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对税费改革所抱的希望（论文文献综述）
姜迪[1]（2021）在《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手段,根植于中国的法制传统,在漫长的传统中国历史时期,调解一直是官方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甚至被置于高于正式司法审判的地位。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正是生发于这种法制传统根脉的一片崭新枝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对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及实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和现实两种因素的所用:首先,传统中国社会的乡村自治模式、民间千百年来的“无讼”和“惧讼”观念以及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均对仍处于乡土社会中的陕甘宁边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其在纠纷解决模式的设计和选择中不得不予以考虑;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社会改造过程中,导致纠纷大量增加,这与边区本就孱弱的司法供给能力产生了极强的张力,而这种矛盾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资源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注定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共产党急于探求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缓解社会治理压力。所以,在充分吸收借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有效盘活根据地现有社会治理资源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这一崭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是采取社会团体、司法机关、政府、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调解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的建设过程中,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与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相结合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引导人民参与边区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激发人民的政治热情,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边区政府将边区人民组织起来,激发了人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实现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避免了国民党政府权力下沉中出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在这一对边区社会组织、动员、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新式精英,培育了众多的新式基层组织（社会团体）。新式精英取代了旧式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他们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榜样的力量,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新式基层组织也进一步削弱了宗族组织和家族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重新完成了边区社会的组织化进程。新式精英与新式基层组织都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推动新式基层组织与新式乡村精英积极参与纠纷调解,极大地拓展了共产党在边区社会的治理空间,实现了调解工作的最广泛覆盖,使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中最受众多学者关注的就是人民司法的象征—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司法调解中,马锡五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并运用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方式,缓解了法律理想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客观上推动了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中蕴含多重治理技术,拓展了司法的功能,它打破了司法审判的固有模式,其所表征的“身体在场”、“司法广场式”司法治理策略和理念,被作为典型树立起来。模范的塑造和符号资源的生产进一步塑造、凝结了司法认同,构筑了政治合法性。正式借由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推广,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悄悄发起了一场心灵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执政地位更为稳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创立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新型司法模式的诞生。调解制度在陕甘宁边区不仅仅是弥补司法资源供给不足、化解社会纠纷冲突的有效手段,更成为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改造边区人民群众思想的有力武器,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意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时代,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影响力仍在,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到浙江永康的“龙山经验”,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大调解”,在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纠纷解决模式中仍然能够看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潜在影响。我们应充分挖掘其社会治理的精髓,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基层民主自治原则。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中,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培育乡村治理主体实现多元治理。
马池春[2]（2020）在《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资本下乡日趋活跃和频繁,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潜在推动着乡村社会的秩序变革。当前,围绕资本下乡议题学界争论不断,既有资本下乡的坚定支持者,也有资本下乡的强烈反对者,争论双方的核心关切是资本下乡究竟促进还是损害农民利益?本文以粤东北地区的育村为研究个案,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采用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理论分析框架,详细考察了资本下乡在个案村的具体实践过程。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形态变革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资本下乡能否促进农民利益根本上取决于多元主体间利益秩序均衡与否,关键在于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而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是农民利益发展与利益保护的均衡过程,也是村庄秩序再造和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研究聚焦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深入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全景展现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过程及其结果,并试图揭示资本下乡良性机制建构的内在逻辑机理。本文主要由导论、正文、结论与讨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回答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并进行简要评述,介绍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案例概况及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正文部分共由五个章节构成,围绕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按照事件发展的过程脉络,论述和呈现资本下乡对村庄秩序的再造过程和结果,揭示和分析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第一章主要从政府、企业和村集体三个层面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研究认为政府的治理逻辑、村庄的发展逻辑与企业的生存逻辑具有内在契合性,推动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行动路径的适应性耦合,实现了乡村关系、政企关系和村企关系的再造,形塑了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第二章主要呈现资本下乡中政府和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过程,分析认为村治精英在资本下乡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加速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进程。企业的“需求—回应”机制和政府的体制压力传导是资本下乡中精英吸纳的主要动力来源。资本下乡中政府与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实现了对村治精英的再造,引致村治精英“政治化”。