方法对其所属文化心理进行阐释,意在探讨中国农耕文化面向现代性的经验与问题（即探讨民间童话如何讲述并回应“人的自由与完备”这一现代性的核心话语）。不存在脱离文化传统的现代进程。现代性经验也需要面对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处境。林兰童话恰恰提供了解读中国文化与现代性问题的资源：一方面,它整体上呈现出稳定的结构形态,与普罗普总结的童话结构大体合式,并与原始成人仪式的结构模式和心理体验具有结构性对应。童话和仪式互相阐释,共同述说着“成为人”所需要经历的内心戏剧和神奇体验,以此提供了与现代性对话的结构框架。另一方面,林兰童话结构也存在着一些有意味的偏离,足以构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童话类型。因此,在对林兰154篇童话进行情节结构分析、跨文化的文本比较的基础上,参以本土文化心理研究,本文将其分为“得宝型”、“失宝型”、“考验型”、“离去型”和“滑稽型”五个类型,它们或单独或复合地组成了林兰童话的具体篇章。结构类型的构拟,使研究获得了一个与从游牧走向现代的西方童话所不同的文化标本,它表明中国农耕文化的经验与幻想如何被写入讲述“成为一个人”的童话中。“得宝型”对应着成人仪式中赠与宝物的环节。围绕着宝物,童话塑造了文化所嘉许的人类形象：格林童话与俄罗斯童话推崇勇武和狡黠；林兰童话则宣扬善良和同情。但差异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善良和同情也充满力量,甚至是赠与发生的最初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西,童话都偏爱神奇之物。通过传递宝物,童话呈现了人类传承德行与力量并使之神圣化的方式。“失宝型”童话都以宝物的失去为结局,打破了由阅读西方童话而形成的经典印象,其意义不仅是体现了林兰童话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独特性背后所隐藏的现代性问题。既然童话和仪式中的宝物标志并定义了人,宝物的失去便隐喻着对自我身份标识的遗忘和对神圣空间的错失,故事里不识宝而失去宝的农民和商人被困于世俗空间,无法获得神圣之物,最终丧失了安排世俗事务的能力。林兰“考验型”童话与原始成人仪式最为契合,也与格林童话、俄罗斯童话在结构上最为相似。中西童话都讲述了主人公通过完成具有死亡威胁的难题而获得幸福婚姻的故事,跨文化的文本与跨文化的民俗资料互相关联,以互补的经验再现了童话和仪式对神圣空间的营造。尤为重要的是,林兰“考验型”童话体现了成人问题中的性别话语。大体而言,林兰童话更关注男性的成人：即通过将成人与成婚融合起来,不仅表达了成人过程中从母亲的世界到父亲的世界的转变,也通过以妻子为代表的神奇助手隐喻了从父亲的世界向新的女性世界的融合。但是,林兰童话表明,向新的女性世界的融合,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龙女童话与百鸟衣童话复合的故事,虽然拥有极其活跃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却讲述了男性对女性的狂想,以及建立在对女性权力掠夺基础上的封建皇权机制。因此,讲述姐妹纠葛和三姐变形复活的蛇郎童话便显得宝贵,从民俗材料和心理分析来看,故事的深层呈现了从少女到妻子的女性身份转换与角色认同的过程。“离去型”童话中离去的妻子形象表现出女性从仙到兽的身份沉落,积淀着由从妻居到从夫居的婚俗转型过程中女性的反抗心态；“仙妻娶回来,兽妻逼出去”的婚姻悲剧,叙写了儒家“人兽分开”思想对无意识的拒斥,及其所造成的创造力的毁灭和主体的不完备。对于现代性个体而言,不可或缺的是批判性。没有什么比在笑声中爆发的批判力更强大。对林兰“滑稽型”童话的解析,不仅探讨故事中的社会批判内容,也分析滑稽引起笑的文艺机制,即令愚蠢的行为和贪婪悖理的愿望遭受身体上的失败。此外,通过以独特的方式描写怪诞身体形象和怪诞身体事件,即将嘲笑系于怪诞身体和由此引发的欢笑之上,林兰滑稽童话有效地将滑稽（嘲笑）与狂欢（欢笑）、批判与创造结合起来,为现代儿童教育提供了优质的民族文学资源。总之,林兰童话研究致力于对方法论和价值观的追求,即通过整合结构形态分析、跨文化比较和心理分析等方法研究童话,不仅探讨中国由农耕走向现代的文化资源,也力图读出文化中的人与人的处境,然后满怀希望地期待自由独立、具有批判力和创造力的人更多地生成,其文化更为繁荣。

二、畲族民间情歌的爱情心理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畲族民间情歌的爱情心理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羌族民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哈尼族女性哭嫁中的关怀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4）《彝族古歌》生命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农冠品诗歌族性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艺术语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瑶族典籍《盘王大歌》翻译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巫允眀舞蹈人类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神话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10）林兰民间童话的结构形态与文化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畲族民间情歌的爱情心理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羌族民歌研究[D]. 王潇.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哈尼族女性哭嫁中的关怀伦理研究[D]. 杨柳. 云南大学, 2018(01)
• [3]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D]. 张相宽. 山东大学, 2017(08)
• [4]《彝族古歌》生命意识研究[D]. 张雯雯. 贵州民族大学, 2017(01)
• [5]农冠品诗歌族性写作研究[D]. 农丽婵. 广西民族大学, 2016(03)
• [6]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艺术语言研究[D]. 赵文英.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7]瑶族典籍《盘王大歌》翻译与研究[D]. 彭清. 湖南师范大学, 2015(10)
• [8]巫允眀舞蹈人类学思想研究[D]. 徐俪珊. 东北师范大学, 2015(12)
• [9]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神话书写[D]. 景莹.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7)
• [10]林兰民间童话的结构形态与文化意义研究[D]. 黎亮.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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