第三章主要展现资本下乡中企业主导的现代规则与乡土规则的碰撞过程,分析认为资本下乡为重塑和再造乡村社会的规则体系提供了契机。资本下乡中乡村社会基于共同需要具有规则再造的内在动力,而政府的强制性矫正则为乡土规则再造提供了外部辅助。同时,资本下乡中企业理性与农民理性的耦合过程也内涵着企业对乡土规则的再造。第四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农民再组织化的动因,呈现农民再组织化过程。资本下乡中企业基于生产成本控制需要,具有吸纳农民参与的内在动力。而企业基于交易成本控制需要,则将分散化的农民参与推向了再组织化。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的农民再组织化有助于乡村社会自主性“集体”建构。农民再组织化搭建了农民组织化利益表达新秩序,重塑了农村政治经济格局,拓展了乡村精英成长空间,推动了村社集体再造。第五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遵循内在多重逻辑进路,具有积极治理效应,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助推作用。同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潜在冲突、政企关系诱变、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使得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再造有其限度。基于对案例的分析研究,围绕如何建构和完善资本下乡良性机制,推动资本下乡秩序均衡,促进农民利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是基础;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的保障;有效的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中的主要桥梁和纽带;打造党建引领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是资本下乡进程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方向。
茅梦佳[3]（2020）在《乡—城流动背景下的家庭变迁 ——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社会学考察》文中提出本文以一个农民工家庭为个案,考察乡-城流动背景下的家庭变迁。以往相关研究,大部分只关注家庭流动的结果,而忽视过程;关注结构性原则,忽视行动与情感,这就导致在家庭变迁研究中,看不到流动给家庭成员互动及协商过程带来的具体影响,忽视了个人在家庭变迁过程中的能动性。因此,本文综合利用家庭变迁理论和生命历程历程理论,结合个人打工史与家庭结构变迁,找到家庭、个人在社会宏观政策变迁下的结合点,清晰地展现个人与家庭在社会变迁下的行动,通过家庭关系适应性调整,适应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变迁,并最终在流动的背景下保持和谐的家庭关系。研究发现,第一,1990年代,家庭成员流动决策的形成是流动夫妻综合考虑宏观人口流动政策和依据家庭内经济发展状况的结果,因此,家庭成员通过家庭内部的协商过程,使单人流动向双人流动转变,并在家庭结构上形成留守家庭、隔代家庭、异地团圆家庭等形态。第二,离散化是农村家庭人口流动最显着的特征,空间的分隔造成代际支持中缺乏对留守老人的日常照料,影响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的亲子关系,并在一定时期对夫妻亲密关系造成不利影响。然而,流动夫妻通过与兄弟姐妹等家庭保持良好的关系,实现了在隔代家庭对留守父母的照料。同时,隔代家庭中的留守老人有意识地加强与周围亲友的友好联系,以获得应急性的支持,维持家庭的功能。其次,处于城市单人流动期的丈夫,扎根城市学技术,既为了夫妻城市团聚,增加情感互动,也为了获取夫妻双人打工收入,改善家庭经济。第三,流动背景下的家庭关系,通过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整回应了家庭结构、功能的变化,家庭关系调整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家庭整体的利益,完成家庭的功能。这主要表现在,流动夫妻与留守父母之间的关系通过确认家庭整体利益,传统孝道文化有利于促成和谐的家庭关系。其次,和谐平等的夫妻关系基础主要通过夫妻对流动目的的确认,即外出打工是为了子女教育、实现家庭温饱。另外,夫妻在实际的相处中,注重夫妻对家庭内务的合理分配,依据时间便利性等原则,促成了和谐的夫妻关系。最后,亲子关系的调整在波动中向总体和谐方向发展,亲子之间通过多样化的沟通方式、调节亲子相处目标等手段,增进彼此理解,最终使亲子关系度过危机,并为后期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打下基础。
王微[4]（2020）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行良好的乡村治理体系对我国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乡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乡村治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目标,仍需要结合乡村现实、特别是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宏观分析框架,研究“三治”融合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旨在构建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行性的乡村治理体系模式,并提出具体的实践路径,以丰富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促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发展。全文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理论基础,以解决乡村治理中的现实问题为目标。通过对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依托的基础进行梳理,对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从而理清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体系的演变趋势及成就。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是对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总结和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体系经历了初始阶段、法治化和规范化建设阶段、多元主体建设阶段、“三治”融合新探索阶段。通过深入剖析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特点以及取得的成就,揭示乡村治理体系演进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趋势。第三部分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及逻辑结构。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为根本要求;以党的基层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基本要素;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实现目标,分析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和三治融合的联动机制,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第四部分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面临的困境及生成原因。面对乡村社会转型,乡村治理环境的深刻变化,要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治理困境。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集中在主体结构、国家制度、精神文化等多个方面,只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乡村治理体系由理论变为实际地治理效能。第五部分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实现路径。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治、德治、法治的实现路径和具体实行措施。通过完善自治制度,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纳入法治化轨道。强化法治保障,增强法治观念和制度性供给。弘扬德治,与自治、法治刚柔并济共同引领乡村新风尚。从而,“三治融合”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新格局。总之,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目标。在坚持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衔接,总结历史与未来、改革与创新、问题与目标相统一的多重维度下,通过自治、法治和德治相融合的有效实践路径,构建起具有中国农村特点的、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为实现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强大的动力支撑和制度支持。
陈玲[5]（2020）在《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研究 ——来自A高校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指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才强国战略”实现程度的重要判断依据。高等教育财政是21世纪以来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伴随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以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关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效果将有效增强高等教育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高等教育服务质量。高校第二课堂是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因此,研究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具有现实意义。与过去的宏观研究不同,本文选取一所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其第二课堂数据积累时间长、数据类型丰富、个体覆盖完全,从校本微观视角着眼,将不易区分及观测的财政投入以学生第二课堂参与情况替代,以普通授课类、申报-审批类、时长转换类三种学分获取模式为自然划分,选取相应自变量和因变量,分析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的具体效果,给出改善投入效果的对策建议。着眼于这样的研究思路,本文运用了文献研究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以及断点回归法、双重差分法等量化研究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第一,财政投入作用到第二课堂讲授及活动类课程后,学生参与经费充足、管理科学的平台课程,诸如思想引导平台课程、通识教育平台课程、国际培养平台课程,对其第一课堂学习、知识应用、能力成果的取得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性。校园文化平台的修习有利于学生结识朋辈、锻炼社会化能力,但由于财政投入分散、课程众多,对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有一定程度的挤出;社团活动平台的修习与学生综合测评和继续深造正相关;就业创业平台因社会资源介入,与学生的学业成就没有显着相关性,与学生奖学金获得的等级呈负相关关系。第二,财政投入作用到第二课堂申报-审批类科研立项课程后,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未对学生科研相关学业成就产生预期的正向效果。相反,对样本数据的分析显示,学生获得了科研资助、参与了科研立项并未提高其科研产出,还反而降低了他们读研和出国深造意愿。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这一现象主要是由科研经费向学生投入不足、科研经费向指导教师投入不足、科研相关辅助资源供给不足等原因造成。第三,财政投入作用到学生志愿服务类课程后,对学生第一课堂成绩和就业质量有正向影响。具体来说,财政投入支持的激励政策使受到影响的学生平均比未受到影响的学生志愿服务时长增加70.613小时,学年平均积点增加0.033,就业质量提升0.343。另外,本文发现志愿服务对学生团队能力培养有正面作用,对个人能力和领导能力培养供给不足;在学生小我责任感、大我责任感以及综合责任感的培养上,如果以每增加100小时志愿服务时长为衡量单位,综合责任感、小我责任感和大我责任感的评分以5分制为计,将分别增加0.3、0.3和0.2,显示出志愿服务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的重要价值。最后,本文以研究发现为依据,提出三项改善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的对策建议:一是突出紧扣人才培养目标的财政投入效果评估价值取向,梳理好以财政投入为基础的目标体系,巩固和创设更多优质项目,科学设计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默认设置”;二是构建范围延展的财政投入效果评估标准,建立稳态前提下的核心标准、轮动前提下的支撑标准、开放前提下的环境标准;三是形成助力学生成长的财政投入效果综合评估体系,施行科学评估体系,设置评奖评优激励,增强舆论宣传引导。
黄沁[6]（2019）在《我国教育费附加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新态势,教育在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实现机会公平和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优势过程之中,不断激发和释放我国经济社会增长的活力、动力和潜力。教育经费是我国政府高效发挥公共教育功能的物质基础,是持续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一方面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且也基本低于具有可比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在当前财政教育投入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教育经费管理也暴露出一系列制度性缺陷。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附加,是除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之外的第二大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长期以来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中起到了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但因其制度层面和执行层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当前我国急剧变化的经济社会形势下尚未发挥出应有的政策效应。从开征到现在,我国教育费附加制度在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层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在税费性质、资金使用、配套措施等基本状态上都可以看出很多弊端与漏洞。教育收费强制性较弱、稳定性不足,制度结构及征管模式不合理、不规范,既影响了地方教育资金的有效筹集,也影响了资金的有效使用。在不断深化财税改革的背景下,教育费附加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短期来看,深入推进教育费附加征管法治化势在必行。长期而言,取消现行的教育费附加制度,清费立税,将教育收费“升级”为教育征税,不失为我国教育经费管理的良好计策。通过法定程序和制度设计,综合利用税收手段进行教育资源调控,建立起科学高效的教育经费管理制度体系,加强教育与财税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从而达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本文立足教育费附加问题研究,以教育经费制度和法治思想理念为切入点,全面分析、评估了教育费附加的基本性质、发展历程、政策沿革、征管状态和收支管理,为之后教育费附加改革提供基础理论依据。本文研究发现,配合我国当前税费改革的稳步推进,推动教育费附加征管法治化建设具有必要性,而把"教育费附加"改成"教育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长远来看,"教育费改税"一方面能够有利于实现"税收法定",将"收费"的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另一方面要想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必然要求对教育收费制度进行充分调研、深入论证、广泛征求民意,这为解决教育体制、财税体制中各种难题、破除制度性障碍、释放发展活力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提升教育综合治理水平而言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最后初步提出了"教育费改税"的构想方案,笔者认为,为实现平稳过渡,现阶段的“教育费改税”总体上以税费平移为主,即以现有的制度体系为基础进行税制设计,将教育费附加制度、地方教育附加纳入我国税收体系之中。
阳斌[7]（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提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李梦侠[8]（2019）在《当代中国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基层执法能力”为核心展开讨论,通过分析具体的执法经验,探讨在既有条件下,基层政府如何通过自我调适来补强行政执法能力,在此基础上寻求提升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方法。文章认为,探讨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运行实践与建设方向,关键在于对“基层行政执法能力”有基础性的认识。以国家能力、科层制为理论基础,以多个地区的执法实践为经验基础,文章从执法权运行、人员组织、财政保障、执法动机、执法互动五个理论维度来理解基层行政执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当前基层政府补强执法能力的机制进行解释,最后总结基层执法能力的结构,并在明晰执法能力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制度建议。行政执法权的配置存在显着缺陷,弱化了基层的行政执法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纵向上来看,多数执法权没有被配置到乡镇层面,只停留在县级层面,直面基层社会的乡镇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基层站所缺乏执法权,致使执法工作渗透性不足;横向上来看,执法权的配置高度分工化、部门化、专业化,分殊林立的权力结构难以被整合,致使执法工作缺乏综合性。执法权配置的制度缺陷影响了常规执法模式的效度。为了克服执法权配置的缺陷,基层政府通过联合执法模式、综合执法模式、综合治理模式来强化执法效能、补强执法能力。上述执法模式及其相应的权力调控体现了基层政府克服制度缺陷的努力,其中党政体制为执法权的调控提供了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党政体制对基层行政执法能力具有强化作用。基层行政执法面临着执法人员数量不足、素质不齐的困境,基层政府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来从社会中汲取人力资源,以提高执法能力。由于编制采用刚性的指标管理,因此基层政府很难通过补充公务员来充实执法人员数量,为了破解人员短缺给执法工作带来的困境,基层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来组织人力。就政府内部而言,行政事业编制人员被纳入执法队伍,成为基层部门不可或缺的正式执法力量;通过合同聘用,大量的行政辅助人员被吸纳到执法队伍当中;通过政治动员和自愿参与,村社干部与部分基层群众参与到执法工作当中。最终形成了“执法人员-辅助人员-协助人员”的队伍结构。执法队伍建设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专业化”是执法队伍未来的发展方向,立足于实践中的执法队伍结构,文章对“专业化”进行了重新理解,认为满足基层执法工作需求的“专业化”应包括政治性、技术性和经验性三个要素。立足于执法队伍结构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建设是提升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可行思路。基层行政执法面临着财政保障不力的困境,主要表现是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能力难以满足执法工作日益增长的技术需求。为了破解财政保障的困局,基层执法部门通过项目制获取必要的专项经费,通过选择性支出保障重点工作,通过“中心工作”制压缩执法的人力成本。三种应对措施背后体现了项目制、科层制和政治动员三种治理机制对基层财政困局的不同反应。执法的财政保障水平以基层政府的财政水平为基础,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政府的财政水平,“分税制”和“乡财县管”制度限制了基层政府的财政自主性,晋升锦标赛体制则影响了基层政府的支出方向,三个因素共同制约了基层政府的财政水平,同时也限制了基层政府对执法的财政保障。在制约因素当中,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晋升锦标赛体制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只能从“分税制”和“乡财县管”制度寻求提升基层政府财政活力的突破口。上级政府继续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适当松动“乡财县管”制度有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财政活力,进而提升基层政府对执法的财政保障力度。基层行政执法的实践中普遍存在“目标替代”的困境,体制压力、部门利益和体制激励在不同程度上替代了法律规范,成为执法部门开展工作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在体制压力的作用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偏向于依据上级部门的政策安排执行法律;在部门利益的作用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倾向于依据部门本身的利益执行法律;在体制激励的作用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热衷于容易凸显政绩的执法工作。科层组织所具有的自主性、层级结构和分工结构是“目标替代”得以存在的体制根源。“目标替代”消解了依法行政,生成了依法行政的实践困境。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加强依法行政是执法能力建设的应有之意,然而由于缺乏激励功能,依法行政在基层难以从理念走向实践。以贯彻依法行政为目的,各级党委政府应该重视政治教化对于法治的推进作用,通过作风建设将依法行政的理念外部化、行为化。执法互动最大的困境在于执法部门对基层群众的法治需求缺乏回应性,国家对于社会的吸纳、国家的社会控制因此受到影响。执法部门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存在着三种模式:压制型模式、俘获型模式和妥协型模式。压制型模式体现了执法部门对社会较强的控制力,但因为缺乏回应性而频繁陷入“维稳”困局;俘获型模式通过吸纳地方精英来贯彻执法意图,执法部门因此注重回应地方精英的需求,致使基层社会出现“精英俘获国家”的现象;妥协型模式能够让执法具备一定的回应性,但是容易弱化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模糊的“委托-代理”结构、多元化的利益格局、灵活变通的执行传统和结果导向的激励结构共同构成了三种执法互动模式的生成空间。回应型的执法互动模式有助于回应基层群众的法治需求,有助于法治意识的传播和国家的社会控制。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基层的行政执法体制具有适应性,该特性使得基层政府及其执法部门能够在既有条件下对执法能力进行补强,但是这种补强的作用有限,依据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结构,做出针对性的制度变革是建设执法能力的可行方式。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由执法权调控能力、人员组织能力、财政保障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和执法互动能力构成;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复杂构成说明执法能力受到众多复杂因素的制约,提升行政执法能力需要从复杂的制约因素入手。相应地,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议。
党国英,项继权,景跃进,林闽钢,刘喜堂,刘强[9]（2018）在《中国农村研究:农村改革40年（笔谈一）》文中认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果以1978年作为历史节点,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在这40年当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点,中国农村改革经由村民自治、乡镇企业、税费改革、城乡统筹等不同领域的经验积累后已然走向农村综合改革和实施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改革图景蔚为大观,相关研究也渐成气象。本刊长期以来关注中国农村改革,不仅是因为改革本身所呈现出的实践指向、逻辑线索和策略特征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更是因为考察基层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有助于认识和反思宏观层面的中国政治演变。基于此,我们从一以贯之的考镜改革源流和辨章农村学术的立足点出发,组织了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既有对农村改革基本逻辑和实践特质的勾画（社会公正与双重解放）,也有对农村改革策略特征（政策试点及治理结构）与基本坚持（民生保障和家庭经营）的关切,是对40年来多面向农村改革的系统性总结,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徐娜[10]（2018）在《转型期基层治理秩序及其型研究 ——基于湘西W镇的实证调查》文中提出本研究的主题是在“国家与社会”这个核心关系轴下探讨基层治理秩序的型塑机理。相较之下,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微观而系统的基础性治理工程,乡镇政权组织是国家权力扎根基层社会的有力抓手和重要载体,乡镇基层政权的实际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国家政权建设及其合法性基础。因此,有关基层治理的观察和研究对于整体性行政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阶段,国家权威在逐步下沉的过程中破坏了传统意义上以乡村精英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整合秩序;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意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重新组织化基层社会秩序,这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前的基层治理研究主流观点认为:乡镇基层政权并非是一个典型的科层组织,它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利性价值取向,基层行政过程中往往会在正式权力资源之外,调动和融合进更多非正式的本土性社会资源。上述观点厘清了施力于基层治理实践的两种核心要素:源自国家的外源性制度逻辑和源自社会的生成性制度逻辑,从而很好地回应了“基层治理实践为何不是按照制度设计的那样”的问题。由此,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国家通过政权建设是否如愿地在基层社会建构起理性化、现代化的治理秩序?基层治理实践的“实然”状态是怎样的,以及基层社会为何会呈现出这样的治理形态?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然”秩序与行政体制设计的“应然”秩序有着怎样的差异?基层治理秩序与科层体制和基层社会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本研究以新制度主义、场域、惯习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建构“组织场域—制度逻辑—内生性秩序”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基层社会治理场域、治理逻辑以及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分析框架之中,“组织场域”是指由聚合在一起的组织所构成的一个被认可的制度生活领域,它是“制度逻辑”的实践空间,具有客观性、独立性以及社会历史性等核心特征,基层治理场域主要是乡镇的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公共治理领域;“制度逻辑”是社会行动者在“组织场域”中遵循的各种形式的标准和原则的集合,它为治理实践提供各种依据和合法性基础;“内生性秩序”是社会行动者在“实践”中创造的产物。社会治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治理秩序具有自生自发性、局部性以及权变性等特征。借助上述理论框架,本研究选取湖南省湘西州S县W镇政府作为实地田野调查点,通过对诸多治理实践的描述和分析,阐释转型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影响要素及其型塑机理。乡镇政府作为我国行政序列的最基础部分,其职能设置、资源结构以及运行机制等结构性特征必然受到国家宏观政治制度和科层管理体制的影响和规约。国家及上级政府确立的组织结构和规则体系不仅从根本上赋予了基层政权以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基础,同时为其治理实践提供了各种依据和资源。具体来看,乡镇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其“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角色定位和行政职能;国家分税制改革以及财政运作模式决定了乡镇政府的资源禀赋是相对微弱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治理权威和行动能力;压力型体制中国家层面采用“高指标”与“乌纱帽”相结合的激励机制,督促乡镇政府全力投入基层行政过程之中,以期达到科学、高效治理的目的。由此可见,国家层面旨在通过科层体制内的诸种制度性安排来规约基层行政过程,进而保障治理实践的高效性和稳定性。同时,乡镇政府是一个深入基层社会的行政组织,那些精当地结合了当地社会既往经验、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的治理惯习对基层治理实践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惯习是预估行为收益和选取行为策略的重要依据,治理惯习帮助基层行政者更好地把握并自动匹配相应的治理情境,进而生成相对稳妥的治理策略。同时,治理惯习使基层行政避免了由于过于强硬和不近人情而遭到来自于基层社会和民众的反抗和责难,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基层行政过程的社会合法性基础。从基层治理实践来看,基层治理场域是一个充斥着多种要素的角力场,其中既有来自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规章等外源性要素,也有来自于基层社会的乡规民约和公序良俗等生成性要素,这些要素之间彼此相互竞争、冲突、叠加,并且共同作用于基层治理实践过程,并由此催生了诸多基层治理领域“名实分离”现象,这构成了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情境的常态。由此可见,基层的治理实践呈现出一种权变性的特征,这种权变性赋予基层行政以相当的弹性和空间,基层治理过程中可以整合多重组织目标、诉诸多套规则体系、运用多种治理策略,以缓解和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基层社会之间巨大的张力。在此基础上,在基层治理场域之内生成并塑造了 一种既不同于国家设计规划下的整体性治理秩序,也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基层治理秩序。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旨在强调:第一,通过对乡镇政权权力运作的诸种影响要素及行动逻辑的考察可知,国家力图建立的现代化公共治理秩序尚未在基层社会得以确立,基层治理场域有其独特的治理逻辑和治理秩序。第二,基层治理秩序的提出,并非是基于国家中心论或是社会中心论的流行假设,而是基于一种内源性的解释路径对于局部治理秩序的考察。基层治理秩序不可能完全被国家意图建构的现代公共行政秩序所同化,更不可能从整体性的科层体制中推断出来,它始终是整体性国家治理秩序的部分的、区域性的和权变性的产物。第三,基层治理秩序的型塑过程中充斥着大量“国家”及“社会”的成分,但它却既不是“国家”更不是“社会”的,国家和社会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卷入了一种渐进性的互为型塑的关系之中。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塑造和重构,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第四,对于多重制度逻辑下内生性秩序的关注,实际上是从制度变迁角度进行的考察,而变迁的方向及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类制度逻辑之间相互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我对税费改革所抱的希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对税费改革所抱的希望（论文提纲范文）
（1）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沿革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
| 二、抗日战争时期 |
| 三、解放战争时期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
| 一、边区的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 |
| 二、边区工业的建立和发展 |
| 三、抗战前边区落后的社会文化 |
| 四、边区政府对边区社会文化的改造 |
| 五、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对纠纷解决的影响 |
| 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与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传统中国社会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萌芽 |
| 三、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形成 |
| 四、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发展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类型 |
| 一、民间社会调解 |
| 二、群众团体调解 |
| 三、边区政府调解 |
| 四、司法机关调解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适用范围 |
| 一、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
| 二、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原则 |
| 一、尊重双方意愿 |
| 二、非诉讼前置程序 |
| 三、遵守政府法令、兼顾善良习惯 |
|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传统历史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 |
| 一、传统社会乡村自治模式的影响 |
| 二、传统“无讼”和“惧讼”观念的影响 |
| 三、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一、人口迁移流动导致社会治理难度增加 |
| 二、土地政策调整导致纠纷大量增加 |
| 三、婚姻制度变革导致社会失序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形式化不足 |
| 一、边区司法干部长期短缺 |
| 二、边区司法干部专业能力欠缺 |
| 三、诉讼程序不能满足边区民众的需要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大力推广 |
| 一、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的推广 |
| 二、边区领导人的推动 |
|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组织网络与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国民党基层社会的整合困境 |
| 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思想的确立 |
| 二、国民党权力下沉及其内卷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治动员的探索与新式调解权威 |
| 一、推进民主选举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 |
| 二、吸纳农民先进分子参与政权管理 |
| 三、开展社会教育植入新的政治理念 |
| 四、“内生型”精英与新式乡村调解人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组织化 |
| 一、边区民众团体的政治基础 |
| 二、边区民众团体的规范发展 |
| 三、边区民众团体与社会组织化 |
| 第四节 调解组织网络的形成与治理功能 |
| 一、新式乡村精英、民众团体与调解的组织化 |
| 二、调解组织网络的治理功能 |
| 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治理策略与权力技术 |
| 第一节 革命、婚姻与法律——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困局 |
| 一、陕甘宁边区建立前的封建婚姻制度 |
| 二、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表达 |
| 三、陕甘宁边区婚姻治理的积极影响 |
| 四、婚姻治理中的革命理想与实践困局 |
| 第二节 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婚姻治理中的司法调解 |
|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法环境 |
|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理念 |
| 三、封捧儿婚姻案——婚姻治理实践的个案解析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调解与个别化的权力技术 |
| 一、塑造典型与符号资源的再生产 |
| 二、“身体”在场的司法治理 |
| 三、“司法广场”中的革命教化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调解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
| 一、国民党司法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困境 |
| 二、司法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建构——中国司法新传统的形成 |
| 第六章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精神血脉 |
| 第一节 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理念 |
|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回归的必然性 |
| 二、坚持司法为民的核心理念 |
| 三、通过司法实践推进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培育新式乡村精英实现多元治理 |
| 一、“悬浮”状态下的乡村治理困境 |
| 二、新乡贤的理性塑造 |
| 三、纠纷解决中的新乡贤 |
| 第三节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
| 一、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纠纷治理 |
| 二、建立社会组织调解工作机制 |
| 三、建立健全多元化调解组织网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一)资本下乡研究综述 |
| (二)乡村治理研究综述 |
| (三)政企关系研究综述 |
| (四)村企关系研究综述 |
| (五)农民组织化研究综述 |
| (六)对既有研究的评述 |
| 三、关键词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案例概况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案例概况 |
| 五、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 |
| (一)论文分析框架 |
| (二)论文结构安排 |
| 六、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其关系再造 |
| 1.1 引资入村:政府的治理逻辑 |
| 1.1.1 以资引资:国家资源下乡的策略 |
| 1.1.2 政府入股:政治资源的隐性配置 |
| 1.1.3 政府的市场观与市场化中的政府 |
| 1.2 乡村争资:村治逻辑转换与权力内嵌 |
| 1.2.1 产业振兴:村集体的富民兴村策略 |
| 1.2.2 社会资本获取:工商资本的政治表达 |
| 1.2.3 竞争捷径:主动谋求政府支持 |
| 1.3 选村投资:政府干预下的资本下乡 |
| 1.3.1 情感偏好:资本下乡中的政府意志 |
| 1.3.2 企业配合:寻求政策倾斜与扶持 |
| 1.3.3 村企共谋:强化获取政府资源的能力 |
| 1.4 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关系再造 |
| 1.4.1 企业参与下的乡村关系再造 |
| 1.4.2 村庄参与下的政企关系再造 |
| 1.4.3 政府参与下的村企关系再造 |
| 1.4.4 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村治精英吸纳与乡村精英再造 |
| 2.1 经济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 |
| 2.1.1 做企业家:从“草根”到经济能人 |
| 2.1.2 张榜竞选:从经济能人到村治精英 |
| 2.1.3 精英的困局:村庄治理内生性缺失 |
| 2.2 资本下乡中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2.1 情感俘获:私人关系的公共性拓展 |
| 2.2.2 需求对接:对村治精英破局构想的回应 |
| 2.2.3 信任建构:企业股权结构的社会效应 |
| 2.3 资本下乡中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3.1 先建后补:政府对村治精英的承诺 |
| 2.3.2 垫资建厂:村治精英对政府承诺的回应 |
| 2.3.3 褒奖与荣誉: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反馈 |
| 2.4 精英吸纳的动力来源及其再造结果 |
| 2.4.1 可信承诺:企业的政治关联效应 |
| 2.4.2 “三强四带”:政党能力建设机制 |
| 2.4.3 “联乡兴村”:政府权力下沉机制 |
| 2.4.4 再造结果:村治精英“政治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规则下乡与乡土规则再造 |
| 3.1 资本下乡中的现代规则下乡 |
| 3.1.1 股份合作:企业的利益联结策略 |
| 3.1.2 市场排斥:村集体反对股份合作制 |
| 3.1.3 按价收租:村集体的确定性追求 |
| 3.2 乡土规则运行下的秩序冲突 |
| 3.2.1 宗族认同:乡土规则的生成机理 |
| 3.2.2 规则碰撞:产权与收益单位的分合 |
| 3.2.3 祖宗与神明:分配失序下的暴力抗争 |
| 3.2.4 资本逃离:地方性知识的挤压 |
| 3.3 政府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3.1 寻找土地:选定新址与产权重构 |
| 3.3.2 利益均沾:秩序建构的均衡过程 |
| 3.3.3 程序再造:权力渗透与强制性矫正 |
| 3.3.4 资本回流:乡土规则再造的效应 |
| 3.4 企业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4.1 拒绝签约:农民的理性选择策略 |
| 3.4.2 寻找中间人:企业的行动逻辑 |
| 3.4.3 推举代理人:农民的行动逻辑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农民再组织化与村社集体再造 |
| 4.1 农民再组织化:企业的治理逻辑 |
| 4.1.1 企业成本控制:农民再组织化缘起 |
| 4.1.2 向政府说好话:重新俘获中间人 |
| 4.1.3 为政府造亮点:寻求政府支持 |
| 4.2 “四社协同”:农民再组织化的过程 |
| 4.2.1 劳务合作社:闲散劳动力组织化 |
| 4.2.2 产业合作社:产业过程组织化 |
| 4.2.3 资金合作社:农民分散资金集聚化 |
| 4.2.4 土地合作社:土地碎片化及其整合 |
| 4.3 组织化利益表达:农民的集体行动 |
| 4.3.1 表达梯度:从中间人到代理人 |
| 4.3.2 理性抗争:利益再表达的过程 |
| 4.3.3 “新中间人”的诞生:政府 |
| 4.4 集体再造:农民再组织化的效应分析 |
| 4.4.1 权力渗透:经济过程中的政治表达 |
| 4.4.2 政经分离:农村政治经济格局重塑 |
| 4.4.3 精英塑造:农民的“新代理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 |
| 5.1 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 |
| 5.1.1 利益主体关系:从失衡到均衡 |
| 5.1.2 制度建设:从碎片化到体系化 |
| 5.1.3 组织建设:从失序到有序 |
| 5.1.4 农民能力建设:从单一到全面 |
| 5.1.5 农民认知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 |
| 5.2 村庄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 |
| 5.2.1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
| 5.2.2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能力 |
| 5.2.3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5.3 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限度 |
| 5.3.1 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碰撞冲突 |
| 5.3.2 政企关系的诱变及其风险 |
| 5.3.3 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 |
| 5.4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一)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信任建构是基础 |
| (二)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的主要桥梁和纽带 |
| (三)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性的保障 |
| (四)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 |
| (五)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是根本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如何完善资本下乡中的企业治理 |
| (二)如何构筑更为合理的利益增长分享机制 |
| (三)如何实现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性转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乡—城流动背景下的家庭变迁 ——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社会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二章 外出务工前的家庭样态 |
| 第一节 结婚与分家 |
| 第二节 核心家庭的形成 |
| 第三节 代际关系中的互惠模式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外出务工的尝试与家庭成员的体验 |
| 第一节 第一次打工的尝试 |
| 第二节 妻子外出打工的初体验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夫妻双人流动与家庭关系重塑 |
| 第一节 从夫妻单人流动到双人流动 |
| 第二节 隔代家庭中的亲子教育 |
| 第三节 隔代家庭的转换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流动中的亲子关系 |
| 第一节 在“他者”影响下的留守身份 |
| 第二节 常态化的家庭团圆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六章 家庭化迁移还是回流? |
| 第一节 市民化政策助推家庭化迁移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吸引家庭回流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
| 一、核心概念及分析框架 |
| (一)治理 |
| (二)乡村治理 |
| (三)国家治理分析框架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治理理论 |
| (三)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蕴含的乡村治理基因 |
| (四)现代治理理论的借鉴 |
| 三、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现实依据 |
| (一)新时代乡村社会矛盾转化的迫切需要 |
| (二)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化要求 |
| (三)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
| (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步骤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体系的演变趋势及成就 |
| 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演进 |
| (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初始阶段(1978—1988) |
| (二)乡村治理体系法治化、规范化发展阶段(1988-2006) |
| (三)乡村治理主体能力的建设阶段(2006—2012) |
| (四)乡村“三治结合”新体系的探索阶段(2012至今) |
| 二、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趋势 |
| (一)在治理方式上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
| (二)在治理主体上从一元向多元转变 |
| (三)在制度上从路径依赖向不断创新转变 |
| 三、乡村治理体系实施取得的成就 |
| (一)国家治理体系与乡村治理体系有机结合 |
| (二)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机制不断推进 |
| (三)精准扶贫体系日益完善 |
| (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稳步实施 |
| 第三章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及逻辑结构 |
| 一、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及目标 |
| (一)党的基层组织 |
| (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
| (三)以广大村民为主体的自治组织 |
| (四)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结构 |
| (一)以自治为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
| (二)以法治为本,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保障 |
| (三)以德治为先,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精神引领 |
| (四)理顺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三、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 |
| (一)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中的双向互动机制 |
| (二)三治融合的内在联动机制 |
| (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机制 |
| 第四章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面临的困境及成因 |
| 一、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
| (一)乡村治理现实环境的复杂性 |
| (二)乡村治理现实环境的多样性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面临的困境 |
| (一)乡村多元主体发育不成熟 |
| (二)乡村自治机制不健全 |
| (三)乡村法治规范不到位 |
| (四)乡村道德文化引领作用不强 |
| 三、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困境生成的原因 |
| (一)乡村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建立 |
| (二)乡村自治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
| (三)乡村法治保障机制相对缺乏 |
| (四)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相对薄弱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 |
| 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自治 |
| (一)加强与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 |
| (二)培育充满活力的民间自治组织 |
| (三)创建多方参与的协调协商机制 |
| (四)提高现代农民的民主意识和能力 |
| (五)尊重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 |
| 二、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的乡村法治 |
| (一)推进政府涉农法律法规实施 |
| (二)增强基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治观念 |
| (三)构建农村法律公共服务体系 |
| (四)健全乡村法治化监督和保障体系 |
| 三、传统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乡村德治 |
| (一)传承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
| (二)强化乡村思想道德与公共文化建设 |
| (三)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 |
| (四)发挥习俗和村规民约的独特治理功能 |
| (五)建设村民认同的乡村“精神共同体” |
| (六)充分调动“新乡贤”的人才支撑作用 |
| 四、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新格局 |
| (一)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的乡村共建平台 |
| (二)依靠群众化解基层矛盾的乡村共治机制 |
| (三)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的乡村共享分配制度 |
| (四)“三治融合”的乡村善治新篇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5）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研究 ——来自A高校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高等教育财政的重要性地位日益突出 |
| 1.1.2 第二课堂财政是高等教育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 |
| 1.1.3 当前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研究相对滞后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 2.1 高校第二课堂的由来、发展与界定 |
| 2.1.1 高校第二课堂发展缘起 |
| 2.1.2 高校第二课堂主体结构 |
| 2.2 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概述 |
| 2.2.1 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的构成要素 |
| 2.2.2 典型项目投入概述 |
| 2.2.3 部分高校投入概述 |
| 2.2.4 样本高校投入情况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研究总体现状 |
| 2.3.2 高校第二课堂财政经费来源及拨款相关研究 |
| 2.3.3 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评估指标相关研究 |
| 2.3.4 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评估方法应用相关研究 |
| 2.3.5 文献综述小结 |
| 2.4 理论基础 |
| 2.4.1 绩效预算管理理论 |
| 2.4.2 受托经济责任理论 |
| 2.4.3 学生发展与学生参与理论 |
| 第3章 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的分析框架 |
| 3.1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效果评估的基本指标 |
| 3.2 样本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的微观执行结构 |
| 3.2.1 直接委托的财政投入 |
| 3.2.2 间接委托的财政投入 |
| 3.2.3 直接委托和间接委托的基本特点 |
| 3.3 学生第二课堂参与度: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的根本体现 |
| 3.3.1 项目实施过程:一个逻辑模型 |
| 3.3.2 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作用机理:一个修正模型 |
| 3.3.3 第二课堂学生参与:反映财政投入效果的根本路径 |
| 3.4 分析框架构建 |
| 3.4.1 基本分析框架 |
| 3.4.2 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及应用价值 |
| 第4章 投入效果(一):基于学习联动的替代数据评估 |
| 4.1 研究数据 |
| 4.1.1 样本选取 |
| 4.1.2 自变量选择 |
| 4.1.3 因变量选择 |
| 4.2 分析方法 |
| 4.3 实证结果 |
| 4.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3.2 第一、第二课堂学习联动分析 |
| 4.3.3 第二课堂学习与知识应用 |
| 4.3.4 第二课堂学习与能力成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投入效果(二):基于科研资助的替代数据评估 |
| 5.1 研究数据 |
| 5.1.1 样本选取 |
| 5.1.2 自变量选择 |
| 5.1.3 因变量选择 |
| 5.2 分析方法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2 模糊断点回归假设条件检验 |
| 5.3.3 结果变量与参考变量的关系 |
| 5.3.4 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补充讨论 |
| 5.4.1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5.4.2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投入效果(三):基于志愿服务激励的替代数据评估 |
| 6.1 研究数据 |
| 6.1.1 样本选取 |
| 6.1.2 自变量选择 |
| 6.1.3 因变量选择 |
| 6.2 分析方法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6.3.2 A学院改革政策对志愿服务总时长的影响 |
| 6.3.3 A学院改革政策对学生学年平均积点的影响 |
| 6.3.4 A学院改革政策对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 |
| 6.4 对志愿服务投入效果的延伸讨论 |
| 6.4.1 描述性数据统计 |
| 6.4.2 学生志愿服务能力的供需分析 |
| 6.4.3 学生年平均志愿服务时长对责任感自评分的回归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改善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的对策建议 |
| 7.1 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的总体讨论 |
| 7.1.1 历史演变和学校特色构成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的特殊背景 |
| 7.1.2 “黑箱式”投入阻碍“最后一公里”资源有效配置 |
| 7.1.3 科学评估手段缺失影响投入效果的有效发挥 |
| 7.2 改善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的基本原则 |
| 7.2.1 科学的“默认设置”原则 |
| 7.2.2 精准的“投入优化”原则 |
| 7.2.3 系统的“刚柔相济”原则 |
| 7.3 改善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的对策建议 |
| 7.3.1 突出紧扣人才培养目标的财政投入价值取向 |
| 7.3.2 构建范围延展的财政投入效果评估标准 |
| 7.3.3 形成助力学生成长的财政投入综合评估体系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主要结论 |
| 8.2 本文研究展望 |
| 附录 A 高校第二课堂经费投入情况访谈提纲 |
| 附录 B 样本高校本科生科研立项回访问卷 |
| 附录 C 样本高校本科生科研立项问卷数据报告 |
| 附录 D 样本高校志愿服务调查问卷 |
| 附录 E 样本高校志愿服务调查问卷数据报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我国教育费附加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现有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教育费附加相关理论分析 |
| 2.1 教育费附加的概念 |
| 2.1.1 城市教育费附加 |
| 2.1.2 农村教育费附加 |
| 2.1.3 地方教育附加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理论 |
| 2.3 教育费附加的性质分析 |
| 3 教育费附加的发展与现状 |
| 3.1 教育费附加的政策沿革 |
| 3.1.1 农村教育费附加 |
| 3.1.2 城市教育费附加 |
| 3.1.3 地方教育附加 |
| 3.2 教育费附加基本收入情况 |
| 3.3 教育费附加征管状态 |
| 4 教育费附加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教育费附加存在的问题 |
| 4.1.1 征收源泉难以控制、附加费收入不稳定 |
| 4.1.2 教育费附加收入的地区性差异显着 |
| 4.1.3 教育费附加优惠政策合法性、合理性不足 |
| 4.1.4 征管部门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重视程度不够 |
| 4.1.5 税务部门协调性不足、教育费征管效率低 |
| 4.1.6 双重征收、教育费负担感加重 |
| 4.1.7 教育费监管力度不足、监管体系缺失 |
| 4.2 教育费附加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
| 4.2.1 教育经费制度体系存在缺陷 |
| 4.2.2 教育费附加征管法治化程度低 |
| 5 我国教育费附加改革的思路与政策建议 |
| 5.1 我国教育费附加改革思路 |
| 5.2 取消教育费附加制度 |
| 5.3 改进和优化教育费附加制度 |
| 5.3.1 推进教育费附加征管法治化的原则 |
| 5.3.2 推进教育费附加征管法治化的路径 |
| 5.4 加快“教育费改税” |
| 5.4.1 “教育费改税”的必要性 |
| 5.4.2 “教育费改税”的可行性 |
| 5.5 “教育费改税”的设想 |
| 5.5.1 “教育费改税”的基本原则 |
| 5.5.2 “教育费改税”的总体思路 |
| 5.5.3 “教育费改税”中的现实问题 |
| 5.5.4 “教育费改税”的方案选择 |
| 5.5.5 “教育费改税”的配套措施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8）当代中国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中心主题 |
| 二、概念说明与文献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田野调查与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能力理论 |
| 一、国外学者的国家能力理论 |
| 二、国内学者的国家能力理论 |
| 第二节 科层理论 |
| 一、韦伯的理性官僚制 |
| 二、科层制的负功能 |
| 三、官僚最大化理论 |
| 四、中国的党政体制 |
| 第三节 理论启示与分析维度 |
| 一、理论启示 |
| 二、分析维度 |
| 第二章 执法权配置局限及其克服 |
| 第一节 执法权配置的现状与局限 |
| 一、执法权配置的现状 |
| 二、执法权配置影响常规执法效度 |
| 第二节 作为应对策略的执法权调控 |
| 一、联合执法模式 |
| 二、综合执法模式 |
| 三、综合治理模式 |
| 第三节 执法权调控模式的机制分析 |
| 一、执法权调控的原因 |
| 二、执法权的调控手段 |
| 三、执法权调控的体制基础 |
| 第四节 党政体制对执法能力的加强 |
| 第三章 执法队伍的组织困境及其应对 |
| 第一节 执法队伍的组织困境 |
| 第二节 执法部门的应对措施 |
| 一、行政执法人员及其组织 |
| 二、行政辅助人员及其组织 |
| 三、协助行政人员及其组织 |
| 第三节 执法队伍的“专业化”及其内涵 |
| 一、科层理论中的“专业化”及其反思 |
| 二、执法队伍的“专业化”及其内涵 |
| 第四节 执法队伍的建设方向 |
| 第四章 执法的财政保障困境及其应对 |
| 第一节 执法的财政保障困境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的应对措施及其运行机制 |
| 一、基层政府的应对措施 |
| 二、应对措施的运行机制 |
| 第三节 执法财政保障的制约因素 |
| 一、经济水平决定保障能力 |
| 二、财政体制限制财政自主性 |
| 三、晋升锦标赛体制影响支出选择 |
| 第四节 加强执法财政保障的两条进路 |
| 第五章 执法的“目标替代”困境及其破解 |
| 第一节 “目标替代”的三种类型 |
| 一、体制压力替代法律规则 |
| 二、部门利益替代法律规则 |
| 三、体制激励替代法律规则 |
| 第二节 “目标替代”的生成机制 |
| 一、“体制压力替代法律”的生成机制 |
| 二、“部门利益替代法律”的生成机制 |
| 三、“体制激励替代法律”的生成机制 |
| 第三节 “目标替代”的体制根源 |
| 一、科层组织的自主性 |
| 二、科层组织的层级结构 |
| 三、科层组织的分工结构 |
| 第四节 “目标替代”的后果及其破解 |
| 一、“目标替代”消解依法行政 |
| 二、通过作风建设强化依法行政 |
| 第六章 执法互动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一节 执法互动的三种模式 |
| 一、压制型模式 |
| 二、俘获型模式 |
| 三、妥协型模式 |
| 第二节 执法互动模式的生成机制 |
| 一、压制型模式的生成机制 |
| 二、俘获型模式的生成机制 |
| 三、妥协型模式的生成机制 |
| 第三节 执法互动模式的生成空间 |
| 一、模糊的“委托-代理”结构 |
| 二、多元化的利益格局 |
| 三、灵活变通的执行传统 |
| 四、结果导向的激励结构 |
| 第四节 迈向回应型的执法互动模式 |
| 结论 |
| 一、基层行政执法体制的适应性 |
| 二、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结构 |
| 三、提升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制度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农村研究:农村改革40年（笔谈一）（论文提纲范文）
| 农村改革的逻辑 |
| 一个逻辑起点 |
| 公正认知 |
| 为什么要改革 |
| 1.效率损失 |
| 2.平等牺牲 |
| 3.稳定机制扭曲 |
| 做了什么改革, 还要怎么改革 |
| 1.效率提升机制仍未完全建立 |
| 2.平等保障路径必须重塑 |
| 3.村庄“政社合一”制度不利于农村稳定 |
| 简单结论 |
| 改革40年:农民和集体不断解放的过程 |
| 农村改革的实质是农民和集体的双重解放 |
| 赋权与平权:农民和集体解放的核心和方向 |
| 农民和集体的解放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
| 中国村庄治理结构的演化及理论思考 |
| 农村“政策试点”如何产生政策改革效果 |
| 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我国农村社会救助 |
| 一、40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变迁 |
| (一) 临时救济和定期定量救济 |
| (二) 农村低保制度的探索建立 |
| (三)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体系化 |
| 二、脱贫攻坚与农村社会救助发展 |
| 三、新时代农村社会救助的发展趋向 |
| 坚持和完善“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 |
| 一、“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是农业发展史上的必然 |
| (一) 从世界范围看, 家庭经营是农业中的主要组织形式 |
| (二) 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前, 家庭经营曾经历了三起三落 |
| (三) 农村改革开放的实质, 是重塑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 |
| 二、我国农业“家庭经营”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 |
| 三、破解“家庭经营”困境的对策建议 |
（10）转型期基层治理秩序及其型研究 ——基于湘西W镇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主题与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治理研究层次不断下沉、研究单位不断缩小 |
| 二、现代科层体制下的基层政权角色及行政特征 |
| 三、社会治理领域之中的基层权力运作模式 |
| 四、已有基层治理研究不足 |
| 第四节 主要概念 |
| 一、基本概念 |
| 二、核心概念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单位的确定与研究方法的选取 |
| 二、案例描述 |
| 三、表述框架及行文思路 |
| 第二章 基层治理秩序: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秩序的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中的国家”:国家权力及其限度的考察 |
| 二、乡域政治:局部治理秩序的生成与建构 |
| 第二节 “组织场域—制度逻辑—内生性秩序”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组织运行的“名实分离”现象 |
| 二、组织场域的去制度化过程与行动者惯习系统 |
| 三、“组织场域—制度逻辑—内生性秩序”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行政规章:基层治理场域的外源性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位置锁定:科层体制下的客观关系结构 |
| 一、多级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乡镇基层政权 |
| 二、行政包干模式下乡镇行政职能划分 |
| 第二节 资源结构:乡镇治理主体的资源禀赋 |
| 一、税费改革后日益困窘的基层财政 |
| 二、乡镇“空巢化”与悬浮型治理 |
| 第三节 制度规章:整体性压力型行政体制模式 |
| 一、行政考核激励机制下日益艰难的基层行政 |
| 二、精准扶贫中精细且严苛的考核体系 |
| 第四章 治理惯习:基层治理场域的生成性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既往经验:治理主体的历时性实践产物 |
| 一、实质性传统的现实性价值与意义 |
| 二、“老赖式”上访及其应对之道 |
| 三、“花钱买平安”的现实与无奈 |
| 四、特殊主义的基层行政模式 |
| 第二节 价值偏好:治理主体的评估标准 |
| 一、局部负责制与“不出事”逻辑 |
| 二、基层行政中的认知与价值偏差 |
| 第三节 乡规民约:治理主体的地方性知识 |
| 一、传统“荣辱观”与“熟人逻辑”的互动效用 |
| 二、传统风俗在基层行政中的现实权威性 |
| 第五章 基层治理场域内多重制度逻辑间的张力与抵牾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惯习对行政规章的补充 |
| 一、“集体非理性”与民主评议的失效 |
| 二、治理惯习指导下对评议结果的“微调” |
| 第二节 基层治理惯习对行政规章的挤压 |
| 一、明令禁止下的“选择性公开” |
| 二、政策脱节下的基层行政实践 |
| 第三节 基层治理惯习对行政规章的替代 |
| 一、基层政府:意外事故的“自愿”买单者 |
| 二、“名实分离”的基层治理过程 |
| 第六章 基层治理场域内权变性的制度实践模式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目标的碰撞与整合 |
| 一、文山会海中基层治理的中心工作 |
| 二、治理目标自下而上的反控制逻辑 |
| 第二节 基层治理规则的筛选与杂糅 |
| 一、基层行政中治理规则的“再决策”过程 |
| 二、复合规则体系支撑下的基层治理过程 |
| 第三节 基层治理策略的衍生与固化 |
| 一、策略主义的基层治理实践 |
| 二、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基层治理场域、制度逻辑与治理秩序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秩序的型塑及其现代化转型 |
| 一、治理秩序基层化:内生性治理秩序的构建逻辑 |
| 二、治理的基层化与治理现代化转型路径 |
| 第二节 多重制度逻辑、制度变迁与内生性秩序 |
| 一、组织场域的多重制度逻辑与去制度化过程 |
| 二、权变性制度实践与内生性秩序的衍生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四、我对税费改革所抱的希望（论文参考文献）
- [1]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D]. 姜迪. 吉林大学, 2021(01)
- [2]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D]. 马池春. 山西大学, 2020(07)
- [3]乡—城流动背景下的家庭变迁 ——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社会学考察[D]. 茅梦佳. 苏州大学, 2020(03)
- [4]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D]. 王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高校第二课堂财政投入效果研究 ——来自A高校的经验证据[D]. 陈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我国教育费附加问题研究[D]. 黄沁.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2)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8]当代中国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研究[D]. 李梦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中国农村研究:农村改革40年（笔谈一）[J]. 党国英,项继权,景跃进,林闽钢,刘喜堂,刘强.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05)
- [10]转型期基层治理秩序及其型研究 ——基于湘西W镇的实证调查[D]. 徐